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鄉村對控制的回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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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稱那些“遊惰之民，作橫鄉裡”者為“爛崽”，字面上的含義為“堕落的小子”。
參見《廣州府志》，108/20b。
至于其他稱謂，将在随後讨論中提到。
[158]Huc，ChineseEmpire，II，p.251.Huc進一步說道，其中一些“光棍”成立一些團體，另一些則獨自行動。
[159]陳宏謀《培遠堂偶存稿》，21/8a-b。
[160]陳宏謀《培遠堂偶存稿》，21/9a-10b。
[161]陳宏謀《培遠堂偶存稿》，15/33a-b。
[162]陳宏謀《培遠堂偶存稿》，43/11a。
這種乞丐的行為并不限于騷擾地方居民。
〔編者按：此後注文與文中引文完全相同，疑誤，今略。
〕 [163]汪輝祖《病榻夢痕錄》下，4b-5a。
[164]《江西通志》，卷首之三，4b-5a。
[165]渠彌《養和室随筆》，載《中和》月刊，第1卷，第121頁。
〔編者按：查引文出自《中和》月刊，1940年，第1卷第4期，《養和室随筆》“哥老”條。
〕文中引用1733年進士、四川南充知縣邱襄周的話。
“嘓噜”一詞的意思并不清楚。
根據作者所引來看，該詞最初形式可能是“哥老”。
[166]《知新報》，82/1a，引自廣東巡撫1899年的一道奏折。
有關秘密社會從事盜匪活動的情況，我們可以從“洪門”起草的關于控制其成員從事盜匪活動并防止争端發生的特定會規中獲知。
例如“五誓”（倫敦大英不列颠博物館，遠東檔8207D）、“二十誓”（遠東檔8207E）和“行船遇劫口白”（蕭一山《近代秘密社會史料》3/1b、3/5b和4/38a-b）。
這裡，不能以任何制度化的方式來處理秘密社會問題。
有關秘密社會對19世紀中國鄉村的影響達到什麼程度，可以列一些參考書目。
蕭一山的《近代秘密社會史料》包含了許多有用的主要資料。
此外，還可以參考下列著名研究成果：J.S.M.WardandW.G.Stirling，TheHungSociety，3vols.（1925-1926）；GustaafSchlegel，Thian-ti-hwui，TheHungLeague（1866）；chaptersinK.S.Latourette，TheChinese（1941）；andJamesD.Ball，ThingsChinese（4thed.，1906）.HenriCordier，BibliothecaSinica，III，1894-1900，補充了一些書目。
[167]李慈銘《越缦堂日記補》，壬集84b，1862年（同治元年二月二十四日）〔編者按：應為1863年同治二年〕。
《潼川府志》（1897），17/39a中收錄了當地一首紀事詩，對土匪和官軍的行為都作了描述： “四野岑寂聲悄悄，貪頑有叟貧且老。
幸災樂禍肆歡欣，皆言此會賊來好。
憐我衰弱恤我貧，使我肥甘日夜飽。
爾時人家已無主，棄置财物埒糞土。
〔公然篡奪人不知，取之外府猶内府。
豕羊滿樓谷滿車，錦衣文繡鬥鮮華。
人生快意誰過此，從此貧困不須嗟。
〕兵乘賊退執群兇，孰知爾輩與賊通。
無貴無賤席卷去，眼底昙花付一空。
”〔編者按：此為陳謙《紀土匪》詩，括号部分為作者所未引。
〕 [168]《知新報》，82/2b，引自江西巡撫的一道奏折。
[169]曾國藩《曾文正公奏稿》，2/3b。
[170]曾國藩《曾文正公奏稿》，2/3b。
[171]參見本章注168。
[172]MortonFried，FabricofChineseSociety，p.229，叙述了一個在晚近發生的事例，可以說明農民的這種反應：“他們（1940年代末安徽滁縣的土匪）在一段時期靠搶劫遠離社會中心的人戶、打劫富裕的農民或頑固的鄉紳為生。
他們成功進行了好幾個月。
然後突然就被抓住了。
原因很簡單。
……這些‘遊擊隊’最初搶劫的對象，或多或少隻是限于富戶。
……可是後來不知為什麼，他們不加分别地随意搶劫，普通農民和佃農也成為他們的犧牲品，房屋也常常遭到燒毀。
……農民記下土匪的活動地點，并通知了當地政府。
” [173]葛士浚《皇朝經世文續編》，21/15b-16a。
還請參見林則徐《兩江奏稿》〔編者按：應為《兩廣奏稿》〕3/18a中收錄的一件描述廣東惠州和潮州宗族的文件。
[174]田文鏡《州縣事宜》，17b-18a。
[175]王先謙《虛受堂文集》，7/7b。
[176]《皇清奏議續編》，2/3a，梁上國提交的一道奏折〔編者按：《條陳平賊事宜疏》〕。
梁上國使用的“賊”字是屬于寬泛意義的，就像本節在開始讨論時就指出的那種用法。
[177]駱秉章《駱文忠公奏稿·湘中稿》，8/29b。
[178]《皇清奏議續編》，2/12a。
[179]葛士浚《皇朝經世文續編》，21/16a。
[180]賀長齡《耐庵奏議存稿》，1/15a-b。
[181]參見第八章注釋190—192。
[182]曾國藩《曾文正公書劄》，2/1a-b。
〔編者按：《與各州縣書》。
〕在這段和下段引文中，曾國藩也是以習慣上的寬泛用法來使用“匪”（即土匪）一詞的。
我們從vonRichthofen’sLetters，p.133引出一段（1872年5月所寫的一封信），有助于了解地方官員的愚蠢和不負責任的行為：“我上次來訪時沒有進去的（山西）平陽府（城）完全被毀滅了。
我聽到的情況是這樣的：幾年前，一支從河南來的叛亂者完全出乎意料地進了城，但隻是稍作搶劫後就離開了。
在他們還未離開很遠時，地方官為了在給皇帝的彙報中增加一些他們是通過抵抗才得以把平陽城從叛亂者手中拯救出來的證據，命令從城牆上朝着叛亂者的背後開幾槍。
叛亂者認為這是對他們的大不敬，調過頭來，摧毀全城，殺死許多居民。
自那以後，官軍就駐紮在廢墟中。
” [183]曾國藩《曾文正公書劄》，1/27a-b，1850年到1851年之際寫給胡蓮舫的一封信。
[184]這些定義是從政治學的角度作出的，同Webster’sInternationalDictionary所下的定義實際上相同。
造反的定義在前面注釋82中已經引述了。
至于“革命（Revolution）”的含義，該詞典是這樣解釋的：“指組織機構，或政府或制度的根本改變；由被統治者推翻或摧毀現政府或統治者，并取而代之。
”EncyclopediaoftheSocialSciences的定義與此不同：“革命：政治秩序中的主要變化，它并不僅僅是政府人事的改變，或具體政策的重新調整，而必須進行或者伴随着不同社會集團和階級之間關系的劇烈變化；……社會秩序的重塑。
……革命的這一特征，使它同……軍事政變、造反和起義區别開來。
”還請參見Aristotle，Politics（Jowett’strans.），I，p.1301b對“革命”的解釋：“政體的變革沿着兩個不同的途徑演進：有時騷動就指向現行政體，圖謀變更政權的性質。
例如從民主政體轉為寡頭……另一種不在于推翻現行政體，不搞亂政府形式……他們隻想将行政權力争取到自己的手中。
”很明顯，從公元前246年秦朝建立到1644年清朝建立，所有王朝更疊，用亞裡士多德的話來說是屬于“并未改變政府形式”的“革命”。
一些重大的民變的意義，比起那些僅僅想“将行政權力争取到自己手中”的領袖的願望要大得多。
太平天國之役就是這樣的著名事例；不過，它在一個方面并未脫離原來的曆史模式，即其領導人仍然企圖建立另一個王朝，而非一種完全新型的政府組織。
Meadows，Rebellions（1856），p.25，所作的評論引人入勝：“革命是指政府形式及其建立原則的變化，它并不一定包含統治者的改變。
造反是指起來反抗統治者，目标遠不是一定要改變政府的組織原則和形式，其爆發的原因常常出于保持它們完美無缺的願望。
革命運動是針對原則；造反在于針對個人。
……如果清楚地記住這一區别，那麼用一句話就可以清楚地說明中國四千多年的曆史：在所有文明達到一定程度的世界各國中，中國人是最無革命精神而最具造反精神的民族。
〔編者按：原書為斜體，譯文改為着重号。
〕一般說來，中國曆史上隻有一次政治大革命，即大約兩千年前中央集權取代封建制度的革命。
”通過對“造反”作這樣的解釋，并将之同“革命”區别開來，我們從而可以把中國曆史上所有反政府的民變歸結在“造反”的标題下，而不必一一去确認其中哪些在性質上屬于“革命”的棘手問題；那不是我們現在要關心的問題。
[185]Meadows，Rebellions，p.24：“中國人沒有立法的權利。
……他們無權投票選舉自己的統治者，也無權限制或終止撥款。
因此，他們隻有造反的權利。
”〔編者按：原書為斜體，譯文改為着重号。
〕魏特夫對“造反權利”一詞的适當性提出懷疑：“‘造反權利’這一詞語是不适當的，因為它混淆了法律問題和道德問題。
政府對朝廷權力興衰的論述，是為了警告不要造反，而非作為造反的指南；它們當然不會被編入‘憲法性’規章或法律裡。
隻有在現存法律被破壞的情況下，‘造反的權利’才可以被行使。
而主張這項權利的人冒着全部毀滅的危險。
”參見“OrientalDespotism，”Sociologus，III（1953），p.100。
魏特夫教授的說法非常中肯。
不過，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其他地方，由于從未有過合法的造反權利，因而一些中國作者很有可能提出某種類似于道德性的造反權利。
事實上，孟子特别強調的“天命”和代天行道的“天吏”（ministerofHeaven）概念，甚至也包含着準宗教性的造反權利。
“朝廷權力興衰的官方論述”構成“對造反行為提出警告”，因為這樣的論述即使不是正式地也是含蓄地承認了“民”有起來反抗暴君的原則。
另一方面，造反者利用這一原則作為他們的行動“指南”，甘願冒着自己完全毀滅的危險去行使“造反權利”。
這樣，造反權利雖然在法律上是一頭可怖的怪獸，但在帝制中國思想史和政治史上享有合法地位。
它使我們想起“天賦人權”的概念；該概念在法律上同樣是一頭怪獸，但在歐洲曆史上享有相同的地位。
在中國，法家否認類似“造反權利”之類東西的存在，不管是道德的還是法律的。
不過，其他學派并不同意他們的觀點。
[186]《尚書·周書·泰誓下》；JamesLegge，ChineseClassics，III，part3，p.296。
[187]《孟子·梁惠王下》，第三章、第十一章；《公孫醜下》，第八章；《盡心下》，第十四章。
還請參見Legge，ibid.，II，pp.157and170-171，223，480，and483。
[188]賈誼（前200—前168），《新書·大政上》。
[189]方孝孺（1357—1402）《遜志齋集》，卷三《民政》。
[190]WalterH.Mallory，China：LandofFamine，p.65：“在作者看來，理解中國君主制度最好采用中國人自己的方法：人民是海，皇帝是舟。
水能載舟，也能覆舟。
如果人民發怒，舟就會面臨覆頂之災。
” [191]比如，羅爾綱在《太平天國史綱》第1—20頁中詳細叙述了導緻太平天國運動爆發的主要原因有土地日益集中、人口壓力、對外貿易處于逆差、不斷發生的自然災害等。
[192]《史記》，48/1b。
[193]《宋史》，468/6b。
[194]羅邕、沈祖基編《太平天國詩文鈔》，28b-29a。
不過，這一文件可能出自他人之手，而非洪秀全所寫。
[195]羅邕、沈祖基編《太平天國詩文鈔》，32b-34a；向達等編《太平天國》，《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第二種，第二冊，第691—692頁。
[196]洪亮吉（1746—1809）于1798年寫給成親王的一封信。
參見稻葉岩吉《清朝全史》（中譯本）第三冊，第29頁中所引。
〔編者按：引文出自《征邪教疏》，收入《卷施閣文甲集》卷十，1a-3b，光緒三年授經堂重刊本。
給成親王的信題為《乞假将歸留别成親王極言時政啟》，與引文不同。
〕這一期間的叛亂活動包括：1774年山東王倫叛亂；1793年湖北、四川和陝西劉之協和王三槐叛亂；1813年河南、直隸李文成、林清叛亂。
劉之協和王三槐屬于白蓮教，李文成、林清屬于白蓮教的分支天理教。
[197]《廣州府志》（1878），129/24b。
[198]《潼川府志》（1897），17/34a。
[199]《明史》，卷309，各頁。
[200]羅爾綱《太平天國史綱》，第17—20頁。
[201]PaulM.A.Linebarger，GovernmentinRepublicanChina，p.116，對此一問題持論激烈：“缺乏财力導緻土地的喪失，農民土地所有者淪為佃農。
如果經濟剝削、政治壓迫過度了，接踵而至的是社會動亂。
農民叛亂不但推翻了政府，而且摧毀了經濟。
中國大多數王朝就是因為土地問題而崩潰的。
” [202]《宋史》，267/7a。
[203]薛農山《中國農民戰争之史的研究》，第三章，第284頁，引蘭簃外史《靖逆記》。
[204]蕭一山《太平天國叢書》第一輯，收錄了這一文件。
[205]安徽一些棚民的經曆簡單地說明了這種情形。
根據《滁州志》卷一之二，13a中的記載，這些棚民的領導人“遙奉僞天王令，聚黨數千，襲來安縣城”。
棚民存在于浙江、江西、安徽和廣東等省。
他們屬于那種從其他地區遷移而來、處境悲慘的小民，為當地居民所歧視。
參見盛康《皇朝經世文續編》，33/5a，引戴槃所寫的一篇文章〔編者按：戴槃《定嚴屬墾荒章程并招棚民開墾記》，出自葛士浚《皇朝經世文續編》，原文偶誤〕；《江西通志》，卷首之一，24b。
[206]王世貞（1526—1590）《弇山堂别集》，卷85《诏令雜考》，第1頁，引寫給山東、河南、直隸、陝西和山西等省居民的一篇告示〔編者按：朱元璋《谕中原檄》〕。
[207]Huc，ChineseEmpire，I，xiii.有關太平天國反滿思想概要，參見簡又文《太平天國雜記》，第一輯，第64頁。
《靈山縣志》，8/110b中指出：“前清自道、鹹以後，盜賊蜂起，皆奉太平天國‘反清複明’為詞。
” [208]《史記·陳涉世家》。
[209]《史記》，8/2b-4b。
劉邦當時擔任泗水亭長。
一條注釋說：“十裡一亭，十亭一鄉。
亭長，主亭之吏。
……（此職）蓋今裡長也。
民有訟诤，吏留平辨。
”〔編者按：此條注解出自張守節《史記正義》，故“今”指唐代。
〕 [210]TheodoreHamberg，VisionsofHung-Siu-Tshuen，燕京大學圖書館1935年重印。
Meadows，TheChineseandTheirRebellions（1856），大概過高地估計了太平天國領袖的道德力量和宗教純潔性。
P.M.Yap，“TheMentalIllnessofHungHsiu-chuan，LeaderoftheTaipingRebellion，”FarEasternQuarterly，XIII（1954），pp.287-304，探讨了洪秀全的領導心理。
[211]Meadows，Rebellions（1856），p.457. [212]EugeneP.Boardman，“ChristianInfluenceupontheIdeologyoftheTaipingRebellion”，FarEasternQuarterly，X（1951），p.115. [213]《潼川府志》，17/42b。
[214]ArthurW.Hummel（ed.），EminentChinese，II，p.958，概括了這一事件〔編者注：見“嶽鐘琪”（YehChung-ch’i）條，房兆楹撰〕。
[215]Huc，ChineseEmpire，I，xiii-xiv.還請參見蕭一山《近代秘密社會史料》各頁。
[216]《靈山縣志》，8/110b。
[217]這些識字的領袖在“邪教”叛亂中角色鮮明。
比如，根據《宋史》468/6b中的記載，叛亂領導人方臘“托左道以惑衆”。
還請參見《夔州府志》在21/5a-18a中關于劉之協的記載；尹嘉賓《征剿紀略》4/23b-24a中關于1884年被處死的白蓮教領袖高欽的記載。
[218]前文已經指出，由于中國廣大鄉村存在着“遊匪”，經常給造反增加了無窮的力量。
西方傳教士WilliamC.Milne，LifeinChina（1859），p.431，以如下言語解釋了太平天國迅速發展的情況：“那些侵擾鄉民和城郊居民的散漫、懶惰流浪漢，在這場叛變中找到了适當的機會，因而成群結隊地加入（太平天國運動）。
”秘密社會自然也為造反行動做出了貢獻。
Cooke，China（1858），pp.433-445，在附錄中引用了翰林院編修、曾任福建布政使的曾望顔對“造反之根源”所作的一些評論。
〔編者按：文章題名為“TsangWang-YenOnTheOriginOfTheRebellion”，文中說，這份材料是他的朋友威妥瑪從廣東一位皇商的店裡費力取得的。
〕這些評論雖然過于簡單化，但仍然很能說明問題：“為什麼廣東全省各地一直都有土匪存在，而且現在比以前什麼時候都要嚴重？其原因非常簡單，亦就是多年來一直未對非法的秘密社會成員采取任何行動，真正的犯罪分子總是逍遙法外，事實真相完全被隐藏或掩蓋了。
……在道光元年（1821年）之前，三合會作為一個匪派就已經存在。
……在道光十一年（1831年），禦史馮贊勳（FungTsahhiun）上奏報告他已經得知在5省均發現三合會印章、旗幟和圖冊。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八月，一千左右的三合會和睡龍會成員在廣東順德容奇村發生武裝沖突。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元月，沖突再次爆發，兩會成員、幾個村子的居民，人數共達幾千，在桂洲村進行了第二次戰鬥。
……知縣……恢複了秩序，急忙跑到省城，向督撫等大臣彙報。
他們指示他不要任由事情到處傳揚。
……毫無疑問，由于這些官員渎職，才緻使沖突雙方根本不在乎法律。
……這樣，危害像莠草一般很快傳遍了全省，并從廣東傳到廣西，到現在又已經傳到了江南和湖南。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秋，其他省區三合會、睡龍會某些會員來到香山的江口（Kiang-kau）、龍塔（Lung-ta）……等村，引誘村民入會。
……官方的兵丁和衙差都入會了；雖然并不知什麼好壞的窮人，是因為想得到一點錢（每人得10文銅錢）而被引誘入會的，但也有一些擁有土地的農民和受人尊敬的商人，因為要保護自己不受侵害而不得不入會。
……衙門不敢提到‘會’字，其結果是，不但全省大小縣份各種黨派林立，會員不計其數，就是緊靠省城的白雲山也經常舉行會員入會儀式。
在這一期間，不僅是商人——無論他們走陸路還是走水路——被殺，被搶劫，而且連有城牆保衛的城鎮和鄉村，也成為幫會任意出入之場所，當鋪和其他店鋪、私人住宅，也被洗劫一空，其主人被綁架敲詐。
……受害者向官府申訴時，官府并不是立即采取措施，直接追捕犯罪分子，而是讓受害者描述他們被搶劫的每一個細節。
……即使知道這些無法無天的犯罪分子在某個地方，兵丁和差役也從不去抓捕，而是要該地士紳去把他們打發走。
在手中既無兵丁又無差役的士紳無力完成任務，而真正的犯罪者又消失在遠方後，州縣官員又突然負起責來，把（紳士宗族的）神主牌帶到衙門監禁用鐵鍊綁上……道光二十七年和二十八年（1847年和1848年），成千上萬的非法幫會會員帶着棚帳、武器，占領任何他們想占領的地方……橫行于翁源、乳源、英德和清遠等地。
……今年春（1854年？），他們開始危害儋州（chan-chau）。
……五月，東莞城被占，但随即收複。
……七月，肇慶府各州縣城和順德、佛山、增城、從化、花縣及英德等地全部被占。
……現在，來自其他省區的歹徒不過一百或幾百人，但來自廣東本省的幫會會員頭戴紅巾、手持紅旗……成幫結隊，其力量可以占據各地。
如果不是幾十年前幫會就發展會員，怎麼可能發生一個地方的叛亂可以得到那麼多地方回應的情況。
” [219]RichardWilhelm，ChineseEconomicPsychology，pp.22-23.FeiHsiao-t’ung，PeasantryandGentry，pp.10-11：“十分自然，農民的共同趨勢并不是沿着社會階梯向上爬升，而是日益下降到社會最底層。
一旦災難降臨，小地主被迫賣掉自己的土地後，就變成佃農。
他還會進一步從佃農下降為無地的傭農。
最終，他會悲慘地死去，或者從村子中消失。
這種流浪者是絕望的，他們除了悲慘的生命外，一無所有。
他們離開曾經生活過的村子後，變成土匪或強盜，或者參加軍隊，或者作為大紳士的奴仆寄人籬下。
……他們屬于生活絕望的階層，因而在本質上是革命的。
統治階級強大時，他們深受壓榨和剝削。
……但是，如果統治階級日益腐朽，統治日益衰落，他們就是志在奪權的叛亂集團。
中國曆史上幾個事例都表明，新王朝就是由這些絕望的流浪者開創的。
”從我們讨論的角度來看，這段文字的結論很難說是正确的。
認為中華帝國曆史上的農民“本質上是革命的”，是過于樂觀的；由處于絕望境地的農民發動“志在奪權的叛亂”，從而建立好幾個新王朝，在史實上是站不住的。
汪士铎在其《汪悔翁乙丙日記》2/18b中相信：“四民之中，最易作亂者農。
”這個觀點可以這樣理解，由于是人口中數量最多和最強壯的部分，同時處在比其他階層較差的經濟環境中，中國農民最可能做出粗暴的行為。
但從汪氏粗略的觀察而推論出農民因此“本質上是革命的”，則是錯誤的。
[220]其事例可以參見Davis，China（1852），II，196；尹嘉賓《征剿紀略》（1900），2/5b；《股匪總錄》，2/17a-b。
[221]洪亮吉（1746—1809）1798年寫給成王的一封信。
參見稻葉岩吉《清朝全史》（中譯本）第三冊，第28—29頁中所引。
〔編者按：參見本章注196按。
〕 [222]《江西通志》，卷首之三，9a。
[223]《江西通志》，3/25a-b。
[224]曾國藩《曾文正公書劄》，2/3a。
〔編者按：《與湖南各州縣公正紳耆書》。
〕 [225]李棠階《李文清公日記》，第十三冊，鹹豐三年（1853年）六月二十日和七月一日。
〔編者按：見“二十至廿四等日”條及“七月二十九日”條。
〕 [226]Meadows，Rebellions，p.291。
斜體字為原作者所标〔編者按：譯本改為着重号〕。
[227]19世紀中國的情況與同一時期日本的情況進行對比，可能是很有益的。
參見HughBorton，“PeasantUprisingsinJapan，”TransactionsoftheAsiaticSocietyofJapan，2ndseries，XVI，pp.1-219.Asakawa（朝河貫一），“NotesonVillageGovernmentInJapan，”JournaloftheAmericanOrientalSociety，XXX，pp.259-300，andXXXI，pp.151-216.Borton關于日本叛亂論述的結論，有助于我們了解同一時期中國農民在叛亂中所起的作用：“大多數農民叛亂是互相孤立的，很少想要推翻政治制度本身，主要目标在于糾正當時封建專制社會中天生的一些微小的不公正。
當然，整個農民運動有助于推翻封建專制結構，但是說普通農民清楚地認識到，或渴望參加社會革命運動，則是太誇張了。
”（第20頁）朝河貫一對日本農民大衆造反能力的評價，同樣說明了問題：“正如封建主對上層階級的政策是以犧牲他們的真正力量及他們對他的忠誠來制衡他們一樣，他對農民的控制，壓制了他們的進取心，限制了他們的财富，惡化了他們的生存環境。
如果他們沒有在一般社會造反中奮起，是由于他們不但完全被剝奪了反抗的機會，而且被剝奪了反抗力量。
在19世紀中葉全國性危機終于來臨之時，封建上層階級不但不努力保護日益衰落的德川家康家族的權力，反而鼓動人們去消滅它，農民也一樣顯得異常冷漠。
倒幕運動是由失意武士發動起來并完成的，鄉民萎靡、意志消沉，沒有為自己的解放事業而奮起。
”（XXX，p.290）中國和日本之間曆史環境的區别非常明顯。
雖然不能過分地強調這兩個國家的農民在社會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類似，但是，日本農民的行為告誡我們不要過于樂觀地認為中國農民具有“革命”的能力。
[228]Meadows，Rebellions，p.19. [229]劉基（1311—1375）《誠意伯文集·郁離子·瞽聩篇》。
[230]FrankBrinkley，China（1902），II，p.219. [231]Meadows，Rebellions，pp.27-28。
斜體字為原作者所标〔編者按：譯本改為着重号〕。
[232]李慈銘《越缦堂日記·孟學齋日記》，甲集，首集下，64b，癸亥年（1863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233]簡又文《太平軍廣西首義史》，各頁。
[234]FrankBrinkley，China，XII，p.228. [235]Meadows，DesultoryNotes，p.191.有關造反因不正确領導而失敗的事例很多。
HoseaMorse，InternationalRelations，I，pp.440-441，引自TheChineseRepository，1832年5—11月，1833年3—5月的記載，說明這種情況：“我們主要的興趣在于最擾亂的各省的叛亂活動，廣西全省各地，尤其是在粵、桂、湘三省交界處的山區。
在這裡，1832年2月5日，趙金龍身穿繡有‘金龍王’三字的黃袍團補服，發動了一場叛亂。
起初，叛軍攻占了四座有城牆的城市和許多村子，湖南提台〔提督〕戰死。
6月，據報一支人數達30，000人的叛軍打敗了由湖廣總督〔編者按：即盧坤，原文為Catonviceroy〕統率的官軍，官軍損失2000人；同月，位于廣州南面香山的武裝叛軍，發動了許多劫掠行動。
7月，湖廣總督又一次戰敗，隻得從廣州增派援軍，這樣官軍人數達到15，000人。
10月，據報叛軍被掃平，但是到11月，又前所未有地活躍起來。
1833年3月，叛亂被真正地鎮壓下去。
據說，政府花了一大筆錢收買了叛軍的領袖，同時淩遲〔砍頭之前，先一片片割下身體非緻命的部分〕處死了‘金龍王’的5名親屬。
”〔編者按：《大清曆朝實錄·宣宗朝》卷二百五、二百六、二百十五、二百二十三諸卷亦載猺人之叛，叛亂領袖名為“趙金隴”，另外可以參閱魏源《聖武記》卷七《道光湘粵平猺記》，與外文所記，互有出入。
〕 [236]趙翼《廿二史劄記》，36/23a和25a。
[237]《淮安府志》，29/69b。
[238]《史記》，89/1a-2b。
餘英時在《新亞學報》第一卷第二期第209—280頁上發表《東漢政權之建立與士族大姓之關系》，詳細論述說，沒有“士族大姓”的參加或指導，王權就不能長時期地維持；聚集在逐鹿者周圍的“饑民集團”，隻不過是幫助推翻舊王朝。
參見筆者對餘氏的評論，見JournalofAsianStudies，XVI（1957），pp.611-612。
[239]《新唐書》，卷二二五下，2b。
[240]《舊唐書》，卷二百下，4b-5b。
[241]趙翼《廿二史劄記》，36/17a。
[242]《明史》，309/6b。
還請參見同書309/2a-b和10a；趙翼《廿二史劄記》，20/26a。
根據趙翼所說：“牛金星乃舉人不第者，每肆毒于進士官，而戒軍中勿害舉人。
” [243]JamesB.Parsons，“TheCulminationofaChinesePeasantRebellion：ChangHsien-chunginSzechwan，1644-1646，”JournalofAsianStudies，XVI（1957），p.391. [244]《明史》，309/17b-18a。
Parsons，“CulminationofaChinesePeasantRebellion，”JournalofAsianStudies，XVI，p.399，就張獻忠和紳士的關系評價說：“張沒有針對紳士做出詳細的計劃而有效執行的訴求。
他選任的主要軍師（汪兆麟）是一個反對傳統紳士觀念的人物。
這樣，張獻忠在極端憤怒之中，采取極端恐怖的措施對待所有的反對者。
” [245]TheChineseRepository，XIX（1850），p.568，記載了廣東韶州叛亂隊伍發布的文告，不可能出自農民之手。
文告說道：現在的朝廷隻是異族滿人的朝廷。
他們雖然人數少，但是利用武力統治了中國，征收稅賦。
從而明白昭示，任何人隻要武力強大都可以從中國奪走财富。
……滿人奪走了我們中國本部十八省的财富，任命官吏壓迫我們。
而我們中國人，為什麼就必須向他們納貢稱臣呢？然而，如果認為所有明顯同情“匪”的紳士和知識分子都一定會積極參加“匪”的事業，那也是錯誤的。
其中一些紳士和知識分子參加，隻不過是為了保證自己生命财産的安全。
他們随着環境的發展變化，在此時會支持造反，在彼時就會支持官軍鎮壓。
曾國藩就觀察到了這種行為。
他在寫給駱中丞（秉章）的一封信中說道：“常甯會匪不下四五千人，此次殺戮僅二百餘人，其餘聚則為匪，散則為民。
如洋泉、杉木等處紳庶，見賊勝則戈矛以助賊勢，見官兵勝則箪壺以犒王師。
”參見《曾文正公書劄》，4/12a。
這種紳士明顯不會對叛軍提供什麼有用的領導。
[246]Martin，ACycleofCathay（1896），p.269. [247]馮桂芬《顯志堂集》9/5a。
[248]VonRichthofen，Letters，p.75. [249]Morse，InternationalRelations，I，p.453. [250]JosephEdkins；“NarrativeofaVisittoNanking，”引見Mrs.JaneR.Edkins，ChineseScenes，pp.304-305。
簡又文《太平天國鄉治考》，載《東方文化》（1954）卷一，第249—312頁。
一方面認為在太平天國起義區域，實際情況“當然比清朝的要好”；但另一方面又作出結論認為，“太平天國的十年災難，最終沒有為百姓帶來什麼改善”（參見上引書的英文提要，同書第311—312頁），其部分原因在于太平天國許多機構非常腐敗，或者用另一種話來說，就是不具備當官的條件。
Meadows，Rebellions，chapters12-17，根據有關1854年以前情況的資料，描繪了一幅太平天國統治的盛世圖景。
[251]汪士铎《汪悔翁乙丙日記》，1/7b。
[252]ArthurE.Moule，HalfaCenturyinChina（1911），pp.34and55. [253]Edkins，ChineseScenes，pp.255-256. [254]朱其華《中國近代社會史解剖》，引見TengSsu-yü，NewLight，p.35。
[255]比如，曾國藩承諾凡是離開太平軍兵營的人，其所有的“罪”——無論是過去的還是當時的——都可以一筆勾銷。
載《清朝續文獻通考》，199/9482。
RobertLee，“ThePao-chiaSystem，”PapersonChina，III，p.209，論述“保甲制度”時說：“由于農民領導的本質或缺陷，使得每一次農民叛亂在成功的同時即是背叛的開始。
在土地問題極端嚴重時崛起并取得權力的領袖們，不可避免地按照被推翻王朝原有的政府組織原則和結構，重建帝國。
農民領導這種顯而易見的缺陷，原因大概來自于具有支配地位的士大夫。
由于他們獨斷了受教育的機會和權力，因而農民大衆不得不依靠他們在知識、社會和政治上的指導。
”這一論述雖然建立在無可争辯的事實基礎之上，但是陳述得并不十分令人滿意。
[256]Morse，TradeandAdministration（1913），AppendixD，pp.432-441. [257]Boardman，ChristianInfluenceUpontheIdeologyoftheTaipingRebellion（1952），andVincentY.C.Shih（施友忠），“TheIdeologyoftheTai-p’ingT’ien-kuco”（手稿）. [258]ArthurSmith，ChinainConvulsion（1901），chapters1to8. [259]GeorgeDanton，CulturalContactsoftheUnitedStatesandChina，p.4. [260]夏燮《中西紀事》，卷二《猾夏之漸》，引自魏源《海國圖志·天主教》。
EdwardH.Parker摘譯《中西紀事》，書名為China’sIntercoursewithEurope（1890）。
[261]Danton，CulturalContacts，p.5. [262]Holcombe，RealChinaman（1895），pp.229-230. [263]AlexanderWilliamson，JourneysinNorthChina（1870），I，viii-ix. [264]ArthurSmith，ChinainConvulsion，I，pp.92-93. [265]Auber，China（1834），p.64。
有關西方勢力對中國鄉村社會的影響，參見本書第九章的有關探讨。
[266]ArthurSmith，ChinainConvulsion，I，pp.94-95：“輪船航運在中國由來已久，可以認為它事實上已經變成中國社會、商貿和經濟生活中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
但是，隻要輪船的發展導緻中國帆船退出曆史舞台，如同揚子江上以及從東南到天津整個大運河上的情形一樣，就會形成一種對抗。
這種對抗并不會由于一般找不到發洩的出口，而更不真實。
” [267]Martin，ACycleofCathay，p.446. [268]ClarkeAbel，Journey（1818），pp.88-89。
在另一處（p.233），Abel強調指出：“上層階層”看起來容易說謊，商人“自己證明自己一般愛欺騙”，等等。
不過，他認為農民屬于另一種人，他說：“我同農民打交道的經驗充分告訴我，農民純樸，性格溫和。
” [269]JohnOuchterlony，ChineseWar（1844），pp.209-210. [270]Cooke，China（1858），p.128. [271]Fisher，ThreeYearsService（1863），pp.13-14. [272]VonRichthofen，Letters，pp.1and23. [273]VonRichthofen，Letters，p.26. [274]VonRichthofen，Letters，p.61. [275]JamesD.Ball，ThingsChinese（1906），pp.611-612。
鮑爾列舉的地區如下：廣東的廣州和香港，浙江的甯波和溫州，江蘇的上海、丹陽、蘇州、鎮江和通州，安徽的蕪湖、安慶和湖州，福建的福州，江西的九江，湖北的宜昌、沙市和漢口，直隸的天津，山東的兖州，四川的重慶、雲陽和順慶府，等等。
下列城市為條約港：廣州（1842年）、甯波（1842年）、福州（1842年）、上海（1843年）、天津（1860年）、九江（1861年）、漢口（1861年）、蘇州（1869年）、蕪湖（1877年）、溫州（1877年）、宜昌（1877年）、重慶（1891年）、沙市（1896年）、安慶（1904年）。
[276]GeorgeB.Smyth，“CausesofAnti-foreignFeelinginChina，”inCrisisinChina（1900），pp.3-32. [277]GeorgeB.Smyth，“CausesofAnti-foreignFeelinginChina，”inCrisisinChina（1900），pp.15and28。
其他西方學者的觀點也與此相同。
例如，NilesRegister（Philadephia，February23，1822）的編輯以如下的語言評論清帝國發布的一道禁止基督教傳播的聖旨：“如果中國皇帝的行動符合歐洲國家已知的行為，承認基督教，那麼他的确有權反對有害于其帝國的東西傳入中國。
”參見Danton，CulturalContacts，p.11，note16.Wilhelm，SoulofChina，pp.226-228，在1920年代這樣觀察指出：“這很明顯，如果一個眼界狹窄的人來到像中國這樣的一個大國，就對幾千年的文化傳統進行挑戰，指責它的醜惡，即使他胸懷世界上最美好的動機，仍不會得到上層開明人士的支持。
結果，他們首先引入教會的人便是無家可歸者。
……此外教會……幹涉其皈依者的司法審判。
……（傳教士）在身後洋槍洋炮的支持下，以外國人的身份，迫使當地法官違法亂紀，做出偏向教會的裁決。
……這些方法既沒有給中國人，也沒有給教會帶來和平……最後積重難返，中國人忍無可忍，隻能造反。
他們焚毀教堂，經常不斷地殺死傳教士。
後來，外國力量隻得出面幹涉，派遣炮艦執行處罰，例如占領青島（當時作者住在那裡）就是一例——所有的事又重新開始。
當然人們不僅對傳教士恨之入骨，而且整個宗教體系都普遍遭到聲讨、譴責。
聖保羅也被襲擊，被關起來，被石頭砸，沒有任何力量為他報仇。
” [278]鈴木中正《清末攘外運動の起源》（英文摘要），《史學雜志》，1953年第62編，第1期〔編者按：應為第10期〕。
[279]鈴木中正《清末攘外運動の起源》，第5頁，引駱秉章的奏折，收錄在《文獻叢編》。
美國傳教士J.L.Shuck指出侵略者實際上犯下了種種暴行。
參見ChineseRepository，X，pp.340-348。
[280]夏燮《中西紀事》，6/9a。
該作者還在同書6/14b中補充指出：“彼百姓安知大義，不過因其輪奸一老婦人起釁。
” [281]有關該事件的簡述，參見Morse，InternationalRelations，I，p.284ff.，andTheChineseRepository，X，340-348and536-550。
[282]江蘇巡撫梁章钜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七月丙寅日的上奏。
參見《籌辦夷務始末·道光》，卷三十一。
[283]Ball，ThingsChinese，p.610.Cf.Holcombe，RealChinaman（1895），pp.228-230：“可以推斷，這些人（文人）在任何團體中都是有影響的。
……他們自己認為屬于統治階級，因而對那些任官之人所持的批評通常是溫和的，但是，他們影響、控制和左右了公共輿論。
他們是民衆之間、民衆和地方官員之間所有争執問題中無可取代的仲裁人。
……他們固執且狂熱。
他們被指控煽動居民起來反對外國人，鼓勵許多暴力行為，尤其是以傳教士為攻擊目标的；這些指控顯然有充分根據。
” [284]梁廷柟（1796—1861），《夷氛紀聞》（1937），第49—50頁。
[285]Ouchterlony，ChineseWar，pp.151-159. [286]Morse，InternationalRelations，I，pp.370-371.Ssu-yüTengandJohnK.Fairbank，China’sResponse，p.36，Document4，“CantoneseDenunciationoftheChina，1841，”就是一個反英宣傳的極佳事例。
JuliaCorner，China（1853），p.266，認為反外暴動是由“秘密社會及其鼓動家”煽動起來的。
秘密社會成員雖然參加了這些反外暴動，但是，必須承認關鍵性的角色是由地方紳士充當的。
[287]鈴木中正《清末攘外運動の起源》，《史學雜志》1953年62編，第1—28頁。
[288]梁廷柟《夷氛紀聞》，第50—51頁和第100頁。
[289]梁廷柟《夷氛紀聞》，第51頁和第100頁。
[290]梁廷柟《夷氛紀聞》，第107—108頁。
[291]夏燮《中西紀事》，13/6a-7b。
該作者在同書13/13b中轉引《西人月報》繼續說道：“廣省城内外居民，恰與英人無大仇怨……惟城外九十六村之人大不相合。
”在13/17a中補充說：“九十六村者，即三元裡之一百三鄉也。
” [292]《籌辦夷務始末》，66/40中收錄了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的一道上奏，稱耆英否認地方紳士參加了反外暴動，應由“爛崽”（一些地方上稱“光棍”為“爛崽”）負責。
同書75/34中收錄了道光二十六年的一份文件，稱耆英否認社學也卷入到反外暴動中去。
不過，這些否認原因很容易理解，但很難被當作是對事實的陳述。
[293]在廣州從事醫療工作的美國傳教士PeterParker彙報了廣州發生的情況，分别載于ChineseRepository，V（1836）；VIII（1839）；andX（1841）.Danton，CulturalContacts，pp.44-47.引用了這些報告。
[294]Morse，InternationalRelations，II，p.371，轉引自1842年12月的ChineseRepository。
[295]《籌辦夷務始末·道光》，75/13。
[296]夏燮《中西紀事》，卷六，各頁。
[297]夏燮《粵氛紀事》，1/1a-b。
[298]夏燮《中西紀事》，13/1a-2b。
[299]ArthurSmith，ChinainConvulsion，I，pp.65-66. [300]Martin，ACycleofCathay，pp.445-448。
同樣參見ArthurSmith，ChinainConvulsion，I，pp.77-82。
[301]ArthurSmith，ChinainConvulsion，I，pp.71-72。
有時，反外宣傳适得其反，比如葉昌熾在其《緣督廬日記鈔》中（庚戌年三月初一）概括了1910年的一個事例：“晨起，聞香山村民昨夜四鼓聚衆毀喻培翁家……僅以身免。
……市人哄傳洋人在海上造橋，打樁不下，以生人甲子厭勝，賄培翁沿街挨戶寫姓名冊，村中有暴死者，衆怒難犯，構此奇禍。
……既而悟為造戶口統計冊，喻為鄉董，池魚所由殃及。
” [302]HaroldE.Gorst，China（1899），p.246，觀察指出：“1898年夏發生于廣西的暴動，就其他方面來說沒有什麼重要意義可言，但是就一個方面來說，非常令人感興趣，它提供了西方強國近年來的行為對中國人民産生影響的例證。
暴動領導人張某發布的宣言隻是訴諸反外情緒，其序言如下：‘老天在上，我張某人是“洪江會”（TheHungSunTong）頭領和軍隊大元帥，發誓要把洋蠻子驅逐出中國，改變中國恥辱的地位。
歐洲蠻人國家勢力強大，現在對我們虎視眈眈，企圖玩弄狡詐、隐秘的陰謀手段。
中國沒有哪一塊地方，它們不想吞下去；哪怕是一文錢，它們也要奪走。
10多年前，洋人傳教士來到我們的土地上，蠱惑我們同胞藐視神靈，在我們整片土地上散布毒藥。
……天地人神共憤，對付這些入侵者。
……’”（引自TheLondonTimes，September30，1898。
） [303]FriedrichEngels，“Persia-China，”此文最早發表在NewYorkDailyTribune，June5，1857，後來收錄在MarxonChina，pp.48and50，該文以如下語言評價了華南日益發展的反外運動：“我們最好認為中國人這次戰争的性質是一場反對外來侵略的戰争，一場捍衛中華民族的全民戰争。
……現在，中國人的情緒與1840—1842年戰争時的已顯然不同。
當時人民靜觀其變，讓皇帝的軍隊去與侵略者作戰，而在遭受失敗以後，抱着東方宿命論的态度服從了敵人的暴力。
現在至少在南方各省（直到現在軍事行動隻限于這些省份之内），民衆積極而且是狂熱地參加反對外國人的鬥争。
”Engels這一觀點，很難被認為是正确的。
正如上面所表明的，1841年三元裡“人民”的行動遠不是“靜觀”；正如下面兩位當時身處其中的作者所觀察指出，1840年到1857年間看不出“人民大衆”的行為有什麼變化。
“馬德拉斯工程師”号炮艦海軍上尉JohnOuchterlony，在《鴉片戰争》第420—421頁中彙報了他1842年在南京附近所看到的情況：“因而，不幸的郊區到處都被縱情劫掠。
沒有哪艘軍艦的印度士兵或歐洲人是帶着規定上岸的，因為他們在生機勃勃、平和安靜的角落橫沖直撞，乃至把一度非常繁華的整條街道洗劫一空後，才回到運輸艦上。
中國人和歐洲人、印度人、非洲人以及馬來人，相互之間追逐推擠，看起來情緒高昂。
當收集了一堆‘戰利品’之後，他們總是用勸說的方法，強迫一幫中國人搬運到目的地；而這種勸說并不總是溫和的。
我還奇怪地看到，中國下層社會是以多麼堅忍和恭謹的态度來忍受所有的盛氣淩人和粗俗對待。
……打劫富戶的消息也迅速傳開，這些可憐人的數字每時每刻都在增加。
”TheTimes特約記者GeorgeW.Cooke，China，p.339叙述了1857年1月英法聯軍占領廣州城并将兩廣總督葉名琛掠為階下囚之後廣州的情形：“金庫裡面裝滿了銀子……還有一間房屋，裝滿了最為昂貴的軟毛官服，襯裡是用一種黑色、罕見的皮毛做的；另一間房屋裝滿了銅錢。
……上面來的指示是把銀塊帶走，不碰其他東西。
……但是怎樣才能運走這些沉重的銀塊呢？大家聚集在金庫前商量，其中一名軍官想出了一個非常好的主意——‘凡是願意把銀塊搬到英國兵營的苦力，每人可以得到一元錢’。
人群剛散去尋找竹棍，轉眼間就有一千名志願者争着要為我大英帝國搬運自己城市的财物。
”難以想象，這樣的苦力在1840年或1857年中會從事“一場反對外來侵略的戰争”。
同許多學者一樣，恩格斯也未能充分注意紳士和文人在反外運動中的地位和作用。
StanleyP.Smith（ChinaInlandMission），ChinafromWithin（1901），pp.142-143正确地指出，義和團是中華帝國仇外心理最後一次也是最強烈的表現，導緻其爆發的直接因素包括慈禧太後“狂妄、無知和迷信”的心理。
[304]Davis，China，II，pp.182-183。
該作者還在同書第196頁中就1847年發生于浙江奉化的暴動評價道：“這不過是我們的戰争〔譯者按：即鴉片戰争〕以來，各個地方普遍存在的麻煩的一個小小的樣本。
最嚴重的反抗發生于大部分華南省區；反抗首先發生于廣州，然後像瘟疫一樣傳布開來。
社會普遍抱怨的問題是土匪日益增加；募集用來抵抗這些土匪的民團，讓人民可以為賦稅問題跟政府讨價還價。
” [305]Davis，China，II，p.412. [306]Huc，ChineseEmpire，I，pp.291-292. [307]曾國藩《曾文正公書劄》，13/10b。
後來，曾國藩在給左宗棠的一封信中（13/17a）說道，無論發生什麼後果，他都要北上挽救朝廷。
然而，他在給李鴻章的一封信中（13/21b）卻說道，朝廷指示他不要北上。
[308]Marx，“RevolutioninChinaandEurope，”NewYorkDailyTribune，June14，1853，收入MarxonChina，pp.1-2。
[309]Mallory，China：LandofFamine，p.66.
參見《廣州府志》，108/20b。
至于其他稱謂，将在随後讨論中提到。
[158]Huc，ChineseEmpire，II，p.251.Huc進一步說道，其中一些“光棍”成立一些團體，另一些則獨自行動。
[159]陳宏謀《培遠堂偶存稿》，21/8a-b。
[160]陳宏謀《培遠堂偶存稿》，21/9a-10b。
[161]陳宏謀《培遠堂偶存稿》，15/33a-b。
[162]陳宏謀《培遠堂偶存稿》，43/11a。
這種乞丐的行為并不限于騷擾地方居民。
〔編者按：此後注文與文中引文完全相同，疑誤，今略。
〕 [163]汪輝祖《病榻夢痕錄》下，4b-5a。
[164]《江西通志》，卷首之三，4b-5a。
[165]渠彌《養和室随筆》，載《中和》月刊，第1卷，第121頁。
〔編者按：查引文出自《中和》月刊，1940年，第1卷第4期，《養和室随筆》“哥老”條。
〕文中引用1733年進士、四川南充知縣邱襄周的話。
“嘓噜”一詞的意思并不清楚。
根據作者所引來看，該詞最初形式可能是“哥老”。
[166]《知新報》，82/1a，引自廣東巡撫1899年的一道奏折。
有關秘密社會從事盜匪活動的情況，我們可以從“洪門”起草的關于控制其成員從事盜匪活動并防止争端發生的特定會規中獲知。
例如“五誓”（倫敦大英不列颠博物館，遠東檔8207D）、“二十誓”（遠東檔8207E）和“行船遇劫口白”（蕭一山《近代秘密社會史料》3/1b、3/5b和4/38a-b）。
這裡，不能以任何制度化的方式來處理秘密社會問題。
有關秘密社會對19世紀中國鄉村的影響達到什麼程度，可以列一些參考書目。
蕭一山的《近代秘密社會史料》包含了許多有用的主要資料。
此外，還可以參考下列著名研究成果：J.S.M.WardandW.G.Stirling，TheHungSociety，3vols.（1925-1926）；GustaafSchlegel，Thian-ti-hwui，TheHungLeague（1866）；chaptersinK.S.Latourette，TheChinese（1941）；andJamesD.Ball，ThingsChinese（4thed.，1906）.HenriCordier，BibliothecaSinica，III，1894-1900，補充了一些書目。
[167]李慈銘《越缦堂日記補》，壬集84b，1862年（同治元年二月二十四日）〔編者按：應為1863年同治二年〕。
《潼川府志》（1897），17/39a中收錄了當地一首紀事詩，對土匪和官軍的行為都作了描述： “四野岑寂聲悄悄，貪頑有叟貧且老。
幸災樂禍肆歡欣，皆言此會賊來好。
憐我衰弱恤我貧，使我肥甘日夜飽。
爾時人家已無主，棄置财物埒糞土。
〔公然篡奪人不知，取之外府猶内府。
豕羊滿樓谷滿車，錦衣文繡鬥鮮華。
人生快意誰過此，從此貧困不須嗟。
〕兵乘賊退執群兇，孰知爾輩與賊通。
無貴無賤席卷去，眼底昙花付一空。
”〔編者按：此為陳謙《紀土匪》詩，括号部分為作者所未引。
〕 [168]《知新報》，82/2b，引自江西巡撫的一道奏折。
[169]曾國藩《曾文正公奏稿》，2/3b。
[170]曾國藩《曾文正公奏稿》，2/3b。
[171]參見本章注168。
[172]MortonFried，FabricofChineseSociety，p.229，叙述了一個在晚近發生的事例，可以說明農民的這種反應：“他們（1940年代末安徽滁縣的土匪）在一段時期靠搶劫遠離社會中心的人戶、打劫富裕的農民或頑固的鄉紳為生。
他們成功進行了好幾個月。
然後突然就被抓住了。
原因很簡單。
……這些‘遊擊隊’最初搶劫的對象，或多或少隻是限于富戶。
……可是後來不知為什麼，他們不加分别地随意搶劫，普通農民和佃農也成為他們的犧牲品，房屋也常常遭到燒毀。
……農民記下土匪的活動地點，并通知了當地政府。
” [173]葛士浚《皇朝經世文續編》，21/15b-16a。
還請參見林則徐《兩江奏稿》〔編者按：應為《兩廣奏稿》〕3/18a中收錄的一件描述廣東惠州和潮州宗族的文件。
[174]田文鏡《州縣事宜》，17b-18a。
[175]王先謙《虛受堂文集》，7/7b。
[176]《皇清奏議續編》，2/3a，梁上國提交的一道奏折〔編者按：《條陳平賊事宜疏》〕。
梁上國使用的“賊”字是屬于寬泛意義的，就像本節在開始讨論時就指出的那種用法。
[177]駱秉章《駱文忠公奏稿·湘中稿》，8/29b。
[178]《皇清奏議續編》，2/12a。
[179]葛士浚《皇朝經世文續編》，21/16a。
[180]賀長齡《耐庵奏議存稿》，1/15a-b。
[181]參見第八章注釋190—192。
[182]曾國藩《曾文正公書劄》，2/1a-b。
〔編者按：《與各州縣書》。
〕在這段和下段引文中，曾國藩也是以習慣上的寬泛用法來使用“匪”（即土匪）一詞的。
我們從vonRichthofen’sLetters，p.133引出一段（1872年5月所寫的一封信），有助于了解地方官員的愚蠢和不負責任的行為：“我上次來訪時沒有進去的（山西）平陽府（城）完全被毀滅了。
我聽到的情況是這樣的：幾年前，一支從河南來的叛亂者完全出乎意料地進了城，但隻是稍作搶劫後就離開了。
在他們還未離開很遠時，地方官為了在給皇帝的彙報中增加一些他們是通過抵抗才得以把平陽城從叛亂者手中拯救出來的證據，命令從城牆上朝着叛亂者的背後開幾槍。
叛亂者認為這是對他們的大不敬，調過頭來，摧毀全城，殺死許多居民。
自那以後，官軍就駐紮在廢墟中。
” [183]曾國藩《曾文正公書劄》，1/27a-b，1850年到1851年之際寫給胡蓮舫的一封信。
[184]這些定義是從政治學的角度作出的，同Webster’sInternationalDictionary所下的定義實際上相同。
造反的定義在前面注釋82中已經引述了。
至于“革命（Revolution）”的含義，該詞典是這樣解釋的：“指組織機構，或政府或制度的根本改變；由被統治者推翻或摧毀現政府或統治者，并取而代之。
”EncyclopediaoftheSocialSciences的定義與此不同：“革命：政治秩序中的主要變化，它并不僅僅是政府人事的改變，或具體政策的重新調整，而必須進行或者伴随着不同社會集團和階級之間關系的劇烈變化；……社會秩序的重塑。
……革命的這一特征，使它同……軍事政變、造反和起義區别開來。
”還請參見Aristotle，Politics（Jowett’strans.），I，p.1301b對“革命”的解釋：“政體的變革沿着兩個不同的途徑演進：有時騷動就指向現行政體，圖謀變更政權的性質。
例如從民主政體轉為寡頭……另一種不在于推翻現行政體，不搞亂政府形式……他們隻想将行政權力争取到自己的手中。
”很明顯，從公元前246年秦朝建立到1644年清朝建立，所有王朝更疊，用亞裡士多德的話來說是屬于“并未改變政府形式”的“革命”。
一些重大的民變的意義，比起那些僅僅想“将行政權力争取到自己手中”的領袖的願望要大得多。
太平天國之役就是這樣的著名事例；不過，它在一個方面并未脫離原來的曆史模式，即其領導人仍然企圖建立另一個王朝，而非一種完全新型的政府組織。
Meadows，Rebellions（1856），p.25，所作的評論引人入勝：“革命是指政府形式及其建立原則的變化，它并不一定包含統治者的改變。
造反是指起來反抗統治者，目标遠不是一定要改變政府的組織原則和形式，其爆發的原因常常出于保持它們完美無缺的願望。
革命運動是針對原則；造反在于針對個人。
……如果清楚地記住這一區别，那麼用一句話就可以清楚地說明中國四千多年的曆史：在所有文明達到一定程度的世界各國中，中國人是最無革命精神而最具造反精神的民族。
〔編者按：原書為斜體，譯文改為着重号。
〕一般說來，中國曆史上隻有一次政治大革命，即大約兩千年前中央集權取代封建制度的革命。
”通過對“造反”作這樣的解釋，并将之同“革命”區别開來，我們從而可以把中國曆史上所有反政府的民變歸結在“造反”的标題下，而不必一一去确認其中哪些在性質上屬于“革命”的棘手問題；那不是我們現在要關心的問題。
[185]Meadows，Rebellions，p.24：“中國人沒有立法的權利。
……他們無權投票選舉自己的統治者，也無權限制或終止撥款。
因此，他們隻有造反的權利。
”〔編者按：原書為斜體，譯文改為着重号。
〕魏特夫對“造反權利”一詞的适當性提出懷疑：“‘造反權利’這一詞語是不适當的，因為它混淆了法律問題和道德問題。
政府對朝廷權力興衰的論述，是為了警告不要造反，而非作為造反的指南；它們當然不會被編入‘憲法性’規章或法律裡。
隻有在現存法律被破壞的情況下，‘造反的權利’才可以被行使。
而主張這項權利的人冒着全部毀滅的危險。
”參見“OrientalDespotism，”Sociologus，III（1953），p.100。
魏特夫教授的說法非常中肯。
不過，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其他地方，由于從未有過合法的造反權利，因而一些中國作者很有可能提出某種類似于道德性的造反權利。
事實上，孟子特别強調的“天命”和代天行道的“天吏”（ministerofHeaven）概念，甚至也包含着準宗教性的造反權利。
“朝廷權力興衰的官方論述”構成“對造反行為提出警告”，因為這樣的論述即使不是正式地也是含蓄地承認了“民”有起來反抗暴君的原則。
另一方面，造反者利用這一原則作為他們的行動“指南”，甘願冒着自己完全毀滅的危險去行使“造反權利”。
這樣，造反權利雖然在法律上是一頭可怖的怪獸，但在帝制中國思想史和政治史上享有合法地位。
它使我們想起“天賦人權”的概念；該概念在法律上同樣是一頭怪獸，但在歐洲曆史上享有相同的地位。
在中國，法家否認類似“造反權利”之類東西的存在，不管是道德的還是法律的。
不過，其他學派并不同意他們的觀點。
[186]《尚書·周書·泰誓下》；JamesLegge，ChineseClassics，III，part3，p.296。
[187]《孟子·梁惠王下》，第三章、第十一章；《公孫醜下》，第八章；《盡心下》，第十四章。
還請參見Legge，ibid.，II，pp.157and170-171，223，480，and483。
[188]賈誼（前200—前168），《新書·大政上》。
[189]方孝孺（1357—1402）《遜志齋集》，卷三《民政》。
[190]WalterH.Mallory，China：LandofFamine，p.65：“在作者看來，理解中國君主制度最好采用中國人自己的方法：人民是海，皇帝是舟。
水能載舟，也能覆舟。
如果人民發怒，舟就會面臨覆頂之災。
” [191]比如，羅爾綱在《太平天國史綱》第1—20頁中詳細叙述了導緻太平天國運動爆發的主要原因有土地日益集中、人口壓力、對外貿易處于逆差、不斷發生的自然災害等。
[192]《史記》，48/1b。
[193]《宋史》，468/6b。
[194]羅邕、沈祖基編《太平天國詩文鈔》，28b-29a。
不過，這一文件可能出自他人之手，而非洪秀全所寫。
[195]羅邕、沈祖基編《太平天國詩文鈔》，32b-34a；向達等編《太平天國》，《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第二種，第二冊，第691—692頁。
[196]洪亮吉（1746—1809）于1798年寫給成親王的一封信。
參見稻葉岩吉《清朝全史》（中譯本）第三冊，第29頁中所引。
〔編者按：引文出自《征邪教疏》，收入《卷施閣文甲集》卷十，1a-3b，光緒三年授經堂重刊本。
給成親王的信題為《乞假将歸留别成親王極言時政啟》，與引文不同。
〕這一期間的叛亂活動包括：1774年山東王倫叛亂；1793年湖北、四川和陝西劉之協和王三槐叛亂；1813年河南、直隸李文成、林清叛亂。
劉之協和王三槐屬于白蓮教，李文成、林清屬于白蓮教的分支天理教。
[197]《廣州府志》（1878），129/24b。
[198]《潼川府志》（1897），17/34a。
[199]《明史》，卷309，各頁。
[200]羅爾綱《太平天國史綱》，第17—20頁。
[201]PaulM.A.Linebarger，GovernmentinRepublicanChina，p.116，對此一問題持論激烈：“缺乏财力導緻土地的喪失，農民土地所有者淪為佃農。
如果經濟剝削、政治壓迫過度了，接踵而至的是社會動亂。
農民叛亂不但推翻了政府，而且摧毀了經濟。
中國大多數王朝就是因為土地問題而崩潰的。
” [202]《宋史》，267/7a。
[203]薛農山《中國農民戰争之史的研究》，第三章，第284頁，引蘭簃外史《靖逆記》。
[204]蕭一山《太平天國叢書》第一輯，收錄了這一文件。
[205]安徽一些棚民的經曆簡單地說明了這種情形。
根據《滁州志》卷一之二，13a中的記載，這些棚民的領導人“遙奉僞天王令，聚黨數千，襲來安縣城”。
棚民存在于浙江、江西、安徽和廣東等省。
他們屬于那種從其他地區遷移而來、處境悲慘的小民，為當地居民所歧視。
參見盛康《皇朝經世文續編》，33/5a，引戴槃所寫的一篇文章〔編者按：戴槃《定嚴屬墾荒章程并招棚民開墾記》，出自葛士浚《皇朝經世文續編》，原文偶誤〕；《江西通志》，卷首之一，24b。
[206]王世貞（1526—1590）《弇山堂别集》，卷85《诏令雜考》，第1頁，引寫給山東、河南、直隸、陝西和山西等省居民的一篇告示〔編者按：朱元璋《谕中原檄》〕。
[207]Huc，ChineseEmpire，I，xiii.有關太平天國反滿思想概要，參見簡又文《太平天國雜記》，第一輯，第64頁。
《靈山縣志》，8/110b中指出：“前清自道、鹹以後，盜賊蜂起，皆奉太平天國‘反清複明’為詞。
” [208]《史記·陳涉世家》。
[209]《史記》，8/2b-4b。
劉邦當時擔任泗水亭長。
一條注釋說：“十裡一亭，十亭一鄉。
亭長，主亭之吏。
……（此職）蓋今裡長也。
民有訟诤，吏留平辨。
”〔編者按：此條注解出自張守節《史記正義》，故“今”指唐代。
〕 [210]TheodoreHamberg，VisionsofHung-Siu-Tshuen，燕京大學圖書館1935年重印。
Meadows，TheChineseandTheirRebellions（1856），大概過高地估計了太平天國領袖的道德力量和宗教純潔性。
P.M.Yap，“TheMentalIllnessofHungHsiu-chuan，LeaderoftheTaipingRebellion，”FarEasternQuarterly，XIII（1954），pp.287-304，探讨了洪秀全的領導心理。
[211]Meadows，Rebellions（1856），p.457. [212]EugeneP.Boardman，“ChristianInfluenceupontheIdeologyoftheTaipingRebellion”，FarEasternQuarterly，X（1951），p.115. [213]《潼川府志》，17/42b。
[214]ArthurW.Hummel（ed.），EminentChinese，II，p.958，概括了這一事件〔編者注：見“嶽鐘琪”（YehChung-ch’i）條，房兆楹撰〕。
[215]Huc，ChineseEmpire，I，xiii-xiv.還請參見蕭一山《近代秘密社會史料》各頁。
[216]《靈山縣志》，8/110b。
[217]這些識字的領袖在“邪教”叛亂中角色鮮明。
比如，根據《宋史》468/6b中的記載，叛亂領導人方臘“托左道以惑衆”。
還請參見《夔州府志》在21/5a-18a中關于劉之協的記載；尹嘉賓《征剿紀略》4/23b-24a中關于1884年被處死的白蓮教領袖高欽的記載。
[218]前文已經指出，由于中國廣大鄉村存在着“遊匪”，經常給造反增加了無窮的力量。
西方傳教士WilliamC.Milne，LifeinChina（1859），p.431，以如下言語解釋了太平天國迅速發展的情況：“那些侵擾鄉民和城郊居民的散漫、懶惰流浪漢，在這場叛變中找到了适當的機會，因而成群結隊地加入（太平天國運動）。
”秘密社會自然也為造反行動做出了貢獻。
Cooke，China（1858），pp.433-445，在附錄中引用了翰林院編修、曾任福建布政使的曾望顔對“造反之根源”所作的一些評論。
〔編者按：文章題名為“TsangWang-YenOnTheOriginOfTheRebellion”，文中說，這份材料是他的朋友威妥瑪從廣東一位皇商的店裡費力取得的。
〕這些評論雖然過于簡單化，但仍然很能說明問題：“為什麼廣東全省各地一直都有土匪存在，而且現在比以前什麼時候都要嚴重？其原因非常簡單，亦就是多年來一直未對非法的秘密社會成員采取任何行動，真正的犯罪分子總是逍遙法外，事實真相完全被隐藏或掩蓋了。
……在道光元年（1821年）之前，三合會作為一個匪派就已經存在。
……在道光十一年（1831年），禦史馮贊勳（FungTsahhiun）上奏報告他已經得知在5省均發現三合會印章、旗幟和圖冊。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八月，一千左右的三合會和睡龍會成員在廣東順德容奇村發生武裝沖突。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元月，沖突再次爆發，兩會成員、幾個村子的居民，人數共達幾千，在桂洲村進行了第二次戰鬥。
……知縣……恢複了秩序，急忙跑到省城，向督撫等大臣彙報。
他們指示他不要任由事情到處傳揚。
……毫無疑問，由于這些官員渎職，才緻使沖突雙方根本不在乎法律。
……這樣，危害像莠草一般很快傳遍了全省，并從廣東傳到廣西，到現在又已經傳到了江南和湖南。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秋，其他省區三合會、睡龍會某些會員來到香山的江口（Kiang-kau）、龍塔（Lung-ta）……等村，引誘村民入會。
……官方的兵丁和衙差都入會了；雖然并不知什麼好壞的窮人，是因為想得到一點錢（每人得10文銅錢）而被引誘入會的，但也有一些擁有土地的農民和受人尊敬的商人，因為要保護自己不受侵害而不得不入會。
……衙門不敢提到‘會’字，其結果是，不但全省大小縣份各種黨派林立，會員不計其數，就是緊靠省城的白雲山也經常舉行會員入會儀式。
在這一期間，不僅是商人——無論他們走陸路還是走水路——被殺，被搶劫，而且連有城牆保衛的城鎮和鄉村，也成為幫會任意出入之場所，當鋪和其他店鋪、私人住宅，也被洗劫一空，其主人被綁架敲詐。
……受害者向官府申訴時，官府并不是立即采取措施，直接追捕犯罪分子，而是讓受害者描述他們被搶劫的每一個細節。
……即使知道這些無法無天的犯罪分子在某個地方，兵丁和差役也從不去抓捕，而是要該地士紳去把他們打發走。
在手中既無兵丁又無差役的士紳無力完成任務，而真正的犯罪者又消失在遠方後，州縣官員又突然負起責來，把（紳士宗族的）神主牌帶到衙門監禁用鐵鍊綁上……道光二十七年和二十八年（1847年和1848年），成千上萬的非法幫會會員帶着棚帳、武器，占領任何他們想占領的地方……橫行于翁源、乳源、英德和清遠等地。
……今年春（1854年？），他們開始危害儋州（chan-chau）。
……五月，東莞城被占，但随即收複。
……七月，肇慶府各州縣城和順德、佛山、增城、從化、花縣及英德等地全部被占。
……現在，來自其他省區的歹徒不過一百或幾百人，但來自廣東本省的幫會會員頭戴紅巾、手持紅旗……成幫結隊，其力量可以占據各地。
如果不是幾十年前幫會就發展會員，怎麼可能發生一個地方的叛亂可以得到那麼多地方回應的情況。
” [219]RichardWilhelm，ChineseEconomicPsychology，pp.22-23.FeiHsiao-t’ung，PeasantryandGentry，pp.10-11：“十分自然，農民的共同趨勢并不是沿着社會階梯向上爬升，而是日益下降到社會最底層。
一旦災難降臨，小地主被迫賣掉自己的土地後，就變成佃農。
他還會進一步從佃農下降為無地的傭農。
最終，他會悲慘地死去，或者從村子中消失。
這種流浪者是絕望的，他們除了悲慘的生命外，一無所有。
他們離開曾經生活過的村子後，變成土匪或強盜，或者參加軍隊，或者作為大紳士的奴仆寄人籬下。
……他們屬于生活絕望的階層，因而在本質上是革命的。
統治階級強大時，他們深受壓榨和剝削。
……但是，如果統治階級日益腐朽，統治日益衰落，他們就是志在奪權的叛亂集團。
中國曆史上幾個事例都表明，新王朝就是由這些絕望的流浪者開創的。
”從我們讨論的角度來看，這段文字的結論很難說是正确的。
認為中華帝國曆史上的農民“本質上是革命的”，是過于樂觀的；由處于絕望境地的農民發動“志在奪權的叛亂”，從而建立好幾個新王朝，在史實上是站不住的。
汪士铎在其《汪悔翁乙丙日記》2/18b中相信：“四民之中，最易作亂者農。
”這個觀點可以這樣理解，由于是人口中數量最多和最強壯的部分，同時處在比其他階層較差的經濟環境中，中國農民最可能做出粗暴的行為。
但從汪氏粗略的觀察而推論出農民因此“本質上是革命的”，則是錯誤的。
[220]其事例可以參見Davis，China（1852），II，196；尹嘉賓《征剿紀略》（1900），2/5b；《股匪總錄》，2/17a-b。
[221]洪亮吉（1746—1809）1798年寫給成王的一封信。
參見稻葉岩吉《清朝全史》（中譯本）第三冊，第28—29頁中所引。
〔編者按：參見本章注196按。
〕 [222]《江西通志》，卷首之三，9a。
[223]《江西通志》，3/25a-b。
[224]曾國藩《曾文正公書劄》，2/3a。
〔編者按：《與湖南各州縣公正紳耆書》。
〕 [225]李棠階《李文清公日記》，第十三冊，鹹豐三年（1853年）六月二十日和七月一日。
〔編者按：見“二十至廿四等日”條及“七月二十九日”條。
〕 [226]Meadows，Rebellions，p.291。
斜體字為原作者所标〔編者按：譯本改為着重号〕。
[227]19世紀中國的情況與同一時期日本的情況進行對比，可能是很有益的。
參見HughBorton，“PeasantUprisingsinJapan，”TransactionsoftheAsiaticSocietyofJapan，2ndseries，XVI，pp.1-219.Asakawa（朝河貫一），“NotesonVillageGovernmentInJapan，”JournaloftheAmericanOrientalSociety，XXX，pp.259-300，andXXXI，pp.151-216.Borton關于日本叛亂論述的結論，有助于我們了解同一時期中國農民在叛亂中所起的作用：“大多數農民叛亂是互相孤立的，很少想要推翻政治制度本身，主要目标在于糾正當時封建專制社會中天生的一些微小的不公正。
當然，整個農民運動有助于推翻封建專制結構，但是說普通農民清楚地認識到，或渴望參加社會革命運動，則是太誇張了。
”（第20頁）朝河貫一對日本農民大衆造反能力的評價，同樣說明了問題：“正如封建主對上層階級的政策是以犧牲他們的真正力量及他們對他的忠誠來制衡他們一樣，他對農民的控制，壓制了他們的進取心，限制了他們的财富，惡化了他們的生存環境。
如果他們沒有在一般社會造反中奮起，是由于他們不但完全被剝奪了反抗的機會，而且被剝奪了反抗力量。
在19世紀中葉全國性危機終于來臨之時，封建上層階級不但不努力保護日益衰落的德川家康家族的權力，反而鼓動人們去消滅它，農民也一樣顯得異常冷漠。
倒幕運動是由失意武士發動起來并完成的，鄉民萎靡、意志消沉，沒有為自己的解放事業而奮起。
”（XXX，p.290）中國和日本之間曆史環境的區别非常明顯。
雖然不能過分地強調這兩個國家的農民在社會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類似，但是，日本農民的行為告誡我們不要過于樂觀地認為中國農民具有“革命”的能力。
[228]Meadows，Rebellions，p.19. [229]劉基（1311—1375）《誠意伯文集·郁離子·瞽聩篇》。
[230]FrankBrinkley，China（1902），II，p.219. [231]Meadows，Rebellions，pp.27-28。
斜體字為原作者所标〔編者按：譯本改為着重号〕。
[232]李慈銘《越缦堂日記·孟學齋日記》，甲集，首集下，64b，癸亥年（1863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233]簡又文《太平軍廣西首義史》，各頁。
[234]FrankBrinkley，China，XII，p.228. [235]Meadows，DesultoryNotes，p.191.有關造反因不正确領導而失敗的事例很多。
HoseaMorse，InternationalRelations，I，pp.440-441，引自TheChineseRepository，1832年5—11月，1833年3—5月的記載，說明這種情況：“我們主要的興趣在于最擾亂的各省的叛亂活動，廣西全省各地，尤其是在粵、桂、湘三省交界處的山區。
在這裡，1832年2月5日，趙金龍身穿繡有‘金龍王’三字的黃袍團補服，發動了一場叛亂。
起初，叛軍攻占了四座有城牆的城市和許多村子，湖南提台〔提督〕戰死。
6月，據報一支人數達30，000人的叛軍打敗了由湖廣總督〔編者按：即盧坤，原文為Catonviceroy〕統率的官軍，官軍損失2000人；同月，位于廣州南面香山的武裝叛軍，發動了許多劫掠行動。
7月，湖廣總督又一次戰敗，隻得從廣州增派援軍，這樣官軍人數達到15，000人。
10月，據報叛軍被掃平，但是到11月，又前所未有地活躍起來。
1833年3月，叛亂被真正地鎮壓下去。
據說，政府花了一大筆錢收買了叛軍的領袖，同時淩遲〔砍頭之前，先一片片割下身體非緻命的部分〕處死了‘金龍王’的5名親屬。
”〔編者按：《大清曆朝實錄·宣宗朝》卷二百五、二百六、二百十五、二百二十三諸卷亦載猺人之叛，叛亂領袖名為“趙金隴”，另外可以參閱魏源《聖武記》卷七《道光湘粵平猺記》，與外文所記，互有出入。
〕 [236]趙翼《廿二史劄記》，36/23a和25a。
[237]《淮安府志》，29/69b。
[238]《史記》，89/1a-2b。
餘英時在《新亞學報》第一卷第二期第209—280頁上發表《東漢政權之建立與士族大姓之關系》，詳細論述說，沒有“士族大姓”的參加或指導，王權就不能長時期地維持；聚集在逐鹿者周圍的“饑民集團”，隻不過是幫助推翻舊王朝。
參見筆者對餘氏的評論，見JournalofAsianStudies，XVI（1957），pp.611-612。
[239]《新唐書》，卷二二五下，2b。
[240]《舊唐書》，卷二百下，4b-5b。
[241]趙翼《廿二史劄記》，36/17a。
[242]《明史》，309/6b。
還請參見同書309/2a-b和10a；趙翼《廿二史劄記》，20/26a。
根據趙翼所說：“牛金星乃舉人不第者，每肆毒于進士官，而戒軍中勿害舉人。
” [243]JamesB.Parsons，“TheCulminationofaChinesePeasantRebellion：ChangHsien-chunginSzechwan，1644-1646，”JournalofAsianStudies，XVI（1957），p.391. [244]《明史》，309/17b-18a。
Parsons，“CulminationofaChinesePeasantRebellion，”JournalofAsianStudies，XVI，p.399，就張獻忠和紳士的關系評價說：“張沒有針對紳士做出詳細的計劃而有效執行的訴求。
他選任的主要軍師（汪兆麟）是一個反對傳統紳士觀念的人物。
這樣，張獻忠在極端憤怒之中，采取極端恐怖的措施對待所有的反對者。
” [245]TheChineseRepository，XIX（1850），p.568，記載了廣東韶州叛亂隊伍發布的文告，不可能出自農民之手。
文告說道：現在的朝廷隻是異族滿人的朝廷。
他們雖然人數少，但是利用武力統治了中國，征收稅賦。
從而明白昭示，任何人隻要武力強大都可以從中國奪走财富。
……滿人奪走了我們中國本部十八省的财富，任命官吏壓迫我們。
而我們中國人，為什麼就必須向他們納貢稱臣呢？然而，如果認為所有明顯同情“匪”的紳士和知識分子都一定會積極參加“匪”的事業，那也是錯誤的。
其中一些紳士和知識分子參加，隻不過是為了保證自己生命财産的安全。
他們随着環境的發展變化，在此時會支持造反，在彼時就會支持官軍鎮壓。
曾國藩就觀察到了這種行為。
他在寫給駱中丞（秉章）的一封信中說道：“常甯會匪不下四五千人，此次殺戮僅二百餘人，其餘聚則為匪，散則為民。
如洋泉、杉木等處紳庶，見賊勝則戈矛以助賊勢，見官兵勝則箪壺以犒王師。
”參見《曾文正公書劄》，4/12a。
這種紳士明顯不會對叛軍提供什麼有用的領導。
[246]Martin，ACycleofCathay（1896），p.269. [247]馮桂芬《顯志堂集》9/5a。
[248]VonRichthofen，Letters，p.75. [249]Morse，InternationalRelations，I，p.453. [250]JosephEdkins；“NarrativeofaVisittoNanking，”引見Mrs.JaneR.Edkins，ChineseScenes，pp.304-305。
簡又文《太平天國鄉治考》，載《東方文化》（1954）卷一，第249—312頁。
一方面認為在太平天國起義區域，實際情況“當然比清朝的要好”；但另一方面又作出結論認為，“太平天國的十年災難，最終沒有為百姓帶來什麼改善”（參見上引書的英文提要，同書第311—312頁），其部分原因在于太平天國許多機構非常腐敗，或者用另一種話來說，就是不具備當官的條件。
Meadows，Rebellions，chapters12-17，根據有關1854年以前情況的資料，描繪了一幅太平天國統治的盛世圖景。
[251]汪士铎《汪悔翁乙丙日記》，1/7b。
[252]ArthurE.Moule，HalfaCenturyinChina（1911），pp.34and55. [253]Edkins，ChineseScenes，pp.255-256. [254]朱其華《中國近代社會史解剖》，引見TengSsu-yü，NewLight，p.35。
[255]比如，曾國藩承諾凡是離開太平軍兵營的人，其所有的“罪”——無論是過去的還是當時的——都可以一筆勾銷。
載《清朝續文獻通考》，199/9482。
RobertLee，“ThePao-chiaSystem，”PapersonChina，III，p.209，論述“保甲制度”時說：“由于農民領導的本質或缺陷，使得每一次農民叛亂在成功的同時即是背叛的開始。
在土地問題極端嚴重時崛起并取得權力的領袖們，不可避免地按照被推翻王朝原有的政府組織原則和結構，重建帝國。
農民領導這種顯而易見的缺陷，原因大概來自于具有支配地位的士大夫。
由于他們獨斷了受教育的機會和權力，因而農民大衆不得不依靠他們在知識、社會和政治上的指導。
”這一論述雖然建立在無可争辯的事實基礎之上，但是陳述得并不十分令人滿意。
[256]Morse，TradeandAdministration（1913），AppendixD，pp.432-441. [257]Boardman，ChristianInfluenceUpontheIdeologyoftheTaipingRebellion（1952），andVincentY.C.Shih（施友忠），“TheIdeologyoftheTai-p’ingT’ien-kuco”（手稿）. [258]ArthurSmith，ChinainConvulsion（1901），chapters1to8. [259]GeorgeDanton，CulturalContactsoftheUnitedStatesandChina，p.4. [260]夏燮《中西紀事》，卷二《猾夏之漸》，引自魏源《海國圖志·天主教》。
EdwardH.Parker摘譯《中西紀事》，書名為China’sIntercoursewithEurope（1890）。
[261]Danton，CulturalContacts，p.5. [262]Holcombe，RealChinaman（1895），pp.229-230. [263]AlexanderWilliamson，JourneysinNorthChina（1870），I，viii-ix. [264]ArthurSmith，ChinainConvulsion，I，pp.92-93. [265]Auber，China（1834），p.64。
有關西方勢力對中國鄉村社會的影響，參見本書第九章的有關探讨。
[266]ArthurSmith，ChinainConvulsion，I，pp.94-95：“輪船航運在中國由來已久，可以認為它事實上已經變成中國社會、商貿和經濟生活中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
但是，隻要輪船的發展導緻中國帆船退出曆史舞台，如同揚子江上以及從東南到天津整個大運河上的情形一樣，就會形成一種對抗。
這種對抗并不會由于一般找不到發洩的出口，而更不真實。
” [267]Martin，ACycleofCathay，p.446. [268]ClarkeAbel，Journey（1818），pp.88-89。
在另一處（p.233），Abel強調指出：“上層階層”看起來容易說謊，商人“自己證明自己一般愛欺騙”，等等。
不過，他認為農民屬于另一種人，他說：“我同農民打交道的經驗充分告訴我，農民純樸，性格溫和。
” [269]JohnOuchterlony，ChineseWar（1844），pp.209-210. [270]Cooke，China（1858），p.128. [271]Fisher，ThreeYearsService（1863），pp.13-14. [272]VonRichthofen，Letters，pp.1and23. [273]VonRichthofen，Letters，p.26. [274]VonRichthofen，Letters，p.61. [275]JamesD.Ball，ThingsChinese（1906），pp.611-612。
鮑爾列舉的地區如下：廣東的廣州和香港，浙江的甯波和溫州，江蘇的上海、丹陽、蘇州、鎮江和通州，安徽的蕪湖、安慶和湖州，福建的福州，江西的九江，湖北的宜昌、沙市和漢口，直隸的天津，山東的兖州，四川的重慶、雲陽和順慶府，等等。
下列城市為條約港：廣州（1842年）、甯波（1842年）、福州（1842年）、上海（1843年）、天津（1860年）、九江（1861年）、漢口（1861年）、蘇州（1869年）、蕪湖（1877年）、溫州（1877年）、宜昌（1877年）、重慶（1891年）、沙市（1896年）、安慶（1904年）。
[276]GeorgeB.Smyth，“CausesofAnti-foreignFeelinginChina，”inCrisisinChina（1900），pp.3-32. [277]GeorgeB.Smyth，“CausesofAnti-foreignFeelinginChina，”inCrisisinChina（1900），pp.15and28。
其他西方學者的觀點也與此相同。
例如，NilesRegister（Philadephia，February23，1822）的編輯以如下的語言評論清帝國發布的一道禁止基督教傳播的聖旨：“如果中國皇帝的行動符合歐洲國家已知的行為，承認基督教，那麼他的确有權反對有害于其帝國的東西傳入中國。
”參見Danton，CulturalContacts，p.11，note16.Wilhelm，SoulofChina，pp.226-228，在1920年代這樣觀察指出：“這很明顯，如果一個眼界狹窄的人來到像中國這樣的一個大國，就對幾千年的文化傳統進行挑戰，指責它的醜惡，即使他胸懷世界上最美好的動機，仍不會得到上層開明人士的支持。
結果，他們首先引入教會的人便是無家可歸者。
……此外教會……幹涉其皈依者的司法審判。
……（傳教士）在身後洋槍洋炮的支持下，以外國人的身份，迫使當地法官違法亂紀，做出偏向教會的裁決。
……這些方法既沒有給中國人，也沒有給教會帶來和平……最後積重難返，中國人忍無可忍，隻能造反。
他們焚毀教堂，經常不斷地殺死傳教士。
後來，外國力量隻得出面幹涉，派遣炮艦執行處罰，例如占領青島（當時作者住在那裡）就是一例——所有的事又重新開始。
當然人們不僅對傳教士恨之入骨，而且整個宗教體系都普遍遭到聲讨、譴責。
聖保羅也被襲擊，被關起來，被石頭砸，沒有任何力量為他報仇。
” [278]鈴木中正《清末攘外運動の起源》（英文摘要），《史學雜志》，1953年第62編，第1期〔編者按：應為第10期〕。
[279]鈴木中正《清末攘外運動の起源》，第5頁，引駱秉章的奏折，收錄在《文獻叢編》。
美國傳教士J.L.Shuck指出侵略者實際上犯下了種種暴行。
參見ChineseRepository，X，pp.340-348。
[280]夏燮《中西紀事》，6/9a。
該作者還在同書6/14b中補充指出：“彼百姓安知大義，不過因其輪奸一老婦人起釁。
” [281]有關該事件的簡述，參見Morse，InternationalRelations，I，p.284ff.，andTheChineseRepository，X，340-348and536-550。
[282]江蘇巡撫梁章钜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七月丙寅日的上奏。
參見《籌辦夷務始末·道光》，卷三十一。
[283]Ball，ThingsChinese，p.610.Cf.Holcombe，RealChinaman（1895），pp.228-230：“可以推斷，這些人（文人）在任何團體中都是有影響的。
……他們自己認為屬于統治階級，因而對那些任官之人所持的批評通常是溫和的，但是，他們影響、控制和左右了公共輿論。
他們是民衆之間、民衆和地方官員之間所有争執問題中無可取代的仲裁人。
……他們固執且狂熱。
他們被指控煽動居民起來反對外國人，鼓勵許多暴力行為，尤其是以傳教士為攻擊目标的；這些指控顯然有充分根據。
” [284]梁廷柟（1796—1861），《夷氛紀聞》（1937），第49—50頁。
[285]Ouchterlony，ChineseWar，pp.151-159. [286]Morse，InternationalRelations，I，pp.370-371.Ssu-yüTengandJohnK.Fairbank，China’sResponse，p.36，Document4，“CantoneseDenunciationoftheChina，1841，”就是一個反英宣傳的極佳事例。
JuliaCorner，China（1853），p.266，認為反外暴動是由“秘密社會及其鼓動家”煽動起來的。
秘密社會成員雖然參加了這些反外暴動，但是，必須承認關鍵性的角色是由地方紳士充當的。
[287]鈴木中正《清末攘外運動の起源》，《史學雜志》1953年62編，第1—28頁。
[288]梁廷柟《夷氛紀聞》，第50—51頁和第100頁。
[289]梁廷柟《夷氛紀聞》，第51頁和第100頁。
[290]梁廷柟《夷氛紀聞》，第107—108頁。
[291]夏燮《中西紀事》，13/6a-7b。
該作者在同書13/13b中轉引《西人月報》繼續說道：“廣省城内外居民，恰與英人無大仇怨……惟城外九十六村之人大不相合。
”在13/17a中補充說：“九十六村者，即三元裡之一百三鄉也。
” [292]《籌辦夷務始末》，66/40中收錄了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的一道上奏，稱耆英否認地方紳士參加了反外暴動，應由“爛崽”（一些地方上稱“光棍”為“爛崽”）負責。
同書75/34中收錄了道光二十六年的一份文件，稱耆英否認社學也卷入到反外暴動中去。
不過，這些否認原因很容易理解，但很難被當作是對事實的陳述。
[293]在廣州從事醫療工作的美國傳教士PeterParker彙報了廣州發生的情況，分别載于ChineseRepository，V（1836）；VIII（1839）；andX（1841）.Danton，CulturalContacts，pp.44-47.引用了這些報告。
[294]Morse，InternationalRelations，II，p.371，轉引自1842年12月的ChineseRepository。
[295]《籌辦夷務始末·道光》，75/13。
[296]夏燮《中西紀事》，卷六，各頁。
[297]夏燮《粵氛紀事》，1/1a-b。
[298]夏燮《中西紀事》，13/1a-2b。
[299]ArthurSmith，ChinainConvulsion，I，pp.65-66. [300]Martin，ACycleofCathay，pp.445-448。
同樣參見ArthurSmith，ChinainConvulsion，I，pp.77-82。
[301]ArthurSmith，ChinainConvulsion，I，pp.71-72。
有時，反外宣傳适得其反，比如葉昌熾在其《緣督廬日記鈔》中（庚戌年三月初一）概括了1910年的一個事例：“晨起，聞香山村民昨夜四鼓聚衆毀喻培翁家……僅以身免。
……市人哄傳洋人在海上造橋，打樁不下，以生人甲子厭勝，賄培翁沿街挨戶寫姓名冊，村中有暴死者，衆怒難犯，構此奇禍。
……既而悟為造戶口統計冊，喻為鄉董，池魚所由殃及。
” [302]HaroldE.Gorst，China（1899），p.246，觀察指出：“1898年夏發生于廣西的暴動，就其他方面來說沒有什麼重要意義可言，但是就一個方面來說，非常令人感興趣，它提供了西方強國近年來的行為對中國人民産生影響的例證。
暴動領導人張某發布的宣言隻是訴諸反外情緒，其序言如下：‘老天在上，我張某人是“洪江會”（TheHungSunTong）頭領和軍隊大元帥，發誓要把洋蠻子驅逐出中國，改變中國恥辱的地位。
歐洲蠻人國家勢力強大，現在對我們虎視眈眈，企圖玩弄狡詐、隐秘的陰謀手段。
中國沒有哪一塊地方，它們不想吞下去；哪怕是一文錢，它們也要奪走。
10多年前，洋人傳教士來到我們的土地上，蠱惑我們同胞藐視神靈，在我們整片土地上散布毒藥。
……天地人神共憤，對付這些入侵者。
……’”（引自TheLondonTimes，September30，1898。
） [303]FriedrichEngels，“Persia-China，”此文最早發表在NewYorkDailyTribune，June5，1857，後來收錄在MarxonChina，pp.48and50，該文以如下語言評價了華南日益發展的反外運動：“我們最好認為中國人這次戰争的性質是一場反對外來侵略的戰争，一場捍衛中華民族的全民戰争。
……現在，中國人的情緒與1840—1842年戰争時的已顯然不同。
當時人民靜觀其變，讓皇帝的軍隊去與侵略者作戰，而在遭受失敗以後，抱着東方宿命論的态度服從了敵人的暴力。
現在至少在南方各省（直到現在軍事行動隻限于這些省份之内），民衆積極而且是狂熱地參加反對外國人的鬥争。
”Engels這一觀點，很難被認為是正确的。
正如上面所表明的，1841年三元裡“人民”的行動遠不是“靜觀”；正如下面兩位當時身處其中的作者所觀察指出，1840年到1857年間看不出“人民大衆”的行為有什麼變化。
“馬德拉斯工程師”号炮艦海軍上尉JohnOuchterlony，在《鴉片戰争》第420—421頁中彙報了他1842年在南京附近所看到的情況：“因而，不幸的郊區到處都被縱情劫掠。
沒有哪艘軍艦的印度士兵或歐洲人是帶着規定上岸的，因為他們在生機勃勃、平和安靜的角落橫沖直撞，乃至把一度非常繁華的整條街道洗劫一空後，才回到運輸艦上。
中國人和歐洲人、印度人、非洲人以及馬來人，相互之間追逐推擠，看起來情緒高昂。
當收集了一堆‘戰利品’之後，他們總是用勸說的方法，強迫一幫中國人搬運到目的地；而這種勸說并不總是溫和的。
我還奇怪地看到，中國下層社會是以多麼堅忍和恭謹的态度來忍受所有的盛氣淩人和粗俗對待。
……打劫富戶的消息也迅速傳開，這些可憐人的數字每時每刻都在增加。
”TheTimes特約記者GeorgeW.Cooke，China，p.339叙述了1857年1月英法聯軍占領廣州城并将兩廣總督葉名琛掠為階下囚之後廣州的情形：“金庫裡面裝滿了銀子……還有一間房屋，裝滿了最為昂貴的軟毛官服，襯裡是用一種黑色、罕見的皮毛做的；另一間房屋裝滿了銅錢。
……上面來的指示是把銀塊帶走，不碰其他東西。
……但是怎樣才能運走這些沉重的銀塊呢？大家聚集在金庫前商量，其中一名軍官想出了一個非常好的主意——‘凡是願意把銀塊搬到英國兵營的苦力，每人可以得到一元錢’。
人群剛散去尋找竹棍，轉眼間就有一千名志願者争着要為我大英帝國搬運自己城市的财物。
”難以想象，這樣的苦力在1840年或1857年中會從事“一場反對外來侵略的戰争”。
同許多學者一樣，恩格斯也未能充分注意紳士和文人在反外運動中的地位和作用。
StanleyP.Smith（ChinaInlandMission），ChinafromWithin（1901），pp.142-143正确地指出，義和團是中華帝國仇外心理最後一次也是最強烈的表現，導緻其爆發的直接因素包括慈禧太後“狂妄、無知和迷信”的心理。
[304]Davis，China，II，pp.182-183。
該作者還在同書第196頁中就1847年發生于浙江奉化的暴動評價道：“這不過是我們的戰争〔譯者按：即鴉片戰争〕以來，各個地方普遍存在的麻煩的一個小小的樣本。
最嚴重的反抗發生于大部分華南省區；反抗首先發生于廣州，然後像瘟疫一樣傳布開來。
社會普遍抱怨的問題是土匪日益增加；募集用來抵抗這些土匪的民團，讓人民可以為賦稅問題跟政府讨價還價。
” [305]Davis，China，II，p.412. [306]Huc，ChineseEmpire，I，pp.291-292. [307]曾國藩《曾文正公書劄》，13/10b。
後來，曾國藩在給左宗棠的一封信中（13/17a）說道，無論發生什麼後果，他都要北上挽救朝廷。
然而，他在給李鴻章的一封信中（13/21b）卻說道，朝廷指示他不要北上。
[308]Marx，“RevolutioninChinaandEurope，”NewYorkDailyTribune，June14，1853，收入MarxonChina，pp.1-2。
[309]Mallory，China：LandofFamine，p.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