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版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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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生活的。
此即本書之論題。
而人之道德生活中，有一部分是直接關聯于人在成事中之道德實踐的。
此即本書所未及而為本文之所涉及者。
由于上述之成事中之困難，及一切事業之悲劇性，與由悲願所引生之成就大事之想，我認為在道德生活之學問中，有下列之問題，是人人應加以思索的。
一、人們的追求之目标，畢竟是些什麼？其高下之秩序與價值，如何加以規定?目标之手段化所發生之價值之改變或颠倒之各種情形如何？二、人之各種目标，如何會發生沖突?此各種沖突之調解如何可能?人之同情尊重肯定他人所懷之不同目标之胸襟與度量，如何養成?人當如何本此胸襟度量，以相應之态度，對不同之人，而與人合以成事?三、個人之日常生活中之事，與其所從事或參加之諸社會之公共事業，如何能成為相互順成的?人對他人之道德批評與道德教訓，本身如何成為有效的，兼為成事的而非敗事的? 五 對于上述之問題，乃最近若幹年中我所常想的問題。
這些問題不直接屬于人之樹立其個人之道德自我方面，亦不直接屬于提供一社會文化之理想方面，而是屬于個人之道德實踐，如何通過其所從事之特殊的職業事業，及個人之一切小事而表現的方面。
這些問題，似都是卑之無甚高論。
于此人亦不能隻騁才情，隻恃思辨去想，而應一一都要落到最具體現實的實際去想。
此即屬于中國古人所謂應世涉世或待人接物之道德實踐。
此與前二者乃相關聯，而屬于不同之領域。
如前二者是道，則此可說是術。
但術中亦自有其相應之道，而此道亦并非皆可不思而得，不學而能者。
故關于道德生活之學問，實應包含此一部分。
中國自古之聖賢之學中，亦包括此一項，唯多隻表現為零碎之格言，但亦未嘗不可對之作純理論的論述。
不管我們作不作純理論的論述，此總是應思應學之一學問。
而我在十三年前，則根本未自覺到此亦是一學問。
即我所寫之人文精神之重建、中國人文精神之發展等書中，亦不包括此一學問。
我是否要另寫一書，來論此一方面的學問?我亦不能預測。
如寫亦不過隻表我個人之所見。
且文章愈涉具體之應世涉世及待人接物方面，愈不能窮盡此中之曲折，而對他人即不必有用。
但我今之指出此亦是關于道德生活之學問中之獨立之一項，則可明示我前所論者之局限與不足。
中國古人言學，有明體，有達用。
我自知我以前隻于明體方面，略有所窺，但全說不上達用。
達用之事業，賴人天生之才智、生命精力、感召力、機緣或天命，但亦靠學問。
而專門之道德哲學家，亦應承認此是學問，并以其反省思索之所及者示他人，以幫助有才智、生命精力、感召力及機緣者，開創事業。
其本身即道德哲學之學之一種達用。
至于今後之哲學家道德學家，是否能兼為聖王，以明體達用，則我意此時代已過去，今後亦不必須。
今後之人類，能人人在其從事任何特殊之職業事業中，不斷提高其目标增益其價值，而又有胸襟度量以同情尊重肯定其他人格所懷之其他目标，及所從事之其他職業事業之價值，并使其個人生活與其所從事參加一切公共之事業，皆為相與順成者，此即已開出人皆為堯舜人皆為聖賢之途，而較昔日一人為聖王之理想，更為廣大而崇高者。
至于人之明體與達用之學，所以必須加以分别者，則以道德上之成己與透過客觀事業以成物，此二者之意義，确有不同。
一客觀事業之成就，必然牽涉到他人。
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其所懷之動機與目标，确千差萬别，而知人待人之學，亦實單獨成一學問。
無此學，則明體者，必未能達用。
然而此達用之學，又不能為人所當先務，亦不能真與明體之學并立。
此理由在人真能有明體之學，則自然有其達用之學。
如以知人之學言，此固不易。
但人之所以能知人，恒賴于以其自己之心靈之度量之所及，為其對照，其心靈之度量愈高愈廣者，即當其轉而資之以知人時，則愈能知不同形态之人。
至于待人之學，此固亦不易。
但人之所以待人，恒本于人之所以自待。
而人之對其自己之生活，愈能自加以主宰，而恒遷善以改過，自變化其氣質者，則其待人之道，亦愈能因人之才性氣質，而泛應曲當，不執一定之方。
故有明體之學者，自然有其達用之學。
至于人之不由其心靈之度量之高之廣以資對照，而有之知人之智，及不由其自作主宰之修養而來之待人之才；則其高者，固可為天賦的直覺性的“億則屢中”之知人之智，知幾應變之待人之才，然此乃不可學，亦不待學者。
而一般則皆為憑習見以生之穿擊揣摩之知人之智，及憑習态而成之機械變詐之待人之才。
此則恒由人之學，不以明體為先，而徑以達用為先所成之才智。
而世俗之所謂才智，蓋罕有免于此穿鑿揣摩之智，及機械變詐之才之外者。
此即昔賢立教，所以從不直接以訓練才智以應世接物為教之故。
實則天下無不曉事之聖賢，亦無不知人之情僞及世事之險阻艱難，而能應之以其道之聖賢。
唯大本不立，自己個人之心志，先未達于高明，亦無客觀社會文化之理想及規模，存主于心，未知于個人最切近之小事，見人類之共同之大事即表現于此，當下完成于此者；則一切皆無是處，其達用非達用，行妾婦之道，以穿鑿揣摩之所知，投人之所好，以機械變詐之行，冀人之用我，此豈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以行天下之大道，而達用于世者之學哉。
這就仍歸到人之自建立其道德自我，及懷抱一對客觀社會文化之理想，仍為第一義之重要之事。
今即以此為我重印多年前舊著于讀者之前，并盼讀者惠覽拙著中國人文精神之發展等書之理由，兼希讀者知其所言之分際與局限，勿輕以高遠而不切實用之言相責為幸。
一九六二年八月廿日
此即本書之論題。
而人之道德生活中，有一部分是直接關聯于人在成事中之道德實踐的。
此即本書所未及而為本文之所涉及者。
由于上述之成事中之困難，及一切事業之悲劇性，與由悲願所引生之成就大事之想，我認為在道德生活之學問中，有下列之問題，是人人應加以思索的。
一、人們的追求之目标，畢竟是些什麼？其高下之秩序與價值，如何加以規定?目标之手段化所發生之價值之改變或颠倒之各種情形如何？二、人之各種目标，如何會發生沖突?此各種沖突之調解如何可能?人之同情尊重肯定他人所懷之不同目标之胸襟與度量，如何養成?人當如何本此胸襟度量，以相應之态度，對不同之人，而與人合以成事?三、個人之日常生活中之事，與其所從事或參加之諸社會之公共事業，如何能成為相互順成的?人對他人之道德批評與道德教訓，本身如何成為有效的，兼為成事的而非敗事的? 五 對于上述之問題，乃最近若幹年中我所常想的問題。
這些問題不直接屬于人之樹立其個人之道德自我方面，亦不直接屬于提供一社會文化之理想方面，而是屬于個人之道德實踐，如何通過其所從事之特殊的職業事業，及個人之一切小事而表現的方面。
這些問題，似都是卑之無甚高論。
于此人亦不能隻騁才情，隻恃思辨去想，而應一一都要落到最具體現實的實際去想。
此即屬于中國古人所謂應世涉世或待人接物之道德實踐。
此與前二者乃相關聯，而屬于不同之領域。
如前二者是道，則此可說是術。
但術中亦自有其相應之道，而此道亦并非皆可不思而得，不學而能者。
故關于道德生活之學問，實應包含此一部分。
中國自古之聖賢之學中，亦包括此一項，唯多隻表現為零碎之格言，但亦未嘗不可對之作純理論的論述。
不管我們作不作純理論的論述，此總是應思應學之一學問。
而我在十三年前，則根本未自覺到此亦是一學問。
即我所寫之人文精神之重建、中國人文精神之發展等書中，亦不包括此一學問。
我是否要另寫一書，來論此一方面的學問?我亦不能預測。
如寫亦不過隻表我個人之所見。
且文章愈涉具體之應世涉世及待人接物方面，愈不能窮盡此中之曲折，而對他人即不必有用。
但我今之指出此亦是關于道德生活之學問中之獨立之一項，則可明示我前所論者之局限與不足。
中國古人言學，有明體，有達用。
我自知我以前隻于明體方面，略有所窺，但全說不上達用。
達用之事業，賴人天生之才智、生命精力、感召力、機緣或天命，但亦靠學問。
而專門之道德哲學家，亦應承認此是學問，并以其反省思索之所及者示他人，以幫助有才智、生命精力、感召力及機緣者，開創事業。
其本身即道德哲學之學之一種達用。
至于今後之哲學家道德學家，是否能兼為聖王，以明體達用，則我意此時代已過去，今後亦不必須。
今後之人類，能人人在其從事任何特殊之職業事業中，不斷提高其目标增益其價值，而又有胸襟度量以同情尊重肯定其他人格所懷之其他目标，及所從事之其他職業事業之價值，并使其個人生活與其所從事參加一切公共之事業，皆為相與順成者，此即已開出人皆為堯舜人皆為聖賢之途，而較昔日一人為聖王之理想，更為廣大而崇高者。
至于人之明體與達用之學，所以必須加以分别者，則以道德上之成己與透過客觀事業以成物，此二者之意義，确有不同。
一客觀事業之成就，必然牽涉到他人。
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其所懷之動機與目标，确千差萬别，而知人待人之學，亦實單獨成一學問。
無此學，則明體者，必未能達用。
然而此達用之學，又不能為人所當先務，亦不能真與明體之學并立。
此理由在人真能有明體之學，則自然有其達用之學。
如以知人之學言，此固不易。
但人之所以能知人，恒賴于以其自己之心靈之度量之所及，為其對照，其心靈之度量愈高愈廣者，即當其轉而資之以知人時，則愈能知不同形态之人。
至于待人之學，此固亦不易。
但人之所以待人，恒本于人之所以自待。
而人之對其自己之生活，愈能自加以主宰，而恒遷善以改過，自變化其氣質者，則其待人之道，亦愈能因人之才性氣質，而泛應曲當，不執一定之方。
故有明體之學者，自然有其達用之學。
至于人之不由其心靈之度量之高之廣以資對照，而有之知人之智，及不由其自作主宰之修養而來之待人之才；則其高者，固可為天賦的直覺性的“億則屢中”之知人之智，知幾應變之待人之才，然此乃不可學，亦不待學者。
而一般則皆為憑習見以生之穿擊揣摩之知人之智，及憑習态而成之機械變詐之待人之才。
此則恒由人之學，不以明體為先，而徑以達用為先所成之才智。
而世俗之所謂才智，蓋罕有免于此穿鑿揣摩之智，及機械變詐之才之外者。
此即昔賢立教，所以從不直接以訓練才智以應世接物為教之故。
實則天下無不曉事之聖賢，亦無不知人之情僞及世事之險阻艱難，而能應之以其道之聖賢。
唯大本不立，自己個人之心志，先未達于高明，亦無客觀社會文化之理想及規模，存主于心，未知于個人最切近之小事，見人類之共同之大事即表現于此，當下完成于此者；則一切皆無是處，其達用非達用，行妾婦之道，以穿鑿揣摩之所知，投人之所好，以機械變詐之行，冀人之用我，此豈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以行天下之大道，而達用于世者之學哉。
這就仍歸到人之自建立其道德自我，及懷抱一對客觀社會文化之理想，仍為第一義之重要之事。
今即以此為我重印多年前舊著于讀者之前，并盼讀者惠覽拙著中國人文精神之發展等書之理由，兼希讀者知其所言之分際與局限，勿輕以高遠而不切實用之言相責為幸。
一九六二年八月廿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