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服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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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死。
漢代石刻也發現這種帽形，近年我們還在西北挖出幾頂漢代實物，證明确是胡服特點之一。
衣裝有了進一步新的變化，新的統一規格，是由秦漢開始。
從幾點大處說來，王公貴族因為多取法劉邦平素所喜愛的一種把前梁高高聳起向後如一斜橋的冠式，于是成了标準官帽三梁、五梁作為等級區分。
此外不論男女，有官爵的腰帶邊必須懸挂一條丈多長褶成兩疊彩色不同的組绶。
女子頰邊那簇三角形胭脂已不再發現，梳辮子的也有改成一環的。
許多方面都已成定型。
照文獻說因為限制商人，作經濟的穿鞋還必須左右不同色。
可是一方面有種種規章制度，對商人、奴婢限制特别大，另一方面卻由于生産發展影響，不到四十年，商人擡頭，打破了一切限制，不僅穿戴得和王公差不多，而且其奴婢也穿起錦繡來了。
情形自然顯得較為複雜，說它時就不易從簡單概括得到比較明确印象了。
唯複雜中，還有些規律為我們掌握住了的，即漢代高級錦繡花紋，主要不過十來種，主題圖案，不外從兩個方面得來，一是神仙思想的反映，二是現實享樂行為的反映，因此總不外山雲缭繞中奇禽異獸的奔馳，上織文字“登高明望四海”的，大緻和秦始皇漢武帝登泰山封禅必有較多聯系，“長樂明光”則代表宮殿名稱，這些材料多發現于西北新疆、甘肅和東北、蒙古及朝鮮，并由此得知，當時長安織室或齊地三服官年費巨萬數額大量生産供賞賜臣下，并大量外輸的高級絲綢，多是這種樣子。
這些都是過去千年讀書人不容易明白的，由于近年大量實物和比較材料的不斷出土，試用真實文物和文獻相互結合加以綜合分析，逐漸才明白的，更新的發現無疑将進一步充實豐富我們這方面知識，并改正部分推想的錯誤。
宋元時裝 趙匡胤做皇帝後，不久就統一南中國，結束了五代十國數十年分割局面，建立了宋代政權。
從長江上遊的西蜀和下遊的南唐吳越，得到物資特别多，僅錦緞彩帛就達幾百萬匹。
為示威天下，裝點排場，便把直接保衛他的官兵兩萬多人，組成一支特别儀仗隊，某種官兵拿什麼旗幟、武器和樂器，穿什麼衣服的顔色花紋都等級分别，用織繡染不同材料裝扮起來，出行時就按照秩序排隊，名叫“繡衣鹵簿”，還繪了一個圖，周必大加上詳細說明，叫《繡衣鹵簿圖記》，這個隊伍後來還增加到将近三萬人。
現在留存後人摹繪的中間一段，也近五千人，為研究宋代官服制度，保留下許多重要材料。
宋代政府每年還照例要贈送親王大臣錦緞袍料，計分七等不同花色，遇大朝會重要節日必穿上。
宮廷皇後、公主更加奢侈，穿的衣服常加珍珠繡飾，椅披、腳踏墊也用珍珠繡，頭上鳳冠最講究用金翠珠玉做成種種花樣，比如“王母隊”就作一大群仙女随同西王母赴蟠桃宴故事。
等于把一台樂舞，搬到頭頂，後面還加上幾個鑲珠嵌玉尺來長翅膀，下垂肩際，名“等肩冠”（最近在明代皇陵内也發現過這種冠）。
一般貴族官僚婦女，穿着雖不如唐代華麗，卻比較清雅潇灑，并且配色也十分大膽，已打破唐代青、碧、紅、藍為主色用泥金銀作對稱花鳥主題畫習慣，粉紫、黝紫、蔥白、沉香、褐等色均先後上身。
由于清明掃墓必着白色衣裙，因之又流行“孝裝”，一身缟素。
北宋初年，四川、江南多出彩綢，女子又能歌善舞，裝束變化常得風氣之先，從詩詞中多有反映。
部分還保留晚唐大袖長服習慣，同時已流行另外一種偏重瘦長，加上翻領小袖齊膝外衣的新裝，作對襟式的加上兩條窄窄的繡領。
用翻領多作三角形，還和初唐胡服相近，袖口略小，如今看來，還苗條秀挺，相當美觀。
另外一種裝束，尚加披帛，腰帶間結一彩绶，各自做成種種不同連環結，其餘下垂，或在正面，或在一側，這種式樣似從五代創始，直流行到南宋。
裝束變化之大主要在發髻，也可說是當時人對于美的要求重點，大緻從三國時曹植《洛神賦》中說到的“雲髻峨峨”得到啟發。
唐代宮廷女道士作仙女、龍女裝得到發展，五代女子的花冠雲髻已日趨危巧，宋代再加以發展變化，因之頭上真是百花競放，無奇不有。
極簡單的是作玉蘭花苞式，極複雜的就如《楓窗小牍》所說，趙大翁墓所見有飛鬟危巧尖新的、如鳥張翼的，以至一種重疊堆砌如一花塔加上紫羅蓋頭的，大緻是仿照當時特種牡丹花“重樓子”做成。
照史書記載，到後竟高及三尺，用白角梳也大及一尺二寸，高髻險裝成一時風氣，自然不免影響民間相習成風。
後來政府才特别定下法律加以限制，不得超越尺寸。
但是上行下效，法律亦無濟于事。
直到别種風氣流行，才轉移這種愛好。
邊疆區域，如敦煌一帶，自五代以來多沿襲晚唐風氣，使用六金钗制，在博大蓬鬓兩側，各斜插二花钗，略作橫的發展，大約本于《詩經》“副笄六珈”一語而來，上接晉代“五兵佩”習慣，流行民間，直到近代。
福建畲族婦女的頭上三把刀銀飾，還是它的嫡親繼承者。
額黃靥子宋代中原婦女已不使用。
西北盛裝婦女還滿臉貼上不以為煩。
至于演戲、奏樂女人的服裝，種類變化自然就更多了。
從畫中所見，宮中樂妓，作玉蘭花苞式髻，穿小袖對襟長衫的可能屬于一般宮婢，雜劇中人則多山花插頭，充滿民間味，如照範石湖元宵觀燈詩所見，歌女中有戴個茸茸小貂帽子遮住眉額的一定相當好看。
若畫古代美人裝束，多做成唐代仙女、龍女、天女樣子，雖裙帶飛揚輕舉，依舊不免顯得有些拖沓，除非乘雲駕霧，否則可夠不方便。
這另外也反映一種現實，即宋人重實際精神（除了發髻外），穿衣知道如何用料經濟，既便于行動也比前人美觀。
宋代流行極薄紗羅，真是輕如煙霧，如做成六朝人畫的洛神打扮，還是不會太重的。
但是當時的女道士，就不肯這麼化妝，畫采靈芝仙女且有作村女裝束的。
當時最高級和尚，袈裟尚紫色，唯胸前一側絆帶用個小玉環，下綴一片金錦，名“拔遮那環”。
宋、元應用較廣，影響到西藏大喇嘛，在明、清古畫裡還保留這個制度。
契丹、女真、黨項、羌族等同屬中國東北、西北遊牧民族，生活習慣上與中原顯著不同。
西夏婦女多着唐式翻領胡服，斜領刺繡精美，統治者服飾也近似唐裝，腰間束鞢帶，挂上小刀、小囊、小火石諸事物，頭上戴的還是變形渾脫帽，普通武士則有作突厥式剃頂的。
契丹、女真本來服裝一般多小袖圓領，長才齊膝，着長筒靴，佩豹皮弓囊，宜于馬上作戰射獵。
契丹男子髡頂披發，女真則剃去頂發把餘發結成雙辮下垂耳旁。
受漢化影響，有身份的才把發上攏，裹“兔鹘巾”，如唐式幞頭，卻不甚講究款式，唯間或在額前嵌一珠玉為裝飾。
婦女着小袖斜領左衽長衫，下腳齊踵，頭戴金錦渾脫帽，後垂二錦帶，下綴二珠。
其腰帶也是下垂齊衣，唯不作環。
契丹和女真，遼、金政權均設有“南官”，多兼用唐、宋官服制度。
契丹即開始用不同山水鳥獸刺繡花紋，分别官品，後來明、清補服，就是承繼舊制而來。
金章宗定都燕京後，輿服制度更進一步采用宋式，區别就益少了。
至于金代官制中用綢緞花朵大小定官位尊卑，最小的隻許用無紋芝麻羅，明、清卻不沿用。
但衣上用龍，元代即已有相當限制。
分三、四、五爪不等，嚴格規定，載于典章。
明代即巧立名目，叫“蟒”“鬥牛”等等，重作規定，似嚴實濫。
同時契丹或女真男子服裝，因便于行動，也已為南人采用，例如當時力主抗金收複失地的嶽飛、韓世忠等中興四将，身邊家将便服，除腰袱外，就幾乎和金人無多大分别，平民穿的也相差無幾，彼此影響原因雖不盡同，或為政治需要，或從生活實際出發，由此可知，民族文化的融合，多出于現實要求，即在民族矛盾十分劇烈時亦然。
（總的看來，這種齊膝小袖衣服，說它原屬全中國各民族所固有，也說得過去，因為事實上從商代以來，即出現于各階層人民中。
）這時期勞動人民穿的多已更短了些，主要原因是生産雖有進展，生活實益貧窮，大部分勞動成果都被統治者剝削了，農民和漁夫已開始有了真正“短衣漢子”出現。
社會上層衣服算是符合常規的，大緻有如下三式： （一）官服——大袖長袍還近晚唐，唯頭上戴的已不相同，作平翅紗帽，有一定格式。
（二）便服——軟翅幞頭、小袖圓領還用唐式，唯腳下已由烏皮六合靴改成更便利平時起居的練鞋。
（三）遺老黃冠之服——合領大袖寬袍，用深色材料緣邊，遺老員外多戴高巾子，方方整整。
相傳由蘇東坡創始，後人叫作“東坡巾”。
明代老年士紳還常用它。
有身份黃冠道士，則常用玉、石、牙、角做成小小卷梁空心冠子，且用一支犀玉簪橫貫約發，沿用到元、明不廢，普通道士椎髻而已。
男仆雖照制度必戴曲翅幞頭，但普通人巾裹卻無嚴格限制。
女婢丫鬟，頭上梳鬟或丫角又或束作銀錠式，緊貼耳邊，直流行到元代。
至于紡織物，除絲織物中多已加金，紗羅品種益多，花紋名目較繁。
緞子織法似應屬于新發明。
錦的種類花色日益加多，圖案配色格外複雜，達到曆史高峰。
主要生産還在西蜀。
紗羅多出南方，羅緞名目有加“番”字的，可知織法不是中原本來所固有。
錦名“阇婆”，更明顯從印度傳來。
“白鹫”出于契丹，也為文獻提到過。
雨中出行已有穿油綢罩衣的。
這時期并且開始有棉織錦類，名叫“木錦”。
至于“兜羅錦”“黎單”等西南和外來織物也是花紋細緻的紡織品，綀子則是細麻織品。
“點蠟幔”是西南蠟染。
一般印花絲綢圖案，已多采用寫生折枝花，通名生色折枝，且由唐代小簇團窠改為滿地雜花。
唯北宋曾有法律嚴禁印花闆片流行，隻許供繡衣鹵簿官兵專用，到南宋才解禁，得到普遍發展。
臨安市銷售量極大的彩帛，部分即指印花絲絹。
時髦的且如水墨畫。
北宋服飾加金已有十八種名目，用法律禁止無效。
北宋時開封女人喜用花冠繡領，在大相國寺出售最精美的多是女尼姑手作，反映出宗教迷信的衰歇，庵中女尼姑已不能單純依靠信徒施舍過日子，必須自食其力方能生存，和唐代相比已大不相同了。
統治者雖耗費巨萬金錢和人力，前後修建景靈宮、玉清昭應宮、绛霄宮等，提倡迷信，一般人還是日益實際。
一時還流行過本色線繡，見于詩人陸遊等筆記中。
高級絲織物中除錦外，還有“鹿胎”“緊絲”“絨背”和“透背”，四川是主要産地。
這些材料，内容還不夠明确。
“鹿胎”或是一種多彩複色印花絲綢。
“絨背”或指一種榮緞、絨紗，近似後來花絨。
“透背”可能就是缂絲。
這些推測還有待新的發現才能證明。
撚金錦緞的流行增加了錦緞的華美，燈籠圖案錦且影響到後來極久。
“八答暈錦”富麗多彩已達錦類藝術高峰。
一種用小梭挖織的缂絲，由對稱滿地花鳥圖案，進而仿照名畫花鳥，設計布色，成為賞玩藝術新品種。
技術的流傳，西北回族織工貢獻較多。
南方還有“黃草心布”“雞鳴布”“綀子”和“紅蕉布”，特别宜于暑中使用。
由于造紙術有進一步提高，因此作戰用衣甲，有用皮紙做成的，又用紙作帳子，也流行一時。
元代由蒙古人軍事統治中國約一世紀之久。
政府在全中國設了許多染織提舉司，統制絲毛織物，并且用一種嚴酷官工匠制度督促生産，用撚金或縷金織成的錦緞“納石失”和用毛織成的“綠貼可”，當時是兩種有特别代表性的産品，絲綢印染已有九種不同名目，且有套染三四次的，毛織物氈罽類利用更多，《大元氈罽工物記》裡還留下六十多種名目。
為便于騎射，短袖齊肘的馬褂開始流行。
元代南人官服雖尚多用唐式幞頭圓領，常服已多習于合領敞露胸式。
蒙古人則把頂發當額下垂小绺，或如一小桃式，餘發總結分編成兩大環，垂于耳邊，即帝王也不例外。
婦女貴族必頭戴姑姑冠，高過一尺向前上聳，如一直頸鵝頭，用青紅絨錦做成，上飾珠玉，代表尊貴。
衣領用納石失金錦緣邊，平民奴婢多椎髻上結，合領左衽小袖，比女真略顯臃腫，貴族穿得紅紅綠綠，無官職平民就隻許着褐色布絹，唯平民終究是個多數，因此褐色名目就有二十四種，元代至元年間，才正式征收棉花稅，可知江南區比較大量種植草棉，棉布在國内行銷日廣，也大約是這個時期。
四楞藤帽為元代男子所通用，到明代就隻某種工匠還使用了。
另外一種折腰樣盔帽，元代帝王有用銀鼠皮做成的，當額或頂部常鑲嵌價值極貴的珠寶。
到明代差役的青紅氈帽也采用這個樣式，正和元代王公重視的“質孫宴”團衫，與明、清之差役服式差不多，前一代華服到後一代成為賤服，在若幹曆史朝代中，幾乎已成一種通例。
從文物來談談古人的胡子問題 《紅旗》十七期上，有篇王力先生作的《邏輯和語言》文章，分量相當重。
我不懂邏輯和語言學，這方面得失少發言權。
唯在末尾有一段涉及胡子曆史及古人對胡子的美學觀問題，和我們搞文物所有常識不盡符合。
特提出些不同意見商讨一下
漢代石刻也發現這種帽形，近年我們還在西北挖出幾頂漢代實物，證明确是胡服特點之一。
衣裝有了進一步新的變化，新的統一規格，是由秦漢開始。
從幾點大處說來，王公貴族因為多取法劉邦平素所喜愛的一種把前梁高高聳起向後如一斜橋的冠式，于是成了标準官帽三梁、五梁作為等級區分。
此外不論男女，有官爵的腰帶邊必須懸挂一條丈多長褶成兩疊彩色不同的組绶。
女子頰邊那簇三角形胭脂已不再發現，梳辮子的也有改成一環的。
許多方面都已成定型。
照文獻說因為限制商人，作經濟的穿鞋還必須左右不同色。
可是一方面有種種規章制度，對商人、奴婢限制特别大，另一方面卻由于生産發展影響，不到四十年，商人擡頭，打破了一切限制，不僅穿戴得和王公差不多，而且其奴婢也穿起錦繡來了。
情形自然顯得較為複雜，說它時就不易從簡單概括得到比較明确印象了。
唯複雜中，還有些規律為我們掌握住了的，即漢代高級錦繡花紋，主要不過十來種，主題圖案，不外從兩個方面得來，一是神仙思想的反映，二是現實享樂行為的反映，因此總不外山雲缭繞中奇禽異獸的奔馳，上織文字“登高明望四海”的，大緻和秦始皇漢武帝登泰山封禅必有較多聯系，“長樂明光”則代表宮殿名稱，這些材料多發現于西北新疆、甘肅和東北、蒙古及朝鮮，并由此得知，當時長安織室或齊地三服官年費巨萬數額大量生産供賞賜臣下，并大量外輸的高級絲綢，多是這種樣子。
這些都是過去千年讀書人不容易明白的，由于近年大量實物和比較材料的不斷出土，試用真實文物和文獻相互結合加以綜合分析，逐漸才明白的，更新的發現無疑将進一步充實豐富我們這方面知識，并改正部分推想的錯誤。
宋元時裝 趙匡胤做皇帝後，不久就統一南中國，結束了五代十國數十年分割局面，建立了宋代政權。
從長江上遊的西蜀和下遊的南唐吳越，得到物資特别多，僅錦緞彩帛就達幾百萬匹。
為示威天下，裝點排場，便把直接保衛他的官兵兩萬多人，組成一支特别儀仗隊，某種官兵拿什麼旗幟、武器和樂器，穿什麼衣服的顔色花紋都等級分别，用織繡染不同材料裝扮起來，出行時就按照秩序排隊，名叫“繡衣鹵簿”，還繪了一個圖，周必大加上詳細說明，叫《繡衣鹵簿圖記》，這個隊伍後來還增加到将近三萬人。
現在留存後人摹繪的中間一段，也近五千人，為研究宋代官服制度，保留下許多重要材料。
宋代政府每年還照例要贈送親王大臣錦緞袍料，計分七等不同花色，遇大朝會重要節日必穿上。
宮廷皇後、公主更加奢侈，穿的衣服常加珍珠繡飾，椅披、腳踏墊也用珍珠繡，頭上鳳冠最講究用金翠珠玉做成種種花樣，比如“王母隊”就作一大群仙女随同西王母赴蟠桃宴故事。
等于把一台樂舞，搬到頭頂，後面還加上幾個鑲珠嵌玉尺來長翅膀，下垂肩際，名“等肩冠”（最近在明代皇陵内也發現過這種冠）。
一般貴族官僚婦女，穿着雖不如唐代華麗，卻比較清雅潇灑，并且配色也十分大膽，已打破唐代青、碧、紅、藍為主色用泥金銀作對稱花鳥主題畫習慣，粉紫、黝紫、蔥白、沉香、褐等色均先後上身。
由于清明掃墓必着白色衣裙，因之又流行“孝裝”，一身缟素。
北宋初年，四川、江南多出彩綢，女子又能歌善舞，裝束變化常得風氣之先，從詩詞中多有反映。
部分還保留晚唐大袖長服習慣，同時已流行另外一種偏重瘦長，加上翻領小袖齊膝外衣的新裝，作對襟式的加上兩條窄窄的繡領。
用翻領多作三角形，還和初唐胡服相近，袖口略小，如今看來，還苗條秀挺，相當美觀。
另外一種裝束，尚加披帛，腰帶間結一彩绶，各自做成種種不同連環結，其餘下垂，或在正面，或在一側，這種式樣似從五代創始，直流行到南宋。
裝束變化之大主要在發髻，也可說是當時人對于美的要求重點，大緻從三國時曹植《洛神賦》中說到的“雲髻峨峨”得到啟發。
唐代宮廷女道士作仙女、龍女裝得到發展，五代女子的花冠雲髻已日趨危巧，宋代再加以發展變化，因之頭上真是百花競放，無奇不有。
極簡單的是作玉蘭花苞式，極複雜的就如《楓窗小牍》所說，趙大翁墓所見有飛鬟危巧尖新的、如鳥張翼的，以至一種重疊堆砌如一花塔加上紫羅蓋頭的，大緻是仿照當時特種牡丹花“重樓子”做成。
照史書記載，到後竟高及三尺，用白角梳也大及一尺二寸，高髻險裝成一時風氣，自然不免影響民間相習成風。
後來政府才特别定下法律加以限制，不得超越尺寸。
但是上行下效，法律亦無濟于事。
直到别種風氣流行，才轉移這種愛好。
邊疆區域，如敦煌一帶，自五代以來多沿襲晚唐風氣，使用六金钗制，在博大蓬鬓兩側，各斜插二花钗，略作橫的發展，大約本于《詩經》“副笄六珈”一語而來，上接晉代“五兵佩”習慣，流行民間，直到近代。
福建畲族婦女的頭上三把刀銀飾，還是它的嫡親繼承者。
額黃靥子宋代中原婦女已不使用。
西北盛裝婦女還滿臉貼上不以為煩。
至于演戲、奏樂女人的服裝，種類變化自然就更多了。
從畫中所見，宮中樂妓，作玉蘭花苞式髻，穿小袖對襟長衫的可能屬于一般宮婢，雜劇中人則多山花插頭，充滿民間味，如照範石湖元宵觀燈詩所見，歌女中有戴個茸茸小貂帽子遮住眉額的一定相當好看。
若畫古代美人裝束，多做成唐代仙女、龍女、天女樣子，雖裙帶飛揚輕舉，依舊不免顯得有些拖沓，除非乘雲駕霧，否則可夠不方便。
這另外也反映一種現實，即宋人重實際精神（除了發髻外），穿衣知道如何用料經濟，既便于行動也比前人美觀。
宋代流行極薄紗羅，真是輕如煙霧，如做成六朝人畫的洛神打扮，還是不會太重的。
但是當時的女道士，就不肯這麼化妝，畫采靈芝仙女且有作村女裝束的。
當時最高級和尚，袈裟尚紫色，唯胸前一側絆帶用個小玉環，下綴一片金錦，名“拔遮那環”。
宋、元應用較廣，影響到西藏大喇嘛，在明、清古畫裡還保留這個制度。
契丹、女真、黨項、羌族等同屬中國東北、西北遊牧民族，生活習慣上與中原顯著不同。
西夏婦女多着唐式翻領胡服，斜領刺繡精美，統治者服飾也近似唐裝，腰間束鞢帶，挂上小刀、小囊、小火石諸事物，頭上戴的還是變形渾脫帽，普通武士則有作突厥式剃頂的。
契丹、女真本來服裝一般多小袖圓領，長才齊膝，着長筒靴，佩豹皮弓囊，宜于馬上作戰射獵。
契丹男子髡頂披發，女真則剃去頂發把餘發結成雙辮下垂耳旁。
受漢化影響，有身份的才把發上攏，裹“兔鹘巾”，如唐式幞頭，卻不甚講究款式，唯間或在額前嵌一珠玉為裝飾。
婦女着小袖斜領左衽長衫，下腳齊踵，頭戴金錦渾脫帽，後垂二錦帶，下綴二珠。
其腰帶也是下垂齊衣，唯不作環。
契丹和女真，遼、金政權均設有“南官”，多兼用唐、宋官服制度。
契丹即開始用不同山水鳥獸刺繡花紋，分别官品，後來明、清補服，就是承繼舊制而來。
金章宗定都燕京後，輿服制度更進一步采用宋式，區别就益少了。
至于金代官制中用綢緞花朵大小定官位尊卑，最小的隻許用無紋芝麻羅，明、清卻不沿用。
但衣上用龍，元代即已有相當限制。
分三、四、五爪不等，嚴格規定，載于典章。
明代即巧立名目，叫“蟒”“鬥牛”等等，重作規定，似嚴實濫。
同時契丹或女真男子服裝，因便于行動，也已為南人采用，例如當時力主抗金收複失地的嶽飛、韓世忠等中興四将，身邊家将便服，除腰袱外，就幾乎和金人無多大分别，平民穿的也相差無幾，彼此影響原因雖不盡同，或為政治需要，或從生活實際出發，由此可知，民族文化的融合，多出于現實要求，即在民族矛盾十分劇烈時亦然。
（總的看來，這種齊膝小袖衣服，說它原屬全中國各民族所固有，也說得過去，因為事實上從商代以來，即出現于各階層人民中。
）這時期勞動人民穿的多已更短了些，主要原因是生産雖有進展，生活實益貧窮，大部分勞動成果都被統治者剝削了，農民和漁夫已開始有了真正“短衣漢子”出現。
社會上層衣服算是符合常規的，大緻有如下三式： （一）官服——大袖長袍還近晚唐，唯頭上戴的已不相同，作平翅紗帽，有一定格式。
（二）便服——軟翅幞頭、小袖圓領還用唐式，唯腳下已由烏皮六合靴改成更便利平時起居的練鞋。
（三）遺老黃冠之服——合領大袖寬袍，用深色材料緣邊，遺老員外多戴高巾子，方方整整。
相傳由蘇東坡創始，後人叫作“東坡巾”。
明代老年士紳還常用它。
有身份黃冠道士，則常用玉、石、牙、角做成小小卷梁空心冠子，且用一支犀玉簪橫貫約發，沿用到元、明不廢，普通道士椎髻而已。
男仆雖照制度必戴曲翅幞頭，但普通人巾裹卻無嚴格限制。
女婢丫鬟，頭上梳鬟或丫角又或束作銀錠式，緊貼耳邊，直流行到元代。
至于紡織物，除絲織物中多已加金，紗羅品種益多，花紋名目較繁。
緞子織法似應屬于新發明。
錦的種類花色日益加多，圖案配色格外複雜，達到曆史高峰。
主要生産還在西蜀。
紗羅多出南方，羅緞名目有加“番”字的，可知織法不是中原本來所固有。
錦名“阇婆”，更明顯從印度傳來。
“白鹫”出于契丹，也為文獻提到過。
雨中出行已有穿油綢罩衣的。
這時期并且開始有棉織錦類，名叫“木錦”。
至于“兜羅錦”“黎單”等西南和外來織物也是花紋細緻的紡織品，綀子則是細麻織品。
“點蠟幔”是西南蠟染。
一般印花絲綢圖案，已多采用寫生折枝花，通名生色折枝，且由唐代小簇團窠改為滿地雜花。
唯北宋曾有法律嚴禁印花闆片流行，隻許供繡衣鹵簿官兵專用，到南宋才解禁，得到普遍發展。
臨安市銷售量極大的彩帛，部分即指印花絲絹。
時髦的且如水墨畫。
北宋服飾加金已有十八種名目，用法律禁止無效。
北宋時開封女人喜用花冠繡領，在大相國寺出售最精美的多是女尼姑手作，反映出宗教迷信的衰歇，庵中女尼姑已不能單純依靠信徒施舍過日子，必須自食其力方能生存，和唐代相比已大不相同了。
統治者雖耗費巨萬金錢和人力，前後修建景靈宮、玉清昭應宮、绛霄宮等，提倡迷信，一般人還是日益實際。
一時還流行過本色線繡，見于詩人陸遊等筆記中。
高級絲織物中除錦外，還有“鹿胎”“緊絲”“絨背”和“透背”，四川是主要産地。
這些材料，内容還不夠明确。
“鹿胎”或是一種多彩複色印花絲綢。
“絨背”或指一種榮緞、絨紗，近似後來花絨。
“透背”可能就是缂絲。
這些推測還有待新的發現才能證明。
撚金錦緞的流行增加了錦緞的華美，燈籠圖案錦且影響到後來極久。
“八答暈錦”富麗多彩已達錦類藝術高峰。
一種用小梭挖織的缂絲，由對稱滿地花鳥圖案，進而仿照名畫花鳥，設計布色，成為賞玩藝術新品種。
技術的流傳，西北回族織工貢獻較多。
南方還有“黃草心布”“雞鳴布”“綀子”和“紅蕉布”，特别宜于暑中使用。
由于造紙術有進一步提高，因此作戰用衣甲，有用皮紙做成的，又用紙作帳子，也流行一時。
元代由蒙古人軍事統治中國約一世紀之久。
政府在全中國設了許多染織提舉司，統制絲毛織物，并且用一種嚴酷官工匠制度督促生産，用撚金或縷金織成的錦緞“納石失”和用毛織成的“綠貼可”，當時是兩種有特别代表性的産品，絲綢印染已有九種不同名目，且有套染三四次的，毛織物氈罽類利用更多，《大元氈罽工物記》裡還留下六十多種名目。
為便于騎射，短袖齊肘的馬褂開始流行。
元代南人官服雖尚多用唐式幞頭圓領，常服已多習于合領敞露胸式。
蒙古人則把頂發當額下垂小绺，或如一小桃式，餘發總結分編成兩大環，垂于耳邊，即帝王也不例外。
婦女貴族必頭戴姑姑冠，高過一尺向前上聳，如一直頸鵝頭，用青紅絨錦做成，上飾珠玉，代表尊貴。
衣領用納石失金錦緣邊，平民奴婢多椎髻上結，合領左衽小袖，比女真略顯臃腫，貴族穿得紅紅綠綠，無官職平民就隻許着褐色布絹，唯平民終究是個多數，因此褐色名目就有二十四種，元代至元年間，才正式征收棉花稅，可知江南區比較大量種植草棉，棉布在國内行銷日廣，也大約是這個時期。
四楞藤帽為元代男子所通用，到明代就隻某種工匠還使用了。
另外一種折腰樣盔帽，元代帝王有用銀鼠皮做成的，當額或頂部常鑲嵌價值極貴的珠寶。
到明代差役的青紅氈帽也采用這個樣式，正和元代王公重視的“質孫宴”團衫，與明、清之差役服式差不多，前一代華服到後一代成為賤服，在若幹曆史朝代中，幾乎已成一種通例。
從文物來談談古人的胡子問題 《紅旗》十七期上，有篇王力先生作的《邏輯和語言》文章，分量相當重。
我不懂邏輯和語言學，這方面得失少發言權。
唯在末尾有一段涉及胡子曆史及古人對胡子的美學觀問題，和我們搞文物所有常識不盡符合。
特提出些不同意見商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