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理學開山周惇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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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極之真”，仿佛是動力，促使陰陽二氣與五行的“精”發生巧妙的凝合，于是形成天地間的男女、牝牡、雌雄。
由于陰陽二氣的“交感”，化生了天地間的萬物。
為什麼要說“五行各一性”呢？因為水、火、木、金、土的各自的素質或特性，是規定着萬物的性質的。
對這個問題，周惇頤說的比較簡約，後來朱熹有許多發揮。
周惇頤的這套萬物化生論，好像有點唯物主義的味道，實質卻是唯心主義的雜湊。
周惇頤的萬物化生論，朱熹解釋為無種而氣蒸，出于自然變化。
朱熹說：“天地之初，如何讨個種？自是氣蒸結成兩個人，後方生許多物事。
所以先說‘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後方說‘化生萬物’。
若當初無那個兩個人，如今如何有許多人。
那兩個人，便似而今人身上虱，自然變化出來”（《周子全書》卷一）。
那最初的兩個人，不是女娲氏抟土做成的，而是虱子那樣從氣蒸出來的。
理學家的萬物化生論，如是而已。
《太極圖·易說》的人性論是聖人主靜論。
在變化無窮的萬物之中，人得天地之“秀”而為萬物之靈。
有了形，就有神，五行之性感于外物而動，呈現出善與惡，遂形成錯綜紛雜的萬事。
這是理學家道德論的最早表述。
在錯綜紛雜的萬事之中，有善又有惡，聖人定出中正仁義的規範，歸宿于“靜”（主靜）。
這樣，樹立了人的最高标準——聖人。
這樣的聖人符合《易》道，即“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兇，”即與天地的大德、日月的光明、四時的運行之序、鬼神的作吉作兇等最高法則相符合。
把道德律與自然律相結合，本來是可貴的思想，但是周惇頤卻歸宿于不合自然律的形而上的“靜”，提出了修養工夫的“主靜”說，而且明白主張“無欲故靜”，為理學家的禁欲一類教條的流行開辟了蹊徑。
《太極圖·易說》用《說卦》的一段話和《系辭上》的一段話作結，提到天道、地道、人道，提到死生，概括了上文宇宙生成論、萬物化生論、人性論三個方面，但是其真實的命意十分模糊。
周惇頤的《太極圖·易說》建立了一個體系。
這個體系，來自道教。
請看《上方大洞真元妙經圖》裡的《太極先天之圖》的說明： 粵有太易之神，太始之氣，太初之精，太素之形，太極之道，無古無今，無始無終也。
（請注意神、氣、精、形，都被《太極圖·易說》襲用了，轉而為神發知矣的神，二氣交惑的氣，二五之精的精，形既生矣的形。
）“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兇，吉兇生大業”（按這幾句是引的《系辭上》的原文）。
言萬物皆有太極、兩儀、四象之象。
四象、八卦具而未動，謂之太極（請注意太極未動的提法）。
太極也者，天地之大本耶？天地分太極，萬物分天地，人資天地真元一氣之中以生成長養。
觀乎人，則天地之體見矣。
是故師言：氣極則變，既變則通。
通猶道邪？況“反者道之動”（請注意變、動等範疇）？蓋“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按這幾句是引的《老子》原文）。
母者道耶？至矣哉，道之大也，無以尚矣！…… 周惇頤的《太極圖·易說》就是從這段文字脫化來的。
兩者都論述了宇宙、萬物和人類的來源，歸結為太極乃“天地之大本”。
所不同的是周惇頤在“太極”之上又加了“無極”，一開頭就說“自無極而為太極”而已。
第三節 《易通》以“誠”為中心的理學思想體系 一、《易通》考辨 周惇頤的《易通》，祁寬雲：得之于高元舉，後得之于朱子發。
高與朱則由程門侯師聖所傳。
以後，祁寬又得尹和靖所藏本，亦雲出于程門。
祁寬是和靖的弟子，其言可信。
以後祁寬蔔居九江，又得舊本于周惇頤家，比前所見，無《太極圖》。
或雲，圖乃手授二程，故程本附之卷末。
照祁寬的以上叙述，《易通》有兩個來源：一是周惇頤家舊藏本，無《太極圖》；一是程門所傳本，卷末附《太極圖》。
這兩個來源，内容相同，祁寬“校正舛錯三十六字，疑則阙之”。
其不同處隻在附不附《太極圖》而已。
南宋高宗紹興十四年（公元1144年）春，祁寬在《易通》後面寫了跋文。
這當是《易通》最早的傳本。
紹興十四年上距朱震進《太極圖》晚十年。
周惇頤的主要著作《太極圖·易說》與《易通》先後行世了。
九江周惇頤家舊本，按潘興嗣所作墓志銘，應名《易通》。
而祁寬所跋，則稱為《通書》，可見《通書》是程門傳本所用的名稱。
這個傳本，卷末有《太極圖》，故朱熹說，傳世諸本，《太極圖》“皆附于《通書》之後，讀者遂誤以為書之卒章”（《晦庵先生文集》卷七十五《周子太極通書後序》）。
南宋時，《易通》有好多種刻本。
朱熹于孝宗乾道己醜（公元1169年），編定《易通》雲：“右周子之書一編，今舂陵、零陵、九江皆有本，而互有同異。
長沙本最後出，乃熹所編定，視他本最詳密矣”（同上）。
觀此，可知《易通》有舂陵本、零陵本、九江本，又有長沙本。
以後有建安本。
朱熹後假守南康，于孝宗淳熙己亥（公元1179年）再加編定，得臨汀楊方本以校，寫了校記，作了《再定太極通書後序》，刻于南康學宮。
這是南康本。
朱熹在《後序》裡說：《易通》刊本，“乃因胡氏所定，章次先後，辄頗有所移易，又刊去章目，而别以‘周子曰’加之。
皆非先生之舊。
”胡氏是胡宏。
據此，胡宏所定的本子，沒有章名，每章另加“周子曰”三字；同時，章次先後也做了移易，與周惇頤的舊本不同。
以後建安刊本，“特據潘志，置圖篇端，而《書》（通書）之次序名章亦複其舊”（《晦庵先生文集》卷七十六《再定太極通書後序》）。
這個南康再定本，就是周惇頤《太極圖》《通書》的後世傳本，篇首是《太極圖并說》，然後是《通書》，再後是遺文、遺事、事狀，但沒有詩。
當尚非全本。
潘興嗣所作墓志銘，稱周惇頤“善談名理，尤深于易學，作《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
把《太極圖·易說》《易通》，與《易》學緊緊地聯系起來，意味着這兩部著作，正是周惇頤的易學著作。
從易學著作的意義上來理解《易通》，才能對它做出确切的分析。
這也就可知，程門把它稱作《通書》，是與這部書的性質不貼切的，顯然不符合于潘志。
後世沿程朱之舊，稱之為《通書》，是不妥當的，應該恢複《易通》的原名。
查考《易通》全書四十章，提到的《易》卦名有乾、損、益、家人、睽、複、無妄、訟、噬嗑、蒙、艮等，引用《易》義涉及的有豫、旅。
引用《易》文有：“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利貞”；“動靜”；“無為”，“無思”（《系辭上》：“易，無思也，無為也”）；“幾”；“神”；“精”；“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剛柔”；“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知幾其神乎”；“賢才輔”（本于《乾》上九：“賢人在下位而無輔”而變其說）；“君子進德修業”；“厥彰厥微”（本于《系辭下》：“君子知微知彰”）；“化生萬物”；“父兄臨之，師保勉之”（本于“無有師保，如臨父母”）；“君子乾乾不息”（本于“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懲忿窒欲，遷善改過”；“吉兇悔吝生乎動”；“二女同居而志不行”；“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拟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拟議以成其變化”；“利見大人，以剛得中”；“利用獄，以動而明”；“主刑者……任用可不慎乎”（本于“君子以明慎用刑”）；“童蒙求我”；“再三則渎，渎則不告”；“山下出泉”；“時中”；“艮其背”；等等。
至于整篇之中，貫串《易》義，更是十分明顯。
第一章結尾說道：“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第三十章《精蘊》，用整章的篇幅專門談論《易》，說道：“聖人之精，畫卦以示。
聖人之蘊，因卦以發。
卦不畫，聖人之精不可得而見。
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聞。
《易》，何止五經之原，其天地鬼神之奧乎！”所以書名《易通》，是十分恰當的，正是表現了周惇頤“深于易學”的學術素養。
但是，也還應該看到，《易通》不是一部單純的易學著作，它滲透了思孟學派關于“誠”的說教。
它開宗明義第一章，講的是“誠”，第二章講的也還是“誠”，第三章講的是“誠、幾、德”，第四章講到“誠、神、幾曰聖人”。
此外，第九章、第三十一章、第三十二章、第三十五章，分别講到“幾動于此，誠動于彼”，“君子乾乾不息于誠”，“心誠”，“誠心”，“無妄則誠”，“至誠則動”等。
可見，“誠”是《易通》的主要思想。
“誠”，源于《孟子》，特别是源于《中庸》。
因此，《易通》又是易學與思孟學派唯心主義的結合。
《易通》還涉及《論語》《春秋》《大學》《樂記》的一些說教，推尊孔子與顔淵。
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因為與以後理學家經常讨論的問題相關聯。
例如《易通》提到的“志伊尹之所志，學顔子之所學”，就是理學家所反複讨論的一個問題。
《易通》四十章，共二千六百〇一字，平均每章六十五字。
最短的有兩章，各為二十二字。
還有一章二十三字，一章二十四字。
最長的一章一百八十九字。
可見《易通》四十章，各章都是寫得十分簡約的。
文字風格，摹拟《論語》。
《易通》不是一部結構嚴整的著作。
朱熹認為，胡宏定《易通》，“章次先後，辄頗有所移易”，非周惇頤原本之舊。
他因而恢複了原本章次之舊。
但是，今日考察通行的《易通》，其章次也頗有不可理解的，例如第十三章《禮樂》，第十七章、第十八章、第十九章《樂上》《樂中》《樂下》，這四章應該緊相銜接。
但是《禮樂》章後，卻插入不相幹的《務實》《愛敬》《動靜》等章，把《禮樂》與《樂》隔斷了。
又如第三十章《精蘊》，褒贊大《易》，應該是全書的總結，卻沒有排列在書的最後。
這些，反映了《易通》結構并不謹嚴。
盡管如此，《易通》全書，還是展示了周惇頤理學思想的體系。
朱熹在《周子通書後記》裡說： （《易通》）大抵推一理、二氣、五行之分合，以紀綱道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辭、利祿之取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
至論所以入德之方，經世之具，又皆親切簡要，不為空言。
顧其宏綱大用，既非秦漢以來諸儒所及；而其條理之密，意味之深，又非今世學者所能驟而窺也。
（《晦庵先生文集》卷八十一） 朱熹的這篇《後記》作于孝宗淳熙十四年丁未（公元1187年），完成了《易通》的注釋之際，上距始讀《易通》三十六年。
朱熹于此，發了甚深的感慨。
他說：“比年以來，潛玩既久，乃若粗有得焉。
”“顧自始讀以至于今，歲月幾何，倏焉三紀。
慨前哲之益遠，懼妙旨之無傳，竊不自量，辄為注釋。
雖知凡近，不足以發夫子之精蘊，然創通大義，以俟後之君子，則萬一其庶幾焉。
”朱熹對《易通》的褒贊，未免溢美。
但是他認為《易通》從理、氣、五行的分合上，論述了道體的精蘊；從道義、文辭、利祿的取舍上，激勵了俗學的卑陋；又論述了入德之方、經世之具。
就是說，《易通》論述了宇宙論、道德論、學術論、政治論等幾個方面，具有比較完整的體系。
這樣的分析是在深入“潛玩”多年之後得出的，不是泛泛之言，值得重視。
二、《易通》的宇宙論、性論、道德論和政治論 下文具體分析《易通》所反映的周惇頤的理學思想體系。
首先，是周惇頤的宇宙論。
《易通》第一章、第十一章、第十六章、第二十二章、第三十五章，都論述了有關宇宙論的問題。
誠者，聖人之本。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
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複。
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誠上》第一） 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
生，仁也；成，義也。
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
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修而萬民化。
大順大化，不見其迹，莫知其然之謂神。
（《順化》第十一）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物則不通，神妙萬物。
水陰，根陽；火陽，根陰。
五行，陰陽；陰陽，太極。
四時運行，萬物終始，混兮辟兮，其無窮兮。
（《動靜》第十六） ……二氣五行，化生萬物。
五殊二實，二本則一。
是萬為一，一實萬分。
萬一各正，小大有定。
（《理性命》第二十二） 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
故曰：拟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拟議以成其變化。
（《拟議》第三十五） 《易通》的這些論述，結合《易通》其他有關章的論述，周惇頤的宇宙論有如下幾個特點： （一）萬物的根源是陰陽二氣與水火木金土五行。
萬物是從二氣五行化生出來的。
所以說，“二氣五行，化生萬物。
”這個說法與《太極圖·易說》一緻。
（二）五行等于陰陽，陰陽等于太極。
這就是所謂“五行，陰陽；陰陽，太極”，也就是《太極圖·易說》所謂“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
四時的運行，萬物的終始變化，無窮無盡的混（收斂）辟（發舒）運動，都從陰陽太極産生。
（三）陽的作用是生萬物，陰的作用是成萬物。
天道運行，萬物生成，這叫作“大順”。
大順，無形迹可見（無迹可見），無原因可尋（莫知其然），所以叫作“神”。
這個“神”，也叫作“道”，所以說，“一陰一陽之謂‘道’”。
這個“神”，這個“道”，到程、朱就發展為“理”或“天理”。
（四）“陽生萬物”，就是乾生萬物，就是“大哉乾元，萬物資始”。
問題還不止此，不止乾生萬物的一面，還有“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的一面，就是萬物各自的性命，是從乾道的變化中形成的。
所以說：“是萬為一，一實萬分。
萬一各正，小大有定。
”萬物之所資以為始，性命之各具以為正，一與萬的關系，這些，到程、朱就發展而為“萬物統體一乾元，物物各具一太極”，發展而為“一本萬殊，萬
由于陰陽二氣的“交感”，化生了天地間的萬物。
為什麼要說“五行各一性”呢？因為水、火、木、金、土的各自的素質或特性，是規定着萬物的性質的。
對這個問題，周惇頤說的比較簡約，後來朱熹有許多發揮。
周惇頤的這套萬物化生論，好像有點唯物主義的味道，實質卻是唯心主義的雜湊。
周惇頤的萬物化生論，朱熹解釋為無種而氣蒸，出于自然變化。
朱熹說：“天地之初，如何讨個種？自是氣蒸結成兩個人，後方生許多物事。
所以先說‘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後方說‘化生萬物’。
若當初無那個兩個人，如今如何有許多人。
那兩個人，便似而今人身上虱，自然變化出來”（《周子全書》卷一）。
那最初的兩個人，不是女娲氏抟土做成的，而是虱子那樣從氣蒸出來的。
理學家的萬物化生論，如是而已。
《太極圖·易說》的人性論是聖人主靜論。
在變化無窮的萬物之中，人得天地之“秀”而為萬物之靈。
有了形，就有神，五行之性感于外物而動，呈現出善與惡，遂形成錯綜紛雜的萬事。
這是理學家道德論的最早表述。
在錯綜紛雜的萬事之中，有善又有惡，聖人定出中正仁義的規範，歸宿于“靜”（主靜）。
這樣，樹立了人的最高标準——聖人。
這樣的聖人符合《易》道，即“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兇，”即與天地的大德、日月的光明、四時的運行之序、鬼神的作吉作兇等最高法則相符合。
把道德律與自然律相結合，本來是可貴的思想，但是周惇頤卻歸宿于不合自然律的形而上的“靜”，提出了修養工夫的“主靜”說，而且明白主張“無欲故靜”，為理學家的禁欲一類教條的流行開辟了蹊徑。
《太極圖·易說》用《說卦》的一段話和《系辭上》的一段話作結，提到天道、地道、人道，提到死生，概括了上文宇宙生成論、萬物化生論、人性論三個方面，但是其真實的命意十分模糊。
周惇頤的《太極圖·易說》建立了一個體系。
這個體系，來自道教。
請看《上方大洞真元妙經圖》裡的《太極先天之圖》的說明： 粵有太易之神，太始之氣，太初之精，太素之形，太極之道，無古無今，無始無終也。
（請注意神、氣、精、形，都被《太極圖·易說》襲用了，轉而為神發知矣的神，二氣交惑的氣，二五之精的精，形既生矣的形。
）“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兇，吉兇生大業”（按這幾句是引的《系辭上》的原文）。
言萬物皆有太極、兩儀、四象之象。
四象、八卦具而未動，謂之太極（請注意太極未動的提法）。
太極也者，天地之大本耶？天地分太極，萬物分天地，人資天地真元一氣之中以生成長養。
觀乎人，則天地之體見矣。
是故師言：氣極則變，既變則通。
通猶道邪？況“反者道之動”（請注意變、動等範疇）？蓋“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按這幾句是引的《老子》原文）。
母者道耶？至矣哉，道之大也，無以尚矣！…… 周惇頤的《太極圖·易說》就是從這段文字脫化來的。
兩者都論述了宇宙、萬物和人類的來源，歸結為太極乃“天地之大本”。
所不同的是周惇頤在“太極”之上又加了“無極”，一開頭就說“自無極而為太極”而已。
第三節 《易通》以“誠”為中心的理學思想體系 一、《易通》考辨 周惇頤的《易通》，祁寬雲：得之于高元舉，後得之于朱子發。
高與朱則由程門侯師聖所傳。
以後，祁寬又得尹和靖所藏本，亦雲出于程門。
祁寬是和靖的弟子，其言可信。
以後祁寬蔔居九江，又得舊本于周惇頤家，比前所見，無《太極圖》。
或雲，圖乃手授二程，故程本附之卷末。
照祁寬的以上叙述，《易通》有兩個來源：一是周惇頤家舊藏本，無《太極圖》；一是程門所傳本，卷末附《太極圖》。
這兩個來源，内容相同，祁寬“校正舛錯三十六字，疑則阙之”。
其不同處隻在附不附《太極圖》而已。
南宋高宗紹興十四年（公元1144年）春，祁寬在《易通》後面寫了跋文。
這當是《易通》最早的傳本。
紹興十四年上距朱震進《太極圖》晚十年。
周惇頤的主要著作《太極圖·易說》與《易通》先後行世了。
九江周惇頤家舊本，按潘興嗣所作墓志銘，應名《易通》。
而祁寬所跋，則稱為《通書》，可見《通書》是程門傳本所用的名稱。
這個傳本，卷末有《太極圖》，故朱熹說，傳世諸本，《太極圖》“皆附于《通書》之後，讀者遂誤以為書之卒章”（《晦庵先生文集》卷七十五《周子太極通書後序》）。
南宋時，《易通》有好多種刻本。
朱熹于孝宗乾道己醜（公元1169年），編定《易通》雲：“右周子之書一編，今舂陵、零陵、九江皆有本，而互有同異。
長沙本最後出，乃熹所編定，視他本最詳密矣”（同上）。
觀此，可知《易通》有舂陵本、零陵本、九江本，又有長沙本。
以後有建安本。
朱熹後假守南康，于孝宗淳熙己亥（公元1179年）再加編定，得臨汀楊方本以校，寫了校記，作了《再定太極通書後序》，刻于南康學宮。
這是南康本。
朱熹在《後序》裡說：《易通》刊本，“乃因胡氏所定，章次先後，辄頗有所移易，又刊去章目，而别以‘周子曰’加之。
皆非先生之舊。
”胡氏是胡宏。
據此，胡宏所定的本子，沒有章名，每章另加“周子曰”三字；同時，章次先後也做了移易，與周惇頤的舊本不同。
以後建安刊本，“特據潘志，置圖篇端，而《書》（通書）之次序名章亦複其舊”（《晦庵先生文集》卷七十六《再定太極通書後序》）。
這個南康再定本，就是周惇頤《太極圖》《通書》的後世傳本，篇首是《太極圖并說》，然後是《通書》，再後是遺文、遺事、事狀，但沒有詩。
當尚非全本。
潘興嗣所作墓志銘，稱周惇頤“善談名理，尤深于易學，作《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
把《太極圖·易說》《易通》，與《易》學緊緊地聯系起來，意味着這兩部著作，正是周惇頤的易學著作。
從易學著作的意義上來理解《易通》，才能對它做出确切的分析。
這也就可知，程門把它稱作《通書》，是與這部書的性質不貼切的，顯然不符合于潘志。
後世沿程朱之舊，稱之為《通書》，是不妥當的，應該恢複《易通》的原名。
查考《易通》全書四十章，提到的《易》卦名有乾、損、益、家人、睽、複、無妄、訟、噬嗑、蒙、艮等，引用《易》義涉及的有豫、旅。
引用《易》文有：“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利貞”；“動靜”；“無為”，“無思”（《系辭上》：“易，無思也，無為也”）；“幾”；“神”；“精”；“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剛柔”；“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知幾其神乎”；“賢才輔”（本于《乾》上九：“賢人在下位而無輔”而變其說）；“君子進德修業”；“厥彰厥微”（本于《系辭下》：“君子知微知彰”）；“化生萬物”；“父兄臨之，師保勉之”（本于“無有師保，如臨父母”）；“君子乾乾不息”（本于“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懲忿窒欲，遷善改過”；“吉兇悔吝生乎動”；“二女同居而志不行”；“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拟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拟議以成其變化”；“利見大人，以剛得中”；“利用獄，以動而明”；“主刑者……任用可不慎乎”（本于“君子以明慎用刑”）；“童蒙求我”；“再三則渎，渎則不告”；“山下出泉”；“時中”；“艮其背”；等等。
至于整篇之中，貫串《易》義，更是十分明顯。
第一章結尾說道：“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第三十章《精蘊》，用整章的篇幅專門談論《易》，說道：“聖人之精，畫卦以示。
聖人之蘊，因卦以發。
卦不畫，聖人之精不可得而見。
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聞。
《易》，何止五經之原，其天地鬼神之奧乎！”所以書名《易通》，是十分恰當的，正是表現了周惇頤“深于易學”的學術素養。
但是，也還應該看到，《易通》不是一部單純的易學著作，它滲透了思孟學派關于“誠”的說教。
它開宗明義第一章，講的是“誠”，第二章講的也還是“誠”，第三章講的是“誠、幾、德”，第四章講到“誠、神、幾曰聖人”。
此外，第九章、第三十一章、第三十二章、第三十五章，分别講到“幾動于此，誠動于彼”，“君子乾乾不息于誠”，“心誠”，“誠心”，“無妄則誠”，“至誠則動”等。
可見，“誠”是《易通》的主要思想。
“誠”，源于《孟子》，特别是源于《中庸》。
因此，《易通》又是易學與思孟學派唯心主義的結合。
《易通》還涉及《論語》《春秋》《大學》《樂記》的一些說教，推尊孔子與顔淵。
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因為與以後理學家經常讨論的問題相關聯。
例如《易通》提到的“志伊尹之所志，學顔子之所學”，就是理學家所反複讨論的一個問題。
《易通》四十章，共二千六百〇一字，平均每章六十五字。
最短的有兩章，各為二十二字。
還有一章二十三字，一章二十四字。
最長的一章一百八十九字。
可見《易通》四十章，各章都是寫得十分簡約的。
文字風格，摹拟《論語》。
《易通》不是一部結構嚴整的著作。
朱熹認為，胡宏定《易通》，“章次先後，辄頗有所移易”，非周惇頤原本之舊。
他因而恢複了原本章次之舊。
但是，今日考察通行的《易通》，其章次也頗有不可理解的，例如第十三章《禮樂》，第十七章、第十八章、第十九章《樂上》《樂中》《樂下》，這四章應該緊相銜接。
但是《禮樂》章後，卻插入不相幹的《務實》《愛敬》《動靜》等章，把《禮樂》與《樂》隔斷了。
又如第三十章《精蘊》，褒贊大《易》，應該是全書的總結，卻沒有排列在書的最後。
這些，反映了《易通》結構并不謹嚴。
盡管如此，《易通》全書，還是展示了周惇頤理學思想的體系。
朱熹在《周子通書後記》裡說： （《易通》）大抵推一理、二氣、五行之分合，以紀綱道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辭、利祿之取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
至論所以入德之方，經世之具，又皆親切簡要，不為空言。
顧其宏綱大用，既非秦漢以來諸儒所及；而其條理之密，意味之深，又非今世學者所能驟而窺也。
（《晦庵先生文集》卷八十一） 朱熹的這篇《後記》作于孝宗淳熙十四年丁未（公元1187年），完成了《易通》的注釋之際，上距始讀《易通》三十六年。
朱熹于此，發了甚深的感慨。
他說：“比年以來，潛玩既久，乃若粗有得焉。
”“顧自始讀以至于今，歲月幾何，倏焉三紀。
慨前哲之益遠，懼妙旨之無傳，竊不自量，辄為注釋。
雖知凡近，不足以發夫子之精蘊，然創通大義，以俟後之君子，則萬一其庶幾焉。
”朱熹對《易通》的褒贊，未免溢美。
但是他認為《易通》從理、氣、五行的分合上，論述了道體的精蘊；從道義、文辭、利祿的取舍上，激勵了俗學的卑陋；又論述了入德之方、經世之具。
就是說，《易通》論述了宇宙論、道德論、學術論、政治論等幾個方面，具有比較完整的體系。
這樣的分析是在深入“潛玩”多年之後得出的，不是泛泛之言，值得重視。
二、《易通》的宇宙論、性論、道德論和政治論 下文具體分析《易通》所反映的周惇頤的理學思想體系。
首先，是周惇頤的宇宙論。
《易通》第一章、第十一章、第十六章、第二十二章、第三十五章，都論述了有關宇宙論的問題。
誠者，聖人之本。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
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複。
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誠上》第一） 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
生，仁也；成，義也。
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
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修而萬民化。
大順大化，不見其迹，莫知其然之謂神。
（《順化》第十一）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物則不通，神妙萬物。
水陰，根陽；火陽，根陰。
五行，陰陽；陰陽，太極。
四時運行，萬物終始，混兮辟兮，其無窮兮。
（《動靜》第十六） ……二氣五行，化生萬物。
五殊二實，二本則一。
是萬為一，一實萬分。
萬一各正，小大有定。
（《理性命》第二十二） 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
故曰：拟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拟議以成其變化。
（《拟議》第三十五） 《易通》的這些論述，結合《易通》其他有關章的論述，周惇頤的宇宙論有如下幾個特點： （一）萬物的根源是陰陽二氣與水火木金土五行。
萬物是從二氣五行化生出來的。
所以說，“二氣五行，化生萬物。
”這個說法與《太極圖·易說》一緻。
（二）五行等于陰陽，陰陽等于太極。
這就是所謂“五行，陰陽；陰陽，太極”，也就是《太極圖·易說》所謂“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
四時的運行，萬物的終始變化，無窮無盡的混（收斂）辟（發舒）運動，都從陰陽太極産生。
（三）陽的作用是生萬物，陰的作用是成萬物。
天道運行，萬物生成，這叫作“大順”。
大順，無形迹可見（無迹可見），無原因可尋（莫知其然），所以叫作“神”。
這個“神”，也叫作“道”，所以說，“一陰一陽之謂‘道’”。
這個“神”，這個“道”，到程、朱就發展為“理”或“天理”。
（四）“陽生萬物”，就是乾生萬物，就是“大哉乾元，萬物資始”。
問題還不止此，不止乾生萬物的一面，還有“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的一面，就是萬物各自的性命，是從乾道的變化中形成的。
所以說：“是萬為一，一實萬分。
萬一各正，小大有定。
”萬物之所資以為始，性命之各具以為正，一與萬的關系，這些，到程、朱就發展而為“萬物統體一乾元，物物各具一太極”，發展而為“一本萬殊，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