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我們的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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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已預告我們的文章一篇，一時因圖片關系交不了卷，近日這天甯寺又盡在我們心裡欠伸活動，再也不肯在稿件中間繼續睡眠狀态，所以決意不待細測全塔，先将對天甯寺簡略的考證及鑒定，提早寫出，聊作我們對于鑒别建築年代方法程序的意見，以供同好者的參考。
希望各處專家讀者給以指正。
廣安門外的天甯寺塔，是屬于那種特殊形式，研究塔者常直稱其為“天甯式”的，因為此類塔散見于北方各地，自成一派，天甯則又是其中規模最大者。
此塔不僅是北平近郊古建遺迹之一，且是曆來傳說中，頗多誤認為隋朝建造的實物。
但其塔型顯然為遼金最普通的式樣，細部手法亦均未出宋遼規制範圍，關于塔之文獻方面材料又全屬于可疑一類，直至清代碑記，及《順天府志》等，始以堅确口氣直稱其為隋建。
傳說塔最上一層南面有碑，關于其建造年代，将來或可在這碑上找到最确實的明證，今姑分文獻材料及實物作風兩方面而讨論之。
讨論之前，先略述今塔的形狀如下。
簡略地說，塔的平面為八角形，立面顯著地分三部：一、繁複之塔座，二、較塔座略細之第一層塔身，三、以上十二層支出的密檐。
全塔磚造高五七點八○公尺，合國尺十七丈有奇。
塔建于一方形大平台之上，平台之上始立八角形塔座。
座甚高，最下一部為須彌座，其“束腰”有“壺門”花飾，轉角有浮雕像。
此上又有镂刻着壺門浮雕之束腰一道。
最上一部為勾欄鬥拱俱全之“平座”一圍，闌上承三層仰翻蓮瓣。
纖細的第一層塔身立于仰蓮座之上，其高度幾等于整個塔座，四面有拱門及浮雕像，其他四面又各有直棂窗及浮雕像。
此段塔身與其上十三層密檐是劃然成塔座以上的兩個不同部分，十三層密檐中，最下一層是屬于這第一層塔身的，出檐稍遠，檐下鬥拱亦與上層稍稍不同。
上部十二層，每層僅有出檐及鬥拱，各層重疊不露塔身。
寬度則每層向上遞減，遞減率且向上增加，使塔外廓作緩和之“卷殺”。
塔各層出檐不遠，檐下均施“雙抄鬥拱”。
塔的轉角為立柱，故其主要的“柱頭鋪作”，亦即為其“轉角鋪作”。
在上十二層兩轉角間均用“補間鋪作”兩朵。
唯有第一層隻用補間鋪作一朵。
第一層鬥拱與上各層做法不同之處在轉角及補間均加用“斜拱”一道。
塔頂無刹，用兩層八角仰蓮，上托小須彌座，座承寶珠。
塔純為磚造，内心并無梯級可登。
曆來關于天甯寺的文獻，《日下舊聞考》中，殆已搜集無遺，共計集有《神州塔傳》《續高僧傳》《廣宏明集》《帝京景物略》《長安客話》《析津日記》《隩志》《艮齋筆記》《明典彙》《冷然志》，及其他關于這塔的記載，以及乾隆重修天甯寺碑文及各處許多的題詩（康熙天甯寺《禮塔碑記》并未在内）。
所收材料雖多，但關于現存磚塔建造的年代，則除卻年代最後的那個乾隆碑之外，綜前代的文獻中，無一句有确實性的明文記載。
不過《順天府志》将《日下舊聞考》所集的各種記述，竟然自由草率地綜合起來，以确定的語氣說“寺為元魏所造，隋為宏業，唐為天王，金為大萬安，寺當元末兵火蕩盡，明初重修，宣德改曰天甯，正統更名廣善戒壇，後複今名，……寺内隋塔高二十七丈五尺五寸……”等。
按《日下舊聞考》中文多重複抄襲及迷信傳述，有朝代年月，及實物之記載的，有下列重要的幾段。
（一）《神州塔傳》：“隋仁壽間幽州宏業寺建塔藏舍利。
”此書在文獻中年代大概最早，但傳中并未有絲毫關于塔身形狀、材料、位置之記述，故此段建塔的記載，與現存磚塔的關系完全是疑問的。
仁壽間宏業寺建塔，藏舍利，并不見得就是今天立着的天甯寺塔，這是很明顯的。
（二）《續高僧傳》：“仁壽下敕召送舍利于幽州宏業寺，即元魏孝文之所造，舊号光林……自開皇末，舍利到前，山恒傾搖……及安塔竟，山動自息。
……” 《續高僧傳》，唐時書，亦為集中早代文獻之一。
按此則隋開皇中“安塔”，但其關系與今塔如何則仍然是有疑問的。
（三）《廣宏明集》：“仁壽二年分布舍利五十一州，建立靈塔。
幽州表雲，三月二十六日，于宏業寺安置舍利，……” 這段僅記安置舍利的年月也是與上兩項一樣的與今塔（即現存的建築物）并無确實關系。
（四）《帝京景物略》：“隋文帝遇阿羅漢授舍利一囊……乃以七寶函緻雍岐等十三州建一塔，天甯寺其一也，塔高十三尋，四周綴铎萬計，……塔前一幢，書體遒美，開皇中立。
” 這是一部明末的書，距隋已隔許多朝代。
在這裡我們第一次見到隋文帝建塔藏舍利的曆史與天甯寺塔串在一起的記載。
據文中所述高十三尋綴铎的塔，頗似今存之塔，但這高十三尋綴铎的塔，是否即隋文帝所建，則仍無根據。
此書行世在明末，由隋至明這千年之間，除唐以外，遼、金、元對此塔既無記載，隋文帝之塔，本可幾經建造而不為此明末作者所識。
且六朝及早唐之塔，據我們所知道的，如《洛陽伽藍記》所述之“胡太後塔”及日本現存之京都法隆寺塔，均是木構。
是我們所見的鄧州大興國寺，仁壽二年的舍利寶塔下銘，銘石圓形，亦像是埋在木塔之“塔心柱”下那塊圓礎下層石，這使我們疑心仁壽分布諸州之舍利塔均為隋時最普遍之木塔。
這明末作者并不及見那木構原物，所謂——十三綴铎的塔倒是今日的磚塔。
至于開皇石幢，據《析津日記》（亦明人書）所載，則早已失所在。
（五）《析津日記》：“寺在元魏為光林，在隋為宏業，在唐為天王，在金為大萬安，宣德修之曰天甯，正統中修之曰萬壽戒壇，名凡數易。
訪其碑記，開皇石幢已失所在，即金元舊碣亦無片石矣。
蓋此寺本名宏業，而王元美謂幽州無宏業，劉同人謂天甯之先不為宏業，皆考之不審也。
” 《析津日記》與《帝京景物略》同為明人書，但其所載“天甯之先不為宏業？”及“考之不審也”，這種疑問态度與《帝京景物略》之武斷恰恰相反，且作者“訪其碑記”要尋“金元舊碣”，對于考據之慎重亦與《景物略》不同，這個記載實在值得注意。
（六）《隩志》：不知明代何時書，似乎較以上兩書稍早。
文中：“天王寺之更名天甯也，宣德十年事也；今塔下有碑勒更名敕，碑陰則正統十年刊行藏經敕也。
碑後有尊勝陀羅尼石幢，遼重熙十七年五月立。
” 此段記載，性質确實之外，還有個可注意之點，即遼重熙年号及刻有此年号之實物，在此輕輕提到，至少可以證明兩樁事：一、遼代對于此塔亦有過建設或增益，二、此段曆史完全不見記載，乃至于完全失傳。
（七）《長安客話》：“寺當元末兵火蕩盡；文皇在潛邸，命所司重修。
姚廣孝曾居焉。
宣德間敕更今名。
”這段所記“寺當元末兵火蕩盡”，因下文重修及“姚廣孝曾居焉”等語氣，似乎所述僅限于寺院，不及于塔。
如果塔亦蕩盡，文皇（成祖）重修時豈不還要重建塔？如果真的文皇曾重建個大塔則作者對于此事當不止用“命的司重修”一句。
且《長安客話》距元末，至少已兩百年，兵火之後的光景，那作者并不甚了了，他的注意處在誇揚文皇在潛邸重修的事耳。
（八）《冷然志》：書的時代既晚，長篇的描寫對于塔的神話式來源又已取堅信态度，更不足憑信。
不過這裡認塔前有開皇幢，或為遼重熙幢之誤。
關于天甯寺的文獻，完全限于此種疑問式的短段記載。
至于康熙、乾隆長篇的碑文，雖然說得天花亂墜，對于天甯寺過去的曆史，似乎非常明白，毫無疑問之處，但其所根據，也隻是限于我們今日所知道的一把疑雲般的不完全的文獻材料，其确實性根本不能成立。
且綜以上文獻看來，唐以後關于塔隻有明末清初的記載，中間要緊的各朝代經過，除遼重熙立過石幢，金大定易名大萬安禅寺外，并無一點記述，今塔的真實曆史在文獻上可以說并無把握。
文獻資料既如上述的不完全、不可靠，我們唯有在形式上鑒定其年代。
這種鑒别法，完全賴觀察及比較工作所得的經驗，如同鑒定字畫、金石、陶瓷的年代及真僞一樣，雖有許多為絕對的，且可以用文字筆墨形容之點，也有一些是較難，乃至不能言傳的，隻好等觀者由經驗去意會。
其可以言傳之點，我們可以分作兩大類去觀察：（一）整個建築物之形式（也可以說是圖案之概念）；（二）建築各部之手法或作風。
關于圖案概念一點，我們可以分作平面（Plan）及立面（Elevation）讨論。
唐以前的塔，我們所知道的，平面差不多全作正方形。
實物如西安大雁塔、小雁塔、玄奘塔、香積寺塔、嵩山永泰寺塔及房山雲居寺四個小石塔……河南、山東無數唐代或以前高僧墓塔，如山東神通寺四門塔，靈岩寺法定塔，嵩山少林寺法玩塔……等等。
刻繪如雲岡、龍門石刻，敦煌壁畫等等，平面都是作正方形的。
我們所知的唯一的例外，在唐以前的，唯有嵩山嵩嶽寺塔，平面作十二角形，這十二角形平面，不唯在唐以前是例外，就是在唐以後，也沒有第二個，所以它是個例外之最特殊者，是中國建築史中之獨例。
除此以外，則直到中唐或晚唐，方有非正方形平面的八角形塔出現，這個罕貴的遺物即嵩山會善寺淨藏禅師塔。
按禅師于天寶五年圓寂，這塔的興建，絕不會在這年以前，這塔短穩古拙，亦是孤例，而比這塔還古的八角形平面塔，除去天甯寺——假設它是隋建的話——别處還未得見過。
在我們今日，覺得塔的平面或作方形，或作多角形，沒甚奇特。
但是一個時代的作者，大多數跳不出他本時代盛行的作風或規律以外的——建築物尤甚——所以生在塔平面作方形的時代，能做出一個平面不作方形的塔來，是極罕有的事。
至于立面方面，我們請先看塔全個的輪廓及這輪廓之所以形成。
天甯寺的塔，是在一個基壇之上立須彌座，須彌座上立極高的第一層，第一層以上有多層密而扁的檐的。
這種第一層高，以上多層扁矮的塔，最古的例當然是那十二角形嵩山嵩嶽寺塔，但除它而外，是須到唐開元以後才見有那類似的做法，如房山雲居寺四小石塔。
在初唐期間，磚塔的做法，多如大雁塔一類各層均等遞減的。
但是我們須注意，唐以前的這類上段多層密檐塔，不唯是平面全作方形而且第一層之下無須彌座等雕飾，且上層各檐是用磚層層壘出，不施鬥拱，其所呈的外表，完全是兩樣的。
所以由平面及輪廓看來，竟可證明天甯寺塔為隋代所建之絕不可能，因為唐以前的建築師就根本沒有這種塔的觀念。
至于建築各部的手法作風，則更可以輔助着圖案概念方面不足的證據，而且往往更可靠，更易于鑒别。
我們不妨詳細将這塔的每個部分提出審查。
建築各部構材，在中國建築中占位置最重要的，莫過于鬥拱。
鬥拱演變的沿革，差不多就可以說是中國建築結構法演變史。
在看多了的人，差不多隻須一看鬥拱，對一座建築物的年代，便有七八分把握。
建築物之用鬥拱，據我們所知道的，是由簡而繁。
磚塔石塔最古的例如北周神通寺四門塔及東魏嵩嶽寺十二角十五層塔，都沒有鬥拱。
次古的如西安大雁塔及香積寺磚塔，皆屬初唐物，隻用鬥而無拱。
與之略同時或略後者如西安興教寺玄奘塔則用簡單的一鬥三升交螞蚱頭在柱頭上。
直至會善寺淨藏塔，我們始得見簡單人字拱的補間鋪作。
神通寺龍虎塔建于唐末，隻用雙抄偷心華拱。
真正用磚石來完全模仿成朵複雜的鬥拱的，至五代宋初始見，其中如我們所見許多的“天甯式”塔。
此中年代确實的有遼天慶七年的房山雲居寺南塔，金大定二十五年的正定臨濟寺青塔，還有薊縣白塔、正定清塔，等等。
在那時候還有許多磚塔的鬥拱是木質的，如杭州雷峰塔、保俶塔、六和塔，等等。
天甯寺塔的鬥拱，最下層平坐，用華拱兩跳偷心，補間鋪作多至三朵。
主要的第一層，鬥拱出兩跳華拱，角柱上的轉角鋪作，在大鬥之旁，有附角鬥，補間鋪作一朵，用四十五度斜拱。
這兩個特點，都與大同善化寺金代的三聖殿相同。
第二層以上，則每面用補間鋪作兩朵；補間鋪作之繁重，亦與轉角鋪作相埒，都是出華拱兩跳，第二跳偷心的。
就我們所知，唐以前的建築，不唯沒有用補間鋪作兩朵的，而且雖用一朵，亦隻極簡單，純處于輔材的地位的直鬥或人字拱等而已。
就鬥拱看來，這塔是絕對不能早過遼宋時代的。
承托鬥拱的柱額，亦極清楚地表示它的年代。
我們隻須一看年代确定的唐塔或六朝塔，凡是用倚柱（EngogedColumn）的，如嵩嶽寺塔、玄奘塔、淨藏塔，都用八角形（或六角？）柱，雖然有一兩個用扁柱（Pilaster）的，如大雁塔，卻是顯然不模仿圓或角柱形。
圓形倚柱之用在磚塔，唐以前雖然不能定其必沒有，而唐以後始盛行。
天甯寺塔的柱，是圓的。
這圓柱之上，有額枋，額枋在角柱上出頭處，斫齊如遼建中所常見，薊縣獨樂寺、大同下華岩寺都有如此的做法。
額枋上的普拍枋，更令人疑它年代之不能很古，因為唐以前的建築，十之八九不用普拍枋，上文所舉之許多例，率皆如此。
但自宋遼以後，普拍枋已占了重要位置。
這額枋與普拍枋，雖非絕對證據，但亦表示結構是遼金以後而又早于元時的極高可能性。
在天甯寺塔的四正面有圓拱門，四隅面有直棂窗。
這誠然都是古制，尤其直棂窗，那是宋以後所少用。
但是圓門券上，不用火焰形券飾，與大多數唐代及以前佛教遺物異其趣旨。
雖然，其上浮雕璎珞寶蓋略作火焰形，疑原物或照古制，為重修時所改。
至于門扇上的菱花格棂，則尤非宋以前所曾見，唐五代磚石各塔的門及敦煌畫壁中我們所見的都是釘門釘的闆門。
欄杆的做法，又予我們以一個更狹的年代範圍。
現在常見的明清欄杆，都是每兩欄闆之間立一望柱的。
宋元以前，隻在每面轉角處立望柱而“尋杖”特長。
天甯寺塔便是如此，這可以證明它是明代以前的形制。
這種的欄杆，均用鬥子蜀柱。
分隔各欄闆，不用明清式的荷葉墩。
我們所知道的遼金塔，鬥子蜀柱都做得非常清楚，但這塔已将原形失去，鬥子與柱之間，隻馬馬虎虎地用兩道線條表示，想是後世重修時所改。
至于欄闆上的幾何形花紋，已不用六朝隋唐所必用的特種“”字紋，而代以較複雜者。
與薊縣獨樂寺觀音閣内欄闆及大同華岩寺壁藏上欄闆相同。
凡此種種，莫不傾向着遼金原形而又經明清重修的表示。
平坐鬥拱之下，更有間柱及壺門。
間柱的位置，與鬥拱不相對，其上力神像當在下文讨論。
壺門的形式及其起線，軟弱柔圓，不必說沒有絲毫六朝剛強的勁兒，就是與我們所習見的宋代扁桃式壺門也還比不上其健穩。
我們的推論，也以為是明清重修的結果。
至于承托這整個塔的須彌座，則上枋之下用枭混（CymaRecta），而我們所見過的須彌座，自雲岡龍門以至遼宋遺物，無一不是層層方角疊出，間或用四十五度斜角線者。
枭混之用，最早也過不了五代末期，若說到隋，那更是絕不可能的事。
關于雕刻，在第一主層上，夾門立天王，夾窗立菩薩，窗上有飛天，隻要将中國曆代雕刻遺物略看一遍，便可定其大略的年代。
由北魏到隋唐的佛像飛天，到宋遼塑像畫壁，到元明清塑刻，刀法筆意及布局姿勢，莫不清清楚楚地可以順着源流鑒别的。
若與隋唐的比較，則山東青州雲門山、山西天龍山、河南龍門，都有不少的石刻。
這些相距千裡的約略同時的遺作，都有幾個或許多個共同之點，而絕非天甯寺塔像所有。
近來有人竟說塔中造像含有犍陀羅風，其實隋代石刻，雖在中國佛教美術中算是較早期的作品，但已将南北朝時所含的犍陀羅風味擺脫得一幹二淨，而自成一種淳樸古拙的氣息。
而天甯寺塔上更是沒有犍陀羅風味。
至于平座以下的力神、獅子，和墊拱闆上的卷草西番蓮一類的花紋，我想勉強說它是遼金的作品，還不甚夠資格，恐怕仍是經過明清照原樣修補的，雖然各像衣褶，仍較清全盛時單純靜美，無後代繁褥雲朵及俗氣逼人的飄帶。
但窗棂上部之飛仙已類似後來常見之童子，與隋唐那些脫盡人間煙火氣的飛天，豈能混作一談。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斷定天甯寺塔絕對不是隋宏業寺的原塔。
而在年代确定的磚塔中，有房山雲居寺遼代南塔與之最相似，此外确為遼金而年代未經記明的塔如雲居寺北塔，通州塔及遼甯境内許多的磚塔，式樣手法都與之相仿。
正定臨濟寺金大定二十五年的青塔也與之相似，但較之稍清秀。
與之采同式而年代較後者有安陽天甯寺八角五層磚塔，雖無正确的文獻紀其年代，但是各部作風純是元明以後法式。
北平八裡莊慈壽寺塔，建于明萬曆四年，據說是照天甯寺塔建築的，但是細查其各部，則鬥拱、檐椽、格棂、如意頭、蓮瓣、欄杆（望柱極密），平坐枭混，圭腳——由頂至踵，無一不是明清官式則例。
所以天甯寺塔之年代，在這許多類似磚塔中比較起來，我們可暫時假定它與雲居寺南塔時代約略相同，是遼末（十二世紀初期）的作品，較之細瘦之通州塔及正定臨濟寺青塔稍早，而其細部或有極晚之重修
希望各處專家讀者給以指正。
廣安門外的天甯寺塔，是屬于那種特殊形式，研究塔者常直稱其為“天甯式”的，因為此類塔散見于北方各地，自成一派，天甯則又是其中規模最大者。
此塔不僅是北平近郊古建遺迹之一，且是曆來傳說中，頗多誤認為隋朝建造的實物。
但其塔型顯然為遼金最普通的式樣，細部手法亦均未出宋遼規制範圍，關于塔之文獻方面材料又全屬于可疑一類，直至清代碑記，及《順天府志》等，始以堅确口氣直稱其為隋建。
傳說塔最上一層南面有碑，關于其建造年代，将來或可在這碑上找到最确實的明證，今姑分文獻材料及實物作風兩方面而讨論之。
讨論之前，先略述今塔的形狀如下。
簡略地說，塔的平面為八角形，立面顯著地分三部：一、繁複之塔座，二、較塔座略細之第一層塔身，三、以上十二層支出的密檐。
全塔磚造高五七點八○公尺，合國尺十七丈有奇。
塔建于一方形大平台之上，平台之上始立八角形塔座。
座甚高，最下一部為須彌座，其“束腰”有“壺門”花飾，轉角有浮雕像。
此上又有镂刻着壺門浮雕之束腰一道。
最上一部為勾欄鬥拱俱全之“平座”一圍，闌上承三層仰翻蓮瓣。
纖細的第一層塔身立于仰蓮座之上，其高度幾等于整個塔座，四面有拱門及浮雕像，其他四面又各有直棂窗及浮雕像。
此段塔身與其上十三層密檐是劃然成塔座以上的兩個不同部分，十三層密檐中，最下一層是屬于這第一層塔身的，出檐稍遠，檐下鬥拱亦與上層稍稍不同。
上部十二層，每層僅有出檐及鬥拱，各層重疊不露塔身。
寬度則每層向上遞減，遞減率且向上增加，使塔外廓作緩和之“卷殺”。
塔各層出檐不遠，檐下均施“雙抄鬥拱”。
塔的轉角為立柱，故其主要的“柱頭鋪作”，亦即為其“轉角鋪作”。
在上十二層兩轉角間均用“補間鋪作”兩朵。
唯有第一層隻用補間鋪作一朵。
第一層鬥拱與上各層做法不同之處在轉角及補間均加用“斜拱”一道。
塔頂無刹，用兩層八角仰蓮，上托小須彌座，座承寶珠。
塔純為磚造，内心并無梯級可登。
曆來關于天甯寺的文獻，《日下舊聞考》中，殆已搜集無遺，共計集有《神州塔傳》《續高僧傳》《廣宏明集》《帝京景物略》《長安客話》《析津日記》《隩志》《艮齋筆記》《明典彙》《冷然志》，及其他關于這塔的記載，以及乾隆重修天甯寺碑文及各處許多的題詩（康熙天甯寺《禮塔碑記》并未在内）。
所收材料雖多，但關于現存磚塔建造的年代，則除卻年代最後的那個乾隆碑之外，綜前代的文獻中，無一句有确實性的明文記載。
不過《順天府志》将《日下舊聞考》所集的各種記述，竟然自由草率地綜合起來，以确定的語氣說“寺為元魏所造，隋為宏業，唐為天王，金為大萬安，寺當元末兵火蕩盡，明初重修，宣德改曰天甯，正統更名廣善戒壇，後複今名，……寺内隋塔高二十七丈五尺五寸……”等。
按《日下舊聞考》中文多重複抄襲及迷信傳述，有朝代年月，及實物之記載的，有下列重要的幾段。
（一）《神州塔傳》：“隋仁壽間幽州宏業寺建塔藏舍利。
”此書在文獻中年代大概最早，但傳中并未有絲毫關于塔身形狀、材料、位置之記述，故此段建塔的記載，與現存磚塔的關系完全是疑問的。
仁壽間宏業寺建塔，藏舍利，并不見得就是今天立着的天甯寺塔，這是很明顯的。
（二）《續高僧傳》：“仁壽下敕召送舍利于幽州宏業寺，即元魏孝文之所造，舊号光林……自開皇末，舍利到前，山恒傾搖……及安塔竟，山動自息。
……” 《續高僧傳》，唐時書，亦為集中早代文獻之一。
按此則隋開皇中“安塔”，但其關系與今塔如何則仍然是有疑問的。
（三）《廣宏明集》：“仁壽二年分布舍利五十一州，建立靈塔。
幽州表雲，三月二十六日，于宏業寺安置舍利，……” 這段僅記安置舍利的年月也是與上兩項一樣的與今塔（即現存的建築物）并無确實關系。
（四）《帝京景物略》：“隋文帝遇阿羅漢授舍利一囊……乃以七寶函緻雍岐等十三州建一塔，天甯寺其一也，塔高十三尋，四周綴铎萬計，……塔前一幢，書體遒美，開皇中立。
” 這是一部明末的書，距隋已隔許多朝代。
在這裡我們第一次見到隋文帝建塔藏舍利的曆史與天甯寺塔串在一起的記載。
據文中所述高十三尋綴铎的塔，頗似今存之塔，但這高十三尋綴铎的塔，是否即隋文帝所建，則仍無根據。
此書行世在明末，由隋至明這千年之間，除唐以外，遼、金、元對此塔既無記載，隋文帝之塔，本可幾經建造而不為此明末作者所識。
且六朝及早唐之塔，據我們所知道的，如《洛陽伽藍記》所述之“胡太後塔”及日本現存之京都法隆寺塔，均是木構。
是我們所見的鄧州大興國寺，仁壽二年的舍利寶塔下銘，銘石圓形，亦像是埋在木塔之“塔心柱”下那塊圓礎下層石，這使我們疑心仁壽分布諸州之舍利塔均為隋時最普遍之木塔。
這明末作者并不及見那木構原物，所謂——十三綴铎的塔倒是今日的磚塔。
至于開皇石幢，據《析津日記》（亦明人書）所載，則早已失所在。
（五）《析津日記》：“寺在元魏為光林，在隋為宏業，在唐為天王，在金為大萬安，宣德修之曰天甯，正統中修之曰萬壽戒壇，名凡數易。
訪其碑記，開皇石幢已失所在，即金元舊碣亦無片石矣。
蓋此寺本名宏業，而王元美謂幽州無宏業，劉同人謂天甯之先不為宏業，皆考之不審也。
” 《析津日記》與《帝京景物略》同為明人書，但其所載“天甯之先不為宏業？”及“考之不審也”，這種疑問态度與《帝京景物略》之武斷恰恰相反，且作者“訪其碑記”要尋“金元舊碣”，對于考據之慎重亦與《景物略》不同，這個記載實在值得注意。
（六）《隩志》：不知明代何時書，似乎較以上兩書稍早。
文中：“天王寺之更名天甯也，宣德十年事也；今塔下有碑勒更名敕，碑陰則正統十年刊行藏經敕也。
碑後有尊勝陀羅尼石幢，遼重熙十七年五月立。
” 此段記載，性質确實之外，還有個可注意之點，即遼重熙年号及刻有此年号之實物，在此輕輕提到，至少可以證明兩樁事：一、遼代對于此塔亦有過建設或增益，二、此段曆史完全不見記載，乃至于完全失傳。
（七）《長安客話》：“寺當元末兵火蕩盡；文皇在潛邸，命所司重修。
姚廣孝曾居焉。
宣德間敕更今名。
”這段所記“寺當元末兵火蕩盡”，因下文重修及“姚廣孝曾居焉”等語氣，似乎所述僅限于寺院，不及于塔。
如果塔亦蕩盡，文皇（成祖）重修時豈不還要重建塔？如果真的文皇曾重建個大塔則作者對于此事當不止用“命的司重修”一句。
且《長安客話》距元末，至少已兩百年，兵火之後的光景，那作者并不甚了了，他的注意處在誇揚文皇在潛邸重修的事耳。
（八）《冷然志》：書的時代既晚，長篇的描寫對于塔的神話式來源又已取堅信态度，更不足憑信。
不過這裡認塔前有開皇幢，或為遼重熙幢之誤。
關于天甯寺的文獻，完全限于此種疑問式的短段記載。
至于康熙、乾隆長篇的碑文，雖然說得天花亂墜，對于天甯寺過去的曆史，似乎非常明白，毫無疑問之處，但其所根據，也隻是限于我們今日所知道的一把疑雲般的不完全的文獻材料，其确實性根本不能成立。
且綜以上文獻看來，唐以後關于塔隻有明末清初的記載，中間要緊的各朝代經過，除遼重熙立過石幢，金大定易名大萬安禅寺外，并無一點記述，今塔的真實曆史在文獻上可以說并無把握。
文獻資料既如上述的不完全、不可靠，我們唯有在形式上鑒定其年代。
這種鑒别法，完全賴觀察及比較工作所得的經驗，如同鑒定字畫、金石、陶瓷的年代及真僞一樣，雖有許多為絕對的，且可以用文字筆墨形容之點，也有一些是較難，乃至不能言傳的，隻好等觀者由經驗去意會。
其可以言傳之點，我們可以分作兩大類去觀察：（一）整個建築物之形式（也可以說是圖案之概念）；（二）建築各部之手法或作風。
關于圖案概念一點，我們可以分作平面（Plan）及立面（Elevation）讨論。
唐以前的塔，我們所知道的，平面差不多全作正方形。
實物如西安大雁塔、小雁塔、玄奘塔、香積寺塔、嵩山永泰寺塔及房山雲居寺四個小石塔……河南、山東無數唐代或以前高僧墓塔，如山東神通寺四門塔，靈岩寺法定塔，嵩山少林寺法玩塔……等等。
刻繪如雲岡、龍門石刻，敦煌壁畫等等，平面都是作正方形的。
我們所知的唯一的例外，在唐以前的，唯有嵩山嵩嶽寺塔，平面作十二角形，這十二角形平面，不唯在唐以前是例外，就是在唐以後，也沒有第二個，所以它是個例外之最特殊者，是中國建築史中之獨例。
除此以外，則直到中唐或晚唐，方有非正方形平面的八角形塔出現，這個罕貴的遺物即嵩山會善寺淨藏禅師塔。
按禅師于天寶五年圓寂，這塔的興建，絕不會在這年以前，這塔短穩古拙，亦是孤例，而比這塔還古的八角形平面塔，除去天甯寺——假設它是隋建的話——别處還未得見過。
在我們今日，覺得塔的平面或作方形，或作多角形，沒甚奇特。
但是一個時代的作者，大多數跳不出他本時代盛行的作風或規律以外的——建築物尤甚——所以生在塔平面作方形的時代，能做出一個平面不作方形的塔來，是極罕有的事。
至于立面方面，我們請先看塔全個的輪廓及這輪廓之所以形成。
天甯寺的塔，是在一個基壇之上立須彌座，須彌座上立極高的第一層，第一層以上有多層密而扁的檐的。
這種第一層高，以上多層扁矮的塔，最古的例當然是那十二角形嵩山嵩嶽寺塔，但除它而外，是須到唐開元以後才見有那類似的做法，如房山雲居寺四小石塔。
在初唐期間，磚塔的做法，多如大雁塔一類各層均等遞減的。
但是我們須注意，唐以前的這類上段多層密檐塔，不唯是平面全作方形而且第一層之下無須彌座等雕飾，且上層各檐是用磚層層壘出，不施鬥拱，其所呈的外表，完全是兩樣的。
所以由平面及輪廓看來，竟可證明天甯寺塔為隋代所建之絕不可能，因為唐以前的建築師就根本沒有這種塔的觀念。
至于建築各部的手法作風，則更可以輔助着圖案概念方面不足的證據，而且往往更可靠，更易于鑒别。
我們不妨詳細将這塔的每個部分提出審查。
建築各部構材，在中國建築中占位置最重要的，莫過于鬥拱。
鬥拱演變的沿革，差不多就可以說是中國建築結構法演變史。
在看多了的人，差不多隻須一看鬥拱，對一座建築物的年代，便有七八分把握。
建築物之用鬥拱，據我們所知道的，是由簡而繁。
磚塔石塔最古的例如北周神通寺四門塔及東魏嵩嶽寺十二角十五層塔，都沒有鬥拱。
次古的如西安大雁塔及香積寺磚塔，皆屬初唐物，隻用鬥而無拱。
與之略同時或略後者如西安興教寺玄奘塔則用簡單的一鬥三升交螞蚱頭在柱頭上。
直至會善寺淨藏塔，我們始得見簡單人字拱的補間鋪作。
神通寺龍虎塔建于唐末，隻用雙抄偷心華拱。
真正用磚石來完全模仿成朵複雜的鬥拱的，至五代宋初始見，其中如我們所見許多的“天甯式”塔。
此中年代确實的有遼天慶七年的房山雲居寺南塔，金大定二十五年的正定臨濟寺青塔，還有薊縣白塔、正定清塔，等等。
在那時候還有許多磚塔的鬥拱是木質的，如杭州雷峰塔、保俶塔、六和塔，等等。
天甯寺塔的鬥拱，最下層平坐，用華拱兩跳偷心，補間鋪作多至三朵。
主要的第一層，鬥拱出兩跳華拱，角柱上的轉角鋪作，在大鬥之旁，有附角鬥，補間鋪作一朵，用四十五度斜拱。
這兩個特點，都與大同善化寺金代的三聖殿相同。
第二層以上，則每面用補間鋪作兩朵；補間鋪作之繁重，亦與轉角鋪作相埒，都是出華拱兩跳，第二跳偷心的。
就我們所知，唐以前的建築，不唯沒有用補間鋪作兩朵的，而且雖用一朵，亦隻極簡單，純處于輔材的地位的直鬥或人字拱等而已。
就鬥拱看來，這塔是絕對不能早過遼宋時代的。
承托鬥拱的柱額，亦極清楚地表示它的年代。
我們隻須一看年代确定的唐塔或六朝塔，凡是用倚柱（EngogedColumn）的，如嵩嶽寺塔、玄奘塔、淨藏塔，都用八角形（或六角？）柱，雖然有一兩個用扁柱（Pilaster）的，如大雁塔，卻是顯然不模仿圓或角柱形。
圓形倚柱之用在磚塔，唐以前雖然不能定其必沒有，而唐以後始盛行。
天甯寺塔的柱，是圓的。
這圓柱之上，有額枋，額枋在角柱上出頭處，斫齊如遼建中所常見，薊縣獨樂寺、大同下華岩寺都有如此的做法。
額枋上的普拍枋，更令人疑它年代之不能很古，因為唐以前的建築，十之八九不用普拍枋，上文所舉之許多例，率皆如此。
但自宋遼以後，普拍枋已占了重要位置。
這額枋與普拍枋，雖非絕對證據，但亦表示結構是遼金以後而又早于元時的極高可能性。
在天甯寺塔的四正面有圓拱門，四隅面有直棂窗。
這誠然都是古制，尤其直棂窗，那是宋以後所少用。
但是圓門券上，不用火焰形券飾，與大多數唐代及以前佛教遺物異其趣旨。
雖然，其上浮雕璎珞寶蓋略作火焰形，疑原物或照古制，為重修時所改。
至于門扇上的菱花格棂，則尤非宋以前所曾見，唐五代磚石各塔的門及敦煌畫壁中我們所見的都是釘門釘的闆門。
欄杆的做法，又予我們以一個更狹的年代範圍。
現在常見的明清欄杆，都是每兩欄闆之間立一望柱的。
宋元以前，隻在每面轉角處立望柱而“尋杖”特長。
天甯寺塔便是如此，這可以證明它是明代以前的形制。
這種的欄杆，均用鬥子蜀柱。
分隔各欄闆，不用明清式的荷葉墩。
我們所知道的遼金塔，鬥子蜀柱都做得非常清楚，但這塔已将原形失去，鬥子與柱之間，隻馬馬虎虎地用兩道線條表示，想是後世重修時所改。
至于欄闆上的幾何形花紋，已不用六朝隋唐所必用的特種“”字紋，而代以較複雜者。
與薊縣獨樂寺觀音閣内欄闆及大同華岩寺壁藏上欄闆相同。
凡此種種，莫不傾向着遼金原形而又經明清重修的表示。
平坐鬥拱之下，更有間柱及壺門。
間柱的位置，與鬥拱不相對，其上力神像當在下文讨論。
壺門的形式及其起線，軟弱柔圓，不必說沒有絲毫六朝剛強的勁兒，就是與我們所習見的宋代扁桃式壺門也還比不上其健穩。
我們的推論，也以為是明清重修的結果。
至于承托這整個塔的須彌座，則上枋之下用枭混（CymaRecta），而我們所見過的須彌座，自雲岡龍門以至遼宋遺物，無一不是層層方角疊出，間或用四十五度斜角線者。
枭混之用，最早也過不了五代末期，若說到隋，那更是絕不可能的事。
關于雕刻，在第一主層上，夾門立天王，夾窗立菩薩，窗上有飛天，隻要将中國曆代雕刻遺物略看一遍，便可定其大略的年代。
由北魏到隋唐的佛像飛天，到宋遼塑像畫壁，到元明清塑刻，刀法筆意及布局姿勢，莫不清清楚楚地可以順着源流鑒别的。
若與隋唐的比較，則山東青州雲門山、山西天龍山、河南龍門，都有不少的石刻。
這些相距千裡的約略同時的遺作，都有幾個或許多個共同之點，而絕非天甯寺塔像所有。
近來有人竟說塔中造像含有犍陀羅風，其實隋代石刻，雖在中國佛教美術中算是較早期的作品，但已将南北朝時所含的犍陀羅風味擺脫得一幹二淨，而自成一種淳樸古拙的氣息。
而天甯寺塔上更是沒有犍陀羅風味。
至于平座以下的力神、獅子，和墊拱闆上的卷草西番蓮一類的花紋，我想勉強說它是遼金的作品，還不甚夠資格，恐怕仍是經過明清照原樣修補的，雖然各像衣褶，仍較清全盛時單純靜美，無後代繁褥雲朵及俗氣逼人的飄帶。
但窗棂上部之飛仙已類似後來常見之童子，與隋唐那些脫盡人間煙火氣的飛天，豈能混作一談。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斷定天甯寺塔絕對不是隋宏業寺的原塔。
而在年代确定的磚塔中，有房山雲居寺遼代南塔與之最相似，此外确為遼金而年代未經記明的塔如雲居寺北塔，通州塔及遼甯境内許多的磚塔，式樣手法都與之相仿。
正定臨濟寺金大定二十五年的青塔也與之相似，但較之稍清秀。
與之采同式而年代較後者有安陽天甯寺八角五層磚塔，雖無正确的文獻紀其年代，但是各部作風純是元明以後法式。
北平八裡莊慈壽寺塔，建于明萬曆四年，據說是照天甯寺塔建築的，但是細查其各部，則鬥拱、檐椽、格棂、如意頭、蓮瓣、欄杆（望柱極密），平坐枭混，圭腳——由頂至踵，無一不是明清官式則例。
所以天甯寺塔之年代，在這許多類似磚塔中比較起來，我們可暫時假定它與雲居寺南塔時代約略相同，是遼末（十二世紀初期）的作品，較之細瘦之通州塔及正定臨濟寺青塔稍早，而其細部或有極晚之重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