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九章 高攀龍的理學思想和“緻用”學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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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書稱贊高攀龍、顧憲成為“一時儒者之宗。
海内士大夫識與不識，稱高、顧無異詞”（《明史》本傳）。
說明他們在明末學界中有不小的影響。
他們是東林學派的創建人，同屬一個理學派别，但又各有特點。
第一節 學術淵源與理學派别 高攀龍（公元1562—1626年）初字雲從，後字存之，别号景逸，無錫人，神宗萬曆十七年（公元1589年）進士，後授行人司行人。
萬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因正直敢言，語侵閣臣，谪為廣東揭陽典史，署事三月，即以事歸。
不久，父母相繼病故，遂家居不仕近三十年。
萬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他與顧憲成等人重建東林書院，著書講學。
顧病逝後，他獨肩其責。
熹宗天啟元年（公元1621年），诏起光祿寺丞。
翌年，進少卿。
他上書皇帝，請破格用人，并論述務學之要緻治之本。
四年，升任左都禦史。
時楊漣等群揭閹黨魏忠賢罪行，他和吏部尚書趙南星聯名彈劾貪官崔呈秀，遭到閹黨迫害，被削職為民，東林書院也同時被毀。
天啟六年（公元1626年）二月，閹黨魏忠賢再次制造誣陷東林黨人的大冤獄，下令逮捕已被罷官家居的高攀龍、周順昌、缪昌期、李應升、周宗建、黃尊素、周起元等七人（史稱“七君子”）。
高攀龍獲悉缇騎即到，即于三月十七日投湖自沉，終年六十五。
生前著述頗多，約有二十餘種。
門人陳龍正編集成《高子遺書》。
除此，他還輯有《朱子節要》和《張子正蒙注》，但均未收錄于《高子遺書》内，今日難于查找。
高攀龍“少讀書，辄有志程、朱之學”（《明史》本傳）。
年十五，師事茹澄泉和許靜餘，“以學行相砥砺，暇則默探諸儒語錄、性理諸書”（《高子年譜》）。
年二十五，聽顧憲成和江右羅懋忠（号止庵）講學于黉宮，“始志于學”；“于是早夜孜孜，以全副精神用于止敬慎修、存心養性、遷善改過，間而學始有入門矣”（同上）。
年二十八中進士，與薛以身（敷教）、歐陽宜諸（東鳳）、王信甫（中嵩）同出趙南星（侪鶴）之門。
趙對高教益頗深。
年三十一，在京任職期間，由于司中無事，藏書又多，他“得恣意探讨，取二程、朱子全書、薛文清《讀書錄》手自摘抄”（同上）。
“一日讀薛文清《粹言》曰：‘一字不可輕與人，一言不可輕許人，一笑不可輕假人。
’惕然有當于心，自後每事必求無媿三言而後已。
固作《日省編》，以先儒所論切要工夫，分附《大學章句》下，為初學指南。
又集《崇正編》，以先儒所論儒、釋分歧處，彙成一書，以端學脈”（《高子遺書》附錄《景逸高先生行狀》）。
可見，程、朱之學，和明初著名朱學學者薛文清（瑄）對高的影響頗深，因而高攀龍的理學思想基本上是宗程、朱的。
高攀龍謙遜好學，學無常師，在他貶谪廣東揭陽途中，遇東粵陸古樵，又間接從他那裡接受了陳獻章的“主靜之學”，主張“靜坐與讀書互用”（《高子年譜》）。
在他從揭陽回歸故鄉途中，經過漳州，又與李材“辯論數日”。
高“恪遵程、朱”，“謂格緻是《大學》入門第一義，即《中庸》之明善”，對李材的“止修”學說，頗為贊賞，謂“李見羅揭修身為本，于學者甚有益，故遊其門者，俱切實可觀”（《高子遺書》附錄《景逸高先生行狀》）。
這些都說明高攀龍的學術淵源，主要是來自程、朱之學，但也夾雜着陳獻章的“主靜之學”和李材的“止修”學說。
高攀龍宗程朱理學，首先，表現在他對朱熹的贊美。
他說： 删述六經者，孔子也。
傳注六經者，朱子也。
……孔子之學惟朱子為得其宗，傳之萬世而無弊。
孔子集群聖之大成，朱子集諸儒之大成。
（同上卷三） 他認為孔子之學，隻有朱子“為得其宗”，是孔子的繼承者，因此他很贊同薛瑄謂“朱子功不在孟子下”的評價，認為這一評價“可謂知言矣”（《朱子節要序》）。
又說： 聖人之道，自朱子出而六籍之言乃始幽顯畢徹，吾道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流地。
非獨研窮之勤，昭晰之密，蓋其精神氣力真足以柱石兩間，掩映千古，所謂豪傑而聖賢也。
（同上） 他宣稱：“學孔子而不宗程、朱，是望海若失司南也”（《高子遺書·序》）。
其次，表現在他對牴牾程、朱的言論，堅決采取抨擊的态度。
在他拜官之日，時有四川佥事張世則疏诋程、朱，欲改《易傳注》，并要求将所著書頒行天下。
高攀龍即上《崇正學辟異說疏》予以抨擊。
他分析了自明世宗嘉靖以來學術思想界的動向，認為嘉靖以前“雖有訓诂詞章之習，而天下多實學”，而自穆宗隆慶以來，王學熾行，“率多玲珑虛幻之談，而弊不知所終……以頓悟為工，而巧變圓融不可方物”，以緻造成“今日高明之士，半以為佛、老之徒”的嚴重局面。
他針對這種弊端，提出“扶植程、朱之學，深嚴（佛、老）二氏之防，而後孔、孟之學明”的建議。
這就進一步表明了高攀龍“扶植程、朱之學”和反王學末流之弊的鮮明态度。
第三，高攀龍還從儒家學脈的演變和權衡它們各自的利弊出發，表明自己宗程、朱而反陸、王的立場。
他說： 學問俱有一個脈絡，即宋之朱、陸兩先生這樣大儒，也各有不同。
陸子之學是直截從本心入手，未免道理有疏略處；朱子卻守定孔子家法，隻以文、行、忠、信為教，使人人以漸而入。
然而朱子大，能包得陸子，陸子便包不得朱子。
陸子将周子《太極圖》《通書》及張子《西銘》俱不信，便是他心粗處。
朱子将諸書表章出來，由今觀之，真可續六經，這便是陸子不如朱子處。
（《東林書院志》卷五《東林論學語》上） 又說： 吾儒學脈有二，孔、孟微見朕兆，朱、陸遂成異同，文清（薛瑄）、文成（王守仁）便分兩歧。
我朝學脈惟文清得其宗。
百年前，宗文清者多；百年後，宗文成者多。
宗文成者，謂文清病實，而不知文成病虛。
畢竟實病易消，虛病難補。
今日虛病見矣，吾輩稽弊而返之于實。
（《高子遺書》附錄《景逸高先生行狀》） 由此可見，高攀龍是比較清醒地看到了儒學中的分歧。
他從糾正當時“虛病”出發，提倡朱學學者薛文清的務實之學，反對宗王學的“病虛”之學。
高攀龍的這些見解，以及他特别強調的“吾輩稽弊而返之于實”的觀點，是有其現實意義的，所以得到了當時一些儒者以至後學者們的好評和贊同。
不過，全盤否定王學，不能從王學中吸收關于理論思維的合理因素，這也是一種偏向。
當時有些學者很贊成高攀龍擡高朱學、貶低王學的觀點，如：葉茂才就稱贊他“憂世淑人，砭俗回瀾”（同上）。
門人周彥文在《論學語序》中也這樣說道： 自頓悟之教（指王學）熾，而實修之學衰。
嘉、隆以來，學者信虛悟而卑實踐……視居敬為拘囚，目窮理為學究；惡言工夫，托之本體，更不知操存為何物矣！斯文未喪，東林代興。
高景逸先生心程、朱而脈孔、孟，拜官之日，首辟世則張子之邪說，使程、朱之學晦而複明。
未幾罷官，歸裡三十年，與泾陽顧先生輩力扶正學、專事實修。
（《東林書院志》卷十六） 後學葉裕仁在《高子遺書·跋》中，也指出： 明正、嘉之際，王學熾行，洎于隆、萬，至倡為三教合一之說，猖狂恣肆，無所忌憚，學術之裂極矣！公與顧端文公起而拯之，辟陽儒陰釋之害，辯姚江格物緻知之談，其言深切明著，由是絕學複明。
他們都比較一緻肯定了高攀龍和顧憲成抨擊王學末流的作為和見解，認為顧、高是以糾正王學末流的空談心性、放誕而不務實學之弊病為着眼點的。
故《明史》也稱道高攀龍說： 初，海内學者率宗王守仁。
攀龍心非之，與顧憲成同講學東林書院，以靜為主，操履笃實，粹然一出于正，為一時儒者之宗。
（《明史》卷二四三《高攀龍傳》） 高攀龍的上述見解，以及時人、後學對他的評論，已很清楚地表明他的理學思想是“恪遵程、朱”的。
第二節 理氣觀 高攀龍的本體論繼承了程、朱的理氣觀。
他認為“理”是宇宙萬物的本原，“太極”則是天地萬物之理的總和，事物之萬善至好的标準。
“太極者，理之極至處也”（《高子遺書》卷十二《書悟易篇》）。
他又認為，天地萬物的形成，既要有“理”為生成之本，又要有“氣”為生成之材料。
故說： 欲明理，先明氣。
氣苟不明，理亦不透……無論人物同此氣，即金石瓦礫亦同此氣也。
知氣之不同，則知理之不同，萬物統體一太極也。
（《東林書院志》卷五《東林論學語》上） 他強調萬物是由理與氣二者綜合形成的，認為天地萬物雖然都統一于理，但又是千差萬别，其差異的原因就在于“氣”。
他說： 若到成形便不同，無論瓦礫金石人物之不同，即人之同類者，亦有不同。
物物一太極也，同一氣也，而有春、夏、秋、冬之異宜。
……觀物有溫、涼、寒、熱之異性，則知人有剛、柔、陰
海内士大夫識與不識，稱高、顧無異詞”（《明史》本傳）。
說明他們在明末學界中有不小的影響。
他們是東林學派的創建人，同屬一個理學派别，但又各有特點。
第一節 學術淵源與理學派别 高攀龍（公元1562—1626年）初字雲從，後字存之，别号景逸，無錫人，神宗萬曆十七年（公元1589年）進士，後授行人司行人。
萬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因正直敢言，語侵閣臣，谪為廣東揭陽典史，署事三月，即以事歸。
不久，父母相繼病故，遂家居不仕近三十年。
萬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他與顧憲成等人重建東林書院，著書講學。
顧病逝後，他獨肩其責。
熹宗天啟元年（公元1621年），诏起光祿寺丞。
翌年，進少卿。
他上書皇帝，請破格用人，并論述務學之要緻治之本。
四年，升任左都禦史。
時楊漣等群揭閹黨魏忠賢罪行，他和吏部尚書趙南星聯名彈劾貪官崔呈秀，遭到閹黨迫害，被削職為民，東林書院也同時被毀。
天啟六年（公元1626年）二月，閹黨魏忠賢再次制造誣陷東林黨人的大冤獄，下令逮捕已被罷官家居的高攀龍、周順昌、缪昌期、李應升、周宗建、黃尊素、周起元等七人（史稱“七君子”）。
高攀龍獲悉缇騎即到，即于三月十七日投湖自沉，終年六十五。
生前著述頗多，約有二十餘種。
門人陳龍正編集成《高子遺書》。
除此，他還輯有《朱子節要》和《張子正蒙注》，但均未收錄于《高子遺書》内，今日難于查找。
高攀龍“少讀書，辄有志程、朱之學”（《明史》本傳）。
年十五，師事茹澄泉和許靜餘，“以學行相砥砺，暇則默探諸儒語錄、性理諸書”（《高子年譜》）。
年二十五，聽顧憲成和江右羅懋忠（号止庵）講學于黉宮，“始志于學”；“于是早夜孜孜，以全副精神用于止敬慎修、存心養性、遷善改過，間而學始有入門矣”（同上）。
年二十八中進士，與薛以身（敷教）、歐陽宜諸（東鳳）、王信甫（中嵩）同出趙南星（侪鶴）之門。
趙對高教益頗深。
年三十一，在京任職期間，由于司中無事，藏書又多，他“得恣意探讨，取二程、朱子全書、薛文清《讀書錄》手自摘抄”（同上）。
“一日讀薛文清《粹言》曰：‘一字不可輕與人，一言不可輕許人，一笑不可輕假人。
’惕然有當于心，自後每事必求無媿三言而後已。
固作《日省編》，以先儒所論切要工夫，分附《大學章句》下，為初學指南。
又集《崇正編》，以先儒所論儒、釋分歧處，彙成一書，以端學脈”（《高子遺書》附錄《景逸高先生行狀》）。
可見，程、朱之學，和明初著名朱學學者薛文清（瑄）對高的影響頗深，因而高攀龍的理學思想基本上是宗程、朱的。
高攀龍謙遜好學，學無常師，在他貶谪廣東揭陽途中，遇東粵陸古樵，又間接從他那裡接受了陳獻章的“主靜之學”，主張“靜坐與讀書互用”（《高子年譜》）。
在他從揭陽回歸故鄉途中，經過漳州，又與李材“辯論數日”。
高“恪遵程、朱”，“謂格緻是《大學》入門第一義，即《中庸》之明善”，對李材的“止修”學說，頗為贊賞，謂“李見羅揭修身為本，于學者甚有益，故遊其門者，俱切實可觀”（《高子遺書》附錄《景逸高先生行狀》）。
這些都說明高攀龍的學術淵源，主要是來自程、朱之學，但也夾雜着陳獻章的“主靜之學”和李材的“止修”學說。
高攀龍宗程朱理學，首先，表現在他對朱熹的贊美。
他說： 删述六經者，孔子也。
傳注六經者，朱子也。
……孔子之學惟朱子為得其宗，傳之萬世而無弊。
孔子集群聖之大成，朱子集諸儒之大成。
（同上卷三） 他認為孔子之學，隻有朱子“為得其宗”，是孔子的繼承者，因此他很贊同薛瑄謂“朱子功不在孟子下”的評價，認為這一評價“可謂知言矣”（《朱子節要序》）。
又說： 聖人之道，自朱子出而六籍之言乃始幽顯畢徹，吾道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流地。
非獨研窮之勤，昭晰之密，蓋其精神氣力真足以柱石兩間，掩映千古，所謂豪傑而聖賢也。
（同上） 他宣稱：“學孔子而不宗程、朱，是望海若失司南也”（《高子遺書·序》）。
其次，表現在他對牴牾程、朱的言論，堅決采取抨擊的态度。
在他拜官之日，時有四川佥事張世則疏诋程、朱，欲改《易傳注》，并要求将所著書頒行天下。
高攀龍即上《崇正學辟異說疏》予以抨擊。
他分析了自明世宗嘉靖以來學術思想界的動向，認為嘉靖以前“雖有訓诂詞章之習，而天下多實學”，而自穆宗隆慶以來，王學熾行，“率多玲珑虛幻之談，而弊不知所終……以頓悟為工，而巧變圓融不可方物”，以緻造成“今日高明之士，半以為佛、老之徒”的嚴重局面。
他針對這種弊端，提出“扶植程、朱之學，深嚴（佛、老）二氏之防，而後孔、孟之學明”的建議。
這就進一步表明了高攀龍“扶植程、朱之學”和反王學末流之弊的鮮明态度。
第三，高攀龍還從儒家學脈的演變和權衡它們各自的利弊出發，表明自己宗程、朱而反陸、王的立場。
他說： 學問俱有一個脈絡，即宋之朱、陸兩先生這樣大儒，也各有不同。
陸子之學是直截從本心入手，未免道理有疏略處；朱子卻守定孔子家法，隻以文、行、忠、信為教，使人人以漸而入。
然而朱子大，能包得陸子，陸子便包不得朱子。
陸子将周子《太極圖》《通書》及張子《西銘》俱不信，便是他心粗處。
朱子将諸書表章出來，由今觀之，真可續六經，這便是陸子不如朱子處。
（《東林書院志》卷五《東林論學語》上） 又說： 吾儒學脈有二，孔、孟微見朕兆，朱、陸遂成異同，文清（薛瑄）、文成（王守仁）便分兩歧。
我朝學脈惟文清得其宗。
百年前，宗文清者多；百年後，宗文成者多。
宗文成者，謂文清病實，而不知文成病虛。
畢竟實病易消，虛病難補。
今日虛病見矣，吾輩稽弊而返之于實。
（《高子遺書》附錄《景逸高先生行狀》） 由此可見，高攀龍是比較清醒地看到了儒學中的分歧。
他從糾正當時“虛病”出發，提倡朱學學者薛文清的務實之學，反對宗王學的“病虛”之學。
高攀龍的這些見解，以及他特别強調的“吾輩稽弊而返之于實”的觀點，是有其現實意義的，所以得到了當時一些儒者以至後學者們的好評和贊同。
不過，全盤否定王學，不能從王學中吸收關于理論思維的合理因素，這也是一種偏向。
當時有些學者很贊成高攀龍擡高朱學、貶低王學的觀點，如：葉茂才就稱贊他“憂世淑人，砭俗回瀾”（同上）。
門人周彥文在《論學語序》中也這樣說道： 自頓悟之教（指王學）熾，而實修之學衰。
嘉、隆以來，學者信虛悟而卑實踐……視居敬為拘囚，目窮理為學究；惡言工夫，托之本體，更不知操存為何物矣！斯文未喪，東林代興。
高景逸先生心程、朱而脈孔、孟，拜官之日，首辟世則張子之邪說，使程、朱之學晦而複明。
未幾罷官，歸裡三十年，與泾陽顧先生輩力扶正學、專事實修。
（《東林書院志》卷十六） 後學葉裕仁在《高子遺書·跋》中，也指出： 明正、嘉之際，王學熾行，洎于隆、萬，至倡為三教合一之說，猖狂恣肆，無所忌憚，學術之裂極矣！公與顧端文公起而拯之，辟陽儒陰釋之害，辯姚江格物緻知之談，其言深切明著，由是絕學複明。
他們都比較一緻肯定了高攀龍和顧憲成抨擊王學末流的作為和見解，認為顧、高是以糾正王學末流的空談心性、放誕而不務實學之弊病為着眼點的。
故《明史》也稱道高攀龍說： 初，海内學者率宗王守仁。
攀龍心非之，與顧憲成同講學東林書院，以靜為主，操履笃實，粹然一出于正，為一時儒者之宗。
（《明史》卷二四三《高攀龍傳》） 高攀龍的上述見解，以及時人、後學對他的評論，已很清楚地表明他的理學思想是“恪遵程、朱”的。
第二節 理氣觀 高攀龍的本體論繼承了程、朱的理氣觀。
他認為“理”是宇宙萬物的本原，“太極”則是天地萬物之理的總和，事物之萬善至好的标準。
“太極者，理之極至處也”（《高子遺書》卷十二《書悟易篇》）。
他又認為，天地萬物的形成，既要有“理”為生成之本，又要有“氣”為生成之材料。
故說： 欲明理，先明氣。
氣苟不明，理亦不透……無論人物同此氣，即金石瓦礫亦同此氣也。
知氣之不同，則知理之不同，萬物統體一太極也。
（《東林書院志》卷五《東林論學語》上） 他強調萬物是由理與氣二者綜合形成的，認為天地萬物雖然都統一于理，但又是千差萬别，其差異的原因就在于“氣”。
他說： 若到成形便不同，無論瓦礫金石人物之不同，即人之同類者，亦有不同。
物物一太極也，同一氣也，而有春、夏、秋、冬之異宜。
……觀物有溫、涼、寒、熱之異性，則知人有剛、柔、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