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引言

一些經驗。

     研究曆史，和研究任何學問一樣，是不允許輕率從事的。

    掌握正确的科學的曆史觀點非常必要，這是先決問題。

    但有了正确的曆史觀點，假使沒有豐富的正确的材料，材料的時代性不明确，那也得不出正确的結論。

    關于中國古代社會的史料苦于不多，而這苦于不多的史料卻又苦于包含着很多困難的問題，這就限制了我們所能獲得的應有的成果。

    對于古代社會的看法，在學者之間很難取得一緻，主要的原因之一也就在這裡。

    就拿我自己來說吧，二十多年來我自己的看法已經改變了好幾次，差不多常常是今日之我在和昨日之我作鬥争。

     但從今天所有的材料看來，殷代已進入奴隸社會是不成問題的。

    這已明确地改正了本書中的一個大錯誤——認殷代為原始公社制的末期。

    其次，我在《奴隸制時代》中，已把奴隸制的下限定在春秋與戰國之交，這也是比較可靠的。

    這又明确地改正了本書中的另一個大錯誤——隻認西周為奴隸社會。

     地下發掘出的材料每每是決定問題的關鍵。

    在目前進行着大規模經濟建設的偉大時期中，被封鎖在地下的圖書館與博物館不斷地開放，古代資料正源源不絕地出土。

    研究成果趨于一緻的可能性逐漸增長了。

    我懷抱着歡欣鼓舞的心情，期待着史學界的研究工作會蓬蓬勃勃地開展起來，并期待着我自己的錯誤會有徹底清算幹淨的一天。

     1953年11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