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 方孝孺、曹端的理學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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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孝孺是宋濂最得意的門生，但與“出入二氏”的宋濂不同，方氏“放言驅斥”二氏。
其理學，劉宗周、黃宗羲許為“程朱複出”，“千秋正學”，是“明之學祖”。
方氏而後，“斯道之絕而複續者”是曹端。
曹端為明初北方大儒，謹守宋學“矩矱”，而開胡居仁、薛瑄之先。
方孝孺與曹端因相“複續”，故置為一章。
第一節 方孝孺的理學和行《周禮》、辟“異端” 方孝孺（公元1357—1402年）字希直，一字希古，号遜志，學者稱“正學先生”。
浙江甯海人，舉洪武進士。
幼受庭訓，得伊洛之學，長為宋濂入室弟子，宋以“孤鳳”相譽，謂“遊吾門者多矣，未有若方生者也”（《遜志齋集》方孝孺《年譜》）。
朱元璋定鼎金陵，方氏應聘為明蜀王世子師，後為建文帝翰林院學士、侍講學士、洪武《實錄》修撰總裁。
不久，燕王朱棣起兵篡位，方氏被執。
在朱棣面前，方孝孺“且哭且罵”，大書“燕賊篡位”，遂被磔死，誅及十族，震動儒林。
至明後期始獲寬宥，追谥文正。
其後史書、稗記，往往表彰方氏敢于“抗萬乘之威”的“節行”而忽略其理學思想。
誠如劉宗周曾說：“考先生在當時，已稱程朱複出，後之人反以一死抹過先生一生苦心”（《明儒學案·師說》）。
故至今對方孝孺的理學思想，尚未做過認真的研究。
雖然李卓吾對方氏學術，曾拍案稱賞，評為“一等偉人”（《李卓吾評方正學》）。
其後劉宗周、黃宗羲亦曾以理學稱許，但均未能觸及其學旨，揭示方氏的理學本質。
因方孝孺獲罪于明成祖，其學亦當在厲禁，故其著作多已散佚。
迨明後期開禁，僅輯得著作二十四卷，名《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今有四部叢刊初編本）。
《明史》《明儒學案》有傳。
今就其心性論與為學方法，以及行周禮與辟佛思想這兩個方面，論述他的理學思想。
一、心性論與學道方法 方孝孺很少談到天道觀。
在他看來，作為道德準則的理是本于天，這是當然的，無須論證，它已載于六經，經過“近世大儒剖析刮磨，具已明白”（《遜志齋集》卷十《答王仲缙五首》）。
認為現在的問題，是如何“尊而行之”，修養成為道德君子。
于是，他提出關于如何學道的問題。
方孝孺同許衡一樣，認為學道要重視小學的功夫。
由小學到大學，以往的理學家也講過，朱熹曾注纂《小學》書，但他們視小學為大學的基礎，而重點還是放在心性修養的大學功夫方面。
方孝孺則認為，小學并非僅僅是教幼童的蒙學之事，而是自少至長，包括成人在内，皆當踐履的功夫。
他在《幼儀雜箴》中，列小學科目為坐、立、行、寝、揖、拜、食、飲、言、動、笑、喜、怒、憂、好、惡、取、與、誦、書二十項。
他說每一項内容，不僅使幼童學到形體外表的“規則”，而且也涉及心性的涵養。
例如，“坐”要“端莊”，是為了培養“堅靜若山”的精神；“立”要“植”，同樹一樣挺直，是為了培養屹然不動的精神；“寝”要“甯心定氣”（李卓吾于此批謂“可當一卷胎息經”），是為了“安養厥德”；“怒”不要遽暴切齒，是為了培養揆道、審慮之心；等等。
這一切都是為了“養其心志”（同上卷一）。
《幼儀雜箴》中這二十項目，幾乎把理學關于心性修養的内容都包括進去，納入灑掃應對、飲食言動的日用常行中。
他認為學道君子，養其心志，體驗天道，而這個道就在日用常行中，無乎不在。
他在《幼儀雜箴》中開宗明義說道： 道之于事無乎不在，古之人自少至長，于其所在皆緻謹焉而不敢忽，故行跪揖拜飲食言動有其則，喜怒好惡憂樂取予有其度，或銘于盤盂，或書于紳笏，所以養其心志，約其形體者至詳密矣。
其進于道也，豈不易哉。
他所說的“道之于事”的“事”，僅是一些坐立揖拜、言動取予的酬酢之事，并不是社會實踐，沒有任何科學意義，最終還是要回到本心體悟的方法中去。
方孝孺所列小學科目的學道方法，是為了培養道德君子的精神，在于“養其心志”，“以端其本”。
他在《送石永常赴河南佥事序》中說：“必也端其本乎，本安在？心是也。
子（石永常）其正乃心，嗜欲無形，好惡不傾，是非鹹得其正，然後可以為正矣”（同上卷十四）。
“本”即心，“端其本”就是正其心；能正心，則嗜欲好惡就可以得其正。
“大本既立”，“何适非宜”（同上卷八《鄭氏四子加冠祝辭》）。
正心，方孝孺又稱為治心。
治心是學道的要旨。
他說：“學道之要，莫切乎治心，而心之官則在于思……人之有身孰能無所思也哉”（同上卷十七《身修思永堂記》）！并稱“先王之為治，自心而身，而推之家、國、天下行也”（同上卷十八《書漢三王策書後》）。
意思是說，修道之要在治心，治心是修、齊、治、平的開始。
心之官能思，而思有正與不正，需要通過日用酬酢謹笃其心，使能思之心歸于正；心能正，則可以體驗天道，使“心通乎天”，故需要治心（同上卷一《毀言箴》）。
可以看出，要獲得天道，是要靠治心的。
方孝孺所謂正心、治心，不過是為了使心清淨，毋為物累，所以治心也可以叫作洗心。
如何治心？《幼儀雜箴》所列二十項科目的日用酬酢，就是治心的具體方法。
對于這種方法，他在《君學》篇裡有概括的說明。
他說：“治心之術有五”，即“持敬”以弭安肆之萌，“寡欲”以遏侈縱之漸，“養慈愛”以充其仁，“伐驕泰”以固其本，“擇賢士”以閑其邪，“王者立然後可以為政”（同上卷三《雜著》）。
通過弭欲、閑邪、充仁、固守，其心也就清靜無欲；誠能如此，其心就可以“靜以緻思”（同上卷七《慎思堂銘》）。
不過，方孝孺在講到靜思時，也還不是絕對的離開動靜、離開事物。
他談到周惇頤“主靜”說時指出： 苟靜而無動，則物而不通矣，欲人在仁義中正主靜，靜應于物耳，非欲人強制其本心如木石然，而不能應物也。
……夫人處乎萬事萬物之間，而欲與之俯仰，裁天下之變，成天下之務，欲其不動不可得也。
（同上卷十一《答林子山》） 因為人本來是處在萬事萬物之間，故靜不能不及于物，不能強制其心如“木石”不動。
正确的态度是心接于物而引動“七情”時，以“寡欲”“克己”，使心主于“仁義中正”而不偏，這叫作“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同上）。
在《省庵記》中，他也談到了這一點。
他說，當人們在言行念慮、事上撫下、交友事神時，就要自問是否違理戾義？所以“凡動乎四體而出乎口者，未嘗不緻吾之省”（同上卷十七），就是說自省不是離物冥悟，空守一個“省”字。
方孝孺這種靜不離動、心不離物的治心方法，有時也從敬義的内外兼進方面論述。
他在《直内齋記》中說：“敬為複善去惡之機，天理之所由存，人欲之所由消也。
故人能一主乎敬，突奧之間，俨乎若上帝之臨；造次之頃，凜乎若珪璧之奉”（同上）。
他認為敬是複善去惡的轉機，看得很重要。
而敬當然是指敬内，涵養其心，但敬内又必須同義外結合起來，即所謂“涵養以敬，以澄其内，制之于義，以應乎外”（同上卷八《鄭氏四子加冠祝辭序》）。
簡單地說，就是“以敬存心、以義制行”（同上卷七《習庵記》）。
方孝孺講的敬内、義外的關系，也确是程、朱講過的。
起初，程頤根據《周易》“敬以直内、義以方外”這句話提出“敬義夾持”的方法。
爾後，朱熹加以發揮。
朱熹發揮敬、義兼進時，其“義”多指“集義”，其意是指在身外的事事物物，格得其理，然後才能敬内，有由外及内的意思。
而方孝孺首先突出敬的重要性，說敬“俨乎若上帝”，“凜乎若珪璧”。
由敬涵養澄心，然後才“制之于義，以應乎外”，這個意思與朱說不盡一緻。
方孝孺是由内及外，即由敬而推之于義。
這反映方孝孺是偏重于内修。
他也盛稱朱學，說“朱子之學，聖賢之學也。
自朱子沒二百年，天下之士未有舍朱子之學而為學者”（同上。
并見卷十四《贈盧信道序》）。
但是，作為朱學重要内容的格物論，在方氏文集中卻沒有得到肯定。
他在《題大學篆書正文後》中，稱朱熹對《大學》的格物補傳是多餘的，認為“緻知格物傳之阙，朱子雖嘗補之，而讀者猶以不見古人全書為憾”（同上卷十八）。
他同意宋、元時期董槐、葉夢得、王柏說的原本《大學》“格物”經傳“未嘗阙”，隻要把經中的“知止而後定”那一段話，與傳的“聽訟，吾猶人也”句合在一起，就是原來“格物”的傳，這樣“更定次序”，就恢複了全書的本來面目，不必另外撰文補傳。
他又說，這種把《大學》原來的經傳“更定次序”，雖然“異于朱子而不乖乎道”（同上卷十八）。
這裡，我們不必去糾纏《大學》原本如何，而要注意的是，方孝孺在談到内外兼修時，實際上不重視外修的格物窮理，這與他談敬義時隻重敬内是一緻的。
由此可見，他在《幼儀雜箴》中講的坐立行揖、飲食言動這些酬酢之事，不過是“甯心定氣”“養其心志”的敬内初步功夫，而與朱熹說的由格物而緻其心知不同。
我們知道，朱熹講的格物，是指就身外的事事物物格得其理，積之既久，然後吾心豁然貫通。
雖然朱熹也講應接酬酢等“居敬”功夫，但不過是作為格物窮理中所持的精神而已，即他說的“敬者所以操之之道也”（《朱子文集》卷四十《答何叔京書》第二十二），或者說敬是“收斂身心”，“收拾自家精神”（《語類》卷十二）。
所以不是通過“居敬”，就可以使心直接體認天
其理學，劉宗周、黃宗羲許為“程朱複出”，“千秋正學”，是“明之學祖”。
方氏而後，“斯道之絕而複續者”是曹端。
曹端為明初北方大儒，謹守宋學“矩矱”，而開胡居仁、薛瑄之先。
方孝孺與曹端因相“複續”，故置為一章。
第一節 方孝孺的理學和行《周禮》、辟“異端” 方孝孺（公元1357—1402年）字希直，一字希古，号遜志，學者稱“正學先生”。
浙江甯海人，舉洪武進士。
幼受庭訓，得伊洛之學，長為宋濂入室弟子，宋以“孤鳳”相譽，謂“遊吾門者多矣，未有若方生者也”（《遜志齋集》方孝孺《年譜》）。
朱元璋定鼎金陵，方氏應聘為明蜀王世子師，後為建文帝翰林院學士、侍講學士、洪武《實錄》修撰總裁。
不久，燕王朱棣起兵篡位，方氏被執。
在朱棣面前，方孝孺“且哭且罵”，大書“燕賊篡位”，遂被磔死，誅及十族，震動儒林。
至明後期始獲寬宥，追谥文正。
其後史書、稗記，往往表彰方氏敢于“抗萬乘之威”的“節行”而忽略其理學思想。
誠如劉宗周曾說：“考先生在當時，已稱程朱複出，後之人反以一死抹過先生一生苦心”（《明儒學案·師說》）。
故至今對方孝孺的理學思想，尚未做過認真的研究。
雖然李卓吾對方氏學術，曾拍案稱賞，評為“一等偉人”（《李卓吾評方正學》）。
其後劉宗周、黃宗羲亦曾以理學稱許，但均未能觸及其學旨，揭示方氏的理學本質。
因方孝孺獲罪于明成祖，其學亦當在厲禁，故其著作多已散佚。
迨明後期開禁，僅輯得著作二十四卷，名《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今有四部叢刊初編本）。
《明史》《明儒學案》有傳。
今就其心性論與為學方法，以及行周禮與辟佛思想這兩個方面，論述他的理學思想。
一、心性論與學道方法 方孝孺很少談到天道觀。
在他看來，作為道德準則的理是本于天，這是當然的，無須論證，它已載于六經，經過“近世大儒剖析刮磨，具已明白”（《遜志齋集》卷十《答王仲缙五首》）。
認為現在的問題，是如何“尊而行之”，修養成為道德君子。
于是，他提出關于如何學道的問題。
方孝孺同許衡一樣，認為學道要重視小學的功夫。
由小學到大學，以往的理學家也講過，朱熹曾注纂《小學》書，但他們視小學為大學的基礎，而重點還是放在心性修養的大學功夫方面。
方孝孺則認為，小學并非僅僅是教幼童的蒙學之事，而是自少至長，包括成人在内，皆當踐履的功夫。
他在《幼儀雜箴》中，列小學科目為坐、立、行、寝、揖、拜、食、飲、言、動、笑、喜、怒、憂、好、惡、取、與、誦、書二十項。
他說每一項内容，不僅使幼童學到形體外表的“規則”，而且也涉及心性的涵養。
例如，“坐”要“端莊”，是為了培養“堅靜若山”的精神；“立”要“植”，同樹一樣挺直，是為了培養屹然不動的精神；“寝”要“甯心定氣”（李卓吾于此批謂“可當一卷胎息經”），是為了“安養厥德”；“怒”不要遽暴切齒，是為了培養揆道、審慮之心；等等。
這一切都是為了“養其心志”（同上卷一）。
《幼儀雜箴》中這二十項目，幾乎把理學關于心性修養的内容都包括進去，納入灑掃應對、飲食言動的日用常行中。
他認為學道君子，養其心志，體驗天道，而這個道就在日用常行中，無乎不在。
他在《幼儀雜箴》中開宗明義說道： 道之于事無乎不在，古之人自少至長，于其所在皆緻謹焉而不敢忽，故行跪揖拜飲食言動有其則，喜怒好惡憂樂取予有其度，或銘于盤盂，或書于紳笏，所以養其心志，約其形體者至詳密矣。
其進于道也，豈不易哉。
他所說的“道之于事”的“事”，僅是一些坐立揖拜、言動取予的酬酢之事，并不是社會實踐，沒有任何科學意義，最終還是要回到本心體悟的方法中去。
方孝孺所列小學科目的學道方法，是為了培養道德君子的精神，在于“養其心志”，“以端其本”。
他在《送石永常赴河南佥事序》中說：“必也端其本乎，本安在？心是也。
子（石永常）其正乃心，嗜欲無形，好惡不傾，是非鹹得其正，然後可以為正矣”（同上卷十四）。
“本”即心，“端其本”就是正其心；能正心，則嗜欲好惡就可以得其正。
“大本既立”，“何适非宜”（同上卷八《鄭氏四子加冠祝辭》）。
正心，方孝孺又稱為治心。
治心是學道的要旨。
他說：“學道之要，莫切乎治心，而心之官則在于思……人之有身孰能無所思也哉”（同上卷十七《身修思永堂記》）！并稱“先王之為治，自心而身，而推之家、國、天下行也”（同上卷十八《書漢三王策書後》）。
意思是說，修道之要在治心，治心是修、齊、治、平的開始。
心之官能思，而思有正與不正，需要通過日用酬酢謹笃其心，使能思之心歸于正；心能正，則可以體驗天道，使“心通乎天”，故需要治心（同上卷一《毀言箴》）。
可以看出，要獲得天道，是要靠治心的。
方孝孺所謂正心、治心，不過是為了使心清淨，毋為物累，所以治心也可以叫作洗心。
如何治心？《幼儀雜箴》所列二十項科目的日用酬酢，就是治心的具體方法。
對于這種方法，他在《君學》篇裡有概括的說明。
他說：“治心之術有五”，即“持敬”以弭安肆之萌，“寡欲”以遏侈縱之漸，“養慈愛”以充其仁，“伐驕泰”以固其本，“擇賢士”以閑其邪，“王者立然後可以為政”（同上卷三《雜著》）。
通過弭欲、閑邪、充仁、固守，其心也就清靜無欲；誠能如此，其心就可以“靜以緻思”（同上卷七《慎思堂銘》）。
不過，方孝孺在講到靜思時，也還不是絕對的離開動靜、離開事物。
他談到周惇頤“主靜”說時指出： 苟靜而無動，則物而不通矣，欲人在仁義中正主靜，靜應于物耳，非欲人強制其本心如木石然，而不能應物也。
……夫人處乎萬事萬物之間，而欲與之俯仰，裁天下之變，成天下之務，欲其不動不可得也。
（同上卷十一《答林子山》） 因為人本來是處在萬事萬物之間，故靜不能不及于物，不能強制其心如“木石”不動。
正确的态度是心接于物而引動“七情”時，以“寡欲”“克己”，使心主于“仁義中正”而不偏，這叫作“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同上）。
在《省庵記》中，他也談到了這一點。
他說，當人們在言行念慮、事上撫下、交友事神時，就要自問是否違理戾義？所以“凡動乎四體而出乎口者，未嘗不緻吾之省”（同上卷十七），就是說自省不是離物冥悟，空守一個“省”字。
方孝孺這種靜不離動、心不離物的治心方法，有時也從敬義的内外兼進方面論述。
他在《直内齋記》中說：“敬為複善去惡之機，天理之所由存，人欲之所由消也。
故人能一主乎敬，突奧之間，俨乎若上帝之臨；造次之頃，凜乎若珪璧之奉”（同上）。
他認為敬是複善去惡的轉機，看得很重要。
而敬當然是指敬内，涵養其心，但敬内又必須同義外結合起來，即所謂“涵養以敬，以澄其内，制之于義，以應乎外”（同上卷八《鄭氏四子加冠祝辭序》）。
簡單地說，就是“以敬存心、以義制行”（同上卷七《習庵記》）。
方孝孺講的敬内、義外的關系，也确是程、朱講過的。
起初，程頤根據《周易》“敬以直内、義以方外”這句話提出“敬義夾持”的方法。
爾後，朱熹加以發揮。
朱熹發揮敬、義兼進時，其“義”多指“集義”，其意是指在身外的事事物物，格得其理，然後才能敬内，有由外及内的意思。
而方孝孺首先突出敬的重要性，說敬“俨乎若上帝”，“凜乎若珪璧”。
由敬涵養澄心，然後才“制之于義，以應乎外”，這個意思與朱說不盡一緻。
方孝孺是由内及外，即由敬而推之于義。
這反映方孝孺是偏重于内修。
他也盛稱朱學，說“朱子之學，聖賢之學也。
自朱子沒二百年，天下之士未有舍朱子之學而為學者”（同上。
并見卷十四《贈盧信道序》）。
但是，作為朱學重要内容的格物論，在方氏文集中卻沒有得到肯定。
他在《題大學篆書正文後》中，稱朱熹對《大學》的格物補傳是多餘的，認為“緻知格物傳之阙，朱子雖嘗補之，而讀者猶以不見古人全書為憾”（同上卷十八）。
他同意宋、元時期董槐、葉夢得、王柏說的原本《大學》“格物”經傳“未嘗阙”，隻要把經中的“知止而後定”那一段話，與傳的“聽訟，吾猶人也”句合在一起，就是原來“格物”的傳，這樣“更定次序”，就恢複了全書的本來面目，不必另外撰文補傳。
他又說，這種把《大學》原來的經傳“更定次序”，雖然“異于朱子而不乖乎道”（同上卷十八）。
這裡，我們不必去糾纏《大學》原本如何，而要注意的是，方孝孺在談到内外兼修時，實際上不重視外修的格物窮理，這與他談敬義時隻重敬内是一緻的。
由此可見，他在《幼儀雜箴》中講的坐立行揖、飲食言動這些酬酢之事，不過是“甯心定氣”“養其心志”的敬内初步功夫，而與朱熹說的由格物而緻其心知不同。
我們知道，朱熹講的格物，是指就身外的事事物物格得其理，積之既久，然後吾心豁然貫通。
雖然朱熹也講應接酬酢等“居敬”功夫，但不過是作為格物窮理中所持的精神而已，即他說的“敬者所以操之之道也”（《朱子文集》卷四十《答何叔京書》第二十二），或者說敬是“收斂身心”，“收拾自家精神”（《語類》卷十二）。
所以不是通過“居敬”，就可以使心直接體認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