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學的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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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學運動開始的時候，胡适之先生宣布“古文”是“死文學”，給它撞喪鐘，發訃聞。
所謂“古文”，包括正宗的古文學。
他是教人不必再做古文，卻顯然沒有教人不必閱讀和欣賞古文學。
可是那時提倡新文化運動的人如吳稚晖、錢玄同兩位先生，卻教人将線裝書丢在茅廁裡。
後來有過一回“骸骨的迷戀”的詩，也是反對做舊詩，不是反對讀舊詩。
但是兩回反對讀經運動卻是反對“讀”的。
反對讀經，其實是反對禮教，反對封建思想，因為主張讀經的人是主張傳道給青年人，而他們心目中的道大概不離乎禮教，不離乎封建思想。
強迫中小學生讀經沒有成為事實，卻改了選讀古書，為的了解“固有文化”。
為了解固有文化而選讀古書，似乎是國民分内的事，所以大家沒有說話。
可是後來有了“本位文化”論，引起許多人的反感，本位文化論跟早年的保存國粹論同而不同，這不是殘馀的而是新興的反動勢力。
這激起許多人，特别是青年人，反對讀古書。
可是另一方面，在本位文化論之前有過一段關于“文學遺産”的讨論。
讨論的主旨是如何接受文學遺産，倒不是揚棄它，自然，讨論到“如何”接受，也不免有所分别揚棄的。
讨論似乎沒有多少具體的結果，但是“批判的接受”這個廣泛的原則，大家好像都承認。
接着還有一回範圍較小，性質相近的讨論。
那是關于《莊子》和《文選》的。
說《莊子》和《文選》的詞彙可以幫助語體文的寫作，的确有些不切實際。
接受文學遺産若從“做”的一面看，似乎隻有寫作的态度可以直接供我們參考，至于篇章字句，文言語體各有标準，我們盡可以比較研究，卻不能直接學習。
因此許多大中學生厭棄教本裡的文言，認為無益于寫作，他們反對讀古書，這也是主要的原因之一。
但是流行的《作文法》，《修辭學》，《文學概論》這些書，舉例說明，往往古今中外兼容并包，青年人對這些書裡的“古文今解”倒是津津有味的讀着，并不厭棄似的。
從這裡可以看出青年人雖然不願信古，不願學古，可是給予适當的幫助，他們卻願意也能夠欣賞古文學，這也就是接受文學遺産了。
說到古今中外，我們自然想到翻譯的外國文學。
從新文學運動以來，語體翻譯的外國作品數目不少，其中近代作品占多數，這幾年更集中于現代作品，尤其是蘇聯的。
但是希臘羅馬的古典，也有人譯，有人讀，直到最近都如此。
莎士比亞至少也有兩種譯本。
可見一般讀者（自然是青年人多），對外國的古典也在愛好着。
可見隻要能夠讓他們接近，他們似乎是願意接受文學遺産的，不論中外。
而事實上外國的古典倒容易接近些。
有些青年人以為古書古文學裡的生活跟現代隔得太遠，遠得渺渺茫茫的，所以他們不能也不願接受那些。
但是外國古典該隔得更遠了，怎麼事實上倒反容易接受些呢？我想從頭來說起，古人所謂“人情不相遠”是有道理的。
盡管社會組織不一樣，盡管意識形态不一樣，人情總還有不相遠的地方。
喜怒哀樂愛惡欲總還是喜怒哀樂愛惡欲，雖然對象不盡同，表現也不盡同。
對象和表現的不同，由于風俗習慣的不同，風俗習慣的不同，由于地理環境和社會組織的不同。
使我們跟古代跟外國隔得遠的，就是這種種風俗習慣，而使我們跟古文學跟外國文學隔得遠的尤其是可以算做風俗習慣的一環的語言文字。
語體翻譯的外國文學打通了這一關，所以倒比古文學容易接受些。
人情或人性不相遠，而曆史是連續的，這才說得上接受古文學。
但是這是現代，我們有我們的立場。
得弄清楚自己的立場，再弄清楚古文學的立場，所謂“知己知彼”，然後才能分别出那些是該揚棄的，那些是該保留的。
弄清楚立場就是清算，也就是批判，“批判的接受”就是一面接受着，一面批判着。
自己有立場，卻并不妨礙了解或認識古文學，因為一面可以設身處地為古人着想，一面還是可以回到自己立場上批判的。
這“設身處地”是欣賞的重要的關鍵，也就是所謂“感情移入”。
所謂“古文”，包括正宗的古文學。
他是教人不必再做古文，卻顯然沒有教人不必閱讀和欣賞古文學。
可是那時提倡新文化運動的人如吳稚晖、錢玄同兩位先生，卻教人将線裝書丢在茅廁裡。
後來有過一回“骸骨的迷戀”的詩，也是反對做舊詩，不是反對讀舊詩。
但是兩回反對讀經運動卻是反對“讀”的。
反對讀經，其實是反對禮教，反對封建思想，因為主張讀經的人是主張傳道給青年人，而他們心目中的道大概不離乎禮教，不離乎封建思想。
強迫中小學生讀經沒有成為事實，卻改了選讀古書，為的了解“固有文化”。
為了解固有文化而選讀古書，似乎是國民分内的事，所以大家沒有說話。
可是後來有了“本位文化”論，引起許多人的反感，本位文化論跟早年的保存國粹論同而不同，這不是殘馀的而是新興的反動勢力。
這激起許多人，特别是青年人，反對讀古書。
可是另一方面，在本位文化論之前有過一段關于“文學遺産”的讨論。
讨論的主旨是如何接受文學遺産，倒不是揚棄它，自然，讨論到“如何”接受，也不免有所分别揚棄的。
讨論似乎沒有多少具體的結果，但是“批判的接受”這個廣泛的原則，大家好像都承認。
接着還有一回範圍較小，性質相近的讨論。
那是關于《莊子》和《文選》的。
說《莊子》和《文選》的詞彙可以幫助語體文的寫作，的确有些不切實際。
接受文學遺産若從“做”的一面看，似乎隻有寫作的态度可以直接供我們參考，至于篇章字句，文言語體各有标準，我們盡可以比較研究，卻不能直接學習。
因此許多大中學生厭棄教本裡的文言，認為無益于寫作，他們反對讀古書，這也是主要的原因之一。
但是流行的《作文法》，《修辭學》，《文學概論》這些書，舉例說明，往往古今中外兼容并包，青年人對這些書裡的“古文今解”倒是津津有味的讀着，并不厭棄似的。
從這裡可以看出青年人雖然不願信古，不願學古，可是給予适當的幫助，他們卻願意也能夠欣賞古文學，這也就是接受文學遺産了。
說到古今中外，我們自然想到翻譯的外國文學。
從新文學運動以來，語體翻譯的外國作品數目不少，其中近代作品占多數，這幾年更集中于現代作品，尤其是蘇聯的。
但是希臘羅馬的古典，也有人譯，有人讀，直到最近都如此。
莎士比亞至少也有兩種譯本。
可見一般讀者（自然是青年人多），對外國的古典也在愛好着。
可見隻要能夠讓他們接近，他們似乎是願意接受文學遺産的，不論中外。
而事實上外國的古典倒容易接近些。
有些青年人以為古書古文學裡的生活跟現代隔得太遠，遠得渺渺茫茫的，所以他們不能也不願接受那些。
但是外國古典該隔得更遠了，怎麼事實上倒反容易接受些呢？我想從頭來說起，古人所謂“人情不相遠”是有道理的。
盡管社會組織不一樣，盡管意識形态不一樣，人情總還有不相遠的地方。
喜怒哀樂愛惡欲總還是喜怒哀樂愛惡欲，雖然對象不盡同，表現也不盡同。
對象和表現的不同，由于風俗習慣的不同，風俗習慣的不同，由于地理環境和社會組織的不同。
使我們跟古代跟外國隔得遠的，就是這種種風俗習慣，而使我們跟古文學跟外國文學隔得遠的尤其是可以算做風俗習慣的一環的語言文字。
語體翻譯的外國文學打通了這一關，所以倒比古文學容易接受些。
人情或人性不相遠，而曆史是連續的，這才說得上接受古文學。
但是這是現代，我們有我們的立場。
得弄清楚自己的立場，再弄清楚古文學的立場，所謂“知己知彼”，然後才能分别出那些是該揚棄的，那些是該保留的。
弄清楚立場就是清算，也就是批判，“批判的接受”就是一面接受着，一面批判着。
自己有立場，卻并不妨礙了解或認識古文學，因為一面可以設身處地為古人着想，一面還是可以回到自己立場上批判的。
這“設身處地”是欣賞的重要的關鍵，也就是所謂“感情移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