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讀子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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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學專行，諸子之書，治之者少；非特鮮疏注可憑，抑且乏善本足據。
校勘訓釋，為力已疲；故于大義，遂罕探讨。
善夫章太炎之言曰：“治經治子，校勘訓诂，特最初門徑然。
大略言之：經多陳事實，諸子多明義理。
校勘訓诂而後，不得不各有所主。
故賈、馬不能理諸子，而郭象、張湛不能治經。
”（《與章行嚴論墨學第二書》，見《華國月刊》第四期）胡适之亦謂“治古書之法有三：（一）校勘，（二）訓诂，（三）貫通。
清儒精于校勘訓诂，于貫通工夫，尚有未逮”，（見所著《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第一篇）誠知言之選也。
今諸子之要者，經清儒校勘訓釋之後，近人又多有集解之本，初學披覽，已可粗通。
若求訓釋更精，及以其所述制度，互相比較，并與群經所述制度相比較，制度以儒家為詳，故以諸子所述制度與經比較尤要。
則非初學所能。
故當先求其大義。
諸家大義，有彼此相同者，亦有相異者。
相同者無論矣，即相異者，亦仍相反而相成，宜深思而求其會通；然後讀諸子書，可謂能得其要。
至于校勘疏解，偶有所得，亦宜随時劄記，以備他日之精研。
讀書尚未終卷，即已下筆千言，诋排先儒，創立異說，此乃時人習氣，殊背大器晚成之道，深願學者勿效之也（凡人著書，有可速成者，有宜晚出者。
創立新義，發前人所未發，造端宏大，欲求詳密，斷非一人之力所能；隻可姑引其端，而疏通證明，則望諸異人，或俟諸後日。
此可早出者也。
此等新義之發明，恒曆數百千年而後一見；乃時會為之，非可強求，亦決非人人可得。
至于校勘考證之學，正由精詳，乃能得闡，必宜随時改訂，以求完密；苟為未定之說，不可輕出誤人。
今人好言著書，而其所談者，皆校勘考證之事，此則私心期期以為不可者也）。
讀古書固宜嚴别真僞，諸子尤甚。
（秦漢以後之書，僞者較少，辨别亦較易，古書則不然。
古書中之經，治者較多，真僞已大略可睹，子又不然也）然近人辨諸子真僞之術，吾實有不甚敢信者。
近人所持之術，大要有二：（一）據書中事實立論，事有非本人所能言者，即斷為僞。
如胡适之摘《管子·小稱篇》記管仲之死，又言及毛嫱、西施，《立政篇》辟寝兵兼愛之言，為難墨家之論是也。
（二）則就文字立論，如梁任公以《老子》中有偏将軍、上将軍之名，謂為戰國人語；（見《學術講演集》評胡适之《中國哲學史大綱》）又或以文字體制之古近，而辨其書之真僞是。
予謂二法皆有可采，而亦皆不可專恃。
何則？子為一家之學，與集為一人之書者不同，前已言之。
故讀子者，不能以其忽作春秋時人語，忽為戰國人之言，而疑其書之出于僞造；猶之讀集者，不能以其忽祖儒家之言，忽述墨家之論，而疑其文非出于一人。
先秦諸子，大抵不自著書。
今其書之存者，大抵治其學者所為；而其纂輯，則更出于後之人。
書之亡佚既多，輯其書者，又未必通其學；（即謂好治此學，然既無師授，即無從知其書之由來，亦無從正其書之真僞；即有可疑者，亦不得不過而存之矣）不過見講此類學術之書共有若幹，即合而編之，而取此種學派中最有名之人，題之曰“某子雲”耳。
然則某子之标題，本不過表明學派之詞，不謂書即其人所著；與集部書之标題為某某集者，大不相同。
集中記及其人身後之事，及其文詞之古近錯出，固不足怪。
至于諸子書所記事實，多有訛誤，此似誠有可疑。
然古人學術，多由口耳相傳，無有書籍，本易訛誤；而其傳之也，又重其義而輕其事。
如胡适之所摘莊子見魯哀公，自為必無之事。
然古人傳此，則但取其足以明義，往見者果為莊子與否，所見者果為魯哀公與否，皆在所不問；豈唯不問，蓋有因往見及所見之人，不如莊子及魯哀公之著名，而易為莊子與魯哀公者矣。
然此尚實有其事，至如孔子往見盜跖等，則可斷并其事而無之。
不過作者胸中有此一段議論，乃托之孔子、盜跖耳；此則所謂“寓言”也。
此等處若據之以談史實，自易謬誤；然在當時，固人人知為“寓言”。
故諸子書中所記事實，乖謬者十有七八；而後人于其書，仍皆信而傳之。
胡适之概斷為當時之人，為求利而僞造；又譏購求者之不能别白，亦未必然也。
（誤之少且小者，後人或不能辨；今諸子書皆罅漏百出，謬誤顯然，豈有概不能辨之理）設事如此，行文亦然。
今所傳《五千言》，設使果出老子，則其書中偏将軍、上将軍，或本作春秋以前官名，而傳者乃以戰國時之名易之。
此則如今譯書者，于書中外國名物，易之以中國名物耳。
雖不免失真，固與僞造有别也。
又古人之傳一書，有但傳其意者，有兼傳其詞者。
兼傳其詞者，則其學本有口訣可誦，師以是傳之徒，徒又以是傳之其徒；如今瞽人業算命者，以命理之書口授其徒然。
此等可傳之千百年，詞句仍無大變。
但傳其意者，則如今教師之講授，聽者但求明其意即止；造其傳之其徒，則出以自己之言。
如是三四傳後，其說雖古，其詞則新矣。
故文字、氣體之古近，亦不能以别其書之古近也，而況于判其真僞乎？今各家學術，據其自言，皆有所本；說誠未必可信，《淮南子·修務訓》已言之。
然亦不能絕無關系。
如管夷吾究但長于政事，抑兼長于學問，已雜質言。
即謂長于學問，亦終不似著書之人。
然今《管子·戒篇》載流連荒亡之說，實與孟子引晏子之言同，（《梁惠王》下篇）《晏子春秋》亦載之；則此派學術，固出于齊；既出于齊，固不能斷其與管仲無關也。
（《中小匡篇》所述治制，即或為管仲之遺。
其他自謂其學出于神農、黃帝者視此。
《孟子》“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梁任公謂其足為諸子托古之鐵證。
其意謂許行造作言語，托之神農也。
然此語恐非如此解法。
《禮記·曲禮》下篇：“醫不三世，不服其藥。
”《疏》引又說雲：“三世者：一曰黃帝針灸；二曰神農本草；三曰素女脈訣，又雲夫子脈訣。
”然則“神農本草”四字，乃一學科之名。
今世所傳《神農本草經》，非謂神農氏所作之《本草經》；乃謂神農本
校勘訓釋，為力已疲；故于大義，遂罕探讨。
善夫章太炎之言曰：“治經治子，校勘訓诂，特最初門徑然。
大略言之：經多陳事實，諸子多明義理。
校勘訓诂而後，不得不各有所主。
故賈、馬不能理諸子，而郭象、張湛不能治經。
”（《與章行嚴論墨學第二書》，見《華國月刊》第四期）胡适之亦謂“治古書之法有三：（一）校勘，（二）訓诂，（三）貫通。
清儒精于校勘訓诂，于貫通工夫，尚有未逮”，（見所著《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第一篇）誠知言之選也。
今諸子之要者，經清儒校勘訓釋之後，近人又多有集解之本，初學披覽，已可粗通。
若求訓釋更精，及以其所述制度，互相比較，并與群經所述制度相比較，制度以儒家為詳，故以諸子所述制度與經比較尤要。
則非初學所能。
故當先求其大義。
諸家大義，有彼此相同者，亦有相異者。
相同者無論矣，即相異者，亦仍相反而相成，宜深思而求其會通；然後讀諸子書，可謂能得其要。
至于校勘疏解，偶有所得，亦宜随時劄記，以備他日之精研。
讀書尚未終卷，即已下筆千言，诋排先儒，創立異說，此乃時人習氣，殊背大器晚成之道，深願學者勿效之也（凡人著書，有可速成者，有宜晚出者。
創立新義，發前人所未發，造端宏大，欲求詳密，斷非一人之力所能；隻可姑引其端，而疏通證明，則望諸異人，或俟諸後日。
此可早出者也。
此等新義之發明，恒曆數百千年而後一見；乃時會為之，非可強求，亦決非人人可得。
至于校勘考證之學，正由精詳，乃能得闡，必宜随時改訂，以求完密；苟為未定之說，不可輕出誤人。
今人好言著書，而其所談者，皆校勘考證之事，此則私心期期以為不可者也）。
讀古書固宜嚴别真僞，諸子尤甚。
（秦漢以後之書，僞者較少，辨别亦較易，古書則不然。
古書中之經，治者較多，真僞已大略可睹，子又不然也）然近人辨諸子真僞之術，吾實有不甚敢信者。
近人所持之術，大要有二：（一）據書中事實立論，事有非本人所能言者，即斷為僞。
如胡适之摘《管子·小稱篇》記管仲之死，又言及毛嫱、西施，《立政篇》辟寝兵兼愛之言，為難墨家之論是也。
（二）則就文字立論，如梁任公以《老子》中有偏将軍、上将軍之名，謂為戰國人語；（見《學術講演集》評胡适之《中國哲學史大綱》）又或以文字體制之古近，而辨其書之真僞是。
予謂二法皆有可采，而亦皆不可專恃。
何則？子為一家之學，與集為一人之書者不同，前已言之。
故讀子者，不能以其忽作春秋時人語，忽為戰國人之言，而疑其書之出于僞造；猶之讀集者，不能以其忽祖儒家之言，忽述墨家之論，而疑其文非出于一人。
先秦諸子，大抵不自著書。
今其書之存者，大抵治其學者所為；而其纂輯，則更出于後之人。
書之亡佚既多，輯其書者，又未必通其學；（即謂好治此學，然既無師授，即無從知其書之由來，亦無從正其書之真僞；即有可疑者，亦不得不過而存之矣）不過見講此類學術之書共有若幹，即合而編之，而取此種學派中最有名之人，題之曰“某子雲”耳。
然則某子之标題，本不過表明學派之詞，不謂書即其人所著；與集部書之标題為某某集者，大不相同。
集中記及其人身後之事，及其文詞之古近錯出，固不足怪。
至于諸子書所記事實，多有訛誤，此似誠有可疑。
然古人學術，多由口耳相傳，無有書籍，本易訛誤；而其傳之也，又重其義而輕其事。
如胡适之所摘莊子見魯哀公，自為必無之事。
然古人傳此，則但取其足以明義，往見者果為莊子與否，所見者果為魯哀公與否，皆在所不問；豈唯不問，蓋有因往見及所見之人，不如莊子及魯哀公之著名，而易為莊子與魯哀公者矣。
然此尚實有其事，至如孔子往見盜跖等，則可斷并其事而無之。
不過作者胸中有此一段議論，乃托之孔子、盜跖耳；此則所謂“寓言”也。
此等處若據之以談史實，自易謬誤；然在當時，固人人知為“寓言”。
故諸子書中所記事實，乖謬者十有七八；而後人于其書，仍皆信而傳之。
胡适之概斷為當時之人，為求利而僞造；又譏購求者之不能别白，亦未必然也。
（誤之少且小者，後人或不能辨；今諸子書皆罅漏百出，謬誤顯然，豈有概不能辨之理）設事如此，行文亦然。
今所傳《五千言》，設使果出老子，則其書中偏将軍、上将軍，或本作春秋以前官名，而傳者乃以戰國時之名易之。
此則如今譯書者，于書中外國名物，易之以中國名物耳。
雖不免失真，固與僞造有别也。
又古人之傳一書，有但傳其意者，有兼傳其詞者。
兼傳其詞者，則其學本有口訣可誦，師以是傳之徒，徒又以是傳之其徒；如今瞽人業算命者，以命理之書口授其徒然。
此等可傳之千百年，詞句仍無大變。
但傳其意者，則如今教師之講授，聽者但求明其意即止；造其傳之其徒，則出以自己之言。
如是三四傳後，其說雖古，其詞則新矣。
故文字、氣體之古近，亦不能以别其書之古近也，而況于判其真僞乎？今各家學術，據其自言，皆有所本；說誠未必可信，《淮南子·修務訓》已言之。
然亦不能絕無關系。
如管夷吾究但長于政事，抑兼長于學問，已雜質言。
即謂長于學問，亦終不似著書之人。
然今《管子·戒篇》載流連荒亡之說，實與孟子引晏子之言同，（《梁惠王》下篇）《晏子春秋》亦載之；則此派學術，固出于齊；既出于齊，固不能斷其與管仲無關也。
（《中小匡篇》所述治制，即或為管仲之遺。
其他自謂其學出于神農、黃帝者視此。
《孟子》“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梁任公謂其足為諸子托古之鐵證。
其意謂許行造作言語，托之神農也。
然此語恐非如此解法。
《禮記·曲禮》下篇：“醫不三世，不服其藥。
”《疏》引又說雲：“三世者：一曰黃帝針灸；二曰神農本草；三曰素女脈訣，又雲夫子脈訣。
”然則“神農本草”四字，乃一學科之名。
今世所傳《神農本草經》，非謂神農氏所作之《本草經》；乃謂神農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