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隋唐之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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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
’故迦葉為禅宗第一祖。
”“二十八祖菩提達摩尊者，為中華初祖。
尊者本南天竺國香至王第三子，得法于般若多羅尊者。
承師遺命，泛海達廣州，在梁普通元年。
廣州刺史蕭昂館之，表聞于朝，武帝迎至金陵。
尊者知機不契，遂渡江屆洛陽，止于嵩山少林寺。
而壁坐九年，人莫能測，終為東土禅宗之初祖。
”“二祖慧可，武牢姬氏子，參初祖于少林，勤懇備至，後付袈裟，以表傳法，并為說偈。
又付《楞伽》四卷，令諸衆生開示悟入。
”“三祖僧燦，住舒州皖公山，往來于太湖縣司空山，作《信心銘》六百言，流傳于世。
”“四祖名道信，蕲州人，姓司馬氏。
三祖付以衣法，後住蕲春破頭山。
”“五祖名宏忍，黃梅人，前生為破頭山栽松道者，再來為浣衣女子棄子。
四祖識其法器，令出家，付以衣法，住破頭山。
後遷黃梅東山，宗風大振。
”“六祖名慧能，姓盧，嶺南新州人。
家貧，鬻薪供母。
聞人誦《金剛經》，問所由來，遂往黃梅參五祖。
祖令入碓坊舂米，人稱盧行者。
經八月，述一偈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五祖即付囑心傳，并授袈裟，且曰：‘衣至汝身，不複傳。
’六祖至嶺南，經十五載，一日至廣州法性寺升座說法，聞者傾心。
别傳之道，由此大行。
” 南嶽、青原分開五派。
今之佛寺禅宗，皆傳自唐者也。
《釋氏稽古略》（釋覺岸）：“六祖弟子最著者，衡州懷讓、吉州行思，是為南嶽、青原二宗。
唐末，南嶽複分為沩仰[3]、臨濟[4]二派，青原又分為曹洞[5]、雲門[6]、法眼[7]三派。
” 有唐一代，自詩文書畫而外，其宗派林立超轶前世者，殆無過于宗教哲學矣。
唐之佛教寺廟，掌于禮部。
據《唐六典》，開元中，天下寺總五千三百五十八所。
《唐六典》：“凡天下寺總五千三百五十八所[8]，每寺上坐一人、寺主一人、都維那一人，共綱統衆事。
而僧持行有三品：一曰禅，二曰法，三曰律。
大抵皆以清淨慈悲為宗。
凡僧尼之簿籍，三年一造。
”[9] 至武宗時，增至四萬餘所。
《通鑒》：“會昌五年，祠部奏報天下寺四千六百，蘭若四萬，僧尼二十六萬五百。
” 以道士之毀，遂大汰僧尼。
《通鑒》：“會昌五年，上惡僧尼耗蠹天下，欲去之。
道士趙歸真等複勸之，乃先毀山野招提蘭若，敕上都、東都兩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
天下節度觀察使治所及同、華、商、汝州各留一寺。
分為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留十人，下等五人。
餘僧及尼，并大秦穆護僧祆，皆勒歸俗。
寺非應留者，立期令所在毀撤，仍遣禦史分道督之。
财貨地産并沒官，寺材以葺公廨驿舍，銅像鐘磬以鑄錢。
” 世謂北魏太武帝、周武帝及唐武宗為三武，皆反對佛教最力者也。
然不數年，所毀者盡複。
《通鑒》：“大中元年閏月，敕應會昌五年所廢寺，有僧能營葺者，聽自居之，有司毋得禁止。
是時君相務反會昌之政，故僧尼之弊，皆複其舊。
” 故至唐末，禅宗之盛，轉轶于前焉。
唐代之于佛教，不獨譯經求法、分宗立寺為最盛也，即整理佛教經籍，亦以唐為最大。
藏經之确定，即緣于開元釋教之目錄。
《大藏經雕印考》（常盤大定）：“自後漢之末葉，至元之初期，佛典傳譯之時期，前後通計千三百有餘年。
當時及其後之多數學者，整理此極紛雜之典籍，調撰目錄，達六十次以上。
今其存者二十餘部，此皆調查《大藏經》内容之變遷，所不可或缺之材料也。
”“多數目錄中，最可貴重者，前有《隋錄》，中有《開元錄》，後有《至元錄》。
此三種者，諸目錄中之尤最也。
而三錄又以《開元錄》為中心。
自漢以至五代，僅有繕寫之藏經，至宋初雕印《大藏》，于是為《大藏經》劃一時期。
而為宋初雕印之基礎者，《開元錄》也。
故《大藏經》有種種之經過，至唐有《開元錄》，而後完全因之。
自目錄上研究《大藏》，亦遂可謂至《開元錄》而結束矣。
” 《開元目錄》，釋智昇撰，體例最善。
《大藏經雕印考》：“《開元錄》者，自後漢永平十年，至開元十八年，六百六十四年間之傳譯者，百七十六人，所出大小二乘之三藏及集傳并失譯，總計二二七八部，七○四六卷。
至是而《大藏經》之本體，始确定不動矣。
……智昇之分類法，定《大乘經》為《般若》《寶積》《大集》《華嚴》《涅槃》五大部，其外開重譯、單譯各門。
《大乘論》中，開釋義、集義二門；《小乘經》中，開根本四阿
’故迦葉為禅宗第一祖。
”“二十八祖菩提達摩尊者，為中華初祖。
尊者本南天竺國香至王第三子，得法于般若多羅尊者。
承師遺命，泛海達廣州，在梁普通元年。
廣州刺史蕭昂館之，表聞于朝，武帝迎至金陵。
尊者知機不契，遂渡江屆洛陽，止于嵩山少林寺。
而壁坐九年，人莫能測，終為東土禅宗之初祖。
”“二祖慧可，武牢姬氏子，參初祖于少林，勤懇備至，後付袈裟，以表傳法，并為說偈。
又付《楞伽》四卷，令諸衆生開示悟入。
”“三祖僧燦，住舒州皖公山，往來于太湖縣司空山，作《信心銘》六百言，流傳于世。
”“四祖名道信，蕲州人，姓司馬氏。
三祖付以衣法，後住蕲春破頭山。
”“五祖名宏忍，黃梅人，前生為破頭山栽松道者，再來為浣衣女子棄子。
四祖識其法器，令出家，付以衣法，住破頭山。
後遷黃梅東山，宗風大振。
”“六祖名慧能，姓盧，嶺南新州人。
家貧，鬻薪供母。
聞人誦《金剛經》，問所由來，遂往黃梅參五祖。
祖令入碓坊舂米，人稱盧行者。
經八月，述一偈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五祖即付囑心傳，并授袈裟，且曰：‘衣至汝身，不複傳。
’六祖至嶺南，經十五載，一日至廣州法性寺升座說法，聞者傾心。
别傳之道，由此大行。
” 南嶽、青原分開五派。
今之佛寺禅宗，皆傳自唐者也。
《釋氏稽古略》（釋覺岸）：“六祖弟子最著者，衡州懷讓、吉州行思，是為南嶽、青原二宗。
唐末，南嶽複分為沩仰[3]、臨濟[4]二派，青原又分為曹洞[5]、雲門[6]、法眼[7]三派。
” 有唐一代，自詩文書畫而外，其宗派林立超轶前世者，殆無過于宗教哲學矣。
唐之佛教寺廟，掌于禮部。
據《唐六典》，開元中，天下寺總五千三百五十八所。
《唐六典》：“凡天下寺總五千三百五十八所[8]，每寺上坐一人、寺主一人、都維那一人，共綱統衆事。
而僧持行有三品：一曰禅，二曰法，三曰律。
大抵皆以清淨慈悲為宗。
凡僧尼之簿籍，三年一造。
”[9] 至武宗時，增至四萬餘所。
《通鑒》：“會昌五年，祠部奏報天下寺四千六百，蘭若四萬，僧尼二十六萬五百。
” 以道士之毀，遂大汰僧尼。
《通鑒》：“會昌五年，上惡僧尼耗蠹天下，欲去之。
道士趙歸真等複勸之，乃先毀山野招提蘭若，敕上都、東都兩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
天下節度觀察使治所及同、華、商、汝州各留一寺。
分為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留十人，下等五人。
餘僧及尼，并大秦穆護僧祆，皆勒歸俗。
寺非應留者，立期令所在毀撤，仍遣禦史分道督之。
财貨地産并沒官，寺材以葺公廨驿舍，銅像鐘磬以鑄錢。
” 世謂北魏太武帝、周武帝及唐武宗為三武，皆反對佛教最力者也。
然不數年，所毀者盡複。
《通鑒》：“大中元年閏月，敕應會昌五年所廢寺，有僧能營葺者，聽自居之，有司毋得禁止。
是時君相務反會昌之政，故僧尼之弊，皆複其舊。
” 故至唐末，禅宗之盛，轉轶于前焉。
唐代之于佛教，不獨譯經求法、分宗立寺為最盛也，即整理佛教經籍，亦以唐為最大。
藏經之确定，即緣于開元釋教之目錄。
《大藏經雕印考》（常盤大定）：“自後漢之末葉，至元之初期，佛典傳譯之時期，前後通計千三百有餘年。
當時及其後之多數學者，整理此極紛雜之典籍，調撰目錄，達六十次以上。
今其存者二十餘部，此皆調查《大藏經》内容之變遷，所不可或缺之材料也。
”“多數目錄中，最可貴重者，前有《隋錄》，中有《開元錄》，後有《至元錄》。
此三種者，諸目錄中之尤最也。
而三錄又以《開元錄》為中心。
自漢以至五代，僅有繕寫之藏經，至宋初雕印《大藏》，于是為《大藏經》劃一時期。
而為宋初雕印之基礎者，《開元錄》也。
故《大藏經》有種種之經過，至唐有《開元錄》，而後完全因之。
自目錄上研究《大藏》，亦遂可謂至《開元錄》而結束矣。
” 《開元目錄》，釋智昇撰，體例最善。
《大藏經雕印考》：“《開元錄》者，自後漢永平十年，至開元十八年，六百六十四年間之傳譯者，百七十六人，所出大小二乘之三藏及集傳并失譯，總計二二七八部，七○四六卷。
至是而《大藏經》之本體，始确定不動矣。
……智昇之分類法，定《大乘經》為《般若》《寶積》《大集》《華嚴》《涅槃》五大部，其外開重譯、單譯各門。
《大乘論》中，開釋義、集義二門；《小乘經》中，開根本四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