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三章 孫奇逢的理學著作與理學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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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傳》
孫奇逢的《理學宗傳》二十六卷，自叙撰于清“康熙五年清明前三日”。
自雲：“此編已三易，坐卧其中，出入與偕者逾三十年矣。
”“初訂于渥城（今河北徐水），自董江都而後五十餘人，以世次為叙。
後至蘇門，益廿餘人。
後高子攜之會稽，倪、餘二君複增所未備者，今亦十五年矣。
”可知所謂“此編已三易”，就是指：一、初訂于渥城，共列五十餘人；二、後至蘇門，益二十餘人，則為七八十人；三、後高子攜之會稽，倪、餘二君複增所未備者。
今本《理學宗傳》共列一百六十三人。
則第三次增入者亦有七八十人。
從康熙五年，上推十五年，當為順治九年（公元1652年）。
這是在會稽由倪、餘二君增補的時間。
此時，《理學宗傳》已大體編訂就緒。
但是最後定稿，則在康熙五年。
自叙雲：“賴天之靈，幸不填溝壑。
策燈燭之光，複為是編，管窺蠡測之見，随所錄而箋識之。
宛對諸儒于一堂，左右提命，罔敢屑越。
願與同志者共之，并以俟後之學者。
”這說的是定稿的情況及心情、願望。
孫奇逢編著這部《理學宗傳》，曆時超過三十年，其間經過明朝的滅亡，幹戈擾攘，田廬被圈占，流離失所，生活極不安定。
但是始終把這部書的稿子帶在身邊，“坐卧其中，出入與偕”。
可見他對這部書的重視。
康熙五年（公元1666年），《理學宗傳》定稿，時孫奇逢已是八十三歲的老人了。
按周汝登編成的《聖學宗傳》，在明萬曆乙巳（公元1605年），見陶望齡所作《聖學宗傳序》。
則孫奇逢的《理學宗傳》成書，後于《聖學宗傳》六十年。
應該說，孫奇逢是有可能看到《聖學宗傳》的，書名同為《宗傳》，當非偶合。
隻是把《聖學》易為《理學》而已。
但是查《理學宗傳》全書，未提及《聖學宗傳》其書，僅在第二十六卷之末，殿以周汝登，曰：“周汝登，字海門，浙江人”。
注雲“傳缺”。
然後撮其語錄二十條，亦未及其《聖學宗傳》。
《理學宗傳》卷二十六，為《補遺》，列張九成、楊簡、王畿、羅汝芳、楊起元、周汝登等六人，“謂其超異，與聖人端緒微有不同，不得不嚴毫厘千裡之辨。
”是明白地摒斥在正宗之外了。
《理學宗傳》所要傳的是怎麼樣的宗呢？孫奇逢在自叙裡首先做了說明。
他說：“學以聖人為歸。
無論在上在下，一衷于理而已矣。
理者，乾之元也，天之命也，人之性也。
得志，則放之家、國、天下者，而理未嘗有所增。
不得志，則斂諸身、心、意、知者，而理未嘗有所損。
故見之行事與寄之空言，原不作歧視之。
舍是，天莫屬其心，人莫必其命，而王路、道術遂為天下裂矣。
”可見《理學宗傳》所要傳的宗，指的是聖人提出的“理”。
孫奇逢說：“周子曰聖本天，程子曰聖學本天，又曰餘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己體貼出來。
”則他所說的“理”，也就是周惇頤的“天”，程颢的“天”或“天理”。
《宗傳》所傳的就是這“天理”之學。
“天理”是理學家的最高哲學範疇，十分古老，本沒有什麼新奇之處。
而孫奇逢的著作，則要給這個“天理”找出一個自周惇頤起直至明朝末年東林黨人顧憲成為止的大宗傳統。
這就是他三十年辛勤著作的用意所在。
這個傳統找到了，則王路（聖王的統治）、道術（聖人的學術）都得到了維系與鞏固。
在孫奇逢看來，天下第一等重要的莫過于此了。
饑可以為食，寒可以為衣，這是次要的，而這個“天理”則使“跛者能履”，“眇者能視”，那就是最了不起的了。
孫奇逢選了十一個理學家，作為《理學宗傳》的大宗。
這十一個人是周惇頤、程颢、程頤、張載、邵雍、朱熹、陸九洲、薛瑄、王守仁、羅洪先、顧憲成。
計宋朝七人，明朝四人。
為什麼要選這十一個理學家為大宗，而不選别的理學家為大宗，孫奇逢對此沒有說明。
但是，确實這十一個理學家中，除羅洪先、顧憲成比較不稱外，其餘九個都是最重要的理學家。
而以東林黨魁顧憲成為理學大宗之殿，孫奇逢自有深意。
除了大宗十一人以外，從漢朝起又列了“諸儒”一百四十六人。
計漢朝為董仲舒等五人，隋朝為王通等五人，唐朝為韓愈等三人，宋朝為楊時、胡瑗、張栻、呂祖謙、蔡元定、袁燮、真德秀等五十四人，元朝為劉因、許謙、許衡等十八人，明朝為曹端、陳憲章、湛若水、王艮、何塘、羅欽順、呂坤、鹿善繼、劉宗周等六十一人。
在這一百四十六個“諸儒”中，特别标出了“程門弟子”若幹人、“朱門弟子”若幹人、“王門弟子”若幹人，表明了理學家中的重要學派都有許多弟子，有所區别于其他理學家。
《理學宗傳》以周惇頤等十一位理學家為大宗，稱之為主。
曆朝諸儒為輔。
主與輔是他的一條标準。
以十一子與諸儒為内，補遺所錄張九成等六人為外。
内與外是他的又一條标準。
内是自家人，而外則是雜于禅了。
他在《理學宗傳》的《義例》裡說：“是編有主有輔，有内有外。
十一子其主也；儒之考其輔也。
十一子與諸子，其内也；補遺諸子，其外也。
”孫奇逢給理學家排名次，定地位，列出兩條标準，是煞費苦心的。
在十一子之中，程、朱與陸、王都屬于大宗。
在諸儒之中，程子門人、朱子門人、王子門人，都以各自的師門學統，并峙于理學發展的曆史上，并無軒轾。
既标明了學統，又避免了朱、陸異同，互相水火的無謂紛争。
這就使這部《理學宗傳》能夠得到理學家們的廣泛贊同。
《理學宗傳》的大宗從宋朝開端，到明末結束，這是符合理學史發展實際的。
周汝登的《聖學宗傳》實際也是理學史，卻遠從伏羲、神農開始，包括周、孔、孟、荀，未免追溯得太遠了。
反觀孫奇逢的《理學宗傳》就見得比較平實。
作為一部學術史應該有謹嚴的斷制，孫奇逢掌握了這個原則。
孫奇逢在《理學宗傳》每家傳記、語錄的眉端，寫了批注。
這些批注，每條都很短，三言兩語，十來個字，二三十字，提挈綱領，點明脈絡，标舉宗旨，指示精神、肯綮。
每人篇末，又有總評。
例如，對朱熹與陸九淵，在總注中揚朱抑陸。
這是孫奇逢個人的裁斷，足以見其本人的理學觀點。
這頗似李贽《藏書》對每個曆史人物傳記所做的書眉批注及傳後總評。
大抵明末學術界是流行這種風氣的吧。
孫奇逢對學術思想的曆史發展線索，做了論述。
他在《理學宗傳》的自叙裡說：“先正曰，道之大原出于天，神聖繼之。
堯、舜而上，乾之元也；堯、舜而下，其亨也；洙泗、鄒魯，其利也；濂、洛、關、閩，其貞也。
”這是整個發展的線索，元、亨、利、貞，貫通今古，是一個大圓圈。
至于從曆史的分期說，則上古、中古、近古，每段又各有其元、亨、利、貞的圓圈。
自叙說：“分而言之，上古則羲皇其元，堯、舜其亨，禹、湯其利，文、武、周公其貞乎。
中古之統，元其仲尼，亨其顔、曾，利其子思，貞其孟子乎。
近古之統，元其周子，亨其程、張，利其朱子，孰為今日之貞乎？……蓋仲尼殁至是且二千年，由濂、洛而來且五百有餘歲矣，則姚江豈非紫陽之貞乎？”上古一個圓圈，中古一個圓圈，近古一個圓圈。
三個圓圈，各有自己的元、亨、利、貞，一圈扣住一圈，構成整個學術思想從古至今發展的大圓圈，這大圓圈有其總的元、亨、利、貞四大段。
從濂、洛、關、閩以來，就處在這大圓圈元、亨、利、貞的貞的階段，就是說，宋明理學是中國學術思想發展史整個大圓圈的貞的階段。
孫奇逢對中國學術思想史發展線索的論述具有一定的辯證觀點，這是值得肯定的。
他認為學術思想是發展的、變化的，不是僵死的。
這種認識是正确的。
但孫奇逢的發展變化是在一個固定框子裡的發展變化，未能越出儒家思想雷池一步。
他畫的圓圈是封閉的。
中國曆史上許多優秀的思想家、學問家都被排除在外，例如兩漢的桓譚、王充、張衡，魏晉南北朝的劉徽、嵇康、阮籍、範缜、祖沖之，唐朝的柳宗元、劉禹錫、僧一行，宋朝的王安石、沈括，明朝的宋應星、徐光啟等都沒有論及。
由于《理學宗傳》這部書先天的規定性，使他的這些缺點無法克服。
在《理學宗傳》裡，孫奇逢标舉了“本諸天”的學統。
自叙說：“儒者之學，乃所以本諸天也。
”又說：“論學之宗傳而不本諸天者，其非善學者也。
”在理學發展史上，本諸天與本諸心是兩個不同的學派。
程、朱本天，陸、王本心。
孫奇逢似乎是贊同本諸天的程、朱。
在《理學宗傳》的《義例》裡，孫奇逢又說：“《宗傳》成，或疑予叙内本天、本心之說。
問曰：虞廷之人心、道心，非心乎？孔子之從心所欲，非心乎？何獨禅學本心也？曰：正謂心有人心、道心，人心危而道心微，必精以一之，乃能執中。
中，即所謂天也。
人心有欲，必不逾矩。
矩，即所謂天也。
釋氏宗旨，于中與矩，相去正是千裡。
”這裡，孫奇逢強調宗傳必須本天，不能本心。
本心乃是禅學。
這就意味着把本心的陸、王貶為禅學了。
但是，孫奇逢是不是真的尊程、朱而退陸、王呢？也不盡然。
孫奇逢門人趙禦衆所作《夏峰集·舊叙》說： 先師之學，以天為歸，以孔為的，以至誠為全量，以慎獨為工夫，以知明處當為力行之實地。
其所以信獨見而化異同者，總之以孔子印諸儒也。
自考亭、象山之辨，聚訟未息，而姚江之義相繼而起。
或者以先師為非考亭之學者，先師不辨也。
蓋自志學以至屬纩，無一日非窮理之事也。
或者以先師為遵姚江之學者，先師亦不辨也。
蓋自與鹿忠節定交，講明良知，無一日非格緻之事也。
或者又以先師為考亭、姚江調停兩可之說者，先師亦不辨也。
蓋窮理為孔子之窮理，緻知為孔子之緻知，苟不同脈，何以調停？若果異端，誰為兩可？但當看其是孔非孔，不當問其誰朱誰王。
則考亭、姚江之辨，後人正亦未易以左袒虛見争也。
趙禦衆把孫奇逢的思想擺在程朱理學與陸王心學的争論中考察，看其到底歸屬哪個學派，這個見解很有道理。
但是他的結論是既非程、朱，亦非陸、王，既是程、朱，又是陸、王，模棱兩可。
在最後，趙禦衆則說：“無處非天之道，無處非孔之教，即無處非先師之學也。
”還是把孫奇逢歸入程、朱的天理一派。
這大概可以代表當時學者的共同論斷，也符合孫奇逢在《理學宗傳》自叙及《義例》中的宗旨。
《理學宗傳》出版以後，得到人們重視。
但也并未完全令人滿意。
黃宗羲在《明儒學案·凡例》中兼論周汝登《聖學宗傳》與孫奇逢《理學宗傳》雲：“從來理學之書，前有周海門《聖學宗傳》，近有孫鐘元《理學宗傳》，諸儒之說頗備。
然陶石篑與焦弱侯書雲，海門意謂身居山澤，見聞狹陋，嘗願博求文獻，廣所未備，非敢便稱定本也。
……鐘元雜收，不複甄别，其批注所及，未必得其要領。
而其聞見亦猶之海門也。
學者觀羲是書（指《明儒學案》），而後知兩家之疏略。
”可見黃宗羲對兩部《宗傳》都有批評。
平心而論，言其繁富與裁斷，《理學宗傳》較《聖學宗傳》自是為優。
《明儒學案》卷五十七有孫奇逢學
自雲：“此編已三易，坐卧其中，出入與偕者逾三十年矣。
”“初訂于渥城（今河北徐水），自董江都而後五十餘人，以世次為叙。
後至蘇門，益廿餘人。
後高子攜之會稽，倪、餘二君複增所未備者，今亦十五年矣。
”可知所謂“此編已三易”，就是指：一、初訂于渥城，共列五十餘人；二、後至蘇門，益二十餘人，則為七八十人；三、後高子攜之會稽，倪、餘二君複增所未備者。
今本《理學宗傳》共列一百六十三人。
則第三次增入者亦有七八十人。
從康熙五年，上推十五年，當為順治九年（公元1652年）。
這是在會稽由倪、餘二君增補的時間。
此時，《理學宗傳》已大體編訂就緒。
但是最後定稿，則在康熙五年。
自叙雲：“賴天之靈，幸不填溝壑。
策燈燭之光，複為是編，管窺蠡測之見，随所錄而箋識之。
宛對諸儒于一堂，左右提命，罔敢屑越。
願與同志者共之，并以俟後之學者。
”這說的是定稿的情況及心情、願望。
孫奇逢編著這部《理學宗傳》，曆時超過三十年，其間經過明朝的滅亡，幹戈擾攘，田廬被圈占，流離失所，生活極不安定。
但是始終把這部書的稿子帶在身邊，“坐卧其中，出入與偕”。
可見他對這部書的重視。
康熙五年（公元1666年），《理學宗傳》定稿，時孫奇逢已是八十三歲的老人了。
按周汝登編成的《聖學宗傳》，在明萬曆乙巳（公元1605年），見陶望齡所作《聖學宗傳序》。
則孫奇逢的《理學宗傳》成書，後于《聖學宗傳》六十年。
應該說，孫奇逢是有可能看到《聖學宗傳》的，書名同為《宗傳》，當非偶合。
隻是把《聖學》易為《理學》而已。
但是查《理學宗傳》全書，未提及《聖學宗傳》其書，僅在第二十六卷之末，殿以周汝登，曰：“周汝登，字海門，浙江人”。
注雲“傳缺”。
然後撮其語錄二十條，亦未及其《聖學宗傳》。
《理學宗傳》卷二十六，為《補遺》，列張九成、楊簡、王畿、羅汝芳、楊起元、周汝登等六人，“謂其超異，與聖人端緒微有不同，不得不嚴毫厘千裡之辨。
”是明白地摒斥在正宗之外了。
《理學宗傳》所要傳的是怎麼樣的宗呢？孫奇逢在自叙裡首先做了說明。
他說：“學以聖人為歸。
無論在上在下，一衷于理而已矣。
理者，乾之元也，天之命也，人之性也。
得志，則放之家、國、天下者，而理未嘗有所增。
不得志，則斂諸身、心、意、知者，而理未嘗有所損。
故見之行事與寄之空言，原不作歧視之。
舍是，天莫屬其心，人莫必其命，而王路、道術遂為天下裂矣。
”可見《理學宗傳》所要傳的宗，指的是聖人提出的“理”。
孫奇逢說：“周子曰聖本天，程子曰聖學本天，又曰餘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己體貼出來。
”則他所說的“理”，也就是周惇頤的“天”，程颢的“天”或“天理”。
《宗傳》所傳的就是這“天理”之學。
“天理”是理學家的最高哲學範疇，十分古老，本沒有什麼新奇之處。
而孫奇逢的著作，則要給這個“天理”找出一個自周惇頤起直至明朝末年東林黨人顧憲成為止的大宗傳統。
這就是他三十年辛勤著作的用意所在。
這個傳統找到了，則王路（聖王的統治）、道術（聖人的學術）都得到了維系與鞏固。
在孫奇逢看來，天下第一等重要的莫過于此了。
饑可以為食，寒可以為衣，這是次要的，而這個“天理”則使“跛者能履”，“眇者能視”，那就是最了不起的了。
孫奇逢選了十一個理學家，作為《理學宗傳》的大宗。
這十一個人是周惇頤、程颢、程頤、張載、邵雍、朱熹、陸九洲、薛瑄、王守仁、羅洪先、顧憲成。
計宋朝七人，明朝四人。
為什麼要選這十一個理學家為大宗，而不選别的理學家為大宗，孫奇逢對此沒有說明。
但是，确實這十一個理學家中，除羅洪先、顧憲成比較不稱外，其餘九個都是最重要的理學家。
而以東林黨魁顧憲成為理學大宗之殿，孫奇逢自有深意。
除了大宗十一人以外，從漢朝起又列了“諸儒”一百四十六人。
計漢朝為董仲舒等五人，隋朝為王通等五人，唐朝為韓愈等三人，宋朝為楊時、胡瑗、張栻、呂祖謙、蔡元定、袁燮、真德秀等五十四人，元朝為劉因、許謙、許衡等十八人，明朝為曹端、陳憲章、湛若水、王艮、何塘、羅欽順、呂坤、鹿善繼、劉宗周等六十一人。
在這一百四十六個“諸儒”中，特别标出了“程門弟子”若幹人、“朱門弟子”若幹人、“王門弟子”若幹人，表明了理學家中的重要學派都有許多弟子，有所區别于其他理學家。
《理學宗傳》以周惇頤等十一位理學家為大宗，稱之為主。
曆朝諸儒為輔。
主與輔是他的一條标準。
以十一子與諸儒為内，補遺所錄張九成等六人為外。
内與外是他的又一條标準。
内是自家人，而外則是雜于禅了。
他在《理學宗傳》的《義例》裡說：“是編有主有輔，有内有外。
十一子其主也；儒之考其輔也。
十一子與諸子，其内也；補遺諸子，其外也。
”孫奇逢給理學家排名次，定地位，列出兩條标準，是煞費苦心的。
在十一子之中，程、朱與陸、王都屬于大宗。
在諸儒之中，程子門人、朱子門人、王子門人，都以各自的師門學統，并峙于理學發展的曆史上，并無軒轾。
既标明了學統，又避免了朱、陸異同，互相水火的無謂紛争。
這就使這部《理學宗傳》能夠得到理學家們的廣泛贊同。
《理學宗傳》的大宗從宋朝開端，到明末結束，這是符合理學史發展實際的。
周汝登的《聖學宗傳》實際也是理學史，卻遠從伏羲、神農開始，包括周、孔、孟、荀，未免追溯得太遠了。
反觀孫奇逢的《理學宗傳》就見得比較平實。
作為一部學術史應該有謹嚴的斷制，孫奇逢掌握了這個原則。
孫奇逢在《理學宗傳》每家傳記、語錄的眉端，寫了批注。
這些批注，每條都很短，三言兩語，十來個字，二三十字，提挈綱領，點明脈絡，标舉宗旨，指示精神、肯綮。
每人篇末，又有總評。
例如，對朱熹與陸九淵，在總注中揚朱抑陸。
這是孫奇逢個人的裁斷，足以見其本人的理學觀點。
這頗似李贽《藏書》對每個曆史人物傳記所做的書眉批注及傳後總評。
大抵明末學術界是流行這種風氣的吧。
孫奇逢對學術思想的曆史發展線索，做了論述。
他在《理學宗傳》的自叙裡說：“先正曰，道之大原出于天，神聖繼之。
堯、舜而上，乾之元也；堯、舜而下，其亨也；洙泗、鄒魯，其利也；濂、洛、關、閩，其貞也。
”這是整個發展的線索，元、亨、利、貞，貫通今古，是一個大圓圈。
至于從曆史的分期說，則上古、中古、近古，每段又各有其元、亨、利、貞的圓圈。
自叙說：“分而言之，上古則羲皇其元，堯、舜其亨，禹、湯其利，文、武、周公其貞乎。
中古之統，元其仲尼，亨其顔、曾，利其子思，貞其孟子乎。
近古之統，元其周子，亨其程、張，利其朱子，孰為今日之貞乎？……蓋仲尼殁至是且二千年，由濂、洛而來且五百有餘歲矣，則姚江豈非紫陽之貞乎？”上古一個圓圈，中古一個圓圈，近古一個圓圈。
三個圓圈，各有自己的元、亨、利、貞，一圈扣住一圈，構成整個學術思想從古至今發展的大圓圈，這大圓圈有其總的元、亨、利、貞四大段。
從濂、洛、關、閩以來，就處在這大圓圈元、亨、利、貞的貞的階段，就是說，宋明理學是中國學術思想發展史整個大圓圈的貞的階段。
孫奇逢對中國學術思想史發展線索的論述具有一定的辯證觀點，這是值得肯定的。
他認為學術思想是發展的、變化的，不是僵死的。
這種認識是正确的。
但孫奇逢的發展變化是在一個固定框子裡的發展變化，未能越出儒家思想雷池一步。
他畫的圓圈是封閉的。
中國曆史上許多優秀的思想家、學問家都被排除在外，例如兩漢的桓譚、王充、張衡，魏晉南北朝的劉徽、嵇康、阮籍、範缜、祖沖之，唐朝的柳宗元、劉禹錫、僧一行，宋朝的王安石、沈括，明朝的宋應星、徐光啟等都沒有論及。
由于《理學宗傳》這部書先天的規定性，使他的這些缺點無法克服。
在《理學宗傳》裡，孫奇逢标舉了“本諸天”的學統。
自叙說：“儒者之學，乃所以本諸天也。
”又說：“論學之宗傳而不本諸天者，其非善學者也。
”在理學發展史上，本諸天與本諸心是兩個不同的學派。
程、朱本天，陸、王本心。
孫奇逢似乎是贊同本諸天的程、朱。
在《理學宗傳》的《義例》裡，孫奇逢又說：“《宗傳》成，或疑予叙内本天、本心之說。
問曰：虞廷之人心、道心，非心乎？孔子之從心所欲，非心乎？何獨禅學本心也？曰：正謂心有人心、道心，人心危而道心微，必精以一之，乃能執中。
中，即所謂天也。
人心有欲，必不逾矩。
矩，即所謂天也。
釋氏宗旨，于中與矩，相去正是千裡。
”這裡，孫奇逢強調宗傳必須本天，不能本心。
本心乃是禅學。
這就意味着把本心的陸、王貶為禅學了。
但是，孫奇逢是不是真的尊程、朱而退陸、王呢？也不盡然。
孫奇逢門人趙禦衆所作《夏峰集·舊叙》說： 先師之學，以天為歸，以孔為的，以至誠為全量，以慎獨為工夫，以知明處當為力行之實地。
其所以信獨見而化異同者，總之以孔子印諸儒也。
自考亭、象山之辨，聚訟未息，而姚江之義相繼而起。
或者以先師為非考亭之學者，先師不辨也。
蓋自志學以至屬纩，無一日非窮理之事也。
或者以先師為遵姚江之學者，先師亦不辨也。
蓋自與鹿忠節定交，講明良知，無一日非格緻之事也。
或者又以先師為考亭、姚江調停兩可之說者，先師亦不辨也。
蓋窮理為孔子之窮理，緻知為孔子之緻知，苟不同脈，何以調停？若果異端，誰為兩可？但當看其是孔非孔，不當問其誰朱誰王。
則考亭、姚江之辨，後人正亦未易以左袒虛見争也。
趙禦衆把孫奇逢的思想擺在程朱理學與陸王心學的争論中考察，看其到底歸屬哪個學派，這個見解很有道理。
但是他的結論是既非程、朱，亦非陸、王，既是程、朱，又是陸、王，模棱兩可。
在最後，趙禦衆則說：“無處非天之道，無處非孔之教，即無處非先師之學也。
”還是把孫奇逢歸入程、朱的天理一派。
這大概可以代表當時學者的共同論斷，也符合孫奇逢在《理學宗傳》自叙及《義例》中的宗旨。
《理學宗傳》出版以後，得到人們重視。
但也并未完全令人滿意。
黃宗羲在《明儒學案·凡例》中兼論周汝登《聖學宗傳》與孫奇逢《理學宗傳》雲：“從來理學之書，前有周海門《聖學宗傳》，近有孫鐘元《理學宗傳》，諸儒之說頗備。
然陶石篑與焦弱侯書雲，海門意謂身居山澤，見聞狹陋，嘗願博求文獻，廣所未備，非敢便稱定本也。
……鐘元雜收，不複甄别，其批注所及，未必得其要領。
而其聞見亦猶之海門也。
學者觀羲是書（指《明儒學案》），而後知兩家之疏略。
”可見黃宗羲對兩部《宗傳》都有批評。
平心而論，言其繁富與裁斷，《理學宗傳》較《聖學宗傳》自是為優。
《明儒學案》卷五十七有孫奇逢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