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建築營造之特點與嬗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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鬥四與鬥八。
此類典型式樣，常見于兩宋時期仿木構之磚、石建築中，如江蘇蘇州雲岩寺塔（俗稱虎丘塔）及報恩寺塔（又稱北寺塔）等。
而于木構實例，則更有所發展。
如浙江甯波保國寺大殿，系創于北宋之巨構，其殿内之藻井，于鬥八中再置八瓣圓形平面之鬥尖。
而周旁之平闇，亦有方格與菱形格兩種。
整個造型，甚為活潑生動（圖99）。
北朝、唐、宋石窟、塔、殿中天花、藻井之其他實例，可參見圖100—104。
金代建築之天花、藻井，其華麗程度又勝于趙宋。
以山西應縣淨土寺大殿為例（圖105），此建築雖屬三間之小殿，但天花、藻井之精美，國内無出其右者。
各間先于周邊施方形與矩形之平棊，上建縮尺殿宇之“空中樓閣”，中央再置鬥四與鬥八之藻井，承以鬥拱。
最上為八邊形平頂，飾以雙龍戲珠圖案。
元代木建築尚有施平闇者，但為數已不多。
如蘇州雲岩寺二山門。
明代以降，平闇已成絕響，凡建築之天花概施平棊。
其藻井除承襲曆代形式外，又有以小鬥拱連綴呈螺旋形，曲旋迢繞直上者，例見四川南溪李莊之旋螺殿。
圖98 唐代天花、藻井 圖99 宋、遼、金代天花、藻井 圖100 大同雲岡石窟藻井圖101 河北正定隆興寺摩尼殿内天花 圖102 河北定縣開元寺塔藻井（宋）圖103 河北定縣開元寺藻井（宋） 圖104 四川廣元千佛崖石窟藻井（唐） 圖105 山西應縣淨土寺大殿明間中部藻井 另一種天花形式稱為軒頂，系于建築之草架下再做卷棚或兩坡式頂棚，下施明栿、童柱（或駝峰）、椽及望磚（或望闆）。
此式構造于江南明、清住宅、園林中尤多，而寺廟、祠堂亦有用者。
圖106 宋《營造法式》彩畫圖案 （四）罩 罩為室内隔斷之一種，多用硬木透雕成樹藤、花草、人物、鳥獸等形象，再拼合而成。
其木質紋理優美者，常不髹漆。
構圖也較自由，而不全采用對稱方式。
依其外形，有落地罩、圓光罩、欄杆罩、床罩、單邊罩、飛罩（圖108—110）等多種。
現置江蘇蘇州耦園水閣“山水間”中之“歲寒三友”落地罩，為蘇州目前已知最宏巨與精麗者。
此罩廣4.45米，高3.55米，以纏繞之松、竹、梅為構圖主題，雕刻甚為巧緻，形象亦極逸雅，故于當地有“罩王”之稱。
圖107 曆代建築裝飾花紋 圖108 清宮殿室内裝修示意圖 圖109 北京故宮儲秀宮炕 圖110 蘇州拙政園留聽閣飛烏罩 罩之使用于室内，由于其本身形狀與構造關系，并未能起完全阻絕空間之作用。
但此種似隔非隔形式，對室内空間之組織，較之全封閉的屏闆或槅扇，顯得更為靈活。
加以罩體又具有很強的裝飾性，因此在宮廷、住宅和園林中被廣泛予以應用。
實例如北京故宮西六宮之翊坤宮及蘇州耦園、留園、獅子林等處皆有。
（五）坐欄 最通常之做法為省略欄杆之望柱與扶手，然後擴展欄闆上部之盆唇，使其成為可供人衆坐息之所在。
此類坐欄之置放地點，多在走廊或檐下列柱之間。
所用材料以磚、石、木材為常見。
另一較複雜之坐欄除仍擴展其盆唇外，還保留欄杆之扶手，但将其移向外側，再承以彎曲之支撐，故有“鵝頸椅”之稱。
于江南民間，又名為“吳王靠”或“美人靠”。
此式坐欄全由木構，或建于住宅之樓堂，或置于園林之亭閣，淩風依水，别有佳趣。
宋畫《西園雅集圖》中即有此項坐欄之描繪。
因其造型纖巧，雕飾崇麗，又常成為建築重點裝飾所在。
如皖南明、清若幹民居，其内院樓居之窗下即采用此種構造。
（六）挂落 通常施于走廊或建築外檐上部柱頭之間，僅供裝飾而無結構作用。
其形體空透扁狹，在大多數情況下，均采用由木條組成之燈籠框或卍字形圖案，外觀甚為輕巧明快。
挂落之左、右及上方，各周以較粗之邊框，框上預留孔洞以納入插銷，使與額枋及柱身固着。
六、建築裝飾 建築之外觀美，主要依靠其整體與各局部比例尺度與體量之均衡，以及所施各種建築材料質地與色彩之對比。
為了強化其效果，往往又在建築的某些部分，使用若幹附加的色彩、圖案、雕飾……所用材料，則來自天然礦物染料、植物提煉、金屬制品、紡織物等等。
據《論語》所載“山節藻棁”，知至少在春秋時，已于木建築之坐鬥（即節）與童柱（即棁）上繪有山形和藻類的彩畫。
而《禮記》則有“楹：天子丹，諸侯黝、大夫蒼、士黈”之記述，表明社會的不同階級已在建築結構的主要支承體——柱上，以不同的色彩表現其嚴格的等級制度了。
根據出土的東周半瓦當與瓦釘，其表面紋飾已有同心圓、渦紋、蕨紋、S紋、饕餮紋、尖瓣紋等多種。
戰國至秦，長期的兼并戰争亦推動了建築的發展。
諸侯競構宮室，争尚豪華，室内地面已鋪模印多種紋樣之大型方磚，梁、枋與柱頭交彙處亦使用有鋸齒形之鑄銅套飾金。
此外，具有山形及饕餮形飾之陶制勾闌及虎頭形陶排水管，并見于河北易縣燕下都遺址。
又秦鹹陽宮中，也發現牆面繪有壁畫及地面塗朱的殘迹。
而河南信陽長台關1号戰國墓出土之編鐘木架及雕花木幾，表面施有蕨紋、三角紋樣，并承以變斷面之立架，說明當時之家具已甚注意形體與裝飾之美觀。
漢代文獻中有關建築之記載漸多，其中亦不乏建築裝飾之描繪。
尤以武帝所寵趙飛燕居住之昭陽宮最為奢侈。
《西漢會要》内載：“……其中庭彤朱，而殿上髹漆。
切皆銅沓，冒黃金塗，白玉階，壁帶往往為黃金，函藍田璧，明珠、翠羽飾之”。
而《西京雜記》于上述之後，尚有補充：“……上設九金龍，皆啣九子金鈴，五色流蘇帶，以綠文紫绶金銀花鑷。
……窗扉多是綠琉璃，亦皆達照毛發，不得藏焉。
椽桷皆刻作龍蛇，萦繞其間……”另班固《西都賦》中之記漢宮：“……屋不呈材，牆不露形，裛以藻繡，絡以綸連，隋侯明珠，錯落其間，金啣壁，是為列錢……”其他文賦中所載尚多，于此未能一一盡述。
由此可知，漢宮殿堂之地面常塗為紅或黑色，牆面與木構之建築材料均不暴露在外，而采用粉刷、金、珠玉、綿繡裝飾。
台基砌以文石（見《西漢會要》），琢玉石為以承柱（班固《西都賦》），角梁與檐椽或施以雕刻，或塗以彩繪，有的還在椽頭置玉璧為飾（《西漢會要》及《西都賦》）。
室内梁架，常做成屈曲之“虹梁”式樣。
屋頂之脊，或于端部隆起如鳍，即《漢書》武帝紀中所述之鸱尾形象，亦屢見于出土之漢代陶屋明器。
正脊中央，有立銅雀為飾者，亦得之于漢畫像石及班固《西都賦》。
至于漢代陶瓦之瓦當紋飾，除主要以蕨紋及其形形色色之變種外，另有施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四神，與奔鹿、飛鴻等圖案，以及書有宮苑（如黃山、梁宮、上林、橐泉宮……）、官署（上林農官、關、衛……）、吉祥語（千秋萬歲、長樂未央、與天無極、天降單于……）以及施于陵墓者（巨楊冢當、西延冢當……）。
其方形陶地磚表面，則模印回紋、套方紋、渦紋與四神加吉祥語等，内中以規整之幾何形紋樣為最常見。
空心磚上紋飾，概以方格、四葉紋……為主，或模印建築（門阙……）及執兵人物、車馬等形象。
其置于墓門上呈三角形者，亦有施四神或其他神怪之圖像。
東漢時盛行之小磚拱券墓，其條磚側面常印有波紋、列錢、菱形紋、同心圓紋，或房舍、阙樓、樹木、車馬出行等等，内容甚為豐富。
另外，又有紀年與吉祥語者，例見1954年四川宜賓出土漢磚，上镌“永元六年（按：為東漢和帝第一年号，公元94年），宜世裡宗墼，利後安樂”等字樣。
佛教自東漢初已傳入我國，雖其流播日益深遠，但終漢之世，對于建築上之影響究竟甚微。
然經兩晉至南北朝，情況即大有改觀。
作為佛教聖物之一的蓮花，于佛教建築中已應用甚廣。
下至柱礎之高蓮瓣（如河北定興北齊義慈惠石柱），上至室内天花之蓮花雕刻（如山西大同雲岡北魏之7、9、10諸窟），皆随處可見。
而外來文化之染濡，如西番蓮、毛茛葉、卷草等紋飾，以及尖形拱門與塔柱之形象，于北朝石窟中亦有較突出之表現。
南朝之地面遺物極少，現存江蘇南京梁代蕭景墓前石表，其上部之圓形頂蓋，镌有凸出之蓮瓣一周，表明此時帝王之墓葬，亦已深受釋教之影響矣。
此外，北魏時期之瓦當，表面已施端部較尖、形體較瘦之蓮瓣。
而前述之北齊義慈惠石柱，其頂部小佛殿屋面之瓦當，亦镌有六出之蓮瓣圖像。
至于墓磚之模印，除仍沿襲漢以來之錢紋、套方及同心圓等以外，兩晉時又使用蓮瓣、雙斧、人面、魚紋、車輪等紋樣。
在南朝墓中，更有以若幹小磚，拼合成為大幅磚畫的。
如南京西善橋大墓中的《竹林七賢圖》，即為最有代表性之一例。
其他施于室内之裝飾物，如垂幛與璎珞，亦屢見于北朝石窟，皆屬宮殿居室中常用者，故可引為此時裝飾之旁證。
北朝石窟所示佛殿之脊飾，自石窟外檐及内部壁畫之雕刻，均大體依兩漢之鸱尾形式。
惟正脊中央，已易朱雀為金翅大鵬。
有的另附内刻火焰紋之三角形裝飾，如大同雲岡第9窟所示。
其他如須彌座束腰壸門與下部疊澀裝飾化之出現（見于南響堂山石窟及敦煌莫高窟），勾闌之闌闆施勾片造（大同雲岡第9窟），以及檐柱采用梭殺形式（定興義慈惠石柱）等等，均表示此時建築裝飾已有長足之進展。
隋、唐為我國封建社會隆盛時期之一，木架建築之結構與構造，也已基本臻于成熟。
故對建築構件本身之裝飾化，亦較前代偏于古拙之形象有所易更。
以著名之佛光寺大殿為例，除明栿部分仍施虹梁外，内槽四椽栿上之駝峰，已采用具混線與尖瓣之外形。
又虹梁上之半駝峰及外檐柱頭鋪作之耍頭，其輪廓之曲線皆甚優美。
鋪作中鬥拱與批竹昂之形體尺度及其與建築整體之比例關系，并皆無可非議。
此種無損構件之結構功能，同時又能産生良好裝飾效果的手法，即使對今日的建築師而言，也是極大的成功。
在磚、石建築方面，初唐之際仿木形象仍甚簡單，如西安興教寺玄奘法師塔建于高宗總章二年（公元669年），二層以上之塔壁除隐起倚柱及闌額外，别無裝飾。
鬥拱亦僅用外出耍頭之“杷頭絞項造”，極為簡練樸素。
此外，永泰公主墓（中宗神龍二年，公元706年）墓室中所表現之柱、枋、鬥拱等建築形象，均為壁畫形式而非以磚、石隐出者。
其他如懿德太子與章懷太子墓中亦然。
貴若帝胄尚且如此，可證當時磚、石建築之仿木程度，還處于較低水平。
中唐以後，建築裝飾漸趨奢華。
如山西平順唐乾符四年（公元877年）所建之明惠大師墓塔，雖為單層石構，其整體與局部造型俱極精麗。
若須彌座之壸門、角螭，塔壁之天神、垂幡，檐下混線之六角龜紋與屋面戗脊端部之獸頭，塔頂之山花蕉葉、蓮瓣與葫蘆等，皆細緻而不繁瑣，華美而不伧俗，足可列為一時之代表。
由敦煌壁畫，知唐代建築之台基常包砌各種圖案之花磚。
而實際出土之地磚，則大多仍以蓮瓣與寶珠為主題。
其瓦當紋樣亦複如此，惟蓮瓣之外形較圓潤肥短，與前述北朝者區别頗大。
再依諸貴胄墓中壁畫，知屋蓋常覆以藍琉璃瓦，有的屋脊另為黑色。
正脊中央施火珠，而無複漢、六朝之朱雀或金翅大鵬形象。
九脊殿之山面已出現如意頭式樣之懸魚裝飾，例見李思訓《江帆樓閣圖》。
建築之柱礎趨于低平，大多為素平或蓮瓣，其施寶裝蓮瓣者尤其瑰麗。
石刻紋樣仍以卷草最多，或用海石榴，雜以佛像、迦陵頻加、獅、鹿、鳳等形象（圖107）。
敦煌諸窟壁畫中又見流蘇、葡萄、團窠及帶狀花……圖案。
宋、遼、金時之建築裝飾，由漢、唐之粗犷雄麗，逐漸走向纖巧柔秀。
木架建築之大木結構至北宋已完全定型，其後遂陷于停滞而未取得任何有決定意義之突破。
但磚、石結構及其相應之裝飾，卻得到相當大的發展。
其中尤以磚、石建築之仿木構造型，自簡單而繁密，由神似而形似。
舉凡柱枋、鬥拱、門窗等等，無不形象逼真，惟妙惟肖。
例如河南禹縣白沙鎮一号宋墓之墓門門樓與内室之柱枋、鬥拱；山西侯馬金代董氏墓中之須彌座、槅扇門、檐下挂落與頂部藻井；江蘇蘇州報恩寺塔塔心室之上昂鬥拱，皆為十分突出之物證。
又河北趙縣城關之北宋石幢，以規模宏巨及雕刻華美被目為全國之冠。
其幢座及幢身所刻佛像、天神、獅、象、山崖、城郭、殿宇、垂幛、流蘇、蓮華、寶珠、火焰等，俱纖細入微，精美絕倫。
建築之石柱礎，除覆盆（平素或刻卷草紋）及蓮瓣外，又有刻力神及獅者（河南汜水縣等慈寺大殿）。
柱身有凹槽（河南登封少林寺初祖庵大殿）、瓜楞（浙江甯波保國寺大殿）以及梭形的（見《營造法式》）。
鬥拱中之栌鬥形象亦頗豐富，有方、圓、訛角、瓜楞等多種。
北朝至隋、唐盛行之“火焰門”已消失，代以由多道曲線組成之壸門。
格子門之使用已漸多，除宋畫中有全由方格構成之落地式樣，又有見于河北涿縣遼普壽寺塔之三抹頭式格子門（有格心、障水闆，但無腰華闆）。
天花、藻井之構造與裝飾，亦較前代複雜華麗。
其著名者如山西應縣金代淨土寺大殿、河北薊縣遼獨樂寺觀音閣、浙江甯波宋保國寺大殿等，皆已于前節有所介紹，故不贅言。
此期勾闌之變化亦多，其差别集中于華闆之紋樣、尋杖之裝飾，以及望柱頭之形式。
具體可參見宋代繪畫及《營造法式》。
又遼、金之密檐塔，并于塔下建有須彌座及勾闌、蓮座等磚、石仿木之高台，較江蘇南京南唐栖霞山舍利塔之形象更趨複雜，而與唐密檐塔下樸素無華之低台基大相徑庭。
塔之底層，有于角隅施小塔以代角柱，以及在檐口下懸如意頭者，均為強化裝飾之表現。
依《營造法式》所載，宋代石刻按雕刻起伏之高低，可分為剔地起突（高浮雕）、壓地隐起華（淺浮雕）、減地平钑（線刻）和平素四種。
彩畫則分為五彩遍裝、碾玉裝、青綠疊暈棱間裝、三暈帶紅棱間裝、解綠裝、解綠結華裝、丹粉刷飾、黃土刷飾、雜間裝九種。
内中以五彩遍裝為最高級。
或以青綠疊暈為外緣，内中以紅為底，上繪五彩花紋；或以紅色疊暈為邊，青色為底繪五彩花紋。
用于宮殿、廟宇等主要建築。
第二種為碾玉裝及青綠疊暈棱間裝，系以青綠疊暈為外框，中為深青底描淡綠花；或用青綠相同之對暈而不用花紋。
用于住宅、園林及宮殿次要建築。
第三種為以遍刷土朱再鋪以各色邊框，底上或繪花紋，或不繪，即解綠裝至黃土刷飾四類。
其中尤以刷飾之等級最低，僅用于次要房舍。
第四種為兩種彩畫混合使用者，稱雜間裝。
如五彩間碾玉、青綠疊暈間碾玉等。
以上實物遺存不多，僅第一種見于遼甯義縣遼奉國寺大殿、江蘇江甯南唐二陵及河南禹縣白沙宋墓。
但由其種類之繁紛，可知當時裝飾内容已極為豐富多彩。
且其中以青綠疊暈為主者，對後世明、清之彩畫影響至大。
宋代彩畫所用紋樣（圖106），有海石榴華（包括寶牙華、太平華等）、寶相華（包括牡丹華等）、蓮荷華、團窠寶照（包括團窠柿蒂、方勝合羅）、圈頭盒子、豹腳合暈、瑪瑙地、魚鱗旗腳、圈頭柿蒂等華文九類。
又有瑣子、簟文、羅地龜文、四出、創環、曲水等瑣文六種。
此外還有飛仙（包括嫔伽）、飛禽（鳳凰、鹦鹉、鴛鴦）、走獸（獅子、天馬、羚羊、白象）、雲文（吳雲、曹雲）等，種類既多，内容亦極廣泛。
由宋代繪畫及《營造法式》，知建築正脊兩端有施鸱尾、龍尾及獸頭者，而垂脊亦施垂獸，角梁頭置套獸，脊上用嫔伽及蹲獸。
正脊中央另施火珠。
鸱尾下側已有龍口吞脊之形象，如河北薊縣遼獨樂寺山門及山西大同華嚴下寺遼薄伽教藏殿壁藏，皆作如是之表現。
此時陶瓦當之紋飾，除仍有蓮瓣、寶珠紋外，施獸面者漸多。
但滴水尚為垂唇式樣，有的下緣已呈尖狀之波浪形。
元代建築之裝飾較兩宋為蛻化，惟琉璃之制作有所進步。
今日山西諸地之元代建築，其琉璃正吻與脊尚有不少實例，色彩及構圖亦有較多變化。
如鸱吻之魚尾漸轉向外側，遂開明、清此式之先河。
對大木構件本身之裝飾則甚少考究，宋代流行之多種柱礎及柱體形式已不複使用，制作亦較草率。
石刻以北京居庸關雲台之拱門為最佳。
其圓券下門道仍作成圭形，券石上刻金翅大鵬、白象、神人及蓮瓣等。
而門道内浮雕之四大天王，造型威武，形象生動，構圖豐富，刀法流暢，可列為我國浮刻之傑作。
此外，元代之壁畫亦具相當高湛水平，尤以山西芮城永樂宮諸殿之道教壁繪最為著名。
其五百值日神像各具特色，容顔迥異，線條猷勁，頗存唐吳道子風格。
考壁繪之使用，于原始社會已有，内容多為當時生活之寫照（如狩獵等）。
後至商代，則有繪山川、鬼神于其宗廟之記載。
最早之壁畫實物均見于漢墓，如内蒙古自治區和林格爾出土者，描繪為城郭、官寺、井欄等内容。
而河北望都1号墓則為官吏形象。
南北朝迄于隋、唐，石窟及佛寺殿閣中以梵像及各種經變為主題之壁繪甚為流行。
其中且不乏名家手筆，如顧恺之、吳道子輩。
降及宋、金，此風漸衰。
元代更稀，除前述永樂宮外，尚有洪洞廣勝下寺明應王殿中表現元代戲曲演出之“太行散樂忠都秀在此作場”民間壁畫。
雖其内容與所在建築無關，但亦可自另一角度了解當時壁繪之狀況。
明、清佛寺僅有少數具此項藝術内容，然其構圖及筆法均甚伧俗，與元代及以前者不啻天壤之别也。
自明代起，官式彩畫以藍、綠為主調。
清代更規定藍、綠上下或左右相間原則。
又根據其制式及使用情況，依次劃分為和玺、旋子、蘇式與箍頭四類。
和玺彩畫用于最高級與隆重建築，特點是貼金多并采用龍、鳳及衍眼圖案。
旋子彩畫又分為石碾玉、大小點金、雅烏墨等多種，應用範圍最廣。
蘇式彩畫施于住宅、園林，形式較為自由。
箍頭彩畫限于柱頭，變化最小。
除彩畫等級須與建築等級一緻外，彩畫本身圖案之比例及形狀，亦皆有嚴格之規定。
如清代梁枋彩畫枋心占全長1/3，而明代北京智化寺者占1/4。
清代旋子已全部作圓渦形，明代則形體較扁，且保有西番蓮原意。
又于彩畫施瀝粉貼金，使其輪廓線條具立體感，亦是清代中葉以後才出現的，是冀以增強裝飾效果的新手法。
又如須彌座之裝飾，其束腰部分取消壸門與間柱，而于角柱内側及束腰中央采用卷草紋之帶狀裝飾。
此項卷草紋于明代較為圓和，而清代則較為方硬。
明代南方建築常于須彌座束腰之角隅施竹節形小柱，其龜腳則刻扁長且簡化之如意紋。
檐枋下之雀替或雕以龍首或魚身式樣。
梁之童柱下，則承以方形刻海棠紋或圓形雕蓮瓣之托座。
單步梁或作屈曲形，檐下常施浮刻或透雕之斜撐。
某些地區（如皖南）之民居與祠堂，亦有使用外觀極為秀美之梭柱，以及圓形斷面之曲梁者。
石柱礎常為多層之雕刻，平面有方、圓、八角、多邊等。
雕刻内容有蓮瓣、花卉、獅、瓜楞……部分石礎上，尚有施木者。
槅扇之槅心，較高級之官式建築多采用四椀菱花，用方格或斜格亦不在少數，尤以明代為甚。
清代則盛行燈籠框式樣。
木刻與磚雕亦達到很高水平，其中蘇南、皖南最為突出，如門樓之磚雕，欄杆華闆、滴珠闆及槅扇縧環闆與裙闆之木刻，有樓閣建築、人物、動植物及幾何紋樣等（圖107），内容或為曆史故事、神話傳說、吉祥征兆，變化多端，令人目不暇接。
此外，園林建築中之漏窗棂格，僅蘇州一地即有百餘種之多。
此皆以薄磚、瓦或竹條、木片塗泥，構為幾何紋、人物、鳥獸、花木等形象，亦極豐富多彩。
又地面鋪地，系以卵石、碎磚瓦或陶瓷片，就其色澤、大小與結合之不同，組成衆多圖案。
屋面做法之定型，于清代之《工部工程做法則例》中已有明确規定。
其隆重建築用琉璃瓦及筒子脊，并成為定制。
如正脊用獸吻，垂脊用獸頭，角脊上用仙人走獸等。
其形制及大小、數量，均有規可循。
民間之小瓦屋蓋，其正脊之脊飾，亦有清水、紋頭、哺雞、皮條、空花等多種。
硬山山牆頭之做法，除北方使用水磨磚搏風之典型式樣，尚有南方呈階梯形之馬頭牆以及彎曲之“貓拱背”等形式。
而園林之院牆，其上部又有作波浪形者，謂之“雲牆”。
住宅、園林之洞門，式樣亦甚衆多，有月洞、圭形、葉形、瓶形等。
其邊框施以灰色水磨磚，與白色或黑色之牆壁，形成鮮明對比。
（本文為未刊稿，寫作年代不詳。
似将宋、清式營造法主要内容予以糅合擴廓，而為研究生講授者。
） 注解： [1] ［整理者注］：第一，由河南偃師二裡頭1号宮室遺址，知其主殿堂面闊八間，表明偶數面闊之制至少在夏代末期已被使用。
第二，其後位于陝西岐山縣鳳雛村之先周大型建築之廳堂面闊六間，故知此制至商末仍被沿用。
第三，另發現于扶風縣陳召村之西周中期建築遺址群，其建築面闊有用偶數者（F8），亦有奇數者（F3、F5）。
[2] ［整理者注］：陝西扶風縣陳召村西周建築遺址中之F8，已有“移柱”迹象。
但作者為此文時，上述資料均未發現。
此類典型式樣，常見于兩宋時期仿木構之磚、石建築中，如江蘇蘇州雲岩寺塔（俗稱虎丘塔）及報恩寺塔（又稱北寺塔）等。
而于木構實例，則更有所發展。
如浙江甯波保國寺大殿，系創于北宋之巨構，其殿内之藻井，于鬥八中再置八瓣圓形平面之鬥尖。
而周旁之平闇，亦有方格與菱形格兩種。
整個造型，甚為活潑生動（圖99）。
北朝、唐、宋石窟、塔、殿中天花、藻井之其他實例，可參見圖100—104。
金代建築之天花、藻井，其華麗程度又勝于趙宋。
以山西應縣淨土寺大殿為例（圖105），此建築雖屬三間之小殿，但天花、藻井之精美，國内無出其右者。
各間先于周邊施方形與矩形之平棊，上建縮尺殿宇之“空中樓閣”，中央再置鬥四與鬥八之藻井，承以鬥拱。
最上為八邊形平頂，飾以雙龍戲珠圖案。
元代木建築尚有施平闇者，但為數已不多。
如蘇州雲岩寺二山門。
明代以降，平闇已成絕響，凡建築之天花概施平棊。
其藻井除承襲曆代形式外，又有以小鬥拱連綴呈螺旋形，曲旋迢繞直上者，例見四川南溪李莊之旋螺殿。
圖98 唐代天花、藻井 圖99 宋、遼、金代天花、藻井 圖100 大同雲岡石窟藻井圖101 河北正定隆興寺摩尼殿内天花 圖102 河北定縣開元寺塔藻井（宋）圖103 河北定縣開元寺藻井（宋） 圖104 四川廣元千佛崖石窟藻井（唐） 圖105 山西應縣淨土寺大殿明間中部藻井 另一種天花形式稱為軒頂，系于建築之草架下再做卷棚或兩坡式頂棚，下施明栿、童柱（或駝峰）、椽及望磚（或望闆）。
此式構造于江南明、清住宅、園林中尤多，而寺廟、祠堂亦有用者。
圖106 宋《營造法式》彩畫圖案 （四）罩 罩為室内隔斷之一種，多用硬木透雕成樹藤、花草、人物、鳥獸等形象，再拼合而成。
其木質紋理優美者，常不髹漆。
構圖也較自由，而不全采用對稱方式。
依其外形，有落地罩、圓光罩、欄杆罩、床罩、單邊罩、飛罩（圖108—110）等多種。
現置江蘇蘇州耦園水閣“山水間”中之“歲寒三友”落地罩，為蘇州目前已知最宏巨與精麗者。
此罩廣4.45米，高3.55米，以纏繞之松、竹、梅為構圖主題，雕刻甚為巧緻，形象亦極逸雅，故于當地有“罩王”之稱。
圖107 曆代建築裝飾花紋 圖108 清宮殿室内裝修示意圖 圖109 北京故宮儲秀宮炕 圖110 蘇州拙政園留聽閣飛烏罩 罩之使用于室内，由于其本身形狀與構造關系，并未能起完全阻絕空間之作用。
但此種似隔非隔形式，對室内空間之組織，較之全封閉的屏闆或槅扇，顯得更為靈活。
加以罩體又具有很強的裝飾性，因此在宮廷、住宅和園林中被廣泛予以應用。
實例如北京故宮西六宮之翊坤宮及蘇州耦園、留園、獅子林等處皆有。
（五）坐欄 最通常之做法為省略欄杆之望柱與扶手，然後擴展欄闆上部之盆唇，使其成為可供人衆坐息之所在。
此類坐欄之置放地點，多在走廊或檐下列柱之間。
所用材料以磚、石、木材為常見。
另一較複雜之坐欄除仍擴展其盆唇外，還保留欄杆之扶手，但将其移向外側，再承以彎曲之支撐，故有“鵝頸椅”之稱。
于江南民間，又名為“吳王靠”或“美人靠”。
此式坐欄全由木構，或建于住宅之樓堂，或置于園林之亭閣，淩風依水，别有佳趣。
宋畫《西園雅集圖》中即有此項坐欄之描繪。
因其造型纖巧，雕飾崇麗，又常成為建築重點裝飾所在。
如皖南明、清若幹民居，其内院樓居之窗下即采用此種構造。
（六）挂落 通常施于走廊或建築外檐上部柱頭之間，僅供裝飾而無結構作用。
其形體空透扁狹，在大多數情況下，均采用由木條組成之燈籠框或卍字形圖案，外觀甚為輕巧明快。
挂落之左、右及上方，各周以較粗之邊框，框上預留孔洞以納入插銷，使與額枋及柱身固着。
六、建築裝飾 建築之外觀美，主要依靠其整體與各局部比例尺度與體量之均衡，以及所施各種建築材料質地與色彩之對比。
為了強化其效果，往往又在建築的某些部分，使用若幹附加的色彩、圖案、雕飾……所用材料，則來自天然礦物染料、植物提煉、金屬制品、紡織物等等。
據《論語》所載“山節藻棁”，知至少在春秋時，已于木建築之坐鬥（即節）與童柱（即棁）上繪有山形和藻類的彩畫。
而《禮記》則有“楹：天子丹，諸侯黝、大夫蒼、士黈”之記述，表明社會的不同階級已在建築結構的主要支承體——柱上，以不同的色彩表現其嚴格的等級制度了。
根據出土的東周半瓦當與瓦釘，其表面紋飾已有同心圓、渦紋、蕨紋、S紋、饕餮紋、尖瓣紋等多種。
戰國至秦，長期的兼并戰争亦推動了建築的發展。
諸侯競構宮室，争尚豪華，室内地面已鋪模印多種紋樣之大型方磚，梁、枋與柱頭交彙處亦使用有鋸齒形之鑄銅套飾金。
此外，具有山形及饕餮形飾之陶制勾闌及虎頭形陶排水管，并見于河北易縣燕下都遺址。
又秦鹹陽宮中，也發現牆面繪有壁畫及地面塗朱的殘迹。
而河南信陽長台關1号戰國墓出土之編鐘木架及雕花木幾，表面施有蕨紋、三角紋樣，并承以變斷面之立架，說明當時之家具已甚注意形體與裝飾之美觀。
漢代文獻中有關建築之記載漸多，其中亦不乏建築裝飾之描繪。
尤以武帝所寵趙飛燕居住之昭陽宮最為奢侈。
《西漢會要》内載：“……其中庭彤朱，而殿上髹漆。
切皆銅沓，冒黃金塗，白玉階，壁帶往往為黃金，函藍田璧，明珠、翠羽飾之”。
而《西京雜記》于上述之後，尚有補充：“……上設九金龍，皆啣九子金鈴，五色流蘇帶，以綠文紫绶金銀花鑷。
……窗扉多是綠琉璃，亦皆達照毛發，不得藏焉。
椽桷皆刻作龍蛇，萦繞其間……”另班固《西都賦》中之記漢宮：“……屋不呈材，牆不露形，裛以藻繡，絡以綸連，隋侯明珠，錯落其間，金啣壁，是為列錢……”其他文賦中所載尚多，于此未能一一盡述。
由此可知，漢宮殿堂之地面常塗為紅或黑色，牆面與木構之建築材料均不暴露在外，而采用粉刷、金、珠玉、綿繡裝飾。
台基砌以文石（見《西漢會要》），琢玉石為以承柱（班固《西都賦》），角梁與檐椽或施以雕刻，或塗以彩繪，有的還在椽頭置玉璧為飾（《西漢會要》及《西都賦》）。
室内梁架，常做成屈曲之“虹梁”式樣。
屋頂之脊，或于端部隆起如鳍，即《漢書》武帝紀中所述之鸱尾形象，亦屢見于出土之漢代陶屋明器。
正脊中央，有立銅雀為飾者，亦得之于漢畫像石及班固《西都賦》。
至于漢代陶瓦之瓦當紋飾，除主要以蕨紋及其形形色色之變種外，另有施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四神，與奔鹿、飛鴻等圖案，以及書有宮苑（如黃山、梁宮、上林、橐泉宮……）、官署（上林農官、關、衛……）、吉祥語（千秋萬歲、長樂未央、與天無極、天降單于……）以及施于陵墓者（巨楊冢當、西延冢當……）。
其方形陶地磚表面，則模印回紋、套方紋、渦紋與四神加吉祥語等，内中以規整之幾何形紋樣為最常見。
空心磚上紋飾，概以方格、四葉紋……為主，或模印建築（門阙……）及執兵人物、車馬等形象。
其置于墓門上呈三角形者，亦有施四神或其他神怪之圖像。
東漢時盛行之小磚拱券墓，其條磚側面常印有波紋、列錢、菱形紋、同心圓紋，或房舍、阙樓、樹木、車馬出行等等，内容甚為豐富。
另外，又有紀年與吉祥語者，例見1954年四川宜賓出土漢磚，上镌“永元六年（按：為東漢和帝第一年号，公元94年），宜世裡宗墼，利後安樂”等字樣。
佛教自東漢初已傳入我國，雖其流播日益深遠，但終漢之世，對于建築上之影響究竟甚微。
然經兩晉至南北朝，情況即大有改觀。
作為佛教聖物之一的蓮花，于佛教建築中已應用甚廣。
下至柱礎之高蓮瓣（如河北定興北齊義慈惠石柱），上至室内天花之蓮花雕刻（如山西大同雲岡北魏之7、9、10諸窟），皆随處可見。
而外來文化之染濡，如西番蓮、毛茛葉、卷草等紋飾，以及尖形拱門與塔柱之形象，于北朝石窟中亦有較突出之表現。
南朝之地面遺物極少，現存江蘇南京梁代蕭景墓前石表，其上部之圓形頂蓋，镌有凸出之蓮瓣一周，表明此時帝王之墓葬，亦已深受釋教之影響矣。
此外，北魏時期之瓦當，表面已施端部較尖、形體較瘦之蓮瓣。
而前述之北齊義慈惠石柱，其頂部小佛殿屋面之瓦當，亦镌有六出之蓮瓣圖像。
至于墓磚之模印，除仍沿襲漢以來之錢紋、套方及同心圓等以外，兩晉時又使用蓮瓣、雙斧、人面、魚紋、車輪等紋樣。
在南朝墓中，更有以若幹小磚，拼合成為大幅磚畫的。
如南京西善橋大墓中的《竹林七賢圖》，即為最有代表性之一例。
其他施于室内之裝飾物，如垂幛與璎珞，亦屢見于北朝石窟，皆屬宮殿居室中常用者，故可引為此時裝飾之旁證。
北朝石窟所示佛殿之脊飾，自石窟外檐及内部壁畫之雕刻，均大體依兩漢之鸱尾形式。
惟正脊中央，已易朱雀為金翅大鵬。
有的另附内刻火焰紋之三角形裝飾，如大同雲岡第9窟所示。
其他如須彌座束腰壸門與下部疊澀裝飾化之出現（見于南響堂山石窟及敦煌莫高窟），勾闌之闌闆施勾片造（大同雲岡第9窟），以及檐柱采用梭殺形式（定興義慈惠石柱）等等，均表示此時建築裝飾已有長足之進展。
隋、唐為我國封建社會隆盛時期之一，木架建築之結構與構造，也已基本臻于成熟。
故對建築構件本身之裝飾化，亦較前代偏于古拙之形象有所易更。
以著名之佛光寺大殿為例，除明栿部分仍施虹梁外，内槽四椽栿上之駝峰，已采用具混線與尖瓣之外形。
又虹梁上之半駝峰及外檐柱頭鋪作之耍頭，其輪廓之曲線皆甚優美。
鋪作中鬥拱與批竹昂之形體尺度及其與建築整體之比例關系，并皆無可非議。
此種無損構件之結構功能，同時又能産生良好裝飾效果的手法，即使對今日的建築師而言，也是極大的成功。
在磚、石建築方面，初唐之際仿木形象仍甚簡單，如西安興教寺玄奘法師塔建于高宗總章二年（公元669年），二層以上之塔壁除隐起倚柱及闌額外，别無裝飾。
鬥拱亦僅用外出耍頭之“杷頭絞項造”，極為簡練樸素。
此外，永泰公主墓（中宗神龍二年，公元706年）墓室中所表現之柱、枋、鬥拱等建築形象，均為壁畫形式而非以磚、石隐出者。
其他如懿德太子與章懷太子墓中亦然。
貴若帝胄尚且如此，可證當時磚、石建築之仿木程度，還處于較低水平。
中唐以後，建築裝飾漸趨奢華。
如山西平順唐乾符四年（公元877年）所建之明惠大師墓塔，雖為單層石構，其整體與局部造型俱極精麗。
若須彌座之壸門、角螭，塔壁之天神、垂幡，檐下混線之六角龜紋與屋面戗脊端部之獸頭，塔頂之山花蕉葉、蓮瓣與葫蘆等，皆細緻而不繁瑣，華美而不伧俗，足可列為一時之代表。
由敦煌壁畫，知唐代建築之台基常包砌各種圖案之花磚。
而實際出土之地磚，則大多仍以蓮瓣與寶珠為主題。
其瓦當紋樣亦複如此，惟蓮瓣之外形較圓潤肥短，與前述北朝者區别頗大。
再依諸貴胄墓中壁畫，知屋蓋常覆以藍琉璃瓦，有的屋脊另為黑色。
正脊中央施火珠，而無複漢、六朝之朱雀或金翅大鵬形象。
九脊殿之山面已出現如意頭式樣之懸魚裝飾，例見李思訓《江帆樓閣圖》。
建築之柱礎趨于低平，大多為素平或蓮瓣，其施寶裝蓮瓣者尤其瑰麗。
石刻紋樣仍以卷草最多，或用海石榴，雜以佛像、迦陵頻加、獅、鹿、鳳等形象（圖107）。
敦煌諸窟壁畫中又見流蘇、葡萄、團窠及帶狀花……圖案。
宋、遼、金時之建築裝飾，由漢、唐之粗犷雄麗，逐漸走向纖巧柔秀。
木架建築之大木結構至北宋已完全定型，其後遂陷于停滞而未取得任何有決定意義之突破。
但磚、石結構及其相應之裝飾，卻得到相當大的發展。
其中尤以磚、石建築之仿木構造型，自簡單而繁密，由神似而形似。
舉凡柱枋、鬥拱、門窗等等，無不形象逼真，惟妙惟肖。
例如河南禹縣白沙鎮一号宋墓之墓門門樓與内室之柱枋、鬥拱；山西侯馬金代董氏墓中之須彌座、槅扇門、檐下挂落與頂部藻井；江蘇蘇州報恩寺塔塔心室之上昂鬥拱，皆為十分突出之物證。
又河北趙縣城關之北宋石幢，以規模宏巨及雕刻華美被目為全國之冠。
其幢座及幢身所刻佛像、天神、獅、象、山崖、城郭、殿宇、垂幛、流蘇、蓮華、寶珠、火焰等，俱纖細入微，精美絕倫。
建築之石柱礎，除覆盆（平素或刻卷草紋）及蓮瓣外，又有刻力神及獅者（河南汜水縣等慈寺大殿）。
柱身有凹槽（河南登封少林寺初祖庵大殿）、瓜楞（浙江甯波保國寺大殿）以及梭形的（見《營造法式》）。
鬥拱中之栌鬥形象亦頗豐富，有方、圓、訛角、瓜楞等多種。
北朝至隋、唐盛行之“火焰門”已消失，代以由多道曲線組成之壸門。
格子門之使用已漸多，除宋畫中有全由方格構成之落地式樣，又有見于河北涿縣遼普壽寺塔之三抹頭式格子門（有格心、障水闆，但無腰華闆）。
天花、藻井之構造與裝飾，亦較前代複雜華麗。
其著名者如山西應縣金代淨土寺大殿、河北薊縣遼獨樂寺觀音閣、浙江甯波宋保國寺大殿等，皆已于前節有所介紹，故不贅言。
此期勾闌之變化亦多，其差别集中于華闆之紋樣、尋杖之裝飾，以及望柱頭之形式。
具體可參見宋代繪畫及《營造法式》。
又遼、金之密檐塔，并于塔下建有須彌座及勾闌、蓮座等磚、石仿木之高台，較江蘇南京南唐栖霞山舍利塔之形象更趨複雜，而與唐密檐塔下樸素無華之低台基大相徑庭。
塔之底層，有于角隅施小塔以代角柱，以及在檐口下懸如意頭者，均為強化裝飾之表現。
依《營造法式》所載，宋代石刻按雕刻起伏之高低，可分為剔地起突（高浮雕）、壓地隐起華（淺浮雕）、減地平钑（線刻）和平素四種。
彩畫則分為五彩遍裝、碾玉裝、青綠疊暈棱間裝、三暈帶紅棱間裝、解綠裝、解綠結華裝、丹粉刷飾、黃土刷飾、雜間裝九種。
内中以五彩遍裝為最高級。
或以青綠疊暈為外緣，内中以紅為底，上繪五彩花紋；或以紅色疊暈為邊，青色為底繪五彩花紋。
用于宮殿、廟宇等主要建築。
第二種為碾玉裝及青綠疊暈棱間裝，系以青綠疊暈為外框，中為深青底描淡綠花；或用青綠相同之對暈而不用花紋。
用于住宅、園林及宮殿次要建築。
第三種為以遍刷土朱再鋪以各色邊框，底上或繪花紋，或不繪，即解綠裝至黃土刷飾四類。
其中尤以刷飾之等級最低，僅用于次要房舍。
第四種為兩種彩畫混合使用者，稱雜間裝。
如五彩間碾玉、青綠疊暈間碾玉等。
以上實物遺存不多，僅第一種見于遼甯義縣遼奉國寺大殿、江蘇江甯南唐二陵及河南禹縣白沙宋墓。
但由其種類之繁紛，可知當時裝飾内容已極為豐富多彩。
且其中以青綠疊暈為主者，對後世明、清之彩畫影響至大。
宋代彩畫所用紋樣（圖106），有海石榴華（包括寶牙華、太平華等）、寶相華（包括牡丹華等）、蓮荷華、團窠寶照（包括團窠柿蒂、方勝合羅）、圈頭盒子、豹腳合暈、瑪瑙地、魚鱗旗腳、圈頭柿蒂等華文九類。
又有瑣子、簟文、羅地龜文、四出、創環、曲水等瑣文六種。
此外還有飛仙（包括嫔伽）、飛禽（鳳凰、鹦鹉、鴛鴦）、走獸（獅子、天馬、羚羊、白象）、雲文（吳雲、曹雲）等，種類既多，内容亦極廣泛。
由宋代繪畫及《營造法式》，知建築正脊兩端有施鸱尾、龍尾及獸頭者，而垂脊亦施垂獸，角梁頭置套獸，脊上用嫔伽及蹲獸。
正脊中央另施火珠。
鸱尾下側已有龍口吞脊之形象，如河北薊縣遼獨樂寺山門及山西大同華嚴下寺遼薄伽教藏殿壁藏，皆作如是之表現。
此時陶瓦當之紋飾，除仍有蓮瓣、寶珠紋外，施獸面者漸多。
但滴水尚為垂唇式樣，有的下緣已呈尖狀之波浪形。
元代建築之裝飾較兩宋為蛻化，惟琉璃之制作有所進步。
今日山西諸地之元代建築，其琉璃正吻與脊尚有不少實例，色彩及構圖亦有較多變化。
如鸱吻之魚尾漸轉向外側，遂開明、清此式之先河。
對大木構件本身之裝飾則甚少考究，宋代流行之多種柱礎及柱體形式已不複使用，制作亦較草率。
石刻以北京居庸關雲台之拱門為最佳。
其圓券下門道仍作成圭形，券石上刻金翅大鵬、白象、神人及蓮瓣等。
而門道内浮雕之四大天王，造型威武，形象生動，構圖豐富，刀法流暢，可列為我國浮刻之傑作。
此外，元代之壁畫亦具相當高湛水平，尤以山西芮城永樂宮諸殿之道教壁繪最為著名。
其五百值日神像各具特色，容顔迥異，線條猷勁，頗存唐吳道子風格。
考壁繪之使用，于原始社會已有，内容多為當時生活之寫照（如狩獵等）。
後至商代，則有繪山川、鬼神于其宗廟之記載。
最早之壁畫實物均見于漢墓，如内蒙古自治區和林格爾出土者，描繪為城郭、官寺、井欄等内容。
而河北望都1号墓則為官吏形象。
南北朝迄于隋、唐，石窟及佛寺殿閣中以梵像及各種經變為主題之壁繪甚為流行。
其中且不乏名家手筆，如顧恺之、吳道子輩。
降及宋、金，此風漸衰。
元代更稀，除前述永樂宮外，尚有洪洞廣勝下寺明應王殿中表現元代戲曲演出之“太行散樂忠都秀在此作場”民間壁畫。
雖其内容與所在建築無關，但亦可自另一角度了解當時壁繪之狀況。
明、清佛寺僅有少數具此項藝術内容，然其構圖及筆法均甚伧俗，與元代及以前者不啻天壤之别也。
自明代起，官式彩畫以藍、綠為主調。
清代更規定藍、綠上下或左右相間原則。
又根據其制式及使用情況，依次劃分為和玺、旋子、蘇式與箍頭四類。
和玺彩畫用于最高級與隆重建築，特點是貼金多并采用龍、鳳及衍眼圖案。
旋子彩畫又分為石碾玉、大小點金、雅烏墨等多種，應用範圍最廣。
蘇式彩畫施于住宅、園林，形式較為自由。
箍頭彩畫限于柱頭，變化最小。
除彩畫等級須與建築等級一緻外，彩畫本身圖案之比例及形狀，亦皆有嚴格之規定。
如清代梁枋彩畫枋心占全長1/3，而明代北京智化寺者占1/4。
清代旋子已全部作圓渦形，明代則形體較扁，且保有西番蓮原意。
又于彩畫施瀝粉貼金，使其輪廓線條具立體感，亦是清代中葉以後才出現的，是冀以增強裝飾效果的新手法。
又如須彌座之裝飾，其束腰部分取消壸門與間柱，而于角柱内側及束腰中央采用卷草紋之帶狀裝飾。
此項卷草紋于明代較為圓和，而清代則較為方硬。
明代南方建築常于須彌座束腰之角隅施竹節形小柱，其龜腳則刻扁長且簡化之如意紋。
檐枋下之雀替或雕以龍首或魚身式樣。
梁之童柱下，則承以方形刻海棠紋或圓形雕蓮瓣之托座。
單步梁或作屈曲形，檐下常施浮刻或透雕之斜撐。
某些地區（如皖南）之民居與祠堂，亦有使用外觀極為秀美之梭柱，以及圓形斷面之曲梁者。
石柱礎常為多層之雕刻，平面有方、圓、八角、多邊等。
雕刻内容有蓮瓣、花卉、獅、瓜楞……部分石礎上，尚有施木者。
槅扇之槅心，較高級之官式建築多采用四椀菱花，用方格或斜格亦不在少數，尤以明代為甚。
清代則盛行燈籠框式樣。
木刻與磚雕亦達到很高水平，其中蘇南、皖南最為突出，如門樓之磚雕，欄杆華闆、滴珠闆及槅扇縧環闆與裙闆之木刻，有樓閣建築、人物、動植物及幾何紋樣等（圖107），内容或為曆史故事、神話傳說、吉祥征兆，變化多端，令人目不暇接。
此外，園林建築中之漏窗棂格，僅蘇州一地即有百餘種之多。
此皆以薄磚、瓦或竹條、木片塗泥，構為幾何紋、人物、鳥獸、花木等形象，亦極豐富多彩。
又地面鋪地，系以卵石、碎磚瓦或陶瓷片，就其色澤、大小與結合之不同，組成衆多圖案。
屋面做法之定型，于清代之《工部工程做法則例》中已有明确規定。
其隆重建築用琉璃瓦及筒子脊，并成為定制。
如正脊用獸吻，垂脊用獸頭，角脊上用仙人走獸等。
其形制及大小、數量，均有規可循。
民間之小瓦屋蓋，其正脊之脊飾，亦有清水、紋頭、哺雞、皮條、空花等多種。
硬山山牆頭之做法，除北方使用水磨磚搏風之典型式樣，尚有南方呈階梯形之馬頭牆以及彎曲之“貓拱背”等形式。
而園林之院牆，其上部又有作波浪形者，謂之“雲牆”。
住宅、園林之洞門，式樣亦甚衆多，有月洞、圭形、葉形、瓶形等。
其邊框施以灰色水磨磚，與白色或黑色之牆壁，形成鮮明對比。
（本文為未刊稿，寫作年代不詳。
似将宋、清式營造法主要内容予以糅合擴廓，而為研究生講授者。
） 注解： [1] ［整理者注］：第一，由河南偃師二裡頭1号宮室遺址，知其主殿堂面闊八間，表明偶數面闊之制至少在夏代末期已被使用。
第二，其後位于陝西岐山縣鳳雛村之先周大型建築之廳堂面闊六間，故知此制至商末仍被沿用。
第三，另發現于扶風縣陳召村之西周中期建築遺址群，其建築面闊有用偶數者（F8），亦有奇數者（F3、F5）。
[2] ［整理者注］：陝西扶風縣陳召村西周建築遺址中之F8，已有“移柱”迹象。
但作者為此文時，上述資料均未發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