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建築營造之特點與嬗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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鬥拱為我國官式建築（如宮殿、壇社、廟宇……）所常用之結構構件，由鬥、升、拱、昂等構件組合而成。
此乃人所共知者，無庸再述。
惟鬥拱之起源、演變及各階段形成之經過，則頗為複雜。
此為研究中國古代建築史最重要之課題之一，故應予詳加分析與研讨。
如能對此問題有較明确之了解，則若幹有關大木之結構現象，自當迎刃而解。
（甲）鬥拱之作用 鬥拱是為了承載建築出跳部分之荷載，在木構架建築中所形成的單體構件或組合的結構形式。
它最初置于檐柱頂部以承出檐，後來才施于樓台之平座以及室内，并進一步作為大木結構之尺度衡量标準。
此外，它還起着裝飾作用。
（乙）鬥拱之發展 其經過又與建築出檐之變化有密切關系。
1.我國古代早期木構建築的出檐，系以保護版築或土坯所砌之牆面為目的。
惟當時僅以木椽挑出，因構件斷面甚小，故伸延距離有限，當建築不甚高大時，尚屬可行。
今日所見四川漢代石阙上浮刻，與西康一帶之建築，均皆如此。
2.在木構架建築發展到相當水平後，上述出跳距離甚短之缺點，始獲得一定之解決。
即利用内部之梁挑出于檐柱外側，另于梁端加挑檐桁，以作為檐椽之外延支點，于是使出檐長度大為增加。
但挑出之梁頭，有二種不同之結構：一為水平形；一為利用天然彎曲之木料，以其反翹向上部位承桁。
而後者即拱之起源。
漢代許慎《說文》中的“舍”字，于小篆作“”，乃最恰當的證明。
随着建築物的體量日形龐巨，其出檐長度勢必随與俱增。
此時如何維護懸出梁頭之安全，即成為建築結構與構造之重大問題。
依筆者設想，可用二種方法：一是于梁端之下加斜撐；另一是于梁下承柱之處，施水平之短木（使皆受壓于梁下）。
此二種做法，于今國内多有存者。
而後一種即木構插拱之雛形，于漢明器中屢見。
此種結構今天雖已不甚普遍，然在福建、浙江、廣東乃至日本等處，尚在使用而未曾絕迹。
3.使用上述插拱時，需剜去柱體之一部，方可使其固着。
然此舉必定削弱柱身之強度，特别是當外力為水平方向時，易産生折斷之危險。
而柱與柱間聯系之枋栿，乃為構架所不可缺少之構件，但其對柱身之危害，并如上述。
是以從結構安全出發，必須考慮其他手段。
因此，就采取了在柱頂使用碩大栌鬥（即清之坐鬥），交彙承托其上層疊之拱、枋等構件于一處的形式。
這就為後世的正規鬥拱奠定了發展的基礎，而插拱和替木式疊拱的做法，也就日益式微與漸被淘汰了。
此項栌鬥之使用，至遲在西周之初，其鬥身與鬥欹之區分甚為明顯，尤表示并非原始形式。
後世較完整之鬥拱，系由栌鬥、小鬥（清稱升）、拱、昂等組成。
依漢代石祠、陶屋明器及畫像磚石、壁畫等資料，知當時已有栌鬥、小鬥與拱等構件，但無斜向之昂。
其中就栌鬥而言，平面均為方形，外觀則有三種：一種之鬥身全為斜面，形狀上大下小，較之實用升鬥量具幾無二緻，例見山東嘉祥武氏祠畫像石。
另一種與西周早期銅器“令”所示（為我國目前發現最早鬥拱）形象相仿，即上部之鬥耳、鬥平不分，但下部斜殺之鬥欹已作略内之曲線。
實例如山東沂南畫像石墓及四川彭山崖墓等。
以上二種栌鬥俱未開有鬥口，所承諸梁枋，均置于栌鬥之上。
第三種可以四川雅安高頤阙所雕鬥拱為代表，其各類拱均嵌于栌鬥之中，形制與後代正規鬥拱大體雷同，仿木構的程度則遠勝于前者。
至于拱之形狀，可分直拱、斜拱與曲線形拱多種。
拱端之處理，有垂直截割、多邊折線卷殺、圜和曲線卷殺、曲莖式樣以及附龍首翼身之複雜形象。
拱身上部且有剜出拱眼或不剜者。
漢代鬥拱之組合（圖42、48），有一鬥一升、一鬥三升及一鬥多升等多種。
有單拱造，亦有重拱造。
但鬥拱絕少向外出跳者。
鬥拱以柱頭鋪作為主，補間極為簡單，常僅為一短柱或一人字拱，或全然不用。
鬥拱之置于角隅者，常自角柱之二面出插拱，其上再施單拱或重拱承托檐口。
至于在屋角45°斜出鋪作的做法，于漢代資料中尚未得見。
圖48 漢代鬥拱 拱上之小鬥，有的已具鬥形，有的僅施矩形塊體。
其數量亦不一律，自二枚直至四、五枚不等，由下而上逐層遞增。
内中使用一鬥二升單拱者，往往于拱背中央加一矩形墊塊，似為一鬥三升式樣之濫觞。
此項構造使上部荷載得以循柱中心線直接下傳，在結構上是合理之舉。
南北朝鬥拱之遺物（圖49）多得自石窟，均未有鬥拱出跳之例。
僅洛陽龍門石窟之古陽洞有自栌鬥伸出似二層替木之形象。
作為鬥拱之單體，一鬥三升制似已确立，若漢代之一鬥二升及曲莖形拱皆已絕迹。
其他如人字拱及直鬥造，都已廣泛使用。
在細部方面亦已逐漸定型，如鬥耳、鬥平、鬥欹三者高度之比例，若幹實例已與宋《營造法式》規定之4：2：4大體相符。
又拱頭之卷殺已有使用多瓣之内曲線者，而栌鬥與小鬥下也常置有皿闆。
圖49 南北朝鬥拱 唐代鬥拱已采用出跳，如佛光寺大殿及南禅寺大殿、大雁塔門楣石刻、敦煌各窟及懿德太子墓中壁畫等所示（圖50）。
總的說來，其柱頭鋪作已很成熟，但補間鋪作仍甚為簡單。
以佛光寺大殿為例，柱頭鋪作已用出四跳（雙杪雙下昂）之七鋪作，為舊時之最高等級；而補間僅用直鬥（或駝峰）承托之五鋪作，數量且僅一朵。
方之唐代其他資料，亦皆如此。
可見是當時使用鬥拱的一個普通規律。
此外，批竹形真昂的出現，也表明鬥拱的結構出現了新的變化。
這種斜撐構件有若杠杆，可使一部分屋檐荷載為屋面荷載所抵消。
圖50 隋、唐鬥拱 從宋代起，柱頭鋪作（圖54）與補間鋪作之尺度與體量已經一緻。
其于殿堂之外檐者，無論構造與外觀，均幾無區别，僅鬥拱之後尾制式不同而已（圖51）。
室内之内柱也因高度之增加，故柱上承托天花、藻井之内槽鬥拱，已無須采用唐佛光寺大殿中之多層疊累形式。
而于南宋之殿、塔中，更有施上昂者，尤為前代之所無。
但失卻斜撐作用之假下昂，亦出現于是時，如構于北宋之太原晉祠聖母殿，其下檐鬥拱中，已有此類構造。
遼、金之際，建築之補間鋪作，又常施斜出45°或60°之拱、昂（此種做法，延至元、明仍有見者）。
至于補間鋪作之數量，最多不逾兩朵，布置較為疏廊宏闊。
此時鬥拱之詳部做法，亦因時因地而在尺度上産生不少變化（圖52）。
另如栌鬥之形狀，除最常使用之方形平面者以外，又有訛角、圓、多瓣形（或稱瓜楞）數種。
栌鬥的各部比例尺寸，已經完全定型，各種小鬥（齊心鬥、交互鬥、散鬥）亦複如此，比例尺寸為栌鬥的具體而微。
僅因使用要求有所不同，其寬窄與槽口略有區别而已。
不同種類的拱（泥道拱、瓜子拱、慢拱、泥道慢拱、令拱、華拱）之長度、拱頭卷殺瓣數（圖55）及安置部位，都已确定。
又如昂之制作亦成定規，但外形已由批竹漸變為琴面（圖53）。
而鬥拱最上層水平構件之出頭——“耍頭”，也大體由“批竹”形轉為“螞蚱頭”形（另又出現多種異變）（圖60）。
雖然如此，但由于以上各主要單體構件的标準化，不但大大加速了營建中的備料與施工速度，又使得群體建築（如宮殿、廟宇……）各建築的風貌趨幹統一。
圖51 宋、遼、金鬥拱 圖52 宋、遼、金之栌鬥、散鬥示例 圖53 我國各代帶下昂式鬥拱比較 圖54 宋式建築柱頭鋪作及檐部構造 圖55 宋《營造法式》構件卷殺舉例 此時鬥拱的各種類型亦複不少，有直鬥造、鬥口跳、杷頭絞項造、單鬥支替、一鬥三升等簡單形式，也有自出一跳的四鋪作到出四跳的七鋪作（《營造法式》中有出五跳之八鋪作雙抄三昂鬥拱之叙述，但未見實物）的複雜組合。
依施用部位，有内、外檐、上、下檐及平座鬥拱等。
按構造簡繁，又分單拱造與重拱造，以及偷心造（跳頭上不置橫拱）與計心造（跳頭上置橫拱）之做法。
圖56 沁陽紫陵鎮開化寺大殿鬥拱（元） 我國傳統木建築鬥拱之結構功能與形式，發展至宋代可稱已臻極限，以後即逐漸走向僵化與衰落。
遼、金時流行之斜出鬥拱，于建築之結構與立面并無大補，然對鬥拱本身則是一種不成功的創作嘗試，因此終于在實踐中歸于淘汰。
元代鬥拱之出跳數及用材尺度較宋代又減，依現存實物，其鬥拱未有超過六鋪作者。
除使用假昂及重拱計心造較普遍以外，因大木架中常施天然彎曲梁栿，從而導緻在某些部位上采用非正規之鬥拱形式，系為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做法，如山西洪洞廣勝下寺大殿所示。
明、清鬥拱之材制尺度日益減縮，故鬥拱總的體量亦大不如以前。
平身科（即元及以前之補間鋪作）數量則相應增加，由明初之三攢（朵）增至清末之八攢（如北京故宮太和殿）。
此外，由于柱頭科承碩大之桃尖梁頭，其下置之十八鬥、翹及坐鬥等，均不得不自下而上予以拓寬，遂再度形成了柱頭科與平身科在體量上的差别。
在結構上，真下昂與上昂均已不見。
而材制的變小，亦使出跳必須采用足材和計心造。
為了便利計算與施工，除了将大木的計量标準由宋制的材（高十五分°）改為清制的鬥口（寬十分°）以外，還采取了将單材高度降低一分°，使足材高度成二十分°之整數；定鬥拱每攢寬度（即二組鬥拱中心線間距離）為十一鬥口；以及簡化鬥欹之内曲線為直線等措施。
圖57 正定隆興寺摩尼殿角鋪作（金）圖58 霍山中鎮廟正殿鬥拱（明） 組成鬥拱各構件之名稱，清《工部工程做法則例》中與宋《營造法式》亦有甚多區别。
如座鬥（宋稱栌鬥）、十八鬥（交互鬥）、槽升子（齊心鬥）、三才升（散鬥）、泥道拱（正心瓜拱）、正心萬拱（泥道慢拱）、内外拽瓜拱（瓜子拱）、内外拽萬拱（慢拱）、翹（華拱或杪、卷頭）、昂（飛昂）等等。
其局部做法複形成若幹差異，如下昂、麻葉頭、三幅雲，或外形改變，或為宋式鬥拱中所未有。
圖59 滋陽娘娘廟牌樓如意鬥拱（清） 明、清還出現一種溜金鬥拱，其外檐部分一如常規施水平之構件，如翹、假昂、螞蚱頭等。
但自正心枋後則層疊多層斜向構件（枰杆、夔龍尾等）承托于金檩下或金枋上，結構上作用甚微，隻能視作上昂蛻化為裝飾之變體。
另在牌樓中，又使用了以直拱和斜拱組成的網狀如意鬥拱（圖59），其裝飾意圖顯然較結構作用為突出。
（九）梁（栿） 為水平之承重構件（圖61—65）。
依據其荷載可分為主要梁栿與次要梁栿二類。
前者長度大，多依進深方向，架設于建築前、後檐柱間，常橫跨室内大部（或全部）空間。
宋制稱梁為栿，并以其上所承椽數之多寡命名；清式則以梁上桁（或稱檩）數為準。
如為通常之兩坡屋面，宋之八槫栿，于清為九架梁，六槫栿為七架梁……如此類推，但最上之三架梁，于宋則稱平梁。
若為無正脊之卷棚屋頂，則稱八架梁、六架梁……最上承雙檩者謂之頂梁。
次要梁栿，常置于檐柱與内柱（清之金柱）間，且多采取外端承于柱上，内端插入柱中之形式。
其名稱亦以跨度之長短與所承椽、檩之數量而定。
如上承二椽（三架）的，宋稱乳栿，清名雙步梁；承一椽（二架）的，宋稱劄牽，清名單步梁。
圖60 曆代耍頭演變圖 圖61 北京市故宮太和殿梁架結構示意圖 圖62 唐代建築梁架 圖63 宋《營造法式》月梁卷殺做法 圖64 蘇州太平天國忠王府大殿梁架圖65 大同善化寺大殿梁架（金） 其餘梁栿因所處部位之不同，亦有種種名稱。
如斜出于屋角45°者為角梁，宋代或稱陽馬，一般由二梁相疊而成，其居上者宋名大角梁，清稱老角梁；居下者分别謂之小角梁與仔角梁。
我國南方又有将仔角梁（江南蘇州一帶稱嫩戗）斜立于老角梁（蘇州稱老戗）上者，使屋角因此起翹甚高并顯得外觀靈巧生動，與北方屋角的敦厚淳樸形成強烈對比。
若老角梁後再有同方向之梁連續，則稱為續角梁，其斷面較老角梁略小。
歇山屋頂（宋稱九脊殿）因有收山做法，需在最外一榀屋架與山花間，增加由采步金梁所承托的一榀附加屋架（圖66）。
而庑殿屋頂（宋稱四阿頂）則因有推山，亦需在山面增加太平梁（圖66）。
現知我國古建築中，使用九脊殿頂之實例，以唐建中三年（公元782年）之南禅寺大殿為最早。
但此殿規模僅三間，而兩山收進距離約為次間3/4，采步金梁與主梁架間距離僅80厘米。
故結構上隻需自角隅置遞角梁交四椽栿背，再立蜀柱于遞角梁上，承平槫下之交手拱，拱上橫陳采步金梁即得。
佛光寺大殿之四阿頂木構架，建于唐大中十一年（公元857年），亦為此式屋架之最早遺物。
其推山之太平梁，二端擱置于上平槫上，構造甚為簡潔。
由上述二例，知采步金梁與太平梁之結構，至少在唐晚期已很成熟了。
根據銅器中紋刻所示，四阿頂在周代已很流行，又于漢代重要建築中大量使用，故可推測太平梁之形成，似不應晚于戰國。
九脊殿頂出現較遲，初見于大同雲岡石窟，是以采步金梁之運用上限，當不緻超越北魏。
圖66 清式庑殿推山與歇山收山做法 施于建築角隅之梁，有抹角梁和遞角梁二種。
前者在平面上與角梁之方向垂直；後者則與之同一軸向，如南禅寺大殿例。
為了結構上的需要，在梁、槫等構件之間，常置有在平面上與其垂直的短梁。
此類短梁之兩端均與梁栿相交者，名曰：扒梁。
兩端與槫聯絡者，稱為：順梁，一端在梁，另端在槫，則謂之：順扒梁。
此外，又有置于梁背，使梁斷面增大之繳背。
以及置于柱腳間之聯系構件地栿。
（十）枋 枋是次于梁栿的水平受力構件，又是大木結構尺度衡量标尺，其于建築中應用甚廣，種類亦多。
與鬥拱聯用的，有柱頭枋（清名正心枋），它位于外檐鬥拱之橫向軸線上，即與檐柱縫之軸線相重合。
唐、宋之柱頭枋均用單材，其間承以散鬥（清名三才升）。
而明、清之正心枋則改為足材，其三才升以隐出方式刻于枋間。
又因鬥拱間置有拱眼壁版，故正心枋厚度較足材另加1/4鬥口寬（合2.5分°）。
在鬥拱内、外端令拱上，或置橑檐枋，如宋《營造法式》所示（明、清則稱挑檐枋），其餘載于鬥拱諸跳頭上之枋，于宋名為素枋或羅漢枋（明、清名拽枋），另支托天花者為平棊枋（清名井口枋），而置于鬥拱上部之耍頭（清稱螞蚱頭）及襯方頭（清名撐頭木）等，均為枋之異形。
（十一）檩（槫）、椽 檩或桁（宋稱槫）為屋架之重要構件之一，屋面荷載經此下傳至梁及柱。
由建築之斷面，得知檩數可自三架多至十餘（圖67），其名稱則由所在位置而定。
如有正脊之坡形屋面，其居最頂者，于清式稱脊桁或脊檩，在古文獻中則謂之棟，宋《營造法式》中名脊槫。
置于檐柱上者清名檐桁（檩），宋稱檐槫。
挑檐枋上為挑檐桁，宋為橑檐槫。
位于脊、檐檩之間，謂之金桁，宋曰平槫，依其部位又可分為上、中、下者。
若為卷棚頂，最上之二桁并稱脊桁，其餘均依上述。
至于諸桁（檩）之具體位置，則因房屋進深各步架之距離與舉架之高低所決定。
圖67 清代屋蓋檩架圖 所謂步，乃建築沿進深方向各檩中心線間之水平距離，亦有檐步、金步、脊步之分。
宋代建築各步或相等，或遞相增減。
清官式建築，概以每步二十二鬥口（即兩攢鬥拱距離）為标準，然亦有于廊步減半者。
各步架之總和，即為建築之通進深。
而屋架之總舉高，亦由此而推算得出。
如舉高為1/3，則由脊檩上皮至前、後檐檩上皮水平聯線之垂直距離，為通進深之l/3。
其他若1/4、1/2者，皆循此法。
至于各檩之實際高度，則按所在之各步架水平距離，乘以不同之舉高系數，再予以疊加即得。
現将清式建築各舉高列表于下： 表中之五舉，表示此步之升高高度為水平距離之50％，六五舉即65％。
餘此類推。
由此可知各檩之舉高，以形成一折線形之屋面輪廓，其坡度愈往上愈陡，系從排除雨雪之實用要求出發。
但除亭、塔等攢尖頂外，其餘建築脊步之舉高均未有超過九舉者，因其不利施工挂瓦也。
計算時，由下而上，即先計金檩于檐步處之升高，再逐漸及于脊檩。
宋式建築屋頂坡度之做法稱為“舉折”。
首先決定建築屋頂之總舉高（如殿閣舉高為進深之1/3，筒瓦廳堂為l/4）。
然後從上而下，依上平槫降四十分之一中金步……其作圖較清式複雜，尺寸亦常非整數，頗為不便。
宋制槫徑等于檐柱徑，在兩材至一材之間。
清官式大式之檩徑為檐柱徑之3/4，即4.5鬥口。
小式則仍同檐柱徑。
椽位于檩上，并與之在平面上垂直相交，是直接承屋面荷載之構件。
其種類亦多，在坡屋頂中，最上接脊檩者為腦椽，以下稱花架椽，于檐口處名檐椽。
檐椽之上，或另置飛檐椽（宋名飛子）。
施卷棚頂者，其最上曲椽清稱羅鍋椽（宋稱頂椽）。
此外，又有用于室内軒頂之軒椽，外形作多種折曲形狀。
現存最早檐椽實例，為漢石室與墓阙檐下所琢刻者，其中尤以四川雅安之高頤阙所置最為逼真。
除椽之斷面為半圓形，并有顯著之收殺以外，其角部之各椽皆作放射狀排列。
而山東肥城孝堂山石祠，則于檐下浮刻圓椽一列，僅為象征性之表示。
甘肅天水麥積山北朝第30窟廊檐下有方形椽形象。
又河北定興北齊義慈惠石柱，上部小佛殿雕有斷面半圓之檐椽及扁方之飛子，為此種式樣之最早例。
而敦煌莫高窟第254窟内人字坡頂下之椽，則為室内所罕見者。
唐代之大雁塔門楣石刻佛殿及佛光寺大殿，均施上方下圓之飛子與檐椽，可見已成建築定制。
南禅寺大殿雖僅存檐椽，乃後代重修所緻。
以後之宋、遼、金、元以至明、清，凡稍重要建築，無不于檐下用椽二層者，且上方下圓之制，始終遵行而不渝。
使用于室内軒頂之椽，如見于江南民間之住宅與園林，皆屬明中葉以後。
因僅承較輕之望磚或望闆，故斷面不大，為半圓或扁方形。
椽身亦出于裝飾，而呈圜曲或折線式樣。
又流行于蘇南、浙江一帶之屋角起翹甚高，近屋角之椽且逐漸翹起與仔角梁齊，稱為翼角飛椽。
椽之長度依舉架及出檐而定，若各步距相等，則檐椽最長，腦椽次之，花架椽又次，飛檐椽最短。
椽之直徑，佛光寺大殿為15厘米，恰為材高之半，合七分°有半。
與宋《營造法式》比較，則小于其殿閣之十分°，而與其廳堂所用七分°至八分°相近。
清《則例》則定為1.5鬥口，合十五分°，又與唐例雷同。
椽身收殺，始于漢而漸隐于金、元，至明、清已不用此法，僅于端部稍作卷殺而已。
又擱置于檩上之方式，唐、宋皆采取上、下椽頭相錯，爾後則将二椽頭斜削對接，就構造堅固而言，自是前者為佳，但美觀與整齊卻不及後者。
（十二）其他大木構件 （甲）叉手 為支撐于脊槫及侏儒柱二側之斜撐構件。
最早形象，見于北魏甯懋石室（現存美國波士頓博物館）。
此建于孝莊帝永安二年（公元529年）之三開間懸山建築，于山面闌額上，置有短柱之人字拱式構架承脊槫。
此雖與唐南禅寺大殿之正規叉手形式不盡相同，且又與佛光寺大殿脊槫下，僅施斜撐而無侏儒柱之構造有别，但其間存在淵源嬗替之關系，殆無疑問。
叉手之應用，于宋、遼、金之時甚為普遍。
元代外形漸趨細長，如山西洪洞廣勝上寺前殿結構；而南方之例，若浙江武義延福寺正殿則予以摒棄不用。
明代以降，除個别例外，重要建築中均未有見者。
叉手之尺寸，宋《法式》規定：“若殿閣，廣一材一栔；餘屋随材，或加二分°至三分°。
厚取廣三分之一”。
而洪洞上寺前殿叉手則大體同單材，由于元代材分尺度已較宋為小，故此項構件之實際結構作用，當可想而知矣。
（乙）托腳 亦為起斜撐作用之構件，其上端托于槫側，下端承于梁背。
現知最早例為南禅寺大殿之唐構，以後之佛光寺大殿及宋、遼、金諸代大木中均用。
元代有用與不用者。
明、清基本絕迹。
托腳之制作，于《營造法式》卷五·大木作制度（二）有載：“凡中、下平槫縫，并于梁首向裡斜安托腳，其廣随材，厚三分之一；從上梁角過抱槫，出卯以托向上槫縫”。
（丙）駝峰 置于蜀柱或鬥拱下以承諸槫（圖68），實物以南禅寺大殿中為最早。
以後各代建築均用，惟尺度與形式有所變化。
見于南禅寺大殿者有二種：一在平梁中央，上承侏儒柱，其形狀較扁平，兩肩各雕出瓣四道以為裝飾。
另一在四椽栿上，以栌鬥、令拱承平梁，其體積較高闊，兩側飾以入瓣及枭混線。
而佛光寺大殿中，則将枋或華拱之尾端，延出作半駝峰以承交互鬥及令拱。
遼之駝峰有用低平之枭混線外形者，如
此乃人所共知者，無庸再述。
惟鬥拱之起源、演變及各階段形成之經過，則頗為複雜。
此為研究中國古代建築史最重要之課題之一，故應予詳加分析與研讨。
如能對此問題有較明确之了解，則若幹有關大木之結構現象，自當迎刃而解。
（甲）鬥拱之作用 鬥拱是為了承載建築出跳部分之荷載，在木構架建築中所形成的單體構件或組合的結構形式。
它最初置于檐柱頂部以承出檐，後來才施于樓台之平座以及室内，并進一步作為大木結構之尺度衡量标準。
此外，它還起着裝飾作用。
（乙）鬥拱之發展 其經過又與建築出檐之變化有密切關系。
1.我國古代早期木構建築的出檐，系以保護版築或土坯所砌之牆面為目的。
惟當時僅以木椽挑出，因構件斷面甚小，故伸延距離有限，當建築不甚高大時，尚屬可行。
今日所見四川漢代石阙上浮刻，與西康一帶之建築，均皆如此。
2.在木構架建築發展到相當水平後，上述出跳距離甚短之缺點，始獲得一定之解決。
即利用内部之梁挑出于檐柱外側，另于梁端加挑檐桁，以作為檐椽之外延支點，于是使出檐長度大為增加。
但挑出之梁頭，有二種不同之結構：一為水平形；一為利用天然彎曲之木料，以其反翹向上部位承桁。
而後者即拱之起源。
漢代許慎《說文》中的“舍”字，于小篆作“”，乃最恰當的證明。
随着建築物的體量日形龐巨，其出檐長度勢必随與俱增。
此時如何維護懸出梁頭之安全，即成為建築結構與構造之重大問題。
依筆者設想，可用二種方法：一是于梁端之下加斜撐；另一是于梁下承柱之處，施水平之短木（使皆受壓于梁下）。
此二種做法，于今國内多有存者。
而後一種即木構插拱之雛形，于漢明器中屢見。
此種結構今天雖已不甚普遍，然在福建、浙江、廣東乃至日本等處，尚在使用而未曾絕迹。
3.使用上述插拱時，需剜去柱體之一部，方可使其固着。
然此舉必定削弱柱身之強度，特别是當外力為水平方向時，易産生折斷之危險。
而柱與柱間聯系之枋栿，乃為構架所不可缺少之構件，但其對柱身之危害，并如上述。
是以從結構安全出發，必須考慮其他手段。
因此，就采取了在柱頂使用碩大栌鬥（即清之坐鬥），交彙承托其上層疊之拱、枋等構件于一處的形式。
這就為後世的正規鬥拱奠定了發展的基礎，而插拱和替木式疊拱的做法，也就日益式微與漸被淘汰了。
此項栌鬥之使用，至遲在西周之初，其鬥身與鬥欹之區分甚為明顯，尤表示并非原始形式。
後世較完整之鬥拱，系由栌鬥、小鬥（清稱升）、拱、昂等組成。
依漢代石祠、陶屋明器及畫像磚石、壁畫等資料，知當時已有栌鬥、小鬥與拱等構件，但無斜向之昂。
其中就栌鬥而言，平面均為方形，外觀則有三種：一種之鬥身全為斜面，形狀上大下小，較之實用升鬥量具幾無二緻，例見山東嘉祥武氏祠畫像石。
另一種與西周早期銅器“令”所示（為我國目前發現最早鬥拱）形象相仿，即上部之鬥耳、鬥平不分，但下部斜殺之鬥欹已作略内之曲線。
實例如山東沂南畫像石墓及四川彭山崖墓等。
以上二種栌鬥俱未開有鬥口，所承諸梁枋，均置于栌鬥之上。
第三種可以四川雅安高頤阙所雕鬥拱為代表，其各類拱均嵌于栌鬥之中，形制與後代正規鬥拱大體雷同，仿木構的程度則遠勝于前者。
至于拱之形狀，可分直拱、斜拱與曲線形拱多種。
拱端之處理，有垂直截割、多邊折線卷殺、圜和曲線卷殺、曲莖式樣以及附龍首翼身之複雜形象。
拱身上部且有剜出拱眼或不剜者。
漢代鬥拱之組合（圖42、48），有一鬥一升、一鬥三升及一鬥多升等多種。
有單拱造，亦有重拱造。
但鬥拱絕少向外出跳者。
鬥拱以柱頭鋪作為主，補間極為簡單，常僅為一短柱或一人字拱，或全然不用。
鬥拱之置于角隅者，常自角柱之二面出插拱，其上再施單拱或重拱承托檐口。
至于在屋角45°斜出鋪作的做法，于漢代資料中尚未得見。
圖48 漢代鬥拱 拱上之小鬥，有的已具鬥形，有的僅施矩形塊體。
其數量亦不一律，自二枚直至四、五枚不等，由下而上逐層遞增。
内中使用一鬥二升單拱者，往往于拱背中央加一矩形墊塊，似為一鬥三升式樣之濫觞。
此項構造使上部荷載得以循柱中心線直接下傳，在結構上是合理之舉。
南北朝鬥拱之遺物（圖49）多得自石窟，均未有鬥拱出跳之例。
僅洛陽龍門石窟之古陽洞有自栌鬥伸出似二層替木之形象。
作為鬥拱之單體，一鬥三升制似已确立，若漢代之一鬥二升及曲莖形拱皆已絕迹。
其他如人字拱及直鬥造，都已廣泛使用。
在細部方面亦已逐漸定型，如鬥耳、鬥平、鬥欹三者高度之比例，若幹實例已與宋《營造法式》規定之4：2：4大體相符。
又拱頭之卷殺已有使用多瓣之内曲線者，而栌鬥與小鬥下也常置有皿闆。
圖49 南北朝鬥拱 唐代鬥拱已采用出跳，如佛光寺大殿及南禅寺大殿、大雁塔門楣石刻、敦煌各窟及懿德太子墓中壁畫等所示（圖50）。
總的說來，其柱頭鋪作已很成熟，但補間鋪作仍甚為簡單。
以佛光寺大殿為例，柱頭鋪作已用出四跳（雙杪雙下昂）之七鋪作，為舊時之最高等級；而補間僅用直鬥（或駝峰）承托之五鋪作，數量且僅一朵。
方之唐代其他資料，亦皆如此。
可見是當時使用鬥拱的一個普通規律。
此外，批竹形真昂的出現，也表明鬥拱的結構出現了新的變化。
這種斜撐構件有若杠杆，可使一部分屋檐荷載為屋面荷載所抵消。
圖50 隋、唐鬥拱 從宋代起，柱頭鋪作（圖54）與補間鋪作之尺度與體量已經一緻。
其于殿堂之外檐者，無論構造與外觀，均幾無區别，僅鬥拱之後尾制式不同而已（圖51）。
室内之内柱也因高度之增加，故柱上承托天花、藻井之内槽鬥拱，已無須采用唐佛光寺大殿中之多層疊累形式。
而于南宋之殿、塔中，更有施上昂者，尤為前代之所無。
但失卻斜撐作用之假下昂，亦出現于是時，如構于北宋之太原晉祠聖母殿，其下檐鬥拱中，已有此類構造。
遼、金之際，建築之補間鋪作，又常施斜出45°或60°之拱、昂（此種做法，延至元、明仍有見者）。
至于補間鋪作之數量，最多不逾兩朵，布置較為疏廊宏闊。
此時鬥拱之詳部做法，亦因時因地而在尺度上産生不少變化（圖52）。
另如栌鬥之形狀，除最常使用之方形平面者以外，又有訛角、圓、多瓣形（或稱瓜楞）數種。
栌鬥的各部比例尺寸，已經完全定型，各種小鬥（齊心鬥、交互鬥、散鬥）亦複如此，比例尺寸為栌鬥的具體而微。
僅因使用要求有所不同，其寬窄與槽口略有區别而已。
不同種類的拱（泥道拱、瓜子拱、慢拱、泥道慢拱、令拱、華拱）之長度、拱頭卷殺瓣數（圖55）及安置部位，都已确定。
又如昂之制作亦成定規，但外形已由批竹漸變為琴面（圖53）。
而鬥拱最上層水平構件之出頭——“耍頭”，也大體由“批竹”形轉為“螞蚱頭”形（另又出現多種異變）（圖60）。
雖然如此，但由于以上各主要單體構件的标準化，不但大大加速了營建中的備料與施工速度，又使得群體建築（如宮殿、廟宇……）各建築的風貌趨幹統一。
圖51 宋、遼、金鬥拱 圖52 宋、遼、金之栌鬥、散鬥示例 圖53 我國各代帶下昂式鬥拱比較 圖54 宋式建築柱頭鋪作及檐部構造 圖55 宋《營造法式》構件卷殺舉例 此時鬥拱的各種類型亦複不少，有直鬥造、鬥口跳、杷頭絞項造、單鬥支替、一鬥三升等簡單形式，也有自出一跳的四鋪作到出四跳的七鋪作（《營造法式》中有出五跳之八鋪作雙抄三昂鬥拱之叙述，但未見實物）的複雜組合。
依施用部位，有内、外檐、上、下檐及平座鬥拱等。
按構造簡繁，又分單拱造與重拱造，以及偷心造（跳頭上不置橫拱）與計心造（跳頭上置橫拱）之做法。
圖56 沁陽紫陵鎮開化寺大殿鬥拱（元） 我國傳統木建築鬥拱之結構功能與形式，發展至宋代可稱已臻極限，以後即逐漸走向僵化與衰落。
遼、金時流行之斜出鬥拱，于建築之結構與立面并無大補，然對鬥拱本身則是一種不成功的創作嘗試，因此終于在實踐中歸于淘汰。
元代鬥拱之出跳數及用材尺度較宋代又減，依現存實物，其鬥拱未有超過六鋪作者。
除使用假昂及重拱計心造較普遍以外，因大木架中常施天然彎曲梁栿，從而導緻在某些部位上采用非正規之鬥拱形式，系為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做法，如山西洪洞廣勝下寺大殿所示。
明、清鬥拱之材制尺度日益減縮，故鬥拱總的體量亦大不如以前。
平身科（即元及以前之補間鋪作）數量則相應增加，由明初之三攢（朵）增至清末之八攢（如北京故宮太和殿）。
此外，由于柱頭科承碩大之桃尖梁頭，其下置之十八鬥、翹及坐鬥等，均不得不自下而上予以拓寬，遂再度形成了柱頭科與平身科在體量上的差别。
在結構上，真下昂與上昂均已不見。
而材制的變小，亦使出跳必須采用足材和計心造。
為了便利計算與施工，除了将大木的計量标準由宋制的材（高十五分°）改為清制的鬥口（寬十分°）以外，還采取了将單材高度降低一分°，使足材高度成二十分°之整數；定鬥拱每攢寬度（即二組鬥拱中心線間距離）為十一鬥口；以及簡化鬥欹之内曲線為直線等措施。
圖57 正定隆興寺摩尼殿角鋪作（金）圖58 霍山中鎮廟正殿鬥拱（明） 組成鬥拱各構件之名稱，清《工部工程做法則例》中與宋《營造法式》亦有甚多區别。
如座鬥（宋稱栌鬥）、十八鬥（交互鬥）、槽升子（齊心鬥）、三才升（散鬥）、泥道拱（正心瓜拱）、正心萬拱（泥道慢拱）、内外拽瓜拱（瓜子拱）、内外拽萬拱（慢拱）、翹（華拱或杪、卷頭）、昂（飛昂）等等。
其局部做法複形成若幹差異，如下昂、麻葉頭、三幅雲，或外形改變，或為宋式鬥拱中所未有。
圖59 滋陽娘娘廟牌樓如意鬥拱（清） 明、清還出現一種溜金鬥拱，其外檐部分一如常規施水平之構件，如翹、假昂、螞蚱頭等。
但自正心枋後則層疊多層斜向構件（枰杆、夔龍尾等）承托于金檩下或金枋上，結構上作用甚微，隻能視作上昂蛻化為裝飾之變體。
另在牌樓中，又使用了以直拱和斜拱組成的網狀如意鬥拱（圖59），其裝飾意圖顯然較結構作用為突出。
（九）梁（栿） 為水平之承重構件（圖61—65）。
依據其荷載可分為主要梁栿與次要梁栿二類。
前者長度大，多依進深方向，架設于建築前、後檐柱間，常橫跨室内大部（或全部）空間。
宋制稱梁為栿，并以其上所承椽數之多寡命名；清式則以梁上桁（或稱檩）數為準。
如為通常之兩坡屋面，宋之八槫栿，于清為九架梁，六槫栿為七架梁……如此類推，但最上之三架梁，于宋則稱平梁。
若為無正脊之卷棚屋頂，則稱八架梁、六架梁……最上承雙檩者謂之頂梁。
次要梁栿，常置于檐柱與内柱（清之金柱）間，且多采取外端承于柱上，内端插入柱中之形式。
其名稱亦以跨度之長短與所承椽、檩之數量而定。
如上承二椽（三架）的，宋稱乳栿，清名雙步梁；承一椽（二架）的，宋稱劄牽，清名單步梁。
圖60 曆代耍頭演變圖 圖61 北京市故宮太和殿梁架結構示意圖 圖62 唐代建築梁架 圖63 宋《營造法式》月梁卷殺做法 圖64 蘇州太平天國忠王府大殿梁架圖65 大同善化寺大殿梁架（金） 其餘梁栿因所處部位之不同，亦有種種名稱。
如斜出于屋角45°者為角梁，宋代或稱陽馬，一般由二梁相疊而成，其居上者宋名大角梁，清稱老角梁；居下者分别謂之小角梁與仔角梁。
我國南方又有将仔角梁（江南蘇州一帶稱嫩戗）斜立于老角梁（蘇州稱老戗）上者，使屋角因此起翹甚高并顯得外觀靈巧生動，與北方屋角的敦厚淳樸形成強烈對比。
若老角梁後再有同方向之梁連續，則稱為續角梁，其斷面較老角梁略小。
歇山屋頂（宋稱九脊殿）因有收山做法，需在最外一榀屋架與山花間，增加由采步金梁所承托的一榀附加屋架（圖66）。
而庑殿屋頂（宋稱四阿頂）則因有推山，亦需在山面增加太平梁（圖66）。
現知我國古建築中，使用九脊殿頂之實例，以唐建中三年（公元782年）之南禅寺大殿為最早。
但此殿規模僅三間，而兩山收進距離約為次間3/4，采步金梁與主梁架間距離僅80厘米。
故結構上隻需自角隅置遞角梁交四椽栿背，再立蜀柱于遞角梁上，承平槫下之交手拱，拱上橫陳采步金梁即得。
佛光寺大殿之四阿頂木構架，建于唐大中十一年（公元857年），亦為此式屋架之最早遺物。
其推山之太平梁，二端擱置于上平槫上，構造甚為簡潔。
由上述二例，知采步金梁與太平梁之結構，至少在唐晚期已很成熟了。
根據銅器中紋刻所示，四阿頂在周代已很流行，又于漢代重要建築中大量使用，故可推測太平梁之形成，似不應晚于戰國。
九脊殿頂出現較遲，初見于大同雲岡石窟，是以采步金梁之運用上限，當不緻超越北魏。
圖66 清式庑殿推山與歇山收山做法 施于建築角隅之梁，有抹角梁和遞角梁二種。
前者在平面上與角梁之方向垂直；後者則與之同一軸向，如南禅寺大殿例。
為了結構上的需要，在梁、槫等構件之間，常置有在平面上與其垂直的短梁。
此類短梁之兩端均與梁栿相交者，名曰：扒梁。
兩端與槫聯絡者，稱為：順梁，一端在梁，另端在槫，則謂之：順扒梁。
此外，又有置于梁背，使梁斷面增大之繳背。
以及置于柱腳間之聯系構件地栿。
（十）枋 枋是次于梁栿的水平受力構件，又是大木結構尺度衡量标尺，其于建築中應用甚廣，種類亦多。
與鬥拱聯用的，有柱頭枋（清名正心枋），它位于外檐鬥拱之橫向軸線上，即與檐柱縫之軸線相重合。
唐、宋之柱頭枋均用單材，其間承以散鬥（清名三才升）。
而明、清之正心枋則改為足材，其三才升以隐出方式刻于枋間。
又因鬥拱間置有拱眼壁版，故正心枋厚度較足材另加1/4鬥口寬（合2.5分°）。
在鬥拱内、外端令拱上，或置橑檐枋，如宋《營造法式》所示（明、清則稱挑檐枋），其餘載于鬥拱諸跳頭上之枋，于宋名為素枋或羅漢枋（明、清名拽枋），另支托天花者為平棊枋（清名井口枋），而置于鬥拱上部之耍頭（清稱螞蚱頭）及襯方頭（清名撐頭木）等，均為枋之異形。
（十一）檩（槫）、椽 檩或桁（宋稱槫）為屋架之重要構件之一，屋面荷載經此下傳至梁及柱。
由建築之斷面，得知檩數可自三架多至十餘（圖67），其名稱則由所在位置而定。
如有正脊之坡形屋面，其居最頂者，于清式稱脊桁或脊檩，在古文獻中則謂之棟，宋《營造法式》中名脊槫。
置于檐柱上者清名檐桁（檩），宋稱檐槫。
挑檐枋上為挑檐桁，宋為橑檐槫。
位于脊、檐檩之間，謂之金桁，宋曰平槫，依其部位又可分為上、中、下者。
若為卷棚頂，最上之二桁并稱脊桁，其餘均依上述。
至于諸桁（檩）之具體位置，則因房屋進深各步架之距離與舉架之高低所決定。
圖67 清代屋蓋檩架圖 所謂步，乃建築沿進深方向各檩中心線間之水平距離，亦有檐步、金步、脊步之分。
宋代建築各步或相等，或遞相增減。
清官式建築，概以每步二十二鬥口（即兩攢鬥拱距離）為标準，然亦有于廊步減半者。
各步架之總和，即為建築之通進深。
而屋架之總舉高，亦由此而推算得出。
如舉高為1/3，則由脊檩上皮至前、後檐檩上皮水平聯線之垂直距離，為通進深之l/3。
其他若1/4、1/2者，皆循此法。
至于各檩之實際高度，則按所在之各步架水平距離，乘以不同之舉高系數，再予以疊加即得。
現将清式建築各舉高列表于下： 表中之五舉，表示此步之升高高度為水平距離之50％，六五舉即65％。
餘此類推。
由此可知各檩之舉高，以形成一折線形之屋面輪廓，其坡度愈往上愈陡，系從排除雨雪之實用要求出發。
但除亭、塔等攢尖頂外，其餘建築脊步之舉高均未有超過九舉者，因其不利施工挂瓦也。
計算時，由下而上，即先計金檩于檐步處之升高，再逐漸及于脊檩。
宋式建築屋頂坡度之做法稱為“舉折”。
首先決定建築屋頂之總舉高（如殿閣舉高為進深之1/3，筒瓦廳堂為l/4）。
然後從上而下，依上平槫降四十分之一中金步……其作圖較清式複雜，尺寸亦常非整數，頗為不便。
宋制槫徑等于檐柱徑，在兩材至一材之間。
清官式大式之檩徑為檐柱徑之3/4，即4.5鬥口。
小式則仍同檐柱徑。
椽位于檩上，并與之在平面上垂直相交，是直接承屋面荷載之構件。
其種類亦多，在坡屋頂中，最上接脊檩者為腦椽，以下稱花架椽，于檐口處名檐椽。
檐椽之上，或另置飛檐椽（宋名飛子）。
施卷棚頂者，其最上曲椽清稱羅鍋椽（宋稱頂椽）。
此外，又有用于室内軒頂之軒椽，外形作多種折曲形狀。
現存最早檐椽實例，為漢石室與墓阙檐下所琢刻者，其中尤以四川雅安之高頤阙所置最為逼真。
除椽之斷面為半圓形，并有顯著之收殺以外，其角部之各椽皆作放射狀排列。
而山東肥城孝堂山石祠，則于檐下浮刻圓椽一列，僅為象征性之表示。
甘肅天水麥積山北朝第30窟廊檐下有方形椽形象。
又河北定興北齊義慈惠石柱，上部小佛殿雕有斷面半圓之檐椽及扁方之飛子，為此種式樣之最早例。
而敦煌莫高窟第254窟内人字坡頂下之椽，則為室内所罕見者。
唐代之大雁塔門楣石刻佛殿及佛光寺大殿，均施上方下圓之飛子與檐椽，可見已成建築定制。
南禅寺大殿雖僅存檐椽，乃後代重修所緻。
以後之宋、遼、金、元以至明、清，凡稍重要建築，無不于檐下用椽二層者，且上方下圓之制，始終遵行而不渝。
使用于室内軒頂之椽，如見于江南民間之住宅與園林，皆屬明中葉以後。
因僅承較輕之望磚或望闆，故斷面不大，為半圓或扁方形。
椽身亦出于裝飾，而呈圜曲或折線式樣。
又流行于蘇南、浙江一帶之屋角起翹甚高，近屋角之椽且逐漸翹起與仔角梁齊，稱為翼角飛椽。
椽之長度依舉架及出檐而定，若各步距相等，則檐椽最長，腦椽次之，花架椽又次，飛檐椽最短。
椽之直徑，佛光寺大殿為15厘米，恰為材高之半，合七分°有半。
與宋《營造法式》比較，則小于其殿閣之十分°，而與其廳堂所用七分°至八分°相近。
清《則例》則定為1.5鬥口，合十五分°，又與唐例雷同。
椽身收殺，始于漢而漸隐于金、元，至明、清已不用此法，僅于端部稍作卷殺而已。
又擱置于檩上之方式，唐、宋皆采取上、下椽頭相錯，爾後則将二椽頭斜削對接，就構造堅固而言，自是前者為佳，但美觀與整齊卻不及後者。
（十二）其他大木構件 （甲）叉手 為支撐于脊槫及侏儒柱二側之斜撐構件。
最早形象，見于北魏甯懋石室（現存美國波士頓博物館）。
此建于孝莊帝永安二年（公元529年）之三開間懸山建築，于山面闌額上，置有短柱之人字拱式構架承脊槫。
此雖與唐南禅寺大殿之正規叉手形式不盡相同，且又與佛光寺大殿脊槫下，僅施斜撐而無侏儒柱之構造有别，但其間存在淵源嬗替之關系，殆無疑問。
叉手之應用，于宋、遼、金之時甚為普遍。
元代外形漸趨細長，如山西洪洞廣勝上寺前殿結構；而南方之例，若浙江武義延福寺正殿則予以摒棄不用。
明代以降，除個别例外，重要建築中均未有見者。
叉手之尺寸，宋《法式》規定：“若殿閣，廣一材一栔；餘屋随材，或加二分°至三分°。
厚取廣三分之一”。
而洪洞上寺前殿叉手則大體同單材，由于元代材分尺度已較宋為小，故此項構件之實際結構作用，當可想而知矣。
（乙）托腳 亦為起斜撐作用之構件，其上端托于槫側，下端承于梁背。
現知最早例為南禅寺大殿之唐構，以後之佛光寺大殿及宋、遼、金諸代大木中均用。
元代有用與不用者。
明、清基本絕迹。
托腳之制作，于《營造法式》卷五·大木作制度（二）有載：“凡中、下平槫縫，并于梁首向裡斜安托腳，其廣随材，厚三分之一；從上梁角過抱槫，出卯以托向上槫縫”。
（丙）駝峰 置于蜀柱或鬥拱下以承諸槫（圖68），實物以南禅寺大殿中為最早。
以後各代建築均用，惟尺度與形式有所變化。
見于南禅寺大殿者有二種：一在平梁中央，上承侏儒柱，其形狀較扁平，兩肩各雕出瓣四道以為裝飾。
另一在四椽栿上，以栌鬥、令拱承平梁，其體積較高闊，兩側飾以入瓣及枭混線。
而佛光寺大殿中，則将枋或華拱之尾端，延出作半駝峰以承交互鬥及令拱。
遼之駝峰有用低平之枭混線外形者，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