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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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藝論》當以六藝統攝古今一切學術。
今世所謂文學屬于《詩》，政事、社會、經濟屬于《書》，人事、法制屬之《禮》，音樂、藝術屬之《樂》，本體論、宇宙論屬之《易》（哲學當然在内。
但哲學譯自泰西，意雲愛智，愛智即是執見，執見即是法執，應在破除之列，故其為名不妥）。
若夫《春秋》之義，以今人語言釋之，則所謂有正确之宇宙觀，乃有正确之人生觀，知宇宙自然之法則，乃知人事當然之法則也。
此六藝之統攝今世之學術也。
經、史、子、集之分始見于《隋書&bull經籍志》，前此但有甲、乙、丙、丁之分部而已。
《太史公自序》附于《春秋》，史部本為經之支流，後世史書多不足以語此，惟《綱目》為有此義。
章實齋所雲“六經皆史”，實颠倒見耳。
是故史部可附于《春秋》。
老子觀變甚深，出于《易》。
孟子長于《詩》，而其說性善、言仁義，實本于《易》。
其所為書，語不及《易》，善《易》者不言《易》耳。
邵堯夫言“孟子得《易》之體，老子得《易》之用”，深為得之。
墨子出于《禮》，名家、法家亦出于《禮》而失之者。
荀子本通六藝，而言性惡則是其失。
其言禮，主法後王，故開法家，其後學出一李斯，便亂天下。
莊子文辭華美，出于《詩》，其義汪洋自恣而無端崖，實出于《樂》。
樂主和同，為說太過則有此失。
是故子部可附于群經。
至于各家文集，皆可附于《詩》。
此六藝之統攝四部也。
班氏《藝文志》以諸子為出于王官，實則應謂出于六藝。
子部既各有所屬矣，此六藝之統攝九流也。
《易》可以統《禮》《樂》，《春秋》可以統《詩》《書》，此六藝之互相統攝也。
一切學術莫之能外，此所謂“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者也。
然此僅輪廓而已，是當有以實之，乃不徒托空言。
自來說經各家得失互見，言《禮》當宗康成，傳《易》應推伊川，朱子《詩傳》不盡可據而大義不誤，《尚書》應用《蔡傳》，《春秋》應推《胡傳》，杜預不及也。
六藝之傳各有流失，自先儒未嘗以為諱，是當依佛氏判教之法一一别之。
班氏《藝文志》叙錄各家，亦皆明其短長。
近人廖季平所為書，頗有判教意味。
初分今古，以為《周禮》古文，《王制》今文，故不盡符合。
比如鄭氏說禮，有違異處，則以屬之殷制，或以漢制說《周官》，廖氏伎倆亦無以異。
繼而講小大，舉經中言小大處，如“大同”、“小康”之類，一一排而比之，其意以為小者不必是惡也。
最後講天人，以為《詩經》所言，全是天事，以“聊樂我雲”為“聊樂我魂”，其言乃荒誕不可究诘。
廖氏雖經文熟，天資高，而不知義理，不讀佛書，向壁虛造，臆說武斷，流而為康有為，誤人不淺。
吾書如可下筆，自當矜慎出之，“君子于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孟子叙列聖之傳，當仁不讓，直接尼父。
而伊川之為《明道行狀》，亦以上繼孔孟。
子張雲：“執德不弘，信道不笃，焉能為有？焉能為亡？”士固不可以不弘毅也。
往者吾嘗注《大學》，依義學之法釋之，與先儒規模不同，而條理明晰，易于領悟。
既而毀棄之，嫌其有類于佛家面目，疑若蹈習窠白也。
“經”字就字義言，是線裝書，佛經謂之修多羅sutra，亦以貝葉為書，以線貫之，略如中土之竹簡韋編。
就義理言，則是常道，所謂“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者也。
如實而言，須知六經非是聖人撰造出來，而是人人自性所具之理，如非固有，聖人豈能取而與之？執言語、泥文字者每以典冊為經，不知宇宙間本來有這些道理，盈天地間莫非經也。
寒暑晝夜，陰晴朝暮，乃至一人之身，語默呼吸，作息行止，何莫非《易》，不必限于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也。
政事之得失，國家之治亂，人物之賢否，何莫非《書》，不必限于今古文若幹篇也。
一切吟詠語言，雖有精粗美惡淺深之不同，何莫非《詩》，不必限于三百篇也。
即如孺子“滄浪之歌”，信口而出，聖人聞之，則聲入心通，發為“清斯濯纓，濁斯濯足”之義，豈非詩教？顧滄浪之歌又何嘗在三百篇之内耶？拘泥文字、尋行數墨者流何嘗知六經之外别有一部沒字真經耶？但此文為一般人言之，自不必驚怖其說，以為茫無端涯。
此是了義教，不可為初學說法。
遽為說此，便束書不觀矣。
“博我以文”是六藝之文，“約我以禮”是六藝之道。
六藝可以互相統攝。
邵康節以四時配《詩》《書》《禮》《春秋》，謂四時有春之春，春之夏，春之秋，春之冬，其餘三季準此。
實則《詩》亦有《詩》之《易》，《詩》之《詩》，《詩》之《書》，《詩》之《禮》，《詩》之《樂》，《詩》之《春秋》，其餘各經準此可知。
吾說六藝，頗采義學家方法。
佛法有折、攝二門，二門原是一門。
雖推論遠及西方，未嘗有外之之意。
六藝統諸子，理固如是，但流派既分，亦不必泯其差别相。
必謂諸子之名可以不立，似亦少過。
今人受科學影響太深，習于分析，于六藝内容一無所知，而輕視漸甚，故于六藝統攝一切學術之說必不肯信。
今人講國學者，以經學、史學、諸子學并列，而不知其皆統于六藝。
吾以六藝統諸子，非欲徑廢諸子學之名也。
将來作《六藝論》，辭當簡約，不必引書，全自胸襟流出，已足取材。
論經術、經學之别雲：漢人言經術，通經可以為政，國有大疑大難，每以經義斷之；唐人專事注釋，便成經學；宋人以義理明經，見處遠過漢人，乃經術正宗。
書院講習，亦此志也。
先生講剩語一則，指陳六藝流失雲：不覺即是愚，不如實即是誣，貴安排即是煩，騁言說即是奢，執人我即是賊，惑名言即是亂。
問：“西來學術亦統于六藝”，請易“統”為“類”何如？答雲：類是别相，統是總相，總不離别，别不離總，總别亦是一相，非有勝劣之意在乎其間。
必若以此為病，則是安于一曲而昧乎大方，是以求通而反礙也。
先生嘗欲作《六藝論》，又拟作《四學考
今世所謂文學屬于《詩》，政事、社會、經濟屬于《書》，人事、法制屬之《禮》，音樂、藝術屬之《樂》，本體論、宇宙論屬之《易》（哲學當然在内。
但哲學譯自泰西，意雲愛智，愛智即是執見，執見即是法執，應在破除之列，故其為名不妥）。
若夫《春秋》之義，以今人語言釋之，則所謂有正确之宇宙觀，乃有正确之人生觀，知宇宙自然之法則，乃知人事當然之法則也。
此六藝之統攝今世之學術也。
經、史、子、集之分始見于《隋書&bull經籍志》，前此但有甲、乙、丙、丁之分部而已。
《太史公自序》附于《春秋》，史部本為經之支流，後世史書多不足以語此，惟《綱目》為有此義。
章實齋所雲“六經皆史”，實颠倒見耳。
是故史部可附于《春秋》。
老子觀變甚深，出于《易》。
孟子長于《詩》，而其說性善、言仁義，實本于《易》。
其所為書，語不及《易》，善《易》者不言《易》耳。
邵堯夫言“孟子得《易》之體，老子得《易》之用”，深為得之。
墨子出于《禮》，名家、法家亦出于《禮》而失之者。
荀子本通六藝，而言性惡則是其失。
其言禮，主法後王，故開法家，其後學出一李斯，便亂天下。
莊子文辭華美，出于《詩》，其義汪洋自恣而無端崖，實出于《樂》。
樂主和同，為說太過則有此失。
是故子部可附于群經。
至于各家文集，皆可附于《詩》。
此六藝之統攝四部也。
班氏《藝文志》以諸子為出于王官，實則應謂出于六藝。
子部既各有所屬矣，此六藝之統攝九流也。
《易》可以統《禮》《樂》，《春秋》可以統《詩》《書》，此六藝之互相統攝也。
一切學術莫之能外，此所謂“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者也。
然此僅輪廓而已，是當有以實之，乃不徒托空言。
自來說經各家得失互見，言《禮》當宗康成，傳《易》應推伊川，朱子《詩傳》不盡可據而大義不誤，《尚書》應用《蔡傳》，《春秋》應推《胡傳》，杜預不及也。
六藝之傳各有流失，自先儒未嘗以為諱，是當依佛氏判教之法一一别之。
班氏《藝文志》叙錄各家，亦皆明其短長。
近人廖季平所為書，頗有判教意味。
初分今古，以為《周禮》古文，《王制》今文，故不盡符合。
比如鄭氏說禮，有違異處，則以屬之殷制，或以漢制說《周官》，廖氏伎倆亦無以異。
繼而講小大，舉經中言小大處，如“大同”、“小康”之類，一一排而比之，其意以為小者不必是惡也。
最後講天人，以為《詩經》所言，全是天事，以“聊樂我雲”為“聊樂我魂”，其言乃荒誕不可究诘。
廖氏雖經文熟，天資高，而不知義理，不讀佛書，向壁虛造，臆說武斷，流而為康有為，誤人不淺。
吾書如可下筆，自當矜慎出之，“君子于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孟子叙列聖之傳，當仁不讓，直接尼父。
而伊川之為《明道行狀》，亦以上繼孔孟。
子張雲：“執德不弘，信道不笃，焉能為有？焉能為亡？”士固不可以不弘毅也。
往者吾嘗注《大學》，依義學之法釋之，與先儒規模不同，而條理明晰，易于領悟。
既而毀棄之，嫌其有類于佛家面目，疑若蹈習窠白也。
“經”字就字義言，是線裝書，佛經謂之修多羅sutra，亦以貝葉為書，以線貫之，略如中土之竹簡韋編。
就義理言，則是常道，所謂“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者也。
如實而言，須知六經非是聖人撰造出來，而是人人自性所具之理，如非固有，聖人豈能取而與之？執言語、泥文字者每以典冊為經，不知宇宙間本來有這些道理，盈天地間莫非經也。
寒暑晝夜，陰晴朝暮，乃至一人之身，語默呼吸，作息行止，何莫非《易》，不必限于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也。
政事之得失，國家之治亂，人物之賢否，何莫非《書》，不必限于今古文若幹篇也。
一切吟詠語言，雖有精粗美惡淺深之不同，何莫非《詩》，不必限于三百篇也。
即如孺子“滄浪之歌”，信口而出，聖人聞之，則聲入心通，發為“清斯濯纓，濁斯濯足”之義，豈非詩教？顧滄浪之歌又何嘗在三百篇之内耶？拘泥文字、尋行數墨者流何嘗知六經之外别有一部沒字真經耶？但此文為一般人言之，自不必驚怖其說，以為茫無端涯。
此是了義教，不可為初學說法。
遽為說此，便束書不觀矣。
“博我以文”是六藝之文，“約我以禮”是六藝之道。
六藝可以互相統攝。
邵康節以四時配《詩》《書》《禮》《春秋》，謂四時有春之春，春之夏，春之秋，春之冬，其餘三季準此。
實則《詩》亦有《詩》之《易》，《詩》之《詩》，《詩》之《書》，《詩》之《禮》，《詩》之《樂》，《詩》之《春秋》，其餘各經準此可知。
吾說六藝，頗采義學家方法。
佛法有折、攝二門，二門原是一門。
雖推論遠及西方，未嘗有外之之意。
六藝統諸子，理固如是，但流派既分，亦不必泯其差别相。
必謂諸子之名可以不立，似亦少過。
今人受科學影響太深，習于分析，于六藝内容一無所知，而輕視漸甚，故于六藝統攝一切學術之說必不肯信。
今人講國學者，以經學、史學、諸子學并列，而不知其皆統于六藝。
吾以六藝統諸子，非欲徑廢諸子學之名也。
将來作《六藝論》，辭當簡約，不必引書，全自胸襟流出，已足取材。
論經術、經學之别雲：漢人言經術，通經可以為政，國有大疑大難，每以經義斷之；唐人專事注釋，便成經學；宋人以義理明經，見處遠過漢人，乃經術正宗。
書院講習，亦此志也。
先生講剩語一則，指陳六藝流失雲：不覺即是愚，不如實即是誣，貴安排即是煩，騁言說即是奢，執人我即是賊，惑名言即是亂。
問：“西來學術亦統于六藝”，請易“統”為“類”何如？答雲：類是别相，統是總相，總不離别，别不離總，總别亦是一相，非有勝劣之意在乎其間。
必若以此為病，則是安于一曲而昧乎大方，是以求通而反礙也。
先生嘗欲作《六藝論》，又拟作《四學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