第二章 國家凝成與民族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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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後來以兵伐夏，代爲天子。
在他前後商代都邑，曾屢經遷徙，直到盤庚，始定居今河南省北部之安陽。
據説商代有三十一世，六百餘年。
又一説是二十九王，四百九十多年。
單説他在安陽一段的歷史，已有二百七十多年了。
他們自稱其居地曰「大邑商」，這大概是表示他們統治各方爲萬邦共主的意思。
那時在陝西省渭水下流的周部族，對商的關係上，根據殷墟甲文有稱「周侯」的，可見在政治意味上他們顯有主屬關係。
那時商朝的政治威力，至少在政治名分上，已從今河南安陽向西直達陝西之西安。
這已超過今日一千五百裡的遙遠路程以外。
若把安陽作一中心，向四圍伸展，都以一千五百裡爲半徑，則商朝的政治規模必已相當可觀。
又據殷墟出土古物中，有鯨魚骨和鹹水隻等，可見殷代當時，對於東海沿岸之交通，必甚頻繁。
貝應爲貨幣之用，則那時已早有相當的商業了。
繼續商朝的周代，那時文字記載的直接史料，留傳到今的更多了，我們對於周代的一切史實，知道得更詳盡更確實。
大抵周代有三十七王八百六七十年，其間又分西周與東周。
東周以下，中國史家別稱之爲春秋、戰國時代。
單是西周自武王滅殷至幽王被殺一段，約佔三百五十多年。
我們現在再從夏、殷、周三代的都邑上來看，夏都陽城、安邑，周都豐、鎬在今陝西省西安境，全在偏西部分。
殷都商邱、安陽，則在偏東部分。
周人姬姓，與黃帝同一氏族，夏、周兩朝，似應同爲華夏系之主要成分。
商人偏起東方，或應屬之東夷，與黃帝、夏、周諸部，初不同宗，但夏人勢力逐漸東伸，已與商族勢力接觸，而文化上亦得調和。
隨後商人勢力西伸，代夏爲中國共主，文化上之調和益密。
繼此周人又自西東展，代商爲天下共主。
那時的商人，便早已融和在華夏系裏而成爲華夏民族新分子之一支。
這正可爲我上文所説民族融和與國家凝成同時並進的一個好例。
五 西周時代最重要的事件，厥爲「封建制度」之創始。
但我們根據殷墟甲文材料，封建制度，早在商代已有。
我們若把許多諸侯公認一王朝爲共主，認爲是封建制度之主要象徵，則理論上，遠在夏朝成立，那時便應有封建制度存在了。
所以中國古史上多説封建起於夏代，實非無因。
但一到西周初年的封建，則實在另以一種新姿熊而出現，所以我們也不妨説，封建制度由西周正式創始。
西周初年的封建制度是周部族一種武裝的移民墾殖與政治統治。
經過西周初年兩次對殷決戰，周人絡續將其宗族與親戚不斷分封到東方，成爲西周統治東方各部族的許多相互聯繫的軍事基點，因此造成中國史上更強固的統一王朝。
在武王、成王兩世，西周已建立了七十多個新諸侯，這裏面有五十多個是西周同姓，此外大概亦多周代的姻戚與功臣。
因此我們可以説，西周封建，實在是中央共主勢力更進一步的完成。
但西周封建，也並不專在狹義的統治方面打算。
除卻分封同姓姻戚外，以前夏、殷兩朝之後裔，以及其他古代有名各部族的後代，周人也一一爲他們規劃新封地或保留舊疆域，這所謂「興滅國，繼絕世。
」而且允許他們各在自己封域内，保留其各部族傳統的宗教信仰與政治習慣。
因此我們還可以説，西周封建，實在包含著兩個系統，和兩種意味，一個是「家族系統」的政治意味，一個則是「歷史系統」的文化意味。
前一系統，屬於空間的展拓；後一系統，屬於時間的緜歷。
此後中國文化的團結力，完全栽根在家族的與歷史的兩大系統上。
而西周封建制度，便已對此兩大系統兼顧並重。
可徵當時在政治上的實際需要之外，並已表現著中國傳統文化甚深之意義，這是尤其值得我們注意的。
論到當時周天子與諸侯間的相互關係，似乎隻有一種頗爲鬆弛的聯繫，諸侯對其自己封地内一切措施，獲有甚大自由。
然正因此故，更使周王室在名分上的統治，益臻穩固。
這些據説全是西周初年大政治家周公的策劃。
無怪將來的孔子，要對周公十分嚮往了。
再從另一方面説，周代封建和夏、殷兩朝的不同。
大體上，夏、殷兩朝是多由諸侯承認天子，而在周代則轉換成天子封立諸侯。
這一轉換，王朝的力量便在無形中大增。
那時天子與諸侯間，有王室特定的朝覲（諸侯親見天子之禮）、聘問（派遣大夫行之）、盟會（有事則會，不協則盟）、慶弔諸禮節，而時相接觸；又沿襲同姓不通婚的古禮，使王室與異姓諸侯以及異姓諸侯相互間，各以通婚關係而增加其親密。
因此數百年間的周朝，可以不用兵力，單賴此等鬆弛而自由的禮節，使那時的中國民族益趨融和，人文益趨同化，國家的向心力，亦益趨凝定。
這便是中國傳統的所謂「禮治」精神。
這一種禮治精神，實在是由封建制度下演進而來。
若論周代疆域，較之夏、商兩朝亦更擴大。
周天子都豐、鎬，在今陝西省西安境，但其封國，在東方
在他前後商代都邑，曾屢經遷徙，直到盤庚，始定居今河南省北部之安陽。
據説商代有三十一世，六百餘年。
又一説是二十九王，四百九十多年。
單説他在安陽一段的歷史，已有二百七十多年了。
他們自稱其居地曰「大邑商」，這大概是表示他們統治各方爲萬邦共主的意思。
那時在陝西省渭水下流的周部族，對商的關係上，根據殷墟甲文有稱「周侯」的，可見在政治意味上他們顯有主屬關係。
那時商朝的政治威力，至少在政治名分上，已從今河南安陽向西直達陝西之西安。
這已超過今日一千五百裡的遙遠路程以外。
若把安陽作一中心，向四圍伸展，都以一千五百裡爲半徑，則商朝的政治規模必已相當可觀。
又據殷墟出土古物中，有鯨魚骨和鹹水隻等，可見殷代當時，對於東海沿岸之交通，必甚頻繁。
貝應爲貨幣之用，則那時已早有相當的商業了。
繼續商朝的周代，那時文字記載的直接史料，留傳到今的更多了，我們對於周代的一切史實，知道得更詳盡更確實。
大抵周代有三十七王八百六七十年，其間又分西周與東周。
東周以下，中國史家別稱之爲春秋、戰國時代。
單是西周自武王滅殷至幽王被殺一段，約佔三百五十多年。
我們現在再從夏、殷、周三代的都邑上來看，夏都陽城、安邑，周都豐、鎬在今陝西省西安境，全在偏西部分。
殷都商邱、安陽，則在偏東部分。
周人姬姓，與黃帝同一氏族，夏、周兩朝，似應同爲華夏系之主要成分。
商人偏起東方，或應屬之東夷，與黃帝、夏、周諸部，初不同宗，但夏人勢力逐漸東伸，已與商族勢力接觸，而文化上亦得調和。
隨後商人勢力西伸，代夏爲中國共主，文化上之調和益密。
繼此周人又自西東展，代商爲天下共主。
那時的商人，便早已融和在華夏系裏而成爲華夏民族新分子之一支。
這正可爲我上文所説民族融和與國家凝成同時並進的一個好例。
五 西周時代最重要的事件，厥爲「封建制度」之創始。
但我們根據殷墟甲文材料，封建制度，早在商代已有。
我們若把許多諸侯公認一王朝爲共主，認爲是封建制度之主要象徵，則理論上，遠在夏朝成立，那時便應有封建制度存在了。
所以中國古史上多説封建起於夏代，實非無因。
但一到西周初年的封建，則實在另以一種新姿熊而出現，所以我們也不妨説，封建制度由西周正式創始。
西周初年的封建制度是周部族一種武裝的移民墾殖與政治統治。
經過西周初年兩次對殷決戰，周人絡續將其宗族與親戚不斷分封到東方，成爲西周統治東方各部族的許多相互聯繫的軍事基點，因此造成中國史上更強固的統一王朝。
在武王、成王兩世，西周已建立了七十多個新諸侯，這裏面有五十多個是西周同姓，此外大概亦多周代的姻戚與功臣。
因此我們可以説，西周封建，實在是中央共主勢力更進一步的完成。
但西周封建，也並不專在狹義的統治方面打算。
除卻分封同姓姻戚外，以前夏、殷兩朝之後裔，以及其他古代有名各部族的後代，周人也一一爲他們規劃新封地或保留舊疆域，這所謂「興滅國，繼絕世。
」而且允許他們各在自己封域内，保留其各部族傳統的宗教信仰與政治習慣。
因此我們還可以説，西周封建，實在包含著兩個系統，和兩種意味，一個是「家族系統」的政治意味，一個則是「歷史系統」的文化意味。
前一系統，屬於空間的展拓；後一系統，屬於時間的緜歷。
此後中國文化的團結力，完全栽根在家族的與歷史的兩大系統上。
而西周封建制度，便已對此兩大系統兼顧並重。
可徵當時在政治上的實際需要之外，並已表現著中國傳統文化甚深之意義，這是尤其值得我們注意的。
論到當時周天子與諸侯間的相互關係，似乎隻有一種頗爲鬆弛的聯繫，諸侯對其自己封地内一切措施，獲有甚大自由。
然正因此故，更使周王室在名分上的統治，益臻穩固。
這些據説全是西周初年大政治家周公的策劃。
無怪將來的孔子，要對周公十分嚮往了。
再從另一方面説，周代封建和夏、殷兩朝的不同。
大體上，夏、殷兩朝是多由諸侯承認天子，而在周代則轉換成天子封立諸侯。
這一轉換，王朝的力量便在無形中大增。
那時天子與諸侯間，有王室特定的朝覲（諸侯親見天子之禮）、聘問（派遣大夫行之）、盟會（有事則會，不協則盟）、慶弔諸禮節，而時相接觸；又沿襲同姓不通婚的古禮，使王室與異姓諸侯以及異姓諸侯相互間，各以通婚關係而增加其親密。
因此數百年間的周朝，可以不用兵力，單賴此等鬆弛而自由的禮節，使那時的中國民族益趨融和，人文益趨同化，國家的向心力，亦益趨凝定。
這便是中國傳統的所謂「禮治」精神。
這一種禮治精神，實在是由封建制度下演進而來。
若論周代疆域，較之夏、商兩朝亦更擴大。
周天子都豐、鎬，在今陝西省西安境，但其封國，在東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