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八章 顧憲成的理學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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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憲成是明末東林學派的主要創始人之一。
黃宗羲在《明儒學案》中，贊揚他們所創建的東林學派是“一堂師友，冷風熱血，洗滌乾坤”（卷五十八《東林學案·序》）。
顧憲成的理學傾向，基本是宗程、朱而诋陸、王。
他标榜氣節，崇尚實學，反對王學末流棄儒入禅、空談心性而不務實學的風氣。
第一節 顧憲成的學術淵源和理學派别 一、顧憲成的生平和學術淵源 顧憲成（公元1550—1612年）字叔時，号泾陽，無錫人，世稱泾陽先生或東林先生。
萬曆八年（公元1580年）進士，授戶部廣東司主事。
與魏懋權（允中）、劉國徵（廷蘭）合稱“三元”，“言時政得失，無所隐蔽”（《明儒學案》卷五十八《東林學案·顧憲成傳》）。
萬曆十五年（公元1587年），他上疏“分别小人，刺及時政”（同上），被貶為湖廣桂陽州判官。
萬曆二十年（公元1592年），擢吏部考功司主事。
後因他在立皇太子和會推閣臣問題上，與神宗及權臣抵牾，于萬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被革職回家。
顧憲成罷歸後，即從事著述，相繼寫了《小心齋劄記》《還經錄》《質疑編》《證性編》《桑梓錄》等。
萬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他又與高攀龍、顧允成、錢一本等重建東林書院，從事講學活動。
他的著作被編為《顧端文公遺書》。
顧憲成青年時，初學于張淇門下，後又師薛應旂（方山）。
據史料記載，張淇年幼曾“師事陽湖邵公，聞陽明緻良知之說”，後又拜薛應旂為師，“學益進，已乃亟稱考亭曰：‘畢竟盤不過此老’”（《泾臯藏稿》卷十六《明故學谕損齋張先生墓志銘》）！稱道朱學。
萬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他聲斥王學末流為“異說橫流”，“其害真酷似夷狄禽獸”（同上）！褒朱學而貶王學的态度十分明顯。
薛應旂從師于王守仁弟子歐陽德，但他卻反對那些把王學引向異端的人，批評這些人是“世之堕于腐俗過于玄虛者”（《方山紀述》卷五《與孔文谷提學》）。
其晚年傾向朱學，重訂宋端儀所撰《考亭淵源錄》二十四卷，并将此書授予顧憲成、允成兄弟，稱贊朱熹之學，謂“洙泗以下，姚江以上，萃于是矣”（《顧端文公年譜》上）。
由此可見，從師承上來說，顧憲成是王門的三傳弟子。
其師張淇和薛應旂雖出入王門，但思想卻已由王學轉向朱學，因此，顧憲成的宗程、朱而斥王學末流的理學傾向，多少與其師承有關。
顧憲成還自稱曾“私淑本庵方先生有年”（《東林書院記》卷十六）。
方學漸是方以智之祖父，雖受學于泰州學派的張甑山、耿楚侗，但已背離王學，“别出一機軸矣”（《明儒學案》卷三十五《泰州學案·方學漸傳》）。
此外，從顧憲成、高攀龍重建東林書院的意圖來看，是想繼承楊時東林書院的傳統，以恢複和發揚程朱理學正宗。
顧憲成在萬曆三十一年（公元1603年）《請複東林書院公啟》中說： 有宋龜山楊先生受業兩程夫子，載道而南，一時學者翕然從之，尊為正宗。
考錫乘先生（即楊龜山）常講學是邑，十有八年，建有東林書院。
歲久旁落為東林庵，而書院廢矣。
距今五百年，俯仰顧盼，莫不喟然歎息。
某等僭不自量，欲相與共圖興複，然念祠堂以崇先哲之懿範，則道脈系焉，書院以廣友朋之麗澤，則學脈系焉，所關重大。
……會庠友馬希尹等會呈上請，乃敢拜首飏言曰：先生（指楊龜山）之道其源遠矣，其流長矣，及門之樂育既多，過化之餘風未泯，而今而往有能紹述遺訓，如當年之在東林，一傳而為喻工部，再傳而為尤文簡，三傳而為李簡肅、蔣忠文，無墜道南之一線者乎，是惟先生之賜。
而今而往，有能冥契心宗如當年之在劍南，一傳而為羅豫章，再傳而為李延平，三傳而為朱考亭，直接周、程之正統者乎，亦惟先生之賜。
其大造于吾錫何如也！台臺為斯文主盟……幸亟允希尹等之請，上之表章正學，煥發幽光……九峰二泉之間，行将坐收濂洛關閩之勝，其大有造于吾錫，又當何如也！（《東林書院志》卷十七） 後來，高攀龍在萬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寫的《東林原志序》中，也同樣強調： 龜山楊先生上承洛統，下開閩傳，其棲止于晉陵梁溪間，浮雲流水之迹耳。
而吾郡至今言學不畔洛閩，不忍曲學阿世，于是見先生之精神大而遠也。
先生于梁溪東林，東林之廢久矣，屢有複者而未竟。
顧泾陽先生始率同志告于當道而一新之，使吾錫之士，進則行其道于天下，退則明其道于此，如行者之有家，耕者之有土也。
（同上卷十六） 可見，顧、高重建東林書院的意圖是十分明确的，即發揚楊時的“上承洛統、下開閩傳”之傳統，“無墜道南之一線”，“直接周程之正統”，使“道脈”“學脈”有所系。
顧憲成、高攀龍之所以提出要維系“道脈”“學脈”，正反映了明朝自正德、嘉靖以來，王守仁心學興起，天下風靡，朱學衰微，程朱理學的傳統發生了危機，所以他們急于要複興朱學，以矯王學之弊。
顧、高重建東林書院以興朱學而斥王學的行動，開啟了由王返朱的思想趨勢。
清朝胡慎《東林書院志序》中論述了這一思想曆程。
他說： 至明弘、正之世，則姚江之學大行，而伊洛之傳幾晦，東林亦廢為丘墟。
至萬曆之季，始有端文顧公、忠憲高子振興東林，修複道南之祀，仿白鹿洞規為講學會，力闡性善之旨，以辟無善無惡之說，海内翕然宗之，伊洛之統複昌明于世。
這一叙述指出了顧憲成的思想淵源于程朱理學。
二、顧憲成的理學派别 至于顧憲成的理學派别，從他對周惇頤、二程、朱熹的贊揚備至的态度，即可明顯看出其理學派别傾向。
他在《小心齋劄記》中說： 孔子表章六經，以推明羲、堯諸大聖之道，而萬世莫能易也。
朱子表章《太極圖》等書，以推明周、程諸大儒之道，而萬世莫能易也。
此之謂命世。
（卷三） 把朱熹看作是繼孔子之後集儒學大成之聖人，在《朱子節要序》中，甚至得出“論造詣，顔、孟猶有歉焉；論血脈，朱子依然孔子也”（《泾臯藏稿》卷六）的結論，足見他對朱子的尊崇。
不僅如此，他對理學的開創者周惇頤很推崇。
他說： 孔孟既沒，吾道不絕如線，至宋而始一光，發脈得一周元公，結局得一朱晦翁。
（《小心齋劄記》卷一） 《太極圖說》，元公之《中庸》也；《通書》，元公之《論語》也。
上下兩千年間，一人而已矣。
（同上） 卓哉其元公乎！吾始以為元公也，而今乃知其宛然一孔子也。
（同上卷三） 可見，顧憲成是把周惇頤的創建理學，看成為孔孟之真傳、儒學之複興，其功績不在孔孟之下。
而程、朱，尤其是朱熹，則被視為周惇頤理學的發揚光大者，其功不在周之下。
因此，高攀龍在顧憲成病逝後，對顧的學術思想所做的結論是：“遠宗孔聖，不參二氏（指佛、道）；近契元公，恪遵洛、閩”（《東林書院志》卷七《顧泾陽行狀》）。
方學漸在他親赴東林書院參觀歸來所寫的《東遊記小引》一文中也說：“東林之學，以朱子為宗”（同上卷十六）。
而并非像有人所說的是“王學的修正派，”朱、王之學的調和折中者。
顧憲成的思想學說，雖然“恪遵洛、閩”，“以朱學為宗”，但不抱門戶之見。
對陸王心學之短長，以至朱熹之不足，他大都能持公允的批評态度。
他雖然推崇朱熹，但并不遮掩朱熹之短。
在他評論朱（熹）、王（陽明）異同時，其态度更是謙遜而平實。
他說： 不肖，下裡之鄙人耳，無所聞知。
少嘗受陽明先生《傳習錄》而悅之。
（《泾臯藏稿》卷四《複方本庵》） 又說： 當士人桎梏于訓诂辭章間，驟而聞良知之說，一時心目俱醒，恍若撥雲霧而見白日，豈不大快。
（《小心齋劄記》卷三） 學宗程、朱的顧憲成，在這裡非但毫不諱言自幼學自王門，而且也很稱道王守仁，并無門戶之見。
更可貴的還在于他從總結理學思想發展的途徑，肯定了理學各派不同意見的短長和應有的地位。
他反對互相排斥，提倡互相尊重、取長補短的見解是可取的。
他反對門戶之見，而從總結學術思想發展史的角度，給予不同理學派别應有的曆史地位，這一做法開啟了後來以黃宗羲、全祖望為代表的《宋元學案》《明儒學案》對宋明理學總結的端緒。
第二節 “理是主宰”的本體論和對《太極圖說》的解說 一、“理是主宰”的本體論 顧憲成尊奉程、朱“性即理”“理為主”的本體論。
他說： 伊川曰：“性即理也”。
此一語極說得直截分明，亘古亘今、颠撲不破，卻亦有個來曆。
《書》雲：“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
”《詩》雲：“天生蒸民，有物有則。
”曰衷曰則，非“理”而何？但不如拈出“理”字，尤覺易曉耳。
朱子嘗言：“自程、張氣質之說出，而後諸子紛紛之論息。
”予以為未也。
别氣質于性則性明，溷氣質于性則性晦，猶在人善看。
惟“性即理也”之說出，而後諸子更無所置其喙耳。
（同上卷十一） 認為理既是宇宙萬物的本源，又是宇宙萬物的規律和法則，“曰衷曰則，非理而何？” 在理與氣的關系上，他認為理在氣先，理是主宰，氣是從屬于理的。
他尊奉程、朱的“性即理”“理為主”的本體論，闡述理與氣的關系。
他雖然認為理不離氣，理氣相依，但強調理是始終處于主宰的地位。
因此，他反對分理氣為二的理氣二元論，也反對混理氣為一的混一論。
二、對周惇頤的《太極圖易說》的解說 顧憲成同朱熹一樣，把“理”也稱作“太極”。
如說“性，太極也”（同上卷四）、“太極，理也”（《證性編·質疑》下）；并且按照朱熹“理生氣”的觀點來解釋周惇頤的《太極圖易說》，同時還借《周易》的傳統觀點予以論證。
他說： 《易》曰：“天地蘊，萬物化醇。
”周子曰：“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複動。
一動一靜，互為其根。
”愚謂知天地之所以生萬物，則知太極之所以生天地。
周子此數語模寫蘊情狀，宛然如畫，真造物傳神乎也。
（同上卷一） 乾之《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
”坤之《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
”《系辭》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又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這是太極兩個大總管，千變萬化，皆由此出。
人心之有知能，亦猶是也。
（同上卷二） 認為太極（理）是産生天地萬物以至人的精神知能的根源，是“超形氣之上”的“形而上者”之“道”的精神本體。
最後他把自己的以“理為主宰”的本體觀歸結為“太極生天生地之本，陰陽生天生地之具”（同上卷十六）。
這個歸結也是從朱熹的所謂“理也
黃宗羲在《明儒學案》中，贊揚他們所創建的東林學派是“一堂師友，冷風熱血，洗滌乾坤”（卷五十八《東林學案·序》）。
顧憲成的理學傾向，基本是宗程、朱而诋陸、王。
他标榜氣節，崇尚實學，反對王學末流棄儒入禅、空談心性而不務實學的風氣。
第一節 顧憲成的學術淵源和理學派别 一、顧憲成的生平和學術淵源 顧憲成（公元1550—1612年）字叔時，号泾陽，無錫人，世稱泾陽先生或東林先生。
萬曆八年（公元1580年）進士，授戶部廣東司主事。
與魏懋權（允中）、劉國徵（廷蘭）合稱“三元”，“言時政得失，無所隐蔽”（《明儒學案》卷五十八《東林學案·顧憲成傳》）。
萬曆十五年（公元1587年），他上疏“分别小人，刺及時政”（同上），被貶為湖廣桂陽州判官。
萬曆二十年（公元1592年），擢吏部考功司主事。
後因他在立皇太子和會推閣臣問題上，與神宗及權臣抵牾，于萬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被革職回家。
顧憲成罷歸後，即從事著述，相繼寫了《小心齋劄記》《還經錄》《質疑編》《證性編》《桑梓錄》等。
萬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他又與高攀龍、顧允成、錢一本等重建東林書院，從事講學活動。
他的著作被編為《顧端文公遺書》。
顧憲成青年時，初學于張淇門下，後又師薛應旂（方山）。
據史料記載，張淇年幼曾“師事陽湖邵公，聞陽明緻良知之說”，後又拜薛應旂為師，“學益進，已乃亟稱考亭曰：‘畢竟盤不過此老’”（《泾臯藏稿》卷十六《明故學谕損齋張先生墓志銘》）！稱道朱學。
萬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他聲斥王學末流為“異說橫流”，“其害真酷似夷狄禽獸”（同上）！褒朱學而貶王學的态度十分明顯。
薛應旂從師于王守仁弟子歐陽德，但他卻反對那些把王學引向異端的人，批評這些人是“世之堕于腐俗過于玄虛者”（《方山紀述》卷五《與孔文谷提學》）。
其晚年傾向朱學，重訂宋端儀所撰《考亭淵源錄》二十四卷，并将此書授予顧憲成、允成兄弟，稱贊朱熹之學，謂“洙泗以下，姚江以上，萃于是矣”（《顧端文公年譜》上）。
由此可見，從師承上來說，顧憲成是王門的三傳弟子。
其師張淇和薛應旂雖出入王門，但思想卻已由王學轉向朱學，因此，顧憲成的宗程、朱而斥王學末流的理學傾向，多少與其師承有關。
顧憲成還自稱曾“私淑本庵方先生有年”（《東林書院記》卷十六）。
方學漸是方以智之祖父，雖受學于泰州學派的張甑山、耿楚侗，但已背離王學，“别出一機軸矣”（《明儒學案》卷三十五《泰州學案·方學漸傳》）。
此外，從顧憲成、高攀龍重建東林書院的意圖來看，是想繼承楊時東林書院的傳統，以恢複和發揚程朱理學正宗。
顧憲成在萬曆三十一年（公元1603年）《請複東林書院公啟》中說： 有宋龜山楊先生受業兩程夫子，載道而南，一時學者翕然從之，尊為正宗。
考錫乘先生（即楊龜山）常講學是邑，十有八年，建有東林書院。
歲久旁落為東林庵，而書院廢矣。
距今五百年，俯仰顧盼，莫不喟然歎息。
某等僭不自量，欲相與共圖興複，然念祠堂以崇先哲之懿範，則道脈系焉，書院以廣友朋之麗澤，則學脈系焉，所關重大。
……會庠友馬希尹等會呈上請，乃敢拜首飏言曰：先生（指楊龜山）之道其源遠矣，其流長矣，及門之樂育既多，過化之餘風未泯，而今而往有能紹述遺訓，如當年之在東林，一傳而為喻工部，再傳而為尤文簡，三傳而為李簡肅、蔣忠文，無墜道南之一線者乎，是惟先生之賜。
而今而往，有能冥契心宗如當年之在劍南，一傳而為羅豫章，再傳而為李延平，三傳而為朱考亭，直接周、程之正統者乎，亦惟先生之賜。
其大造于吾錫何如也！台臺為斯文主盟……幸亟允希尹等之請，上之表章正學，煥發幽光……九峰二泉之間，行将坐收濂洛關閩之勝，其大有造于吾錫，又當何如也！（《東林書院志》卷十七） 後來，高攀龍在萬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寫的《東林原志序》中，也同樣強調： 龜山楊先生上承洛統，下開閩傳，其棲止于晉陵梁溪間，浮雲流水之迹耳。
而吾郡至今言學不畔洛閩，不忍曲學阿世，于是見先生之精神大而遠也。
先生于梁溪東林，東林之廢久矣，屢有複者而未竟。
顧泾陽先生始率同志告于當道而一新之，使吾錫之士，進則行其道于天下，退則明其道于此，如行者之有家，耕者之有土也。
（同上卷十六） 可見，顧、高重建東林書院的意圖是十分明确的，即發揚楊時的“上承洛統、下開閩傳”之傳統，“無墜道南之一線”，“直接周程之正統”，使“道脈”“學脈”有所系。
顧憲成、高攀龍之所以提出要維系“道脈”“學脈”，正反映了明朝自正德、嘉靖以來，王守仁心學興起，天下風靡，朱學衰微，程朱理學的傳統發生了危機，所以他們急于要複興朱學，以矯王學之弊。
顧、高重建東林書院以興朱學而斥王學的行動，開啟了由王返朱的思想趨勢。
清朝胡慎《東林書院志序》中論述了這一思想曆程。
他說： 至明弘、正之世，則姚江之學大行，而伊洛之傳幾晦，東林亦廢為丘墟。
至萬曆之季，始有端文顧公、忠憲高子振興東林，修複道南之祀，仿白鹿洞規為講學會，力闡性善之旨，以辟無善無惡之說，海内翕然宗之，伊洛之統複昌明于世。
這一叙述指出了顧憲成的思想淵源于程朱理學。
二、顧憲成的理學派别 至于顧憲成的理學派别，從他對周惇頤、二程、朱熹的贊揚備至的态度，即可明顯看出其理學派别傾向。
他在《小心齋劄記》中說： 孔子表章六經，以推明羲、堯諸大聖之道，而萬世莫能易也。
朱子表章《太極圖》等書，以推明周、程諸大儒之道，而萬世莫能易也。
此之謂命世。
（卷三） 把朱熹看作是繼孔子之後集儒學大成之聖人，在《朱子節要序》中，甚至得出“論造詣，顔、孟猶有歉焉；論血脈，朱子依然孔子也”（《泾臯藏稿》卷六）的結論，足見他對朱子的尊崇。
不僅如此，他對理學的開創者周惇頤很推崇。
他說： 孔孟既沒，吾道不絕如線，至宋而始一光，發脈得一周元公，結局得一朱晦翁。
（《小心齋劄記》卷一） 《太極圖說》，元公之《中庸》也；《通書》，元公之《論語》也。
上下兩千年間，一人而已矣。
（同上） 卓哉其元公乎！吾始以為元公也，而今乃知其宛然一孔子也。
（同上卷三） 可見，顧憲成是把周惇頤的創建理學，看成為孔孟之真傳、儒學之複興，其功績不在孔孟之下。
而程、朱，尤其是朱熹，則被視為周惇頤理學的發揚光大者，其功不在周之下。
因此，高攀龍在顧憲成病逝後，對顧的學術思想所做的結論是：“遠宗孔聖，不參二氏（指佛、道）；近契元公，恪遵洛、閩”（《東林書院志》卷七《顧泾陽行狀》）。
方學漸在他親赴東林書院參觀歸來所寫的《東遊記小引》一文中也說：“東林之學，以朱子為宗”（同上卷十六）。
而并非像有人所說的是“王學的修正派，”朱、王之學的調和折中者。
顧憲成的思想學說，雖然“恪遵洛、閩”，“以朱學為宗”，但不抱門戶之見。
對陸王心學之短長，以至朱熹之不足，他大都能持公允的批評态度。
他雖然推崇朱熹，但并不遮掩朱熹之短。
在他評論朱（熹）、王（陽明）異同時，其态度更是謙遜而平實。
他說： 不肖，下裡之鄙人耳，無所聞知。
少嘗受陽明先生《傳習錄》而悅之。
（《泾臯藏稿》卷四《複方本庵》） 又說： 當士人桎梏于訓诂辭章間，驟而聞良知之說，一時心目俱醒，恍若撥雲霧而見白日，豈不大快。
（《小心齋劄記》卷三） 學宗程、朱的顧憲成，在這裡非但毫不諱言自幼學自王門，而且也很稱道王守仁，并無門戶之見。
更可貴的還在于他從總結理學思想發展的途徑，肯定了理學各派不同意見的短長和應有的地位。
他反對互相排斥，提倡互相尊重、取長補短的見解是可取的。
他反對門戶之見，而從總結學術思想發展史的角度，給予不同理學派别應有的曆史地位，這一做法開啟了後來以黃宗羲、全祖望為代表的《宋元學案》《明儒學案》對宋明理學總結的端緒。
第二節 “理是主宰”的本體論和對《太極圖說》的解說 一、“理是主宰”的本體論 顧憲成尊奉程、朱“性即理”“理為主”的本體論。
他說： 伊川曰：“性即理也”。
此一語極說得直截分明，亘古亘今、颠撲不破，卻亦有個來曆。
《書》雲：“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
”《詩》雲：“天生蒸民，有物有則。
”曰衷曰則，非“理”而何？但不如拈出“理”字，尤覺易曉耳。
朱子嘗言：“自程、張氣質之說出，而後諸子紛紛之論息。
”予以為未也。
别氣質于性則性明，溷氣質于性則性晦，猶在人善看。
惟“性即理也”之說出，而後諸子更無所置其喙耳。
（同上卷十一） 認為理既是宇宙萬物的本源，又是宇宙萬物的規律和法則，“曰衷曰則，非理而何？” 在理與氣的關系上，他認為理在氣先，理是主宰，氣是從屬于理的。
他尊奉程、朱的“性即理”“理為主”的本體論，闡述理與氣的關系。
他雖然認為理不離氣，理氣相依，但強調理是始終處于主宰的地位。
因此，他反對分理氣為二的理氣二元論，也反對混理氣為一的混一論。
二、對周惇頤的《太極圖易說》的解說 顧憲成同朱熹一樣，把“理”也稱作“太極”。
如說“性，太極也”（同上卷四）、“太極，理也”（《證性編·質疑》下）；并且按照朱熹“理生氣”的觀點來解釋周惇頤的《太極圖易說》，同時還借《周易》的傳統觀點予以論證。
他說： 《易》曰：“天地蘊，萬物化醇。
”周子曰：“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複動。
一動一靜，互為其根。
”愚謂知天地之所以生萬物，則知太極之所以生天地。
周子此數語模寫蘊情狀，宛然如畫，真造物傳神乎也。
（同上卷一） 乾之《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
”坤之《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
”《系辭》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又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這是太極兩個大總管，千變萬化，皆由此出。
人心之有知能，亦猶是也。
（同上卷二） 認為太極（理）是産生天地萬物以至人的精神知能的根源，是“超形氣之上”的“形而上者”之“道”的精神本體。
最後他把自己的以“理為主宰”的本體觀歸結為“太極生天生地之本，陰陽生天生地之具”（同上卷十六）。
這個歸結也是從朱熹的所謂“理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