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六章 李颙的反身悔過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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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者,錄二曲先生教人讀《四書》,反身實踐之語也。

    先生嘗謂孔、曾、思、孟,立言垂訓,以成《四書》。

    程、朱相繼發明,表章《四書》,非徒令人口耳也。

    蓋欲讀者體諸身,見之行,充之為天德,達之為王道,有體有用,有補于世也”;“小子恭侍函文,特蒙提誨尤諄,日獲聞所未聞,退即随手劄記。

    自夏至冬,不覺成帙。

    然遺忘不及記者甚多,特存什一于千百。

    ”這篇原序說明了《四書反身錄》的性質、内容、成書經過,對理解《四書反身錄》這部書,有重要參考價值。

     《四書反身錄》是以孔(《論語》)、曾(《大學》)、思(《中庸》)、孟(《孟子》)的立言垂訓為道德準繩,來求得反身踐履的理學著作。

    書中涉及的問題,方面不少,最突出的是關于學術問題的讨論,這方面有若幹見解值得重視。

     《四書反身錄》卷端,載李颙的《讀四書說》。

    這篇說,共四條,說明《四書》是傳心之書。

    人人有是心,心心具是理。

    這是陸九淵心即理學說的發揮。

    李颙強調反身的重要,他說:“吾人于《四書》,童而習之,白首不廢。

    讀則讀矣,隻是上口不上身。

    誠反而上身,使身為道德仁義之身,聖賢君子之身,何快如之。

    ”讀《四書》隻是上口不上身,那就像呂坤所說,如僧道替人念消災禳禍的經忏,絕不與我相幹,隻是賺些經錢食米來養活此身,把聖賢垂世立教之意辜負盡了。

    如何反身實踐呢?他說,《大學》之要,在格、緻、誠、正、修。

    《中庸》之要,在戒慎恐懼,涵養于未發之前,子臣弟友,盡道于日用之際。

    《論語》之要,在于時學習。

    《孟子》之要,在知言、養氣、求放心。

    要把《四書》的教訓,“反己自勘”,是不是真的踐履了。

    否則日讀《四書》,而不能踐履其言,那就成為孔、曾、思、孟的“罪人”。

    這就是說,《四書》的道德教訓是行為的準繩,要回轉頭來,以此衡量自己是否踐履了,做到了。

    這樣,才可謂“善讀”,可謂“實踐”。

    李颙說:“一人肯反身實踐,則人欲化為天理,身心平康。

    人人肯反身實踐,則人人皆為君子,世可虞唐。

    ”認為“此緻治之本也。

    ”把四書反身,從道德意義提高到政治意義,說成是“緻治之本”,那是有些誇張了。

    然而,宋代就已有人說,“半部《論語》治天下”,則李颙之見也算是有來由。

    李颙的這些言論,充滿了理學意味。

     《四書反身錄》的真正價值,不在理學方面,而在于它具有啟蒙思想的性格,在于它讨論了學術問題。

     首先,何謂學術?李颙認為,學術應該有體有用。

    求學,應該求明體适用之學。

    他就《大學》一書,對這個問題加以闡釋說: 《大學》,孔門授受之教典,全體大用之成規也。

    ……苟志于學,則當依其次第,循序而進,亦猶農服其先疇,匠遵其規矩,自然德成材達,有體有用,頂天立地,為世完人。

    (《四書反身錄》卷一) 《大學》一書,為明體适用之書。

    《大學》之學,乃明體适用之學。

    (同上) “全體大用”,“有體有用”,“明體适用”,都講到體用。

    學術就是要講體用。

    “明體适用,乃吾人性分之所不容己。

    學而不如此,則失其所以為學,便失其所以為人矣”(同上)。

     求學,就是要求得體用之學。

    李颙說:“今須勇猛振奮,自拔習俗,務為體用之學。

    澄心返觀,深造默成,以立體。

    通達治理,酌古準今,以緻用。

    體用兼該,斯不愧須眉”(同上)。

    可見體用之學,體與用不是分立的,要“體用兼該”,有體有用。

     那麼,什麼是體用?《四書反身錄》載:“問體用。

    曰,明德是體,明明德是明體。

    親民是用,明明德于天下,作新民,是适用。

    格、緻、誠、正、修,乃明之之實。

    齊、治、均平,乃新之之實。

    純乎天理而弗雜,方是止于至善”(同上)。

    這段話是闡釋《大學》開首三句話的,就是“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

    ”新民又作親民,是異文,李颙兩用之。

    李颙的這段話,解釋明德就是學術的體。

    明明德就是宣傳明德,宣傳體。

    親民是用,宣傳明德于天下,教育新民,就是适用。

    而格物、緻知、誠意、正心、修身,就是“明明德”的具體内容。

    齊家、治國、平天下,乃是教育新民的具體内容。

    人們做到全是天理,沒有私欲夾雜,就是“止于至善”。

    這裡,對體用的義蘊,對明明德與作新民的具體要求,即“明體适用”的具體要求與内容,對止于至善的标準都做了明确的解釋,那麼什麼是學術就說清楚了。

     陸王之學重視立大本,緻良知,也就是重視明明德,重視尊德性。

    李颙解釋“尊德性”說: 尊,對卑而言。

    天之所以與我,而我得之以為一身之主者,惟是此性。

    耳目口鼻,四肢百骸,皆其所屬,以供役使者也。

    本是尊的。

    本廣大精微,高明中庸,而有德,故謂之德性。

    隻因主不做主,不能钤束所屬,以緻随其所好,反以役主。

    靈台俶擾,天君弗泰,尊遂失其為尊。

    不容不問學以尊此尊。

    問,是問此德性;學,是學此德性。

    若問學而不以德性為事,縱向博雅人問盡古今疑義,學盡古今典籍,制作可侔姬公,删述不讓孔子,總是為耳目所役,不惟于德性毫無幹涉,适以累其德性。

    須是一掃支離锢蔽之習,逐日、逐時、逐念、逐事,在德性參究體驗。

    ……德性本吾故物,一意涵養德性而濬其靈源。

    悟門既辟,見地自新。

    謹節文,矜細行,不耽空守寂,斯造詣平實。

    夫如是,德豈有不至,道豈有不凝乎!(《四書反身錄》卷二) 李颙學宗陸、王,以上這段話闡述了陸、王立大本、緻良知的學說,與《大學》明德之教,義蘊相同。

    這就是所謂“明體”。

     李颙的适用之學,指齊家、治國、平天下等切實有用的學問。

    例如,孔門諸賢,兵農禮樂,各有自信。

    而今日學者,“自信者何在?兵耶?農耶?禮樂耶?”沒有什麼是所自信的。

    “凡生民之休戚,兵賦之機宜,禮樂之脩廢,風化之淳漓,漠不關心。

    ”這是很不對的。

    “空疏之習,無當于實用。

    ”應該“将經世事宜,實實體究,務求有用”(同上卷五)。

     在“适用”之學中,李颙重視農學。

    他說:“種植之道,雖各有所宜,大約不出‘糞多苗稀,熟耕勤耨,壅本有法,去冗無差’四語。

    此人所盡知。

    若夫因時制宜,曲盡其法,則未必人人盡知也。

    其詳莫備于《農政全書》。

    撮其簡易易行,同《水利書》及《泰西水法》,酌取刊布,鄉社揭之通衢,令人人共見共聞,庶知所從事,地無遺利。

    ”這裡提到《農政全書》《水利書》及《泰西水法》,表明李颙對實際學問确實關心,在應用科學方面向泰西學習,一點也不保守。

    像《農政全書》這樣的科技書,成于明末,在李颙當時是新書,而他已經閱讀了,并且主張應用了。

    這不能不說,他的“适用”之學是随時代而前進的。

     李颙應門人張珥之請,開列了一份“明體适用”之學的書單。

    據張珥“識言”,時在康熙八年己酉(公元1669年)。

    書單如下: 體用全學 明體類: 象山集 陽明集 龍溪集 近溪集 慈湖集 白沙集 右數書,明體中之明體也。

     二程全書 朱子語類大全 朱子文集大全 吳康齋集 薛敬軒讀書錄 胡敬齋集 羅整庵困知記 呂泾野語錄 馮少墟集 右明體中之工夫也。

     适用類: 大學衍義 衍義補 文獻通考 呂氏實政錄衡門芹 經世石畫 經世挈要 武備志 經世八編 資治通鑒綱目大全 大明會典 曆代名臣奏議 律令 農政全書 水利全書 泰西水法(同上卷七《體用全學》) 從這份書單,可以看出,李颙的“明體适用”之學,所謂“體”指道德心性的修養,所謂“用”指治國平天下及其有關的政治、律令、農田、水利的應用。

    他在每部書之後,寫了按語,指出這部書的性質和意義,在“明體”或“适用”方面占有怎樣的地位。

    這份書單反映李颙心目中的學術是怎樣的學術。

    最清楚的是他把陸九淵、楊簡、陳獻章、王守仁的著作看成是“明體中之明體”,而二程、朱熹、吳與弼、薛瑄等的著作,則隻能算是“明體中之工夫”,反映了他傾心于“心學”的理學思想本質。

     李颙又在與顧炎武的往複書信中談了體用問題。

    他說:“明道存心以為體,經世宰物以為用,則體為真體,用為實用。

    ……苟内不足以明道存心,外不足以經世宰物,則體為虛體,用為無用”(同上卷十六《答顧甯人先生》)。

    可見李颙的“體”指明道存心,即道德心性的修養,“用”指經世宰物,即治國平天下及其有關的實用之學。

    他又指出,“辯盡古今疑誤字句,究與自己身心有何幹涉。

    程子有言,學也者,使人求于本也。

    不求于本而求于末,非聖人之學也。

    何謂求于末?考詳略、采異同是也。

    ”他批評了顧炎武的考據之學,認為辯古今疑誤字句,考詳略、采異同,是求于末,而非求于本的聖人之學。

    李颙的求于本的聖人之學,指其以陸王唯心主義标宗的理學。

     李颙的理學思想,對“格物”有自己的解釋。

    《四書反身錄》卷一,謂“格物乃聖學入門第一義。

    ……‘物’即身、心、意、知、家、國、天下之物,‘格’者格其誠、正、修、齊、治、平之則”;“若舍卻至善之善不格,身、心、意、知、家、國、天下之理不窮,而冒昧從事,欲物物而究之,入門之初,紛纭,堕于支離。

    此是博物,非是格物”;“誤以博物為格物,縱博盡羲皇以來所有之書,格盡宇宙以内所有之物,總之是骛外逐末。

    昔人謂‘自笑從前颠倒見,枝枝葉葉外頭尋’,此類是也。

    ”李颙以《大學》八條目的身、心、意、知、家、國、天下為物,以誠、正、修、齊、治、平為格,誠然是不同于一般的解釋。

    他把格物與博物做了區别,這是理學與科學的區别。

    他反對博觀典籍,反對研究客觀事物。

    主觀唯心主義心學色彩異常鮮明,淵源于陸、王而不同于程、朱。

    他認為,著書也是多餘的,隻要身體力踐,無煩著述。

    他引陳獻章的詩句,“千聖遺編皆剩語,小生何敢複雲雲”說:“其言深可味也”(《四書反身錄》卷四)。

    這也是陸九淵學說的緒餘。

     李颙的“慎獨”學說也有特異的見解,與傳統的朱注不同。

    《四書反身錄》卷二:“問《中庸》以何為要?曰慎獨為要。

    因請示慎之之功。

    曰,子且勿求知‘慎’,先要知‘獨’。

    ‘獨’明,而後‘慎’可得而言矣。

    曰,注言,‘獨’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也。

    曰,不要引訓诂,須反己實實體認。

    凡有對,便非獨,獨則無對,即各人一念之靈明是也。

    ……此為仁義之根,萬善之源,徹始徹終,徹内徹外。

    更無他作主,唯此作主。

    慎之雲者,朝乾夕惕,時時畏敬,不使一毫牽于感情,滞于名義,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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