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讀經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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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國舊籍，分為經、史、子、集四部，由來已久。
而四者之中，集為後起。
蓋人類之學問，必有其研究之對象。
書籍之以記載現象為主者，是為史；就現象加以研求、發明公理者，則為經、子。
固無所謂集也。
然古代學術，皆專門名家，各不相通。
後世則漸不能然。
一書也，視為記載現象之史一類固可，視為研求現象、發明公理之經、子一類，亦無不可。
論其學術流别，亦往往兼搜并采，不名一家。
此等書，在經、史、子三部中，無類可歸；乃不得不别立一名，而稱之曰“集”。
此猶編新書目錄者，政治可雲政治，法律可雲法律，至不專一學之雜志，則無類可歸；編舊書目錄者，經可曰經，史可曰史，至兼包四部之叢書，則不得不别立叢部雲爾。
經、子本相同之物，自漢以後，特尊儒學，乃自諸子書中，提出儒家之書，而稱之曰經。
此等見解，在今日原不必存。
然經之與子，亦自有其不同之處。
孔子稱“述而不作”，其書雖亦發揮己見，顧皆以舊書為藍本。
故在諸家中，儒家之六經，與前此之古書，關系最大。
（古文家以六經皆周公舊典，孔子特補苴綴拾，固非；今文家之偏者，至謂六經皆孔子手著，前無所承，亦為未是。
六經果皆孔子手著，何不明白曉暢，自作一書；而必僞造生民、虛張帝典乎？）治之之法，亦遂不能不因之而殊。
章太炎所謂“經多陳事實，諸子多明義理；賈、馬不能理諸子，郭象、張湛不能治經”是也。
（《與章行嚴論墨學第二書》，見《華國月刊》第四期）按此以大較言之，勿泥。
又學問之光大，不徒視前人之唱導，亦視後人之發揮。
儒學專行二千年，治之者多，自然日益光大。
又其傳書既衆，疏注亦詳，後學鑽研，自較治諸子之書為易。
天下本無截然不同之理；訓诂名物，尤為百家所同。
先明一家之書，其餘皆可取證。
然則先經後子，固研求古籍之良法矣。
欲治經，必先知曆代經學變遷之大勢。
今按吾國經學，可大别為漢、宋二流；而細别之，則二者之中，又各可分數派。
秦火之後，西漢之初，學問皆由口耳相傳，其後乃用當時通行文字，著之竹帛，此後人所稱為“今文學”者也。
末造乃有自謂得古書為據，而訾今文家所傳為阙誤者，于是有“古文之學”焉。
今文學之初祖，《史記·儒林傳》所列，凡有八家：所謂“言《詩》，于齊則轅固生，于燕則韓太傅；言《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
言《易》，自災川田生；言《春秋》，于齊、魯自胡母生，于趙自董仲舒”是也。
東京立十四博士：《詩》魯、齊、韓；《書》歐陽、大小夏侯；《禮》大小戴；《易》施、孟、梁丘、京；《春秋》嚴、顔；皆今文學。
古文之學：《詩》有毛氏，《書》有《古文尚書》，《禮》有《周禮》，《易》有費氏，《春秋》有左氏，皆未得立。
然東漢末造，古文大盛，而今文之學遂微。
盛極必衰，乃又有所謂僞古文者出。
僞古文之案，起于王肅。
肅蓋欲與鄭玄争名，乃僞造古書，以為證據—清儒所力攻之僞古文《尚書》一案是也。
參看後文論《尚書》處。
漢代今古文之學，本各守專門，不相通假。
鄭玄出，乃以意去取牽合，盡破其界限。
王肅好攻鄭，而其不守家法，亦與鄭同（二人皆糅雜今古，而皆偏于古）。
鄭學盛行于漢末；王肅為晉武帝外祖，其學亦頗行于晉初；而兩漢專門之學遂亡。
此後經學乃分二派：一以當時之僞書玄學，羼入其中，如王弼之《易》，僞孔安國之《書》是。
一仍笃守漢人所傳，如治《禮》之宗鄭氏是。
其時經師傳授之緒既絕，乃相率緻力于箋疏。
是為南北朝義疏之學。
至唐代纂《五經正義》，而集其大成。
（南北朝經學不同。
《北史·儒林傳》：“其在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
其在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尚書》《周易》則鄭康成。
《詩》則并主于毛公，《禮》則同遵于鄭氏。
”是除《詩》《禮》外，南方所行者，為魏、晉人之學；北方所守者，則東漢之古文學也。
然逮南北統一，南學盛而北學微，唐人修《五經正義》，《易》取王，《書》取僞孔，《左》取杜，而服、鄭之學又亡）以上所述，雖派别不同，而同導源于漢，可括之于漢學一流者也。
北宋之世，乃異軍蒼頭特起。
宋人之治經也，不墨守前人傳注，而兼憑一己所主張之義理。
其長處，在能廓清摧陷，一掃前人之障翳，而直湊單微；其短處，則妄以今人之意見測度古人，後世之情形議論古事，遂至不合事實。
自南宋理宗以後，程、朱之學大行。
元延科舉法，諸經皆采用宋人之書。
明初因之。
永樂時，又命胡廣等修《四書五經大全》，悉取宋、元人成著，抄襲成書。
自《大全》出，士不知有漢、唐人之學，并不複讀宋、元人之書；而明代士子之空疏，遂于曆代為最甚。
蓋一種學問之末流，恒不免于流蕩而忘反。
宋學雖未嘗教人以空疏，然率其偏重義理之習而行之，其弊必至于此也。
物窮則變，而清代之漢學又起。
清儒之講漢學也，
而四者之中，集為後起。
蓋人類之學問，必有其研究之對象。
書籍之以記載現象為主者，是為史；就現象加以研求、發明公理者，則為經、子。
固無所謂集也。
然古代學術，皆專門名家，各不相通。
後世則漸不能然。
一書也，視為記載現象之史一類固可，視為研求現象、發明公理之經、子一類，亦無不可。
論其學術流别，亦往往兼搜并采，不名一家。
此等書，在經、史、子三部中，無類可歸；乃不得不别立一名，而稱之曰“集”。
此猶編新書目錄者，政治可雲政治，法律可雲法律，至不專一學之雜志，則無類可歸；編舊書目錄者，經可曰經，史可曰史，至兼包四部之叢書，則不得不别立叢部雲爾。
經、子本相同之物，自漢以後，特尊儒學，乃自諸子書中，提出儒家之書，而稱之曰經。
此等見解，在今日原不必存。
然經之與子，亦自有其不同之處。
孔子稱“述而不作”，其書雖亦發揮己見，顧皆以舊書為藍本。
故在諸家中，儒家之六經，與前此之古書，關系最大。
（古文家以六經皆周公舊典，孔子特補苴綴拾，固非；今文家之偏者，至謂六經皆孔子手著，前無所承，亦為未是。
六經果皆孔子手著，何不明白曉暢，自作一書；而必僞造生民、虛張帝典乎？）治之之法，亦遂不能不因之而殊。
章太炎所謂“經多陳事實，諸子多明義理；賈、馬不能理諸子，郭象、張湛不能治經”是也。
（《與章行嚴論墨學第二書》，見《華國月刊》第四期）按此以大較言之，勿泥。
又學問之光大，不徒視前人之唱導，亦視後人之發揮。
儒學專行二千年，治之者多，自然日益光大。
又其傳書既衆，疏注亦詳，後學鑽研，自較治諸子之書為易。
天下本無截然不同之理；訓诂名物，尤為百家所同。
先明一家之書，其餘皆可取證。
然則先經後子，固研求古籍之良法矣。
欲治經，必先知曆代經學變遷之大勢。
今按吾國經學，可大别為漢、宋二流；而細别之，則二者之中，又各可分數派。
秦火之後，西漢之初，學問皆由口耳相傳，其後乃用當時通行文字，著之竹帛，此後人所稱為“今文學”者也。
末造乃有自謂得古書為據，而訾今文家所傳為阙誤者，于是有“古文之學”焉。
今文學之初祖，《史記·儒林傳》所列，凡有八家：所謂“言《詩》，于齊則轅固生，于燕則韓太傅；言《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
言《易》，自災川田生；言《春秋》，于齊、魯自胡母生，于趙自董仲舒”是也。
東京立十四博士：《詩》魯、齊、韓；《書》歐陽、大小夏侯；《禮》大小戴；《易》施、孟、梁丘、京；《春秋》嚴、顔；皆今文學。
古文之學：《詩》有毛氏，《書》有《古文尚書》，《禮》有《周禮》，《易》有費氏，《春秋》有左氏，皆未得立。
然東漢末造，古文大盛，而今文之學遂微。
盛極必衰，乃又有所謂僞古文者出。
僞古文之案，起于王肅。
肅蓋欲與鄭玄争名，乃僞造古書，以為證據—清儒所力攻之僞古文《尚書》一案是也。
參看後文論《尚書》處。
漢代今古文之學，本各守專門，不相通假。
鄭玄出，乃以意去取牽合，盡破其界限。
王肅好攻鄭，而其不守家法，亦與鄭同（二人皆糅雜今古，而皆偏于古）。
鄭學盛行于漢末；王肅為晉武帝外祖，其學亦頗行于晉初；而兩漢專門之學遂亡。
此後經學乃分二派：一以當時之僞書玄學，羼入其中，如王弼之《易》，僞孔安國之《書》是。
一仍笃守漢人所傳，如治《禮》之宗鄭氏是。
其時經師傳授之緒既絕，乃相率緻力于箋疏。
是為南北朝義疏之學。
至唐代纂《五經正義》，而集其大成。
（南北朝經學不同。
《北史·儒林傳》：“其在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
其在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尚書》《周易》則鄭康成。
《詩》則并主于毛公，《禮》則同遵于鄭氏。
”是除《詩》《禮》外，南方所行者，為魏、晉人之學；北方所守者，則東漢之古文學也。
然逮南北統一，南學盛而北學微，唐人修《五經正義》，《易》取王，《書》取僞孔，《左》取杜，而服、鄭之學又亡）以上所述，雖派别不同，而同導源于漢，可括之于漢學一流者也。
北宋之世，乃異軍蒼頭特起。
宋人之治經也，不墨守前人傳注，而兼憑一己所主張之義理。
其長處，在能廓清摧陷，一掃前人之障翳，而直湊單微；其短處，則妄以今人之意見測度古人，後世之情形議論古事，遂至不合事實。
自南宋理宗以後，程、朱之學大行。
元延科舉法，諸經皆采用宋人之書。
明初因之。
永樂時，又命胡廣等修《四書五經大全》，悉取宋、元人成著，抄襲成書。
自《大全》出，士不知有漢、唐人之學，并不複讀宋、元人之書；而明代士子之空疏，遂于曆代為最甚。
蓋一種學問之末流，恒不免于流蕩而忘反。
宋學雖未嘗教人以空疏，然率其偏重義理之習而行之，其弊必至于此也。
物窮則變，而清代之漢學又起。
清儒之講漢學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