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隋唐之學術文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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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賈耽傳》：“耽好地理學，凡四夷之使及使四夷還者，必與之從容，訊其山川土地之終始。
是以九州之夷險，百蠻之土俗，區分指畫，備究源流。
自吐蕃陷隴右積年，國家守于内地，舊時鎮戍，不可複知。
耽乃畫《隴右山南圖》，兼黃河經界遠近，聚其說，為書十卷，表獻曰：隴右一隅，久淪蕃寇，職方失其圖記，境土難以區分。
辄扣課虛微，采掇輿議，畫關中、隴右及山南九州等圖一軸。
……諸州諸軍，須論裡數人額，諸山諸水，須言首尾源流，圖上不可備書，憑據必資記注，謹撰《别錄》六卷。
又黃河為四渎之宗，西戎乃群羌之帥，臣并研尋史牒，剪棄浮詞，罄所聞知，編為四卷，通錄都成十卷。
……貞元十七年，又撰成《海内華夷圖》及《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四十卷，表獻之曰：興元元年，伏奉進止，令臣修撰國圖，間以衆務，不遂專門。
近乃力竭衰病，思殚所聞見，聚于丹青，謹令工人畫《海内華夷圖》一軸，廣三丈，從三丈三尺，率以一寸折成百裡。
别章甫左衽，奠高山大川，縮四極于纖缟，分百郡于作繪。
……并撰《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四十卷，中國以《禹貢》為首，外夷以《班史》發源，凡諸疏舛，悉從厘正。
其古郡國題以墨，今州縣題以朱，今古殊文，執習簡易。
” 後世圖書，分别朱墨，所由昉也。
耽之圖世猶傳其模本，而書亦不傳。
今所存唐人地理書，惟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為後世地志之祖。
《元和郡縣圖志序》（李吉甫）：“前上元和國計簿，審戶口之豐耗；續撰《元和郡縣圖志》，辨州域之疆理。
起京兆府，盡隴右道，凡四十七鎮，成四十卷。
每鎮皆圖在篇首，冠于序事之前，并目錄兩卷，總四十二卷。
”[6] 其書詳載四至八到，及開元、元和戶數、鄉數之比較，不獨資當時之實用，且可供後世之考證焉。
唐人尚文學，學者必精熟《文選》。
《困學紀聞》（王應麟）：“李善精于《文選》，為注解。
因以講授，謂之‘《文選》學’。
少陵有詩雲‘續兒誦《文選》’，又訓其子‘熟精《文選》理’，蓋選學自成一家。
” 然唐人能變選文之文，而自開風氣，由模仿而創造，備極文章之能事。
故論文與詩，莫盛于唐。
雖其風氣疊變，作者代出，未可以一概論。
《新唐書·文藝傳》雲：“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無慮三變。
高祖、太宗大難始夷，沿江左餘風，句繪章，揣合低卬，故王、楊為之伯。
玄宗好經術，群臣稍厭雕琢，索理緻，崇雅黜浮，氣益雄渾，則燕、許擅其宗。
是時，唐興已百年，諸儒争自名家。
大曆、貞元間，美才輩出，擩嚌道真，涵泳聖涯，于是韓愈倡之，柳宗元、李翺、皇甫湜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嚴，抵轹魏、晉，上軋漢、周，唐之文完然為一王法，此其極也。
若侍從酬奉，則李峤、宋之問、沈佺期、王維，制冊則常衮、楊炎、陸贽、權德輿、王仲舒、李德裕，言詩則杜甫、李白、元稹、白居易、劉禹錫，谲怪則李賀、杜牧、李商隐，皆卓然以所長為一世冠，其可尚已。
” 要以杜甫、李白之詩，韓愈、柳宗元之文，極雄奇深秀之緻，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足為有唐一代之特色。
至其體制，由排偶而單行，由浮華而質樸。
而律詩、絕詩諸體，又以諧協聲律擅長，雖齊、梁人之講聲律者，尚不之逮，則進化之表見于文藝者也。
隋唐之世，書法亦益進化，世稱隋碑為古今書學大關鍵。
《語石》（葉昌熾）：“隋碑上承六代，下啟三唐，由小篆八分，趨于隸楷。
至是而巧力兼至、神明變化，而不離于規矩，誠古今書學大關鍵也。
” 唐初書家，歐、虞皆嘗仕隋，則隋、唐之書法，亦難畫分界域也。
按隋始置書學博士，唐代因之。
《唐六典》：“隋置書學博士一人，從九品下，皇朝加置二人。
” 以書為教，故善書者特多。
不但著名之書家，卓然各成家法，即尋常流傳文字，亦皆雅健深厚。
近世發見敦煌石室之經卷，多唐人書，雖其不經意之作，今人亦鮮能及焉。
唐太宗好書法，躬撰《晉書·王羲之傳論》，自謂“心慕手追”， 《晉書·王羲之傳》：“制曰：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觀其點曳之工，裁成之妙，煙霏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直。
玩之不覺為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
其餘區區之類，何足論哉！” 臨終至以《蘭亭序》殉葬。
《法書要錄》：“貞觀二十三年，聖躬不豫。
臨崩，謂高宗曰：‘吾欲從汝求一物。
’高宗流涕聽受制命。
太宗曰：‘吾所欲得《蘭亭》，可與我将去。
’後随仙駕入玄宮矣。
” 《唐書》以二王等書載之小學類， 《新唐書·藝文志》：“二王、張芝、張昶等書一千五百一十卷。
”（太宗出禦府金帛，購天下古本，命魏徵、虞世南、褚遂良定真僞。
凡得羲之真行二百九十紙，為八十卷。
又得獻之、張芝等書，以“貞觀”字為印。
草迹命遂良楷書小字以影之。
其古本多梁、隋官書。
梁則滿骞、徐僧權、沈熾文、朱異；隋則江總、姚察署記。
帝令魏、褚卷尾各署名。
開元五年，敕陸玄悌、魏哲、劉懷信檢校，分益卷轶。
玄宗自書“開元”字為印。
） 故知唐人之工書，不第由學校教授。
且經貞觀、開元之提倡，視其他藝術為獨尊也。
古碑無行書，至唐始有之。
《語石》（葉昌熾）：“隋以前碑無行書。
以行書寫碑，自唐太宗《晉祠銘》始。
開元以後，李北海、蘇靈芝皆以此體擅長。
” 草書亦至唐而盛，張旭、懷素并稱草聖，顔真卿傳旭筆法。
《新唐書·張旭傳》：“後人論書，歐、虞、褚、陸皆有異論，至旭無非短者。
傳其法惟崔邈、顔真卿雲。
” 真書行草，集篆籀分隸之大成。
《宣和書譜》：“論者謂顔真卿書點如墜石，畫如夏雨，鈎如屈金，戈如發弩。
篆籀分隸而下，同為一律，号為大雅，豈不宜哉！” 自宋及清，學書者無不師顔，亦可證張旭之所詣矣。
與書學并進者，又有繪事。
隋置寶迹台以藏畫，與妙楷台之藏書并重。
《隋書·經籍志》：“炀帝聚魏
是以九州之夷險，百蠻之土俗，區分指畫，備究源流。
自吐蕃陷隴右積年，國家守于内地，舊時鎮戍，不可複知。
耽乃畫《隴右山南圖》，兼黃河經界遠近，聚其說，為書十卷，表獻曰：隴右一隅，久淪蕃寇，職方失其圖記，境土難以區分。
辄扣課虛微，采掇輿議，畫關中、隴右及山南九州等圖一軸。
……諸州諸軍，須論裡數人額，諸山諸水，須言首尾源流，圖上不可備書，憑據必資記注，謹撰《别錄》六卷。
又黃河為四渎之宗，西戎乃群羌之帥，臣并研尋史牒，剪棄浮詞，罄所聞知，編為四卷，通錄都成十卷。
……貞元十七年，又撰成《海内華夷圖》及《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四十卷，表獻之曰：興元元年，伏奉進止，令臣修撰國圖，間以衆務，不遂專門。
近乃力竭衰病，思殚所聞見，聚于丹青，謹令工人畫《海内華夷圖》一軸，廣三丈，從三丈三尺，率以一寸折成百裡。
别章甫左衽，奠高山大川，縮四極于纖缟，分百郡于作繪。
……并撰《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四十卷，中國以《禹貢》為首，外夷以《班史》發源，凡諸疏舛，悉從厘正。
其古郡國題以墨，今州縣題以朱，今古殊文，執習簡易。
” 後世圖書，分别朱墨，所由昉也。
耽之圖世猶傳其模本，而書亦不傳。
今所存唐人地理書，惟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為後世地志之祖。
《元和郡縣圖志序》（李吉甫）：“前上元和國計簿，審戶口之豐耗；續撰《元和郡縣圖志》，辨州域之疆理。
起京兆府，盡隴右道，凡四十七鎮，成四十卷。
每鎮皆圖在篇首，冠于序事之前，并目錄兩卷，總四十二卷。
”[6] 其書詳載四至八到，及開元、元和戶數、鄉數之比較，不獨資當時之實用，且可供後世之考證焉。
唐人尚文學，學者必精熟《文選》。
《困學紀聞》（王應麟）：“李善精于《文選》，為注解。
因以講授，謂之‘《文選》學’。
少陵有詩雲‘續兒誦《文選》’，又訓其子‘熟精《文選》理’，蓋選學自成一家。
” 然唐人能變選文之文，而自開風氣，由模仿而創造，備極文章之能事。
故論文與詩，莫盛于唐。
雖其風氣疊變，作者代出，未可以一概論。
《新唐書·文藝傳》雲：“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無慮三變。
高祖、太宗大難始夷，沿江左餘風，句繪章，揣合低卬，故王、楊為之伯。
玄宗好經術，群臣稍厭雕琢，索理緻，崇雅黜浮，氣益雄渾，則燕、許擅其宗。
是時，唐興已百年，諸儒争自名家。
大曆、貞元間，美才輩出，擩嚌道真，涵泳聖涯，于是韓愈倡之，柳宗元、李翺、皇甫湜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嚴，抵轹魏、晉，上軋漢、周，唐之文完然為一王法，此其極也。
若侍從酬奉，則李峤、宋之問、沈佺期、王維，制冊則常衮、楊炎、陸贽、權德輿、王仲舒、李德裕，言詩則杜甫、李白、元稹、白居易、劉禹錫，谲怪則李賀、杜牧、李商隐，皆卓然以所長為一世冠，其可尚已。
” 要以杜甫、李白之詩，韓愈、柳宗元之文，極雄奇深秀之緻，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足為有唐一代之特色。
至其體制，由排偶而單行，由浮華而質樸。
而律詩、絕詩諸體，又以諧協聲律擅長，雖齊、梁人之講聲律者，尚不之逮，則進化之表見于文藝者也。
隋唐之世，書法亦益進化，世稱隋碑為古今書學大關鍵。
《語石》（葉昌熾）：“隋碑上承六代，下啟三唐，由小篆八分，趨于隸楷。
至是而巧力兼至、神明變化，而不離于規矩，誠古今書學大關鍵也。
” 唐初書家，歐、虞皆嘗仕隋，則隋、唐之書法，亦難畫分界域也。
按隋始置書學博士，唐代因之。
《唐六典》：“隋置書學博士一人，從九品下，皇朝加置二人。
” 以書為教，故善書者特多。
不但著名之書家，卓然各成家法，即尋常流傳文字，亦皆雅健深厚。
近世發見敦煌石室之經卷，多唐人書，雖其不經意之作，今人亦鮮能及焉。
唐太宗好書法，躬撰《晉書·王羲之傳論》，自謂“心慕手追”， 《晉書·王羲之傳》：“制曰：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觀其點曳之工，裁成之妙，煙霏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直。
玩之不覺為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
其餘區區之類，何足論哉！” 臨終至以《蘭亭序》殉葬。
《法書要錄》：“貞觀二十三年，聖躬不豫。
臨崩，謂高宗曰：‘吾欲從汝求一物。
’高宗流涕聽受制命。
太宗曰：‘吾所欲得《蘭亭》，可與我将去。
’後随仙駕入玄宮矣。
” 《唐書》以二王等書載之小學類， 《新唐書·藝文志》：“二王、張芝、張昶等書一千五百一十卷。
”（太宗出禦府金帛，購天下古本，命魏徵、虞世南、褚遂良定真僞。
凡得羲之真行二百九十紙，為八十卷。
又得獻之、張芝等書，以“貞觀”字為印。
草迹命遂良楷書小字以影之。
其古本多梁、隋官書。
梁則滿骞、徐僧權、沈熾文、朱異；隋則江總、姚察署記。
帝令魏、褚卷尾各署名。
開元五年，敕陸玄悌、魏哲、劉懷信檢校，分益卷轶。
玄宗自書“開元”字為印。
） 故知唐人之工書，不第由學校教授。
且經貞觀、開元之提倡，視其他藝術為獨尊也。
古碑無行書，至唐始有之。
《語石》（葉昌熾）：“隋以前碑無行書。
以行書寫碑，自唐太宗《晉祠銘》始。
開元以後，李北海、蘇靈芝皆以此體擅長。
” 草書亦至唐而盛，張旭、懷素并稱草聖，顔真卿傳旭筆法。
《新唐書·張旭傳》：“後人論書，歐、虞、褚、陸皆有異論，至旭無非短者。
傳其法惟崔邈、顔真卿雲。
” 真書行草，集篆籀分隸之大成。
《宣和書譜》：“論者謂顔真卿書點如墜石，畫如夏雨，鈎如屈金，戈如發弩。
篆籀分隸而下，同為一律，号為大雅，豈不宜哉！” 自宋及清，學書者無不師顔，亦可證張旭之所詣矣。
與書學并進者，又有繪事。
隋置寶迹台以藏畫，與妙楷台之藏書并重。
《隋書·經籍志》：“炀帝聚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