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兩京當詩體窮變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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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首皆枚作者矣。
傳久益訛，亦理之常也。
楊升庵以《玉衡指孟冬》一首節候與漢未用夏正時合，疑爲西京之詩。
顧炎武（顧説見前）以《青青河畔草》一首用盈盈不避惠帝諱，謂爲後人擬作。
近人復有以《凜凜歲雲暮》一首言涼風與月令合，亦是太初以前之辭。
其説紛紜如此，不知西京縱有五言，亦必非枚叔所作，摯、劉之説甚明也。
且其詩皆泛寫勞人思婦、朋友契闊、死生新故之感，安見定爲枚作？宜以昭明、仲偉之論爲準。
至郎廷槐謂與楚騷同時。
則雖阮亭、歷友皆不謂然（見《師友詩傳録》），是又尊之太過者之失也。
然則論五言所始者固當以西京爲河源，而龍門積石之奇觀，終在東都矣，東都衆製：古詩十九之言情，廬江小吏之叙事，可謂雙美。
而樂府歌詩，五言尤盛。
按樂府之制，有依律以製辭者，有採詩而協律者。
郭茂倩《樂府詩集》，每以協律之辭，與本辭並載，其本辭皆五言古詩也。
至明人以樂府往往叙事爲與古詩相異之處，殊不盡然。
又以古詩貴溫裕純雅，樂府貴遒深勁絶，爲二者之别者。
亦非探本之論（見徐禎卿《談藝録》）。
蓋漢代樂府，多取叙事之詩，而協律之時，又必增損字句，遂覺有此分别耳。
魏晉以下，競擬樂府，而無詔伶人。
詩聲既離，二體遂亦無别。
唐世稍稍變古，雖事非協律，而音節務求近之。
明人不察，乃有此論。
其間善篇，雖使李、杜操翰，猶當遜其古茂。
豈非新興之氣，難與比隆哉？至七言之作，雖亦見端漢代，核其次第，又復後於五言。
世有以柏梁賡歌當之者，非其質矣。
顧炎武《日知録》：“漢武《柏梁臺》詩，本出三秦紀，雲是元封三年作。
而考之於史，則多不符。
按《史記》及《漢書》孝景紀中，六年夏四月，梁王薨。
諸侯王表，梁孝王武立，三十五年薨。
孝景後元年，共王買嗣，七年薨。
建元五年平王襄嗣，四十年薨。
文三王傳同。
又按孝武紀，元鼎二年春，起柏梁臺，是爲梁平王之二十二年，而孝王之薨至此已二十九年。
又七年始爲元封三年。
又按平王襄元朔中，以與太母争樽，公卿請廢爲庶人。
天子曰：梁王襄無良師傅，故陷不義。
乃削梁八城，梁餘尚有十城。
又按平王襄之十年，爲元朔二年，來朝。
其三十六年，爲太初四年，來朝。
皆不當元封時。
又按《百官公卿表》，郎中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勳典客，景帝中六年更名太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鴻臚。
治粟内史，景帝後元年更名大農令。
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農。
中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
内史，景帝二年分置左内史、右内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京兆尹，左内史更名左馮翊。
主爵中尉，景帝十六年更名都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右扶風。
凡此六官，皆太初以後之名，不應預書於元封之時。
又按孝武紀，太初元年冬十一月乙酉，柏梁臺災。
夏五月，正曆，以正月爲歲首，定官名，則是柏梁既災之後，又半歲而始改官名。
而大司馬大將軍青則薨於元封之五年，距此已二年矣。
反復考證，無一合者，蓋是後人擬作，剽取武帝以來官名，及梁孝王世家乘輿駟馬之事，以合之，而不悟時代之乖舛也。
按世家梁孝王二十九年十月入朝，景帝使使持節乘輿駟馬迎梁王於關下。
臣瓚曰：天子副車駕駟馬，此一時異數，平王安得有此？” 今按亭林此説，考證精確，較然可信。
然自來論七言起源者，必舉此詩。
蓋亦習而未察，雖彥和不能免焉，則其所從來遠矣。
又按《文選·西京賦》注引劉向《七言》曰：博學多識與凡殊。
王仲宣《贈士孫文始詩》注引劉向《七言》曰：宴處從容觀詩書。
嵇叔夜《贈秀才入軍詩》注引劉向《七言》曰：山鳥群鳴動我懷。
張景陽《雜詩》注引劉向《七言》曰：朅來歸耕永自疏。
又《後漢書》東平王蒼、杜篤、崔琦、崔瑗、崔實等傳，並雲著《七言》若幹篇。
是則“七言”一體，已萌芽後漢之世，惟多不傳於世。
又史家但質稱七言，不曰七言詩。
證以今傳史遊《急就章》體，或與之近，但以七字成文耳，不可與四言詩同觀比論，故質稱七言也。
七言之外，尚有三言、六言、八言之目。
《文選·序》所謂三言八字之文，《後漢書·孔融傳》所謂融著詩、頌、碑文、六言、策文、表檄是也。
大抵四言既衰，五言代起之時，三六七八言，亦有試作者，特不如五言之盛耳。
按歷來稱四言五言者，或去足句之兮字數之。
故孺子滄浪，彥和謂之五言全曲，或連足句之兮字數之，故徐淑《叙别》，仲偉謂之五言作家。
平子《四愁》首句連兮字七言，故《昭明文選》謂之七言。
王闓運《八代詩選》歸之雜言，核其體制，固與垓下之歌，三侯之章同類，可謂七言古詩變而未純者也。
逮魏武不喜用兮字足句，文帝《燕歌行》遂爲後世七言歌行之所昉。
然六代此體，終不若五言之盛。
至李、杜而波瀾始壯闊矣。
文體興起之先後，蓋亦有運會焉，不可強也。
故知論文體之肇興者，當於其風會已成之時。
若摘句一篇之中，搜章衆製之内：謂五言興於虞庭，七言成於周世，則一代之殊尚，古今之因革，何由見焉？
傳久益訛，亦理之常也。
楊升庵以《玉衡指孟冬》一首節候與漢未用夏正時合，疑爲西京之詩。
顧炎武（顧説見前）以《青青河畔草》一首用盈盈不避惠帝諱，謂爲後人擬作。
近人復有以《凜凜歲雲暮》一首言涼風與月令合，亦是太初以前之辭。
其説紛紜如此，不知西京縱有五言，亦必非枚叔所作，摯、劉之説甚明也。
且其詩皆泛寫勞人思婦、朋友契闊、死生新故之感，安見定爲枚作？宜以昭明、仲偉之論爲準。
至郎廷槐謂與楚騷同時。
則雖阮亭、歷友皆不謂然（見《師友詩傳録》），是又尊之太過者之失也。
然則論五言所始者固當以西京爲河源，而龍門積石之奇觀，終在東都矣，東都衆製：古詩十九之言情，廬江小吏之叙事，可謂雙美。
而樂府歌詩，五言尤盛。
按樂府之制，有依律以製辭者，有採詩而協律者。
郭茂倩《樂府詩集》，每以協律之辭，與本辭並載，其本辭皆五言古詩也。
至明人以樂府往往叙事爲與古詩相異之處，殊不盡然。
又以古詩貴溫裕純雅，樂府貴遒深勁絶，爲二者之别者。
亦非探本之論（見徐禎卿《談藝録》）。
蓋漢代樂府，多取叙事之詩，而協律之時，又必增損字句，遂覺有此分别耳。
魏晉以下，競擬樂府，而無詔伶人。
詩聲既離，二體遂亦無别。
唐世稍稍變古，雖事非協律，而音節務求近之。
明人不察，乃有此論。
其間善篇，雖使李、杜操翰，猶當遜其古茂。
豈非新興之氣，難與比隆哉？至七言之作，雖亦見端漢代，核其次第，又復後於五言。
世有以柏梁賡歌當之者，非其質矣。
顧炎武《日知録》：“漢武《柏梁臺》詩，本出三秦紀，雲是元封三年作。
而考之於史，則多不符。
按《史記》及《漢書》孝景紀中，六年夏四月，梁王薨。
諸侯王表，梁孝王武立，三十五年薨。
孝景後元年，共王買嗣，七年薨。
建元五年平王襄嗣，四十年薨。
文三王傳同。
又按孝武紀，元鼎二年春，起柏梁臺，是爲梁平王之二十二年，而孝王之薨至此已二十九年。
又七年始爲元封三年。
又按平王襄元朔中，以與太母争樽，公卿請廢爲庶人。
天子曰：梁王襄無良師傅，故陷不義。
乃削梁八城，梁餘尚有十城。
又按平王襄之十年，爲元朔二年，來朝。
其三十六年，爲太初四年，來朝。
皆不當元封時。
又按《百官公卿表》，郎中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勳典客，景帝中六年更名太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鴻臚。
治粟内史，景帝後元年更名大農令。
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農。
中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
内史，景帝二年分置左内史、右内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京兆尹，左内史更名左馮翊。
主爵中尉，景帝十六年更名都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右扶風。
凡此六官，皆太初以後之名，不應預書於元封之時。
又按孝武紀，太初元年冬十一月乙酉，柏梁臺災。
夏五月，正曆，以正月爲歲首，定官名，則是柏梁既災之後，又半歲而始改官名。
而大司馬大將軍青則薨於元封之五年，距此已二年矣。
反復考證，無一合者，蓋是後人擬作，剽取武帝以來官名，及梁孝王世家乘輿駟馬之事，以合之，而不悟時代之乖舛也。
按世家梁孝王二十九年十月入朝，景帝使使持節乘輿駟馬迎梁王於關下。
臣瓚曰：天子副車駕駟馬，此一時異數，平王安得有此？” 今按亭林此説，考證精確，較然可信。
然自來論七言起源者，必舉此詩。
蓋亦習而未察，雖彥和不能免焉，則其所從來遠矣。
又按《文選·西京賦》注引劉向《七言》曰：博學多識與凡殊。
王仲宣《贈士孫文始詩》注引劉向《七言》曰：宴處從容觀詩書。
嵇叔夜《贈秀才入軍詩》注引劉向《七言》曰：山鳥群鳴動我懷。
張景陽《雜詩》注引劉向《七言》曰：朅來歸耕永自疏。
又《後漢書》東平王蒼、杜篤、崔琦、崔瑗、崔實等傳，並雲著《七言》若幹篇。
是則“七言”一體，已萌芽後漢之世，惟多不傳於世。
又史家但質稱七言，不曰七言詩。
證以今傳史遊《急就章》體，或與之近，但以七字成文耳，不可與四言詩同觀比論，故質稱七言也。
七言之外，尚有三言、六言、八言之目。
《文選·序》所謂三言八字之文，《後漢書·孔融傳》所謂融著詩、頌、碑文、六言、策文、表檄是也。
大抵四言既衰，五言代起之時，三六七八言，亦有試作者，特不如五言之盛耳。
按歷來稱四言五言者，或去足句之兮字數之。
故孺子滄浪，彥和謂之五言全曲，或連足句之兮字數之，故徐淑《叙别》，仲偉謂之五言作家。
平子《四愁》首句連兮字七言，故《昭明文選》謂之七言。
王闓運《八代詩選》歸之雜言，核其體制，固與垓下之歌，三侯之章同類，可謂七言古詩變而未純者也。
逮魏武不喜用兮字足句，文帝《燕歌行》遂爲後世七言歌行之所昉。
然六代此體，終不若五言之盛。
至李、杜而波瀾始壯闊矣。
文體興起之先後，蓋亦有運會焉，不可強也。
故知論文體之肇興者，當於其風會已成之時。
若摘句一篇之中，搜章衆製之内：謂五言興於虞庭，七言成於周世，則一代之殊尚，古今之因革，何由見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