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國建築發展的曆史階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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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是随着整個社會的發展而發展的。
它和社會的經濟結構、政治制度、思想意識與習俗風尚的發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聯系。
經濟的繁榮或衰落，對外戰争或文化交流和敵人入侵等都會給當時建築留下痕迹。
因此我們不能脫離這一切，孤立地去研究建築本身的發展演化；那樣我們将無法了解建築發展的真實内容，不能得出任何正确的結論。
中國建築也是如此。
它随着各個時代政治、經濟的發展，也就是随着不同時代的生産力和生産關系，産生了不同的特點，但是同時還反映出這特點所産生的當時的社會思想意識，占統治地位的世界觀。
生産力的發展直接影響到建築的工程技術，但建築藝術卻是直接受到當時思想意識的影響，隻是間接地受到生産力和生産關系的影響。
現在我們試将中國四千年曆史中建築的發展分成若幹主要階段、将各個階段中最有代表性的現存實物和文史資料中的重要建築與建築活動的叙述加以分析，說明它們的特點，并從它們和整個社會發展狀況相聯系的觀點上來了解觀察這些特點：看它們是怎樣被各個不同時代的勞動人民創造出來，解決了當時實際生活所提出來的什麼樣的複雜問題；在滿足當時使用者的物質的和精神的許多不同的要求時，曾經創造過些什麼進步傳統，累積了些什麼樣的工程技術方面的經驗和取得了什麼樣的造型藝術方面的成就。
這些階段彼此并不是沒有聯系的。
相反，它們都是互相銜接不可分割的；雖是許多環節，卻組成了一根整的鍊條。
每一時代新的發展都離不開以前時期建築技術和材料使用方面積累的經驗，逃不掉傳統藝術風格的影響。
而這些經驗和傳統乃是新技術、新風格産生的必要基礎。
各時代因生産力的發展，影響到社會生活的變化；而這些變化又都一定要向建築提出一些新的問題、新的要求。
這些社會生活的變化，一大部分是屬于上層建築的意識形态的。
因此這些新問題、新要求也有一大部分是屬于思想意識的，不完全屬于物質基礎的。
為了解決這些新問題，滿足這些新要求，便必須嘗試某些新的表現方法，滲入原來已習慣的方法中，創造出某些新的藝術體形、新的藝術内容，産生出新的藝術風格；并且同時還不得不揚棄某些不再合用的作風和技術。
這樣，在前一時期原是十分普遍的建築特點，在内容和形式上便都有了或多或少的改變，後一時期的建築特點就開始萌芽。
這就是建築的傳統與革新的必定的過程。
在相當一個時期之内，最普遍的、已發展成熟且代表着數量較大、為當時主要類型的建築物的風格特征的，我們把它們概括地歸納在一個曆史階段之内。
因此這個階段中，前後期的實物必然是承上啟下的、有獨特變化的一些範例。
我們現在很不成熟地暫将幾千年的中國建築大略分成如下七個階段，為的是能和大家将來做更細緻的商榷和研究。
從遠古到殷 考古學家在河北省房山縣(2)周口店龍骨山發現的“北京人”遺址供給我們中國建築史上最早的實物資料。
它說明四五十萬年前，華北平原上使用極粗的石器，已知用火的猿人解決居住問題的“建築”是天然石灰岩洞穴。
在周口店猿人洞的山頂上又發現有約十萬年前的人骨化石、石器和骨器。
考古家稱這時期的文化為“山頂洞文化”。
這時遺留的獸骨、魚骨，證明這時的人過的是漁獵生活。
遺物中有骨針，證明他們已有簡單的縫紉；人骨化石旁散有染紅的石珠，顯然他們已有愛美裝飾的觀念。
天然洞穴之外，還有人工挖掘的窖穴，許多是上小下大的“袋形穴”。
這些大約是公元前三千年的遺迹。
在華北黃土區削壁上也有掘進土壁的水平的洞。
中國境内一向居住着文化系統不同、祖先世系不同的各種族。
他們各在所居住的土地上和自然界作鬥争，發展自己的文化，也互相有沖突、互相影響，以至于融合。
在地下遺物中留着不少痕迹。
在河南渑池縣仰韶村發現有較細的石器、石制農具、石制紡輪、石镞和彩色陶器等遺物的遺址。
這些遺物證明居住在這裡的人的生活情況是畜牧業和最原始的農業逐漸代替了漁獵，因而開始定居并有了手工業。
和它同系的文化散布在廣大的中國西北地區，總稱作“仰韶文化”。
當時的人居住過的遺址多半在河谷裡，大約為了取水方便，又可以利用岸邊高地掘洞穴。
在山西夏縣遺址中所見，他們的住處是挖一長方形土坑，四面有壁，像小屋，屋屋相連，很像村落。
仰韶文化是中國先民所創造的重要文化之一，考古家推斷為黃帝族的文化，比羌、夷、苗、黎等族有更高的成就，距今約有四五千年。
這時期不但有較細緻的石制骨制器物，而且紋飾複雜，色彩美麗，有犬、羊和人的形紋畫在陶器上。
遺迹中有許多地穴，雖然推測穴上也可能有樹枝茅草構成的覆蓋部分，但因木質實物絲毫無存，無法斷定。
古代文獻給我們最早的記錄資料是春秋時人提到的堯、舜時期的房子：堯的“堂高三尺，茅茨土階”。
現在我們所已得到的最早的建築實物是河南安陽殷時代的宮殿或家廟遺址：底下有高出地面的一個土台，上有排列的石礎和燒剩的木柱的殘炭。
大體上它們是符合于“堂高三尺”的說法的。
但由于殷墟遺址上地穴仍然很多，一般人民居住的主要仍是穴居和半穴居方法，有茅茨和高出地面的土台的，可能是階級社會開始時的産物，在堯時還沒有出現。
殷墟夯土台以下所發現比殷文化更早的穴居，它們是兩兩相套的圓形穴，狀如葫蘆，也像古代象形字裡的“”（宮）字，穴内牆面已用白灰塗抹。
階級社會開始于夏。
夏的第一代禹是原始灌溉的發明者，又因同黎族、苗族戰争勝利，把俘虜做奴隸，用于生産，是生産力大大躍進的時代。
生産力的提高開始影響到生産關系。
禹的兒子啟承繼父親做酋長，開始了世襲制度。
曆史上稱這一世系的統治者為夏朝，是中國曆史上第一個朝代。
由這個時期起才開始破壞了原始公社制度，産生了階級社會；社會中貴與賤，貧與富逐漸分化，向着奴隸制度國家發展。
夏的文化就是考古學家所稱的黑陶或龍山文化，分布地區很廣（河南、山東和江南都有遺物發現），農業知識和手工藝的水平高于仰韶文化。
但夏時常遷都，主要遺址尚待發掘。
傳說夏有城郭叫作“邑”。
财産私有才有了保衛的必要；有了奴隸的勞動，城池一類的大土方建築也成了可能。
在山東龍山鎮城子崖發現一處有版築城牆的遺址，牆高約六米，厚約十米，南北長四五○米，東西寬三九○米，工程堅固，但是否夏的實例，我們還不能得出結論。
夏啟襲位以後，召集各部落首長在“鈎台”大會，宣告自己繼位。
因為夷族不滿意，啟遷到汾浍流域的大夏，建都稱作“安邑”。
這兩個作為地名的“台”和“邑”，和這類型的建築物可能是有關系的。
高出地面的和圍起來的建築物似乎都是在階級社會形成的初期出現的。
夏啟傳到著名暴君桀是四百多年長的時間，紡織業和陶器物都很發達，已用骨占蔔，後半期也有銅的遺物。
文化又有若幹進展。
奴隸主的殘酷統治招緻了滅亡。
夏桀是被殷的祖先商湯所滅。
商是在東方的部落，在滅夏以前已有十幾代，文化已有相當發展，農業知識比夏更高，手工業也更進步，并且已利用奴隸生産，增加貨物的制造。
和建築技術有密切關系的造車技術也傳說是湯的祖先相土和王亥等所發明的。
尤其是王亥曾駕着牛車在部落間做買賣交易貨物，這個事實和後代的殷民駕車經營商業的習慣有關。
商湯傳了十數代，遷都五次，到盤庚才遷移到現在河南安陽縣的小屯村。
這地方就是考古學家曾作科學發掘研究的殷墟遺址所在。
内中有供我們參考的中國最早的地面建築物的基址殘迹。
盤庚以後傳到被周武王滅掉的纣，商朝文化又經過六百餘年的發展。
在階級剝削的基礎上，商朝的文化比夏朝更有顯著的進步。
中國古代文化，包括文學、音樂、藝術、醫藥、天文、曆法、曆史等科學，在商朝都奠定了初基，建築也不例外。
殷墟遺址的發掘給了我們一些關于殷代建築的知識。
遺址是一些土台，大緻按東西和南北的方向排列着，每單位是長方形的，長面向前。
發掘所見有夯土台基，柱下有礎石，且用銅闆墊在柱下，間架分明，和後代建築相同。
因有東西向的和南北向的基址，可見平面上已有“院”的雛型。
大建築物之前還有距離相等的三座作為大門的建築。
韓非子所說的堯“堂高三尺，茅茨土階”倒很像是描寫殷代的宮殿或家廟的建築。
至于《史記》所說“南距朝歌，北據邯鄲及沙丘，皆為離宮别館”，形狀如何，已不可見。
殷亡後，封在朝鮮的殷貴族箕子來朝周王，路過殷墟，有“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的話。
我們知道這些建築在周滅殷時就全部被焚毀了。
考古學家斷定殷墟所發掘的基址是“家廟”。
這些基址的周圍有許多坑穴，埋着大量的獸骨——祭祀時所殺的祭牛，乃至象、鹿等骨骼，也有埋着人骨的。
另外經過發掘的是一些大型墓葬，内部用巨木橫疊結構作墓室，規模龐大，不但殉葬器物數量大，珍品多，還殺了大量俘虜殉葬。
這些資料所反映的情況是殷統治者殘酷地對待奴隸，迷信鬼神，隆重地祭祀祖先，積聚珍品器物，驅使有專門技術的工奴為統治者制造銅器、玉器、陶器、骨器、紡織等和進行房屋建造。
遺址中還有制造各種器物的工場。
西周到春秋·戰國 周是注重農業生産而興旺起來的小部落，對耕作的奴隸比較仁慈。
周文王的祖父太王的時代，被戎狄所迫，不願戰争，率領一批人民遷到岐山下（陝西岐山縣），許多其他地方的人民來依附他，人口增多。
太王在周原上築城郭家屋，讓人居住，分給小塊土地去開墾，和耕種者之間建立了一種新的關系。
從此就開始了封建制度的萌芽，也成立了初具規模的小國。
在我國最古的文學作品《詩經》裡有一篇關于周初建築的歌頌和描寫，使我們知道，周初開始的新政治制度的建築和殷末遺址中迷信鬼神，殘酷對待奴隸的建築，内容上是極不相同的。
詩裡先提到的是生活更美好，人民對這次建造有很高的情緒，例如說周祖先過去都是穴居的，“未有家室”，而遷到岐下時便先量了田畝，劃出區域，找來管工程的“司空”和管理工役的“司徒”，帶了木闆、繩子和版築用的工具來建造房子。
他們打着鼓，興奮地築起許多堵用土夯築的牆壁。
接着又說先建了頂部舒屋如翼的宗廟，“作廟翼翼”，然後又立起很高的“臯門”和整齊的“應門”，然後築集會用的“大社”的土台或廣場。
雖然當時的具體形象我們不得而知，可注意的是這時建築已不是單純解決實用的而是有代表政治制度思想内容的作用的；并且在寫這章詩的年代，已意識到人們對自己所創造的建築物的藝術形象所起的效果是感覺愉快而驕傲的。
周文王反對殷統治的殘暴、貪财、侈奢、酗酒和嬉遊無度，荒廢耕地。
他自己所行的是裕民政策，他的制度建立在首領奉行“代天保民”，後代稱為行“仁政”的思想上。
事實上，這就是征收較有節制的租稅，不強迫殘暴的勞役，讓農家有些積蓄，發生力耕的興趣，提高生産。
關于這種政治情況的時代的建築物，一定還很簡單樸實，如《詩經》所載周文王著名的靈囿，囿中有靈台和靈沼。
古代的囿是保留着有飛禽走獸供君王遊獵的樹林區；内中的台和沼，就是供狩獵時瞭望的建築和養禽鳥的池沼。
這種供古代統治者以射獵集會、聚衆遊宴的台，或開始于更遠古利用天然的土丘而發展的，到了春秋戰國，諸侯強盛的時候，才成為和宮室同樣重要的台榭建築。
再發展而成為秦漢皇宮苑囿中的一種主要建築物，侈麗崇峻的台殿樓觀，積漸成為中國建築中“亭台樓閣”的傳統。
《詩經》中有一篇以文王靈台為題材，描寫人民為他築台時的踴躍情形以反映政治良好的氣象的詩。
足見封建初期征用勞動力還有限，勞動人民和統治者在利益上，還沒有大的矛盾，對于大建築物的興建，人民是有一定的熱情和興趣的。
這正是周制度比商進步的證據。
但是無可疑問的，這時周的工藝還簡陋，遠不如代代有專門技術奴隸進行制造奢侈器物的商和殷。
殷統治下的氏族百工，分工很細，有大量奴隸。
周公滅殷時，分殷民六族給魯，七族給衛，内中就有九種專工。
殷的銅器和刻玉，不但在技術上達到高度發展，在藝術造型和紋樣圖案方面也到了精緻無比的程度。
周占有了殷的百工後，文化藝術才飛躍地向前發展了。
西周之初，曾建造過三次城，一次比一次規模大，反映出它的發展，且每次内容也都反映出當時政治經濟情況的特點。
第一次是他們農業發展到渭水流域，在沣水西邊，文王建豐邑。
第二次是武王建鎬京，不但在沣水東邊，而且由稱“邑”到稱“京”，在規模上必然是有區别的。
第三次是周公在洛陽建王城，後來稱東京。
這次的營建是政治軍事的措施。
周滅東邊的強國殷，俘虜了殷的貴族（大小奴隸主們），降為庶民；他們不服，周稱他們作“頑民”，成了周政治上的一個問題。
為了防止叛亂，能控制這些“頑民”，周公選了洛陽，築了成周，把他們遷到那裡生産，并駐兵以便鎮壓。
因此在成周之西三十餘裡，建造了中國最古的有規劃的極方正的王城。
這種王城的規模制度，便成了中國曆代封建都市的範本。
一向威脅西周安全的是戎狄，反映在建築上就有烽火台這種軍事建築物
它和社會的經濟結構、政治制度、思想意識與習俗風尚的發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聯系。
經濟的繁榮或衰落，對外戰争或文化交流和敵人入侵等都會給當時建築留下痕迹。
因此我們不能脫離這一切，孤立地去研究建築本身的發展演化；那樣我們将無法了解建築發展的真實内容，不能得出任何正确的結論。
中國建築也是如此。
它随着各個時代政治、經濟的發展，也就是随着不同時代的生産力和生産關系，産生了不同的特點，但是同時還反映出這特點所産生的當時的社會思想意識，占統治地位的世界觀。
生産力的發展直接影響到建築的工程技術，但建築藝術卻是直接受到當時思想意識的影響，隻是間接地受到生産力和生産關系的影響。
現在我們試将中國四千年曆史中建築的發展分成若幹主要階段、将各個階段中最有代表性的現存實物和文史資料中的重要建築與建築活動的叙述加以分析，說明它們的特點，并從它們和整個社會發展狀況相聯系的觀點上來了解觀察這些特點：看它們是怎樣被各個不同時代的勞動人民創造出來，解決了當時實際生活所提出來的什麼樣的複雜問題；在滿足當時使用者的物質的和精神的許多不同的要求時，曾經創造過些什麼進步傳統，累積了些什麼樣的工程技術方面的經驗和取得了什麼樣的造型藝術方面的成就。
這些階段彼此并不是沒有聯系的。
相反，它們都是互相銜接不可分割的；雖是許多環節，卻組成了一根整的鍊條。
每一時代新的發展都離不開以前時期建築技術和材料使用方面積累的經驗，逃不掉傳統藝術風格的影響。
而這些經驗和傳統乃是新技術、新風格産生的必要基礎。
各時代因生産力的發展，影響到社會生活的變化；而這些變化又都一定要向建築提出一些新的問題、新的要求。
這些社會生活的變化，一大部分是屬于上層建築的意識形态的。
因此這些新問題、新要求也有一大部分是屬于思想意識的，不完全屬于物質基礎的。
為了解決這些新問題，滿足這些新要求，便必須嘗試某些新的表現方法，滲入原來已習慣的方法中，創造出某些新的藝術體形、新的藝術内容，産生出新的藝術風格；并且同時還不得不揚棄某些不再合用的作風和技術。
這樣，在前一時期原是十分普遍的建築特點，在内容和形式上便都有了或多或少的改變，後一時期的建築特點就開始萌芽。
這就是建築的傳統與革新的必定的過程。
在相當一個時期之内，最普遍的、已發展成熟且代表着數量較大、為當時主要類型的建築物的風格特征的，我們把它們概括地歸納在一個曆史階段之内。
因此這個階段中，前後期的實物必然是承上啟下的、有獨特變化的一些範例。
我們現在很不成熟地暫将幾千年的中國建築大略分成如下七個階段，為的是能和大家将來做更細緻的商榷和研究。
從遠古到殷 考古學家在河北省房山縣(2)周口店龍骨山發現的“北京人”遺址供給我們中國建築史上最早的實物資料。
它說明四五十萬年前，華北平原上使用極粗的石器，已知用火的猿人解決居住問題的“建築”是天然石灰岩洞穴。
在周口店猿人洞的山頂上又發現有約十萬年前的人骨化石、石器和骨器。
考古家稱這時期的文化為“山頂洞文化”。
這時遺留的獸骨、魚骨，證明這時的人過的是漁獵生活。
遺物中有骨針，證明他們已有簡單的縫紉；人骨化石旁散有染紅的石珠，顯然他們已有愛美裝飾的觀念。
天然洞穴之外，還有人工挖掘的窖穴，許多是上小下大的“袋形穴”。
這些大約是公元前三千年的遺迹。
在華北黃土區削壁上也有掘進土壁的水平的洞。
中國境内一向居住着文化系統不同、祖先世系不同的各種族。
他們各在所居住的土地上和自然界作鬥争，發展自己的文化，也互相有沖突、互相影響，以至于融合。
在地下遺物中留着不少痕迹。
在河南渑池縣仰韶村發現有較細的石器、石制農具、石制紡輪、石镞和彩色陶器等遺物的遺址。
這些遺物證明居住在這裡的人的生活情況是畜牧業和最原始的農業逐漸代替了漁獵，因而開始定居并有了手工業。
和它同系的文化散布在廣大的中國西北地區，總稱作“仰韶文化”。
當時的人居住過的遺址多半在河谷裡，大約為了取水方便，又可以利用岸邊高地掘洞穴。
在山西夏縣遺址中所見，他們的住處是挖一長方形土坑，四面有壁，像小屋，屋屋相連，很像村落。
仰韶文化是中國先民所創造的重要文化之一，考古家推斷為黃帝族的文化，比羌、夷、苗、黎等族有更高的成就，距今約有四五千年。
這時期不但有較細緻的石制骨制器物，而且紋飾複雜，色彩美麗，有犬、羊和人的形紋畫在陶器上。
遺迹中有許多地穴，雖然推測穴上也可能有樹枝茅草構成的覆蓋部分，但因木質實物絲毫無存，無法斷定。
古代文獻給我們最早的記錄資料是春秋時人提到的堯、舜時期的房子：堯的“堂高三尺，茅茨土階”。
現在我們所已得到的最早的建築實物是河南安陽殷時代的宮殿或家廟遺址：底下有高出地面的一個土台，上有排列的石礎和燒剩的木柱的殘炭。
大體上它們是符合于“堂高三尺”的說法的。
但由于殷墟遺址上地穴仍然很多，一般人民居住的主要仍是穴居和半穴居方法，有茅茨和高出地面的土台的，可能是階級社會開始時的産物，在堯時還沒有出現。
殷墟夯土台以下所發現比殷文化更早的穴居，它們是兩兩相套的圓形穴，狀如葫蘆，也像古代象形字裡的“”（宮）字，穴内牆面已用白灰塗抹。
階級社會開始于夏。
夏的第一代禹是原始灌溉的發明者，又因同黎族、苗族戰争勝利，把俘虜做奴隸，用于生産，是生産力大大躍進的時代。
生産力的提高開始影響到生産關系。
禹的兒子啟承繼父親做酋長，開始了世襲制度。
曆史上稱這一世系的統治者為夏朝，是中國曆史上第一個朝代。
由這個時期起才開始破壞了原始公社制度，産生了階級社會；社會中貴與賤，貧與富逐漸分化，向着奴隸制度國家發展。
夏的文化就是考古學家所稱的黑陶或龍山文化，分布地區很廣（河南、山東和江南都有遺物發現），農業知識和手工藝的水平高于仰韶文化。
但夏時常遷都，主要遺址尚待發掘。
傳說夏有城郭叫作“邑”。
财産私有才有了保衛的必要；有了奴隸的勞動，城池一類的大土方建築也成了可能。
在山東龍山鎮城子崖發現一處有版築城牆的遺址，牆高約六米，厚約十米，南北長四五○米，東西寬三九○米，工程堅固，但是否夏的實例，我們還不能得出結論。
夏啟襲位以後，召集各部落首長在“鈎台”大會，宣告自己繼位。
因為夷族不滿意，啟遷到汾浍流域的大夏，建都稱作“安邑”。
這兩個作為地名的“台”和“邑”，和這類型的建築物可能是有關系的。
高出地面的和圍起來的建築物似乎都是在階級社會形成的初期出現的。
夏啟傳到著名暴君桀是四百多年長的時間，紡織業和陶器物都很發達，已用骨占蔔，後半期也有銅的遺物。
文化又有若幹進展。
奴隸主的殘酷統治招緻了滅亡。
夏桀是被殷的祖先商湯所滅。
商是在東方的部落，在滅夏以前已有十幾代，文化已有相當發展，農業知識比夏更高，手工業也更進步，并且已利用奴隸生産，增加貨物的制造。
和建築技術有密切關系的造車技術也傳說是湯的祖先相土和王亥等所發明的。
尤其是王亥曾駕着牛車在部落間做買賣交易貨物，這個事實和後代的殷民駕車經營商業的習慣有關。
商湯傳了十數代，遷都五次，到盤庚才遷移到現在河南安陽縣的小屯村。
這地方就是考古學家曾作科學發掘研究的殷墟遺址所在。
内中有供我們參考的中國最早的地面建築物的基址殘迹。
盤庚以後傳到被周武王滅掉的纣，商朝文化又經過六百餘年的發展。
在階級剝削的基礎上，商朝的文化比夏朝更有顯著的進步。
中國古代文化，包括文學、音樂、藝術、醫藥、天文、曆法、曆史等科學，在商朝都奠定了初基，建築也不例外。
殷墟遺址的發掘給了我們一些關于殷代建築的知識。
遺址是一些土台，大緻按東西和南北的方向排列着，每單位是長方形的，長面向前。
發掘所見有夯土台基，柱下有礎石，且用銅闆墊在柱下，間架分明，和後代建築相同。
因有東西向的和南北向的基址，可見平面上已有“院”的雛型。
大建築物之前還有距離相等的三座作為大門的建築。
韓非子所說的堯“堂高三尺，茅茨土階”倒很像是描寫殷代的宮殿或家廟的建築。
至于《史記》所說“南距朝歌，北據邯鄲及沙丘，皆為離宮别館”，形狀如何，已不可見。
殷亡後，封在朝鮮的殷貴族箕子來朝周王，路過殷墟，有“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的話。
我們知道這些建築在周滅殷時就全部被焚毀了。
考古學家斷定殷墟所發掘的基址是“家廟”。
這些基址的周圍有許多坑穴，埋着大量的獸骨——祭祀時所殺的祭牛，乃至象、鹿等骨骼，也有埋着人骨的。
另外經過發掘的是一些大型墓葬，内部用巨木橫疊結構作墓室，規模龐大，不但殉葬器物數量大，珍品多，還殺了大量俘虜殉葬。
這些資料所反映的情況是殷統治者殘酷地對待奴隸，迷信鬼神，隆重地祭祀祖先，積聚珍品器物，驅使有專門技術的工奴為統治者制造銅器、玉器、陶器、骨器、紡織等和進行房屋建造。
遺址中還有制造各種器物的工場。
西周到春秋·戰國 周是注重農業生産而興旺起來的小部落，對耕作的奴隸比較仁慈。
周文王的祖父太王的時代，被戎狄所迫，不願戰争，率領一批人民遷到岐山下（陝西岐山縣），許多其他地方的人民來依附他，人口增多。
太王在周原上築城郭家屋，讓人居住，分給小塊土地去開墾，和耕種者之間建立了一種新的關系。
從此就開始了封建制度的萌芽，也成立了初具規模的小國。
在我國最古的文學作品《詩經》裡有一篇關于周初建築的歌頌和描寫，使我們知道，周初開始的新政治制度的建築和殷末遺址中迷信鬼神，殘酷對待奴隸的建築，内容上是極不相同的。
詩裡先提到的是生活更美好，人民對這次建造有很高的情緒，例如說周祖先過去都是穴居的，“未有家室”，而遷到岐下時便先量了田畝，劃出區域，找來管工程的“司空”和管理工役的“司徒”，帶了木闆、繩子和版築用的工具來建造房子。
他們打着鼓，興奮地築起許多堵用土夯築的牆壁。
接着又說先建了頂部舒屋如翼的宗廟，“作廟翼翼”，然後又立起很高的“臯門”和整齊的“應門”，然後築集會用的“大社”的土台或廣場。
雖然當時的具體形象我們不得而知，可注意的是這時建築已不是單純解決實用的而是有代表政治制度思想内容的作用的；并且在寫這章詩的年代，已意識到人們對自己所創造的建築物的藝術形象所起的效果是感覺愉快而驕傲的。
周文王反對殷統治的殘暴、貪财、侈奢、酗酒和嬉遊無度，荒廢耕地。
他自己所行的是裕民政策，他的制度建立在首領奉行“代天保民”，後代稱為行“仁政”的思想上。
事實上，這就是征收較有節制的租稅，不強迫殘暴的勞役，讓農家有些積蓄，發生力耕的興趣，提高生産。
關于這種政治情況的時代的建築物，一定還很簡單樸實，如《詩經》所載周文王著名的靈囿，囿中有靈台和靈沼。
古代的囿是保留着有飛禽走獸供君王遊獵的樹林區；内中的台和沼，就是供狩獵時瞭望的建築和養禽鳥的池沼。
這種供古代統治者以射獵集會、聚衆遊宴的台，或開始于更遠古利用天然的土丘而發展的，到了春秋戰國，諸侯強盛的時候，才成為和宮室同樣重要的台榭建築。
再發展而成為秦漢皇宮苑囿中的一種主要建築物，侈麗崇峻的台殿樓觀，積漸成為中國建築中“亭台樓閣”的傳統。
《詩經》中有一篇以文王靈台為題材，描寫人民為他築台時的踴躍情形以反映政治良好的氣象的詩。
足見封建初期征用勞動力還有限，勞動人民和統治者在利益上，還沒有大的矛盾，對于大建築物的興建，人民是有一定的熱情和興趣的。
這正是周制度比商進步的證據。
但是無可疑問的，這時周的工藝還簡陋，遠不如代代有專門技術奴隸進行制造奢侈器物的商和殷。
殷統治下的氏族百工，分工很細，有大量奴隸。
周公滅殷時，分殷民六族給魯，七族給衛，内中就有九種專工。
殷的銅器和刻玉，不但在技術上達到高度發展，在藝術造型和紋樣圖案方面也到了精緻無比的程度。
周占有了殷的百工後，文化藝術才飛躍地向前發展了。
西周之初，曾建造過三次城，一次比一次規模大，反映出它的發展，且每次内容也都反映出當時政治經濟情況的特點。
第一次是他們農業發展到渭水流域，在沣水西邊，文王建豐邑。
第二次是武王建鎬京，不但在沣水東邊，而且由稱“邑”到稱“京”，在規模上必然是有區别的。
第三次是周公在洛陽建王城，後來稱東京。
這次的營建是政治軍事的措施。
周滅東邊的強國殷，俘虜了殷的貴族（大小奴隸主們），降為庶民；他們不服，周稱他們作“頑民”，成了周政治上的一個問題。
為了防止叛亂，能控制這些“頑民”，周公選了洛陽，築了成周，把他們遷到那裡生産，并駐兵以便鎮壓。
因此在成周之西三十餘裡，建造了中國最古的有規劃的極方正的王城。
這種王城的規模制度，便成了中國曆代封建都市的範本。
一向威脅西周安全的是戎狄，反映在建築上就有烽火台這種軍事建築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