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鄉村對控制的回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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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敗的統治也沒有被忽略。
18世紀晚期和19世紀中國作者的一些記述，顯示了地方官吏群體是如何腐敗的，說明了反對這種官吏為什麼成為造反的原因。
或許，最真誠直率的，是其中一個作者關于18世紀90年代“邪教”造反猖獗的記述。
該作者指出，這一期間爆發的造反叛亂不可能被鎮壓下去，因為州縣官員腐敗程度“百倍于十年二十年以前”。
[196]另一個作者在談到太平天國之役早期廣東局勢時，也指出造反的基本原因同樣是官吏腐敗： 今日之亂源何在？令長之貪酷者是已。
試以粵西言之。
粵西之未亂也，官吏宦于其省者……觀其俗樸民頑，視同鳥獸蠻夷之不足惜。
然既仕于其地，無可脫逃……以取盈為急務，彼此則效，無非欲肥囊橐而長子孫。
其辣手忍心誠有不堪言者。
然州縣而上，有知府道員，道之上有三司，三司之上有兩院，彼其人皆有察吏安民之責，豈于屬員之賢否，漫無分别哉？ 無奈不學俱欲之物，浸灌滋潤，入于骨髓者已深，互相徇庇，上下交征，末員恃大吏為孤城，大吏借屬員為外府。
小民疾首痛心，已非朝夕。
一旦有風塵之警，奸民起乘之。
遊民愚民貧民之無所得食，因脅迫而樂從之，而大亂之局成矣。
[197] 這種譴責并不隻是紳士毫無事實基礎的傷感主義，可以從一個事例中看出。
四川省白蓮教之亂領導人之一的王三槐，1798年被抓住押送到京城。
在審判他的大堂上回答所提問題時，他宣稱說是官逼民反。
[198] 當然，除了統治腐敗外，還有其他原因。
社會日益貧窮、貧富不均（政府對此至少要負部分責任，或負間接責任），同樣為造反叛亂提供了土壤。
一旦發生嚴重的災害，而政府又未立即而有效地進行處理，那麼随之而來的必然是不同程度的社會動蕩；這幾乎是不言而喻的。
明代李自成和張獻忠兩位著名“流寇”，就是緊随着1628年陝西嚴重幹旱後起兵的。
李、張二人都稱了王，前者還正式推翻了明朝。
[199]在清代，同樣可以看到經濟災害和政治動蕩之間的關系。
最著名的太平天國之役，即是在連續幾年的災荒後爆發的。
[200] 顯著的經濟不公和造反叛亂之間的關系同樣很明顯。
對特權階層的仇恨，雖然導緻的可能隻是針對這些階層的暴動，但是，一旦情緒變得非常強烈，就可能引發一場叛亂，目标——無論是公開宣稱的還是含蓄表明的——就會指向摧毀整個政治結構，亦即摧毀這種貧富嚴重不均現象産生的政治基礎。
在像中國這樣的農業國家，失去土地而絕望的農民，在造反運動中的地位最為突出。
[201]990年到994年領導四川農民叛亂的王小波，就用這樣的語言“煽動”說：“吾疾貧富不均，今為汝輩均之。
”跟随他的人數迅速發展，最終達到幾萬人。
王小波的活動之所以這樣迅速發展起來，按照曆史學家的記載，其原因在于當時四川“土狹民稠，耕種不足給，由是兼并者益籴賤販貴以規利”。
[202]19世紀早期分别領導直隸和河南流産動亂的林清和李文成，以下列方式推展其運動： 入教者，俱輸以錢，曰“種福錢”，又曰“根基錢”。
事成償得十倍：“凡輸百錢者，得地一頃。
”愚民惑之，遠近踵之。
[203] 他們差一點就提出了太平天國的“共産”主張。
而“共産”正是太平天國迅速成功發展的部分原因，其大緻内容見之于《天朝田畝制度》。
[204]它規定，所有人都公平地分享“天父”賞賜給人類的恩惠；這一點毫無疑問對成千上萬一無所有、處于饑餓境地的農民來說，具有強大的吸引力。
[205] 以上就是可能引發暴動或民變的常見因素。
除此之外，還有一些隻是在造反中起作用的特殊因素。
在這些特殊因素中，最顯而易見的一種是“種族仇恨”；漢人懷着這種仇恨，在13世紀和14世紀反抗蒙古統治者，随後又反抗滿人統治者。
最為著名的例子，是明王朝的建立者朱元璋。
他在宣傳單中利用反抗蒙古統治的思想，号召仍然在元政府統治下的北方各省居民。
[206]太平天國領導人提出的反滿思想，甚至更廣為人知。
借用西方一位作者的一句話來說，就是“鞑子政府永遠不能滅絕的強大而又有生命力的火花”，現在又強烈地爆發了。
[207] 個人野心，特别是經過絕望的強化，也會引發一場叛亂。
我們雖然不應該過分強調個人因素在任何曆史發展中的重要作用，但是可以說，充滿雄心壯志、處于絕望境地的曆史人物經常會推動正在發酵的曆史進程。
在中國曆史上，此類事例數不勝數。
其中最為人們所熟悉的是：發動了推翻秦王朝叛亂的陳涉，建立了西漢王朝的劉邦，以及氣質迥異的太平天國領袖洪秀全。
陳涉還在為人傭耕時，就表達了在外人看來難以置信的抱負，雖然他很貧窮，地位低下，但是腦海中充滿了理想；這就是他采取不尋常行動的主要原因，在可能面臨的死刑的刺激下，他毫不猶豫發動了叛變。
[208]劉邦在秦朝首都擔任小吏時，就表達了他的遠大抱負，宣布大丈夫就應該像秦始皇那樣生活：“大丈夫當如是哉！”他同陳涉一樣，在面對可能的懲罰時決定向舊王朝挑戰。
[209]衆所周知，洪秀全最初的願望不過是想通過科舉考試。
可是連續的科場失敗，讓他充滿怨恨，決定用暴力改變他所處的令人煩惱的時代。
[210]這個事例充分說明了個人的挫折可能引發一場叛變。
（二）普通百姓在造反中的角色 如果沒有制定計劃、提出主張的紳士，和提供體力的普通百姓的合作，任何造反都不可能發動起來。
帝制中國最大規模的叛變太平天國之役，就是一個很好的事例。
就像19世紀一位著名的西方學者所說的：“戰争實質上就是力量的競争，太平軍中肯定有中國最強壯的人力源源不斷地加入。
而戰争中同樣需要的有教養的知識分子的那個部分，他們也不缺乏。
”[211]或者用晚近一位研究中國曆史的學者更精确的語句來說，太平天國之役就是： ……一場農民運動。
它是由科場考試失敗的知識分子、天生具有軍事才能和組織才能的文盲領導的。
他們利用當時悲慘的經濟形勢，以及滿族統治者日益衰敗的統治力量，占領了揚子江流域的主要城市，并一度威脅到北京。
[212] 這一點，從在清代動亂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秘密社會的組成，也可以看得出來。
這些組織通常從紳士和知識分子中吸收成員，而且從普通百姓中吸收力量。
下列一段歌謠，描述了19世紀中葉兄弟會舉行“香會”（吸收新成員的儀式）的情況，有助于我們了解有關情況： 兄弟姻緣在香火，既燒豈複分爾我。
官耶士耶普見收，卒隸兵弁無不可。
[213] 我們可以再舉一個例子，來說明紳士和普通百姓的合作對造反來說是必不可少的。
在明朝崩潰之後，中國出現了一場“反清複明”的造反運動。
它的目标非常明确，思想主張解釋得很清楚。
在舊王朝崩潰後存活下來的一些官員和知識分子不屈不撓地參加、支持了這一場運動。
然而，他們的努力沒有取得什麼效果，因為情況表明，廣大的普通民衆完全不關心他們進行的事業。
1728年，一名極為熱心地支持“反清複明”的湖南文人，試圖勸說高級軍官嶽鐘琪起來反抗滿族統治者。
他的企圖令人激動，但造反并未出現。
這名文人明顯認識到他的事業缺乏民衆的支持，隻能采取孤注一擲的行動，試圖勸說“清世宗最重要的親信”倒戈。
[214]不過，一些秘密社會組織始終延續着反滿思想。
[215]這種事業，最初隻是得到前朝官員和知識分子的支持，最終得到了普通百姓一定程度上的支持，而且很可能在太平天國發動階段産生了一些影響。
[216] 因此，普通百姓在造反中的重要作用不能被低估。
從最廣泛的含義上來說，普通百姓包括所有沒有紳士地位的居民。
基于這個理解，他們還可以進一步劃分：首先可以區分為識字的和不識字的。
前者包括所有雄心勃勃但還未參加任何級别的科舉考試的學子、科場失意者（所有這類知識分子在法律上都還不是紳士），以及所有其他因職業關系而具有一定讀寫能力的人（如醫生、商人和道士）。
[217]雖然這類文人所享有的威望和影響不如紳士，但是他們由于擁有讀寫能力，就擁有了鄉村廣大目不識丁的大衆所得不到的優勢和條件，他們可能比較有主見，在地方上享有與其他普通百姓明顯不同的地位。
在某種程度上，他們對自己所遭受的錯誤對待或傷害更為敏感，表達自己的情感更加清楚有力，更為積極地想辦法改變令人不滿意的環境。
在一定程度上，他們比其他普通百姓或許更聰明，見聞更廣，因此，當紳士不能出頭領導其他普通百姓時，他們就會去做。
他們不像紳士一樣，比較不受規範的束縛，不認為效忠于現存政權有何必要，他們更容易在發動地方暴動或全面反叛時扮演積極的角色。
在目不識丁的普通百姓中，可能有一些具有不尋常的遠大抱負、才能、精明或積極進取的人，比如首先起來領導叛亂推翻秦王朝的陳涉。
這種人的社會地位雖然同普通農民相比，看不出有什麼不同，但是，他們對所在社會或鄉鄰常常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因而即使在普通情況下，他們在地方舞台上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正是這種人，在不尋常的環境中站到曆史的聚光燈下，以轟轟烈烈的行動震撼世界。
他們雖然也是平民，但是一種特别的平民，由于沒有更好的字眼，就稱他們為“特出的平民”。
還有一種普通百姓，與沒有什麼影響、安分守己的鄉民不同的地方，不是因為有特别的能力，而是由于習慣性的桀骜不馴、目無法紀和好吃懶做，而這種人在正常時期，就是地方上的惡棍、遊手好閑者、職業性乞丐；政府常常稱這些人是“奸民”或“莠民”。
一旦有機會，他們就會首先起來引發動亂，并向政府挑戰。
[218] 上述三類普通百姓——識字的平民、“特出的平民”和官方所說的“奸民”，無論在清帝國什麼地方，所占比例都較少。
在中國鄉村人口中，最多的是質樸的農民。
農民，連同小攤販、工匠和其他生活在鄉村或鄉鎮的群衆，是真正的平民，也就是中國所俗稱的“老百姓”。
正是他們艱難困苦地從事自己的生計，拒絕改變自己習慣上的生活方式，為中國人赢得了忍耐、馴良的名譽。
很明顯，在一場造反中，這種“老百姓”扮演的角色不同于其他幾種“平民”。
擁有特殊才能或思想主張的平民，有時會發動或領導造反；而“老百姓”提供的隻不過是力量源泉。
換句話說，前者積極地決定與參加造反的紳士階層合作，而後者隻不過是提供紳士階層不能提供的人力資源。
因此農民在造反中的基本角色的确是充當普通士兵，沖鋒陷陣，讓造反領袖有可能把他們的目标或計劃付諸行動。
對這種普通農民的行為及其參加造反叛亂的原因作進一步探讨，是非常有用的。
既有材料表明，村民參加造反，有的是迫于環境，有的是受到造反運動中各種因素的引誘或施壓。
同其他階層的人一樣，鄉民的行為态度随着環境變化而變化。
一旦環境變化使人難以承受，農民的心理也會發生猛烈的變化。
當死亡逼近時，溫順的農民陷入絕望，就願意采取令人震驚的行動。
一位西方學者，主要從經濟角度提供了一個有趣的觀察： 在過于強大的自然力量面前，中國人已經學會了忍耐。
他知道不是所有的事靠他的力量和勤奮就能解決。
他感覺，自己是無助地靠着天時的輪轉過活。
……他們的這種忍耐力……導源于中國的經濟狀況，并最終成為了一種本能。
在有些情況下，靜靜地等待是唯一的出路，這時忍耐就是一種積極的力量。
但是，這種态度隻有有限的正确性。
……如果群衆不采取積極的自救措施，而是屈服于越來越糟的狀況，忍饑挨餓，最終這種态度本身會成為一種嚴重的生活問題。
[219] 在環境已經極為惡化的情況下，農民自己還不一定願意采取行動，他們還不想改變習慣上的消極态度。
隻有在來自紳士階層或特出平民的領袖出面領導時，其中一些農民才會起來參加暴動或造反。
如果社會大環境進一步惡化，社會更加動蕩不安，大多數農民才會參加造反隊伍，大規模的民變才會爆發。
[220]或者，如同19世紀有時發生的情況一樣，如果造反領袖來自于一個邪教，那麼就會出現以迷信權力反對政治權力的情況，此前羞怯的農民大衆就會展現出不可思議的高度進取心和無畏精神。
在上述情況下，農民參加造反可以說或多或少是自願的。
迫于令人無法忍受的環境，他們不得不改變習慣上愛好和平的性格；他們參加造反，是因為受到“煽動者”許諾過好生活的引誘，而不是受到脅迫。
然而在其他情況下，他們并不是心甘情願參加造反的。
可以理解，領導者非常渴望擴大自己的力量。
一旦勸說和許諾無效，就毫不猶豫地強制或威吓農民參加。
1789年，當白蓮教蔓延數省之時，一位中國作者就記載了這樣一個事例： 邪教入一村，則燒一村；入一鎮，則燒一鎮；僅以脅良民為賊。
……邪教滋擾數省，首尾三年，燒村鎮愈多，無身家衣食之民，附之者愈衆。
邪教之征，又不會惜此等，每行必驅之前，或抑之在後，以抵官兵。
故諸臣入告，殺數千人數百人者，即此無業遊民，非真邪教，非真賊也。
[221] 造反領導人清楚地知道他們的一些追随者并不忠誠，因而并不相信他們，并采取種種措施防止他們背叛。
白蓮教會在教衆臉上刺上白蓮花圖案或“白蓮教”三字。
[222]太平天國領袖也因為同樣原因而規定參加者不準剪發，因此而得到了“長毛”的稱号。
三合會脅迫農民參加的方法，也很有代表性。
根據一份官方資料： 江西省南贛會匪首犯兇橫狡黠，遇有恒産之人，能知法度，不肯附和入會者，非劫奪牛馬，即蹂躏田禾，甚至搶掠子女，勒銀取贖。
小民被其淩逼，不入會則禍不旋踵，無以保其身家；入會不過斂給銀錢，猶可免其荼毒。
[223] 根據曾國藩的看法，太平天國領袖采取的方法特别有效。
他在1853年一封發給“湖南各州縣公正紳耆”的信中寫道： 逆匪所到之處，擄我良民，日則看守，不許外出；夜則圍宿，不許偷逃。
約之為兄弟，誘之以拜上。
從之則生，背之則死。
擄入賊中，不過兩月，頭發稍深，則驅之臨陣。
每戰，以我民之被擄者列于前行，而彼以牌刀手壓其後，反顧亦殺，退奔亦殺。
……不得已，閉目冒進，沖鋒力戰。
[224] 不過，造反領袖并不總是采取上述那種苛刻的方法來赢得鄉民的支持或幫助，而是以口号和宣傳品來引起大衆的興趣。
此外，他們對待村民的态度比官軍要好得多，目的當然是為了引誘村民背叛政府。
1853年，一名官員在河南省一些地方看到的情況就是這樣： 賊兵打糧，直至濟源、孟縣境内，小民無可倚仗，初以米果等給賊，賊以厚價誘之，愚民貪利，源源不絕。
…… 今官兵所過之地，往往掠人車馬财物，紮營左右村莊皆被騷擾。
[225] 一位西方作者對1853年南京周圍局勢的觀察，特别能說明問題： 太平天國控制了城市中所有居民——無論是富戶還是商販——的個人服務，毫不猶豫地控制了他們的所有财産，并壓榨搬運夫——船工。
但是，雖然他們果斷地占領清政府谷倉據為己有，可能也沒有放過他們占領的城鎮的大糧商的糧倉，可以肯定他們是從農民手中購買糧食的，并堅持付給一個好的價格。
由此而産生的影響是，一旦鄉民發現有機會帶着糧食和蔬菜溜進金陵城而不被發覺時，就會毫不猶豫這樣做。
這個村的居民告訴我說，圍困金陵的官軍給他們帶來的危害比太平軍大得多。
[226] 非常清楚，無論是受到引誘還是強迫，當農民參加造反運動之後就處于從屬的地位，根據領導人的命令行事；而這種領導人幾乎都不是普通農民。
這些被動的追随者，給造反提供人力資源，但是，他們十之八九并不了解造反的主要目标，也不了解他們的領袖接下來的計劃。
[227]因此，任何爆發在19世紀中國的造反，隻有在有限的意義上，才能被視為完全的“農民運動”。
進一步詳細探讨紳士和識字者在造反中所扮演的角色，可以強化這個結論。
首先，真正意義上齊心協力推翻現存政權的造反概念，毫無疑問是紳士和識字階層提出來的。
正是他們發展和傳播這樣一個曆史悠久的理論：統治者隻有在施行“仁政”的情況下，才能合法地保有自己的權威；一旦施行暴政，“民”就有權起來造反。
[228]也正是他們在機會适當的環境中，把這一理論以通俗的形式向大衆宣傳，付諸行動，發動大衆起來造反。
紳士、識字者和普通百姓在造反中的一般關系，劉基說得很清楚。
他在殘暴的元朝統治最後幾年寫下了許多寓言，其中一篇說道： 楚有養狙以為生者，楚人謂之狙公。
旦日必部分衆狙于庭，使老狙率以之山中，求草木之實，賦十一以自奉。
或不給，則加鞭棰焉。
群狙皆畏苦之，弗敢違也。
一日，有小狙謂衆狙曰：山之果，公所樹與？曰：否也，天生也。
曰：非公不得而取與？曰：否也，皆得而取也。
曰：然則吾何假于彼而為之役乎？ 言未既，衆狙皆悟，其夕相與伺狙公之寝，破栅毀柙，取其積，相攜而入于林中，不複歸。
狙公卒餒而死。
按照作者的意思，這篇比喻的道德教育價值不過就是： 世有以術使民而無道揆者，其如狙公乎？惟其昏而未覺也。
一旦有開之，其術窮矣。
[229] “開導”普通百姓起來造反的那些人，明顯正是紳士或識字文人——那些有能力對現存政權和實行政治奴役的合理性提出質問的人。
同樣明顯的是，一些失意的文人——科場或官場的抱負未得到滿足的知識分子——比起處境相對要好的紳士來說，更容易在發動造反中扮演關鍵性的角色。
在某種意義上，這種文人比起無數個沒有地位、在饑餓中掙紮的農民來說，對現存政權更有威脅性。
他們通曉曆史和文獻典籍，因而不但擁有造反的思想，而且在一些情況下具有某種組織或指揮造反的知識和能力——一種普通農民所沒有的素質。
因主考官的“不公正”而産生的仇恨，很容易轉變為對現存政權的仇恨，特别是在他們認為自己處境極端不幸時。
在社會處于一般安定時期，他們是“刁生”；在社會動蕩時期，就成為造反的煽動者。
“科場失意大軍”的處境當然不值得羨慕；這種人的行為動向對社會安定造成的危害也是不難理解的。
一位西方作者正确地觀察指出： 其中一些文人仍然在科場中不斷掙紮。
……但是，大多數已經淪于地位低下、謀生艱難的行列中，如家庭教師或私塾教師、公證人或書吏、抄寫員或寫手、占蔔者或醫生、算卦者或說書人、清客或乞丐。
總之，不滿的情緒非常多。
[230] 在擁有1850年代清帝國情況第一手資料的少數西方觀察者中，有一位描述了這種失意文人的行為動向： 所有這些在省試中失敗的文人，仍然屬于那種沒有得到官品的平民。
他們和那些甚至從未取得生員身份的成千上萬的“候選人”，擁有的實際知識能力和行政官員群體一樣豐富。
其中有許多不顧後果，膽量更大……發揮着職業性煽動者的作用。
他們為了個人利益，威吓和牽制地方衙門。
[231] 然而，失意文人不會停留在牽制地方當局的層次。
如果機會來了，其中一些文人就會出頭領導造反。
此種情況的事例随處可見，19世紀發生的幾個著名事例就是這樣。
撚軍領導人之一的苗沛霖是生員；山東一支叛亂隊伍領導人劉德培是秀才；河南叛軍領袖李瞻，是未能進入官場的舉人。
[232]在太平天國最重要的領導人中，洪秀全連續科場失敗，連生員資格也未得到；韋昌輝，所得功名不過是監生；楊秀清、洪仁玕和石達開也是沒有得到什麼功名的文人。
[233] 文人的效勞在叛亂中起的作用相當大，也的确很有必要，這幾乎用不着解釋。
下列關于秘密社會（19世紀許多動亂都與它有關）的評論，就反映了這一點： 毫無疑問，這些秘密社會組織的領導成員總是來自未能進入官場的文人。
事實上，如果沒有文人的參與和合作，秘密社會就不能拟訂宣傳文件、建構組織體系、創立儀式和準備聲明。
[234] 文人的服務對造反甚至更為重要。
如果沒有文人的參加和合作，真正意義上的造反就不可能發生；所有暴力事件終歸是毫無意義的流血。
就農民階層來說，雖然他們為中國曆史上所有造反提供了人力資源，但他們自己沒有能力組織有效的反叛行動。
這一事實，在19世紀非常清楚。
一位西方學者描述了他那個時代的中國農民： 中國農民由于沒有天賦或太窮而不可能擁有受教育的機會；這種農民，如果得到一定比例擁有才能、受過教育的知識分子的領導，那麼他們的人數和因絕望而造反的精神，的确相當可畏。
但是，如果任其自然，他們就隻能發動騷動、暴動，其性質如同法國的紮克雷叛變、英國理查二世在位期間少數民族平民叛變和15世紀末、16世紀前25年期間德國南部和匈牙利爆發的叛變一樣。
在爆發之初會造成一些破壞；接着就會遭到一些應有的懲罰，最終會被完全鎮壓下去，他們自己也損失慘重。
[235] 還應該補充的是，中國曆朝的建立者，絕大多數并非來自目不識丁的農民階層。
隻有兩人例外，據說劉邦和朱元璋是從平民中冒出頭的。
但是，他們兩人都大力利用紳士和文人的幫助，為他們的行動提供有效的形式、指出正确的方向，鞏固所得成果。
狙公寓言故事的作者，事實上就是朱元璋所利用的最有能力的文人之一。
[236] 在劉邦和朱元璋傑出成功的一個極端，和許多悲慘失敗的無名農民造反者的另一個極端之間，存在許多取得不同程度成功（或失敗）的反叛行動，其中包括洪秀全領導的大規模的反叛。
所有這些都證明了一點：一場造反得到文人的幫助越多，它能取得的成就也就越大。
即使是沒有什麼影響的造反集團，也都會從他們認為重要的文人和紳士那裡得到好處。
一些和撚軍有聯系的地方“土匪”就是這樣： 賊之初起，數十輩愚妄人耳，脅從既多，遂出枭傑。
又有缙紳科目之無恥者，間廁其間，指使引導。
其用兵則令嚴而法簡，行速而多詐。
[237] 在這裡，我們還可以引用幾個類似的事例。
陳涉是平民出身的領袖，他利用有能力的文人如張耳和陳餘的幫助。
張耳擔任過魏國某縣知縣，陳餘“好儒術”。
陳涉後來不聽取兩人的建議，命運就迅速惡化。
[238]黃巢，在9世紀領導了一場規模巨大的叛亂，并大大地縮短了唐王朝的壽命。
據說他特别渴望得到文人的同情和幫助。
根據曆史學家的記載，“（黃）巢入閩，俘民绐稱儒者，皆釋”。
[239]另一位曆史學家寫道： 僖宗以幼主臨朝，号令出于臣下，以至……時多朋黨……賢豪忌憤，退之草澤……或巢馳檄四方，章奏論列，皆指目朝政之弊，蓋士之不逞者之辭也。
[240] 另一個代表性的事例發生于16世紀早期。
山東兩支造反隊伍為取得優勢相互競争了一些時日，直到其中一支擁立生員趙燧坐上第二把交椅。
在趙燧的領導下，這支隊伍迅速發展壯大。
根據一位學者的叙述，趙燧“移檄府縣，官吏師儒毋走避，迎者安堵。
由是橫行中原，勢出劉六等上”。
[241] 明朝末年最重要的兩支造反隊伍的領袖李自成和張獻忠，提供了更有意思的例子。
作為生活在最貧窮環境中的貧民與官府追捕的罪犯，李自成最初認為紳士和文人不會支持他的造反。
他1643年進軍陝西後，“悉索諸薦紳，搒掠征其金，死者瘗一穴”。
但是，他很快就認識到自己的錯誤，因而決定依靠紳士和文人提供的幫助和建議。
比如，他發掘了失意舉人牛金星，并最終任用他擔任自己的“大學士”。
他還任用另一名舉人李岩，李自成采行的一些最精明的措施都是李岩的點子，包括這句有效的歌謠：“開了城門迎闖王，闖王來了不納糧！”[242] 張獻忠起先是勢力強大的土匪頭子。
他在1645年控制四川西部後，準備建立自己的王朝。
他任命許多紳士在其“朝廷”裡面擔任最高職位，其中包括至少兩名舉人和一些擁有低級功名的人。
[243]不過，他對待士大夫通常像對待普通人那樣苛刻。
據說，他在成都以舉行考試為名，企圖把所有到場參加考試的文人全部殺死。
隻要他的狗碰巧嗅了嗅哪位朝臣，照例都會被處死。
[244]他未能有效利用紳士和文人階層，或許正是他迅速失敗以及他的成就比不上李自成的部分原因。
可以大膽地說，太平天國之役之所以取得非凡的成就（雖然是暫時的），部分原因是得到了參與其中的紳士和文人的幫助。
[245]我們還可以合理地說，太平天國的成就之所以如此短暫，是因為它掌握的文人領導的位階不夠高，不足以與敵對陣營中在任的領導相匹敵。
（三）造反對農民的影響 我們現在提出一個有用的問題：普通農民從他們所參加的或忍受的造反中，是否得到了物質的或其他方面的好處？造反對農民的态度和行為帶來了什麼看得見的變化？ 關于太平天國之前的造反，筆者手中擁有的詳細資料較少。
從我們對這個大規模的動亂所了解的部分看來，普通鄉民從中所取得的物質利益是很少的。
相反，戰争導緻的破壞，土匪或太平軍或官軍所犯下的搶劫和縱火罪行，帶給大衆的隻能是沮喪痛苦。
一位西方旅行者1866年在河南所看到的情況，就反映了深受戰争蹂躏地區的苦難情況： 在一些地方，一群群反叛者把所有東西洗劫一空。
有錢也買不到一隻雞或一個雞蛋，米當然更不用想了。
唯一能夠找到的食物，是粗糙的小米。
沒有圍牆的鄉村已經化為灰燼。
活下來的村民非常悲慘。
他們居住在草席棚裡，把自己一點可憐的東西捆綁在手推車上，一旦感覺搶劫者就要來到，馬上就跑。
在其中一個村子裡，我所找到最舒服的過夜處，就是一座靠牛力工作的磨坊。
[246] 一名中國官員可能把江蘇一些地區的情況，描述得比實際情況更糟糕。
但他透露了造反者的一些行事風格： 臣某等親曆新複各州縣，向時著名市鎮，全成焦土，孔道左右，蹂躏尤甚。
又各賊不能相統，此賊所踞，難免彼賊劫掠。
故賊境即不與官兵交界，亦皆連阡累陌，一片荊榛。
雖窮鄉僻壤，亦複人煙寥落。
[247] 一名能幹、沒有理由誇大的西方觀察家，在1870年代初寫道：他所到過的浙江一些地方，在太平天國之役過去13年後，好幾座原來很繁榮的城市仍然是“龐大的廢墟”；肥沃的河谷周圍變得“一片荒涼”。
[248]幾十年後，另一名熟知中國問題的西方學者指出，整個湖北、安徽、江西和江蘇西部地區，在1853年到1859年期間慘遭兵燹；大約有200萬人喪生。
[249] 不論太平天國領導者早期表現出多麼關心農民的切身利益，他們定都南京後建立的政權，對治下農民的利益就不再是那麼關心了。
根據一位西方目擊者所說，1861年南京周圍的情形如下： 太平天國政權對其控制下的地區實行暴戾統治。
由于得不到人民的好感，他們就必須強迫人民提供服務。
人民除了必須為他們提供無償的勞動外，還必須進一步承受太平軍兵營士兵不斷的蹂躏、搶劫。
……太平天國領導者經常将自己最壞的追随者斬首示衆，或将搶劫和縱火犯戴上枷鎖。
但是，這種嚴刑峻法并不能制止人數衆多、無組織原則的太平軍将士所犯的各種各樣的暴行；他們追随太平天國起義旗号，就是為了使自己不去認真地勞動。
那麼太平天國領袖又如何？他們是不是犯了流行的無政府毛病？……這一問題必須部分地從結果來回答。
如果他們成功地建立了一個獨立王國，并且恢複了其統治下地區的社會秩序，那麼，他們的造反就是一種革命。
就目前情況來看，他們的前景非常暗淡。
……但是，為了建立一個公平的政府制度，他們做了些什麼努力嗎？答案是肯定的：他們之中有許多人的确希望建立一個公平的政府體系，并且表現出了強烈的願望，但他們沒有權力和技巧。
[250] 由此看來，太平天國領導者的行為方式大緻符合中華帝國的曆史傳統。
正如19世紀一位中國作者所指出： 曆來開國之初，兵皆強健……行師搶掠，因糧于人，不籌饷也。
以威挾制脅從，遂衆不憂寡也。
盜賊逋逃，視為淵薮。
……焚掠搶劫，迫脅良民，幸而成功，史臣諱之，為之粉飾。
[251] 造反者并不能總是從鄉民那裡得到支援。
事實上，鄉民常常害怕他們，就像害怕土匪和官軍一樣；一些著名的事例表明，鄉民常常抵抗他們。
1861年甯波附近農民一聽到太平軍部隊到達甯波時表現出來的态度和行為反應，相當具有代表性： 二季稻成熟了……金黃色的稻谷覆蓋了整個平原，延伸到淺低的山谷，并盤旋繞上丘陵台地。
……但是，我們每到一地，都注意到再沒有什麼比噬骨的不安和對壓抑的焦慮更令人感到哀憐的。
我們每到一村，村民們都急切地問道：“他們的确要來嗎？”“有什麼值得害怕嗎？”“我們用得着逃跑嗎？”“我們應該逃向哪裡以躲避‘長毛’呢？” 稍後太平軍攻占甯波及其附近地區後，當地百姓以下列方式對他們的新統治者作出反應： 甯波人民……在他們新統治者沉重的壓迫下呻吟、掙紮。
于是，他們在風景如畫的大蘭山——“大霧山”，高三四千英尺——高地上，征集并訓練衛鄉士兵——白巾軍。
……但是，太平軍成功地摧毀、消滅了這些白巾軍的聯合抵抗，并對美麗的西部山地進行殘酷的報複和屠殺。
沒有人能夠完整描述，因為沒有幾個人幸免。
[252] 這并不是唯一的例子。
在其他地區，鄉民隻不過是聽天由命，既不積極支持他們的新統治者，也不反抗。
一個西方傳教士和一群居住在離南京并不遠的鄉村居民的下段對話，就反映了這種情況： “你們在‘長毛’管轄下快樂不快樂？” “一點也談不上。
我們悲慘得很，必須按月繳納糧食或錢财。
” “這片地區每一百人中有多少人喪失生命？” “十五到二十人被殺死，三四十人被掠走當‘長毛’。
” “新兵被帶到哪裡？” “有一點遠。
帶到蘇州、嘉興或其他一些地區。
” “你們的妻子、女兒也被搶走了嗎？” “是的。
上了年齡的，長得難看的，他們不要；而年輕的，漂亮的，再也回不來。
” “你們有冤屈，能不能向最近的‘長毛’官員請求補償？” “當然不能。
雖然他們對我們說可以申冤，但誰敢啊！”[253] 這一段對話發生于1861年“天京”郊區。
它反映了一個有趣事實：在太平天國政權統治下生活了10年之後，許多村民仍然膽怯、冷漠；就像是在清王朝壓迫下無助的受害者。
一些學者從某些方面認為太平天國之役是“一場自發的、根植于千百萬農民思想的革命”。
[254]從我們的探讨來看，這一觀點并不符合已知的事實。
太平天國運動不但未能得到農民大衆總體上的支援，甚至未能改變其統治地區的許多農民特有的态度和行為。
因此，曾國藩及其夥伴就有充分空間來同太平天國領導人競争，竭力争取農民大衆加入自己的陣營。
[255]事實表明，無論是站在太平天國或是敵對一方，農民提供的都不過是人力資源；換句話說，他們在造反和軍事鎮壓中，仍然扮演着傳統的農民角色。
西方的沖擊 一般影響 在19世紀中後期，清帝國面臨着日益嚴重的内部危機；大約與此同時，西方宗教、技術、商業和其他方面的歐洲文明日益湧入，又給清王朝的統治增加了混亂因素，加劇了清帝國的内部危機，直接或間接促成了争鬥、暴動和造反的爆發。
我們可以從一個西方宗教卷入的地方争鬥的奇特事例開始。
“皈依天主教和新教的信徒之間的宗族械鬥”，據說“在浙江非常普遍，在廣東并非不常見，在其他省區也不是沒有聽說過”。
發生于1906年10月的浙江海門的一次争鬥，特别具有代表性。
關于此次事件雙方各執一詞。
新教徒說，械鬥爆發于10月9日，是時800名到2，000名天主教教徒攻打新教小社區。
“羅馬天主教大軍”由許多隊伍組成，每隊由一人率領，各有不同的标志。
“總司令”是當地一名羅馬天主教牧師。
他的手下有11名隊長，其中有幾人是“著名的強盜頭子”，至少有兩人是“剛從監牢裡釋放出來的”。
在确認遭到搶劫和攻擊之後，新教教徒被當地官員送到台州府城請求保護。
天主教教徒說，引發械鬥的是新教教徒，因為他們首先計劃搶劫一名天主教教徒的家，并采取武力手段把一名被知縣逮捕的罪犯從監牢中解救出來（這名罪犯大概是知縣聽取上面那名天主教教徒的建議而被捕的）。
此外，天主教傳教士有一塊土地，圍繞着新教教堂。
當前者計劃在這塊土地上修建一垛圍牆把一棟房屋（大概屬于新教教徒）圍起來時，新教教徒進行抵制，由此引發了沖突，“強盜和武裝的新教教徒”用火槍攻打天主教教徒。
[256] 不管沖突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麼，這一事例以一種簡單的方法說明了兩個外來宗教之間的敵對行為，如何成為地方沖突爆發的一種新原因。
西方宗教還以另一種更為重要的方式讓19世紀的中國感受到它的影響。
中國各地居民皈依新教或天主教的人數日益增加，許多地方修建的教堂越來越多，西方傳教士越來越多地出現在許多地方，注定要增加摩擦的機會。
洪秀全及其早期的支持者皈依西方宗教，事實上就是促成太平天國這場中國曆史上最大規模民變爆發的原因之一。
[257]無論從哪一派神學的觀點來看，太平天國的基督教觀念遠遠不是正統的。
但是，他們公開宣稱的信仰帶給他們巨大的思想力量；這種力量在他們的行動中，尤其在早期階段，得到了充分的展現。
可以肯定，如果不是因為接觸布道文獻而産生“信仰”，洪秀全是不會成為“天王”的；雖然他可以用其他完全不同的思想發動叛亂。
排外暴動 我們難以忽視在1900年義和團之亂達到頂點前的無數次排外暴動。
這些暴動，吸引了當時許多西方作者的注意，他們從不同角度作了多種解釋。
一般來說，産生矛盾、摩擦的重要因素主要有：因文化差異而産生的誤解；中國人的優越感；西方人奇怪的、有時肆無忌憚的行為方式，在“中國人腦海中留下了許多苦難的印象”；“西方商業入侵”；鴉片煙吸食日益普遍，等等。
[258]顯然，紳士階層和普通百姓對這些因素的反應是不一樣的。
文化反感是紳士排外思想形成的一個更具決定性的因素；而切身的經濟利益沖突更可能激起普通百姓的敵意。
此外，筆者随後就要指出，如同其他類型的地方“混亂”一樣，紳士階層在排外運動中起着發動者或領導者的作用。
大多數排外運動通常都與紳士有關，幾乎不用多加解釋。
西方思想和宗教湧入中國，威脅到紳士階層賴以生存的傳統價值觀念。
“外夷”宗教思想的蔓延和宣傳，首先對自認為是孔聖人門徒的紳士來說是不可思議的、難以忍受的事。
随之而來的結果，正如一位現代西方學者所指出： 對中國人來說，一旦情況變得非常清楚，東西方之間正在産生的沖突，不僅僅是物質利益的，實際上還有文化類型的，統治階級就開始認識到這些西方新思想、新觀念會極大地有害于中國傳統文化思想——文化統治階層的财産，紳士和儒者就不可避免地要反對外國人。
[259] 傳教士自然成為中國排外情緒的目标。
中國作者——其中一些有不錯的學識名望——“捏造”并散布傳教士醜惡荒誕的故事。
[260]他們勸說或脅迫各地居民不要出租房屋或賣地給傳教士用作傳教。
[261]當較為溫和的排外行動阻擋不了“外魔”的入侵時，他們就會采取較為激烈的方法。
正如19世紀西方一位作者正确觀察指出，許多紳士“被指控（顯然有充分根據）煽動居民起來反對外人，引發許多群衆暴動，特别是以傳教士為攻擊目标的”；[262]而普通百姓對傳教士一般沒有敵意。
[263] 鴉片煙的吸食日益廣泛造成不幸的後果，對此要負責任的雖然不隻是外國人，但卻成為紳士“煽動”反外的主要原因之一。
無論外國人對鴉片煙流傳要承擔哪一部分的責任，事實是，“上層社會”中許多人都無條件地把“麻煩的真正原因”歸結為“外國人貪得無厭”，因此以極其仇恨的眼光對待他們。
在這一點上，“無知群衆”很容易被鼓動而上演反教動亂或類似的暴動。
[264] 與此同時，依靠勞動或手藝艱難謀生的普通百姓，意識到外國商品和技術的輸入有害于自己的經濟利益。
因此，他們很容易産生排外情緒，并經常公開付諸行動。
舉例來說，1830年左右，西方棉紗的輸入，就引發華南一些地方的排外活動。
東印度公司一位官員對此彙報說： 在廣州近郊兩個地區和另一個離廣州大約20英裡的地區，當地居民發動了規模較大的反對棉紗輸入的暴動。
他們大聲地抱怨說，棉紗輸入奪走了他們妻子和孩子的生計，因為他們都是靠紡織為生的。
[265] 輪船航運是普通百姓和外國人之間産生矛盾、摩擦的又一原因。
輪船航運結束了帆船航運的曆史，結果從事内河運輸的大多數農民的飯碗被奪走，就像揚子江和整個大運河沿岸的情形一樣。
[266] 如果排外運動是因經濟利益沖突而爆發的，那麼傳教士就不再是被攻擊的主要目标。
舉例來說，西方一位學者就對華中、華西地區情況作了下述有趣的考察： 1891年，爆發了四次暴動。
這些暴動都發生于揚子江沿岸，地點全部是貿易口岸。
……遠離揚子江的幾百名傳教士，幾乎沒有受到侵擾、傷害。
情緒激動的群衆參加這些暴動的原因多種多樣，不過可以肯定，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當地帆船的工作被外國輪船奪走。
在發生過兩次暴動的揚子江上遊，由于當地人對輪船航運溯江而上的反對非常強烈，英國公使不得不放棄這項權利。
雖然當局沒有采取什麼特别措施把傳教士撤離重慶，不過官員竭盡全力阻止“牯嶺号”（Kuling）汽船開到重慶〔擔心它會引發進一步的暴動〕。
[267] 但是，如果因此就認為普通百姓懷有普遍而又前後一貫的排外情緒，也是錯誤的。
許多西方人的經曆都表明并不是這樣。
從有關19世紀早期到義和團之亂期間的報告中，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普通村民對外國客人的基本态度是友好的，直到（或除非）環境使他們改變基本态度。
舉例來說，英國阿默斯特（LordAmherst）使團裡的一名官員，就描述了他1816年8月在天津附近一所村子的經曆： 當村民們确信我沒有惡意之後，他們的态度就變成我見過最單純、最親切的了。
因為，他們最初對我的态度，表現出來的就像有時會體驗到的，在接近一頭性情未知的動物時的那種感覺。
這種感情尤其在孩子的身上得到充分體現。
這些孩子看到我忙于收集植物标本（我是使團的博物學家）時，立即幫助我收集。
然後，他們小心地、一步步地靠近我，拿着要給我的東西停在一步之遙的地方；當我接下它們的瞬間，他們立即就跑開了。
然而，一旦我收下它們中的任何部分，所有的拘謹都消失了，我身旁現在堆滿了一束束（他們幫我采集）的花。
[268] 一位英國軍官指出，即使在戰争期間，也絲毫看不出甯波居民有反外情緒： 在1842年進行的戰争中，英國軍隊從容地占領了甯波城。
該城居民雖然仍然害怕與官員妥協，甚至不敢在我們的暫時統治之下開店營業，從事各自職業，但是，他們對我們展示出完全友善的态度。
[269] 15年後，倫敦《泰晤士報》記者證實了這一印象： 我們走過了400英裡、以前很少到過的地區，經過了四座第一流的中國城市（其中有兩座是歐洲旅行家所不知道的）、許多第二流的城市（在其他國家會被列為第一流）和無數個鄉鎮鄉村。
在整個行程中，沒有聽到中國人對我們說過一句不禮貌的話，也沒有看到一次侮辱我們的手勢。
我們經過了幾百座大小橋梁，沒有發現淘氣的孩童從橋上丢石頭阻止我們前進。
沒有人阻止我們，沒有人搶劫我們。
該記者根據自己在清帝國這個區域的經曆作出結論：“正如同廣州的情況一樣，除非由當局煽動……外國人出現在他們的城市裡，中國人是不會起來反對的。
”[270] 事實上，甚至在1857年到1858年動蕩時期的廣州，也有迹象表明并不是所有普通百姓都反抗包括英國人在内的外國人。
1858年1月，一名皇家陸軍工兵中校記述了一段有趣的經曆： 我用一個我認為不錯的試驗，來判斷普通居民對我們的感覺。
當然，他們看到我們這些稀有動物第一次出現在他們城市的一角時，女人和孩童都恐懼地逃走了。
但是，他們一旦稍微了解我們，就不怎麼驚慌了。
我們中的一些人說：“那些狡詐之徒之所以不敢殺我們，僅僅是由于害怕我們；他們現在向我們搖尾乞憐，是由于我們強大，可他們在心裡仇恨我們。
”現在，我相信這種心理隻有那些終身浸在不容忍異說、偏執排外的染缸裡的官員才有，而普通百姓則無。
我的試驗是以小孩為對象的：這種小孩因為年齡太小，不能隐藏自己的真實态度，或因沒有自我克制的能力而暴露出完全不信任我們的心理；但是，年齡又不能因為太小，而聽不懂其父母的談話。
我試驗的結果是：我騎馬沿着街道跑過時，小孩子很高興讓我從他們父母懷抱裡抱過來，和我一起享受騎馬的樂趣，好像我是他們父母最好的朋友。
此時，在這些普通百姓心中，我們還被認為是殘酷的、難以對付的、兇猛無敵的洋蠻子嗎？或者，甚至被認為是一群入侵者，為了征服他們的國家或強迫他們進行貿易，摧毀了他們大半個城市，殺害了他們的同胞，把許多無辜居民驅逐出家園變成社會上無家可歸的流浪者；事實上是近年來降臨在普通百姓身上的災難和悲傷的主要原因嗎？這種入侵者的形象，或許就是他們期望給予我們的，但是如果小孩的父母真是這樣描述我們，将會使小孩不信任我們的。
[271] 這段叙述自然可能過分強調了普通百姓對外國人的友好。
在華的西方旅行者有時會遇到懷有敵意的村民或市民；他們的敵意至少來自兩個方面。
在一些情況下，外國人在一些地方旅行，恰巧會遇到一些積極活躍的“粗魯之人”，就會産生不愉快的沖突；馮·李希霍芬（VonRichthofen）男爵1870年在湖北、湖南旅行所遇到的情況就是這樣。
雖然他說在“中國沒有遇到比居住在漢水兩岸的居民更禮貌、性情更好的”，但是他發現，在湖南省，“主要由于粗魯階層的存在”，而且為數衆多，居民非常不友好。
[272]在另一些情況下，内陸地區的居民，以前很少同外國人接觸，因此比起同外國人有過更多接觸地區的居民來說，通常更沒有反外情緒。
李希霍芬男爵從湖北樊城到河南懷慶府，整個旅程為1，000裡（在當時，外國人很少到過這片地區）。
他感動地說：“世界上再沒有哪個地方的人比河南省的居民更好了。
”他僅僅在位于黃河河岸的一兩個地方聽到過有人叫他“洋鬼子”。
[273]然而，他在浙江和安徽一些地方旅行時，經曆就不那麼令人愉快了。
他在一封信中寫道： 一路上，我所遇到的居民（無論多少），都很禮貌，心地善良。
但是，我一到達安徽的貿易中心（揚子江上航船沿江而上可以到這裡），情況就不一樣了。
沿江所有貿易口岸的居民，态度非常不友好；我一到這裡，立刻就感覺到了。
[274] 在香港供職的一名英國文官所觀察到的事實，可以進一步證明經常同外國人接觸的普通百姓，其反外情緒比其他地區的要強烈。
該文官提到了1842年12月7日到1902年8月15日之間所發生的35次暴動（其中不包括義和團），結果不是喪失生命，就是喪失财産，或者兩者都喪失。
他評論指出，這些暴動幾乎毫無例外發生于經常同外國人産生接觸的地方。
事實上，在這些暴動爆發的23個地區，有15個是條約港，1個是英國殖民地。
[275] 根據另一位西方觀察者的看法，即使是義和團，也不是山東省居民強烈的排外情緒具體化的結果： 直到1897年秋，山東省因其善待外國人和本地基督教教徒而赢得了極好的名聲。
……但是到是年11月1日，在一場沖突中兩名德國傳教士被殘忍地殺死，德國立即以此為借口，實施它謀劃多年的陰謀，占領中國一塊領土。
11月14日，海軍上将迪德裡希斯（Diedrichs）派兵在膠州登陸。
……次年3月6日，中德雙方在北京簽訂一個條約，規定膠州灣及其伸入内陸附近的山地租借給德國，租期99年；山東巡撫及另外六名高級官員免職；賠償白銀3，000兩；修建3座“贖罪的”禮拜堂。
除此之外，德國還取得了在山東修建兩條鐵路的權利，并享有在沿線30裡地區内開礦的權利。
這些條款非常苛刻，但是最為痛苦的是土地被他國占領。
這一高壓行為使得中國人對外國人特别是對德國人的态度産生了不祥的變化。
對德國人來說，如果人數很少，要想到中國内地旅行，是很不安全的；随後有三名不明智的德國人就遭到襲擊，雖然他們僥幸逃脫了。
德國政府認為這是又一場無緣無故冒犯德國的犯罪；為了懲罰犯罪者，德國膠州租借地司令立即派遣部隊到達現場，燒毀兩座村莊。
這一報複嚴厲而不加分别，犯罪者自然受到了懲罰，但也使無辜者受害。
因此，中國人反外怒火被點燃，許多外國人預見了嚴重的後果。
[276] 雖然德國人加速了危機的爆發，但是他們不是唯一應該為仇外怒火日益擴大負責的人。
19世紀末，一名西方作者觀察指出：“第一批歐洲人進入中國，給中國人帶來的印象并不比強盜、殺人犯好多少；自那時以後，中國人一直抱着這種不愉快的印象，并沒有什麼改變。
”“一方面，西方傳教士祈禱和平，另一方面，西方列強訴諸武力，因此，如果中國人懷疑前者，害怕後者，一點也不奇怪。
”[277] 紳士在排外運動中的角色 由于各種因素的綜合作用，事态的演進迅速向1900年悲劇性的頂點逼近。
就有關的中國人來說，紳士和普通百姓都卷入了這一場大災難。
然而，就像在其他類型動亂中一樣，他們扮演了不同的角色：紳士負責發動和指導，而普通百姓提供人力資源。
1841年5月發生于廣州北郊，被一些學者視為“19世紀反外運動的起點”的三元裡事件，是這個事實的最好說明。
[278] 根據當時中國和西方雙方觀察者的看法，[279]騷亂的直接起因是當地居民對英軍在廣州附近一些村子所犯暴行的仇恨。
一位中國學者指出，當這些英軍要到佛山途經三元裡時，當地人民就吵鬧着要把他們趕走，因為他們肆行搶劫掠奪、強奸婦女的暴行已經傳開了。
突然，鑼鼓聲響，103鄉的村民，男女數千人聚集起來，包圍了他們。
[280] 暴動者并沒有赢得對英軍的勝利，[281]但是，強烈地反抗“英夷”的運動持續發展起來。
對英軍在廣州附近村莊所犯暴行的仇恨，迅速與反對英人進入廣州城的鬥争結合起來。
當時的一些中國作者毫不猶豫地贊揚了暴動村民保衛廣州城的愛國行為。
一名中國官員寫道： 此次廣州省城幸保無虞者，實借鄉民之力。
鄉民熟睹官兵之不可恃，激于義憤，竭力抵禦，一呼四起，遂令英夷膽落魂飛。
[282] 我們在這裡并不想探讨事件發生的真正原因，也不想追溯實際發展過程。
但是，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
村民是因對英國人暴行的仇恨而被鼓動采取強烈反應的，煽動和指揮動亂的正是地方紳士。
按照一名英國官員的說法，“排外暴動十有八九，直接是由衙門煽動和鼓動的。
可能并不是由官員本身，但無論如何是得到了他們的鼓勵，或者是地方上文人的鼓勵”。
[283]就三元裡的案例來說，非常清楚，從一開始就是由紳士成員指導的。
廣東一名教育官員（他十之八九插手此事）記述說：英軍在各村所犯暴行的消息傳到舉人何玉成耳中後，他立即召集廣州（包括南海、番禺和增城）附近各村領袖集會，指示他們派遣“丁壯”，“出護”三元裡。
在村民和“夷兵”兩天小規模的戰鬥之後，三名地方官員（南海和番禺兩縣知縣和廣州府知府）在兩廣總督祁（剛剛接替琦善之職）的命令下進行調解。
這三名官員“步向三元裡紳民揖勸，代夷乞免。
越數時許，紳士潛避，民以官故，不複誰何”。
[284] 這段叙述非常清楚，真實性毋庸置疑。
因為，它至少可以得到現場目擊者即“馬德拉斯工程師”（theMadrasEngineers）号炮艦海軍上尉的全面證實： 在停戰協定生效的次日，廣州附近各村村民攜帶着武器和旗幟，開始聚集起來，人數多到令人害怕。
……我們相信，這些民衆是被一些有地位的愛國紳士的“煽動”性的演講、揭貼而發動起來的；令人害怕的是，英國先頭部隊的散兵遊勇一些過度搶劫行為，進一步激怒了他們。
…… 一整天（1841年5月30日），他們人數一直都在增加；大約到了下午三點左右，大約10，000到12，000人出現在山頭上，并且準備向前移動了。
這時，廣州知府來到現場……提出派一名有品級的官員前去解散群衆。
……他們最初拒絕服從那位官員的解散命令，但是在官員同群衆領袖進行一番短暫的讨論之後，他們就開始解散……在半個小時裡，幾乎全部消失了。
[285] 1842年秋，紳士領導居民反對外國人居住地區擴張到工廠之外的事例，可以從一份告示的内容看出來。
這份告示借由重提先前對英國人的所有控訴，以此激起普通百姓的反感：“其主忽男忽女，其人若禽若獸，兇殘之性，甚于虎狼。
”并控訴他們在1841年5月簽了協定之後背信棄義，仍然懷有敵意。
警告人民，如果聽任英國人住在中國的土地上“甚而逼近榻前”，其他各國就會起而效尤。
[286]沒有受過教育的平民或普通農民，當然寫不出這樣的告示。
許多資料表明，華南地區的一些書院和社學是1840年代排外宣傳的中心。
[287]這當然一點也不奇怪。
此外，由于一些書院和社學在地方防禦活動中起着領導的作用，因此，控制書院和社學的紳士自然容易動員各村參加團練的人員進行排外運動。
我們前面才提到的發動廣州附近各村“丁壯”參加三元裡反英抗争的舉人何玉成，就是一名建立社學并把團練組織同社學結合在一起的紳士。
類似的組織在此鄰近地區湧現，參加的總人數據說在數萬以上。
這些接受編組和訓練的鄉勇，“無事相安農業，有警農即為兵”。
[288]因此，可以認為，“環山立麓”的10，000人到12，000人，其中一些就是服從其領導人的命令而來的鄉勇。
有趣的是，在1841年反英抗争之前，這些由紳士控制的組織得到了官方的認可；位于廣州郊區的鄉勇一度接受駐紮在廣州官軍的副将指揮。
[289]顯然，包括總督在内的地方官員，希望利用這些鄉勇讓英國人認識到對他們輕率地強加無理要求是錯誤的。
但是，當其中一些紳士率領鄉勇真正攻打英軍時，地方官員發現否認自己同鄉勇有任何聯系是明智的。
直到1849年，當英國人再次重提進入廣州城的要求時，負責省城附近地區一些書院的紳士主動組織在省城裡的紳士，建立反抗入侵者的武裝隊伍，據稱“旬日間得十萬人有奇”。
[290]後來在1856年，根據當時一位中國作者的記述，英國人強行進入廣州城時，“昔年創夷人于三元裡”的城北96村村民，在三名退
18世紀晚期和19世紀中國作者的一些記述，顯示了地方官吏群體是如何腐敗的，說明了反對這種官吏為什麼成為造反的原因。
或許，最真誠直率的，是其中一個作者關于18世紀90年代“邪教”造反猖獗的記述。
該作者指出，這一期間爆發的造反叛亂不可能被鎮壓下去，因為州縣官員腐敗程度“百倍于十年二十年以前”。
[196]另一個作者在談到太平天國之役早期廣東局勢時，也指出造反的基本原因同樣是官吏腐敗： 今日之亂源何在？令長之貪酷者是已。
試以粵西言之。
粵西之未亂也，官吏宦于其省者……觀其俗樸民頑，視同鳥獸蠻夷之不足惜。
然既仕于其地，無可脫逃……以取盈為急務，彼此則效，無非欲肥囊橐而長子孫。
其辣手忍心誠有不堪言者。
然州縣而上，有知府道員，道之上有三司，三司之上有兩院，彼其人皆有察吏安民之責，豈于屬員之賢否，漫無分别哉？ 無奈不學俱欲之物，浸灌滋潤，入于骨髓者已深，互相徇庇，上下交征，末員恃大吏為孤城，大吏借屬員為外府。
小民疾首痛心，已非朝夕。
一旦有風塵之警，奸民起乘之。
遊民愚民貧民之無所得食，因脅迫而樂從之，而大亂之局成矣。
[197] 這種譴責并不隻是紳士毫無事實基礎的傷感主義，可以從一個事例中看出。
四川省白蓮教之亂領導人之一的王三槐，1798年被抓住押送到京城。
在審判他的大堂上回答所提問題時，他宣稱說是官逼民反。
[198] 當然，除了統治腐敗外，還有其他原因。
社會日益貧窮、貧富不均（政府對此至少要負部分責任，或負間接責任），同樣為造反叛亂提供了土壤。
一旦發生嚴重的災害，而政府又未立即而有效地進行處理，那麼随之而來的必然是不同程度的社會動蕩；這幾乎是不言而喻的。
明代李自成和張獻忠兩位著名“流寇”，就是緊随着1628年陝西嚴重幹旱後起兵的。
李、張二人都稱了王，前者還正式推翻了明朝。
[199]在清代，同樣可以看到經濟災害和政治動蕩之間的關系。
最著名的太平天國之役，即是在連續幾年的災荒後爆發的。
[200] 顯著的經濟不公和造反叛亂之間的關系同樣很明顯。
對特權階層的仇恨，雖然導緻的可能隻是針對這些階層的暴動，但是，一旦情緒變得非常強烈，就可能引發一場叛亂，目标——無論是公開宣稱的還是含蓄表明的——就會指向摧毀整個政治結構，亦即摧毀這種貧富嚴重不均現象産生的政治基礎。
在像中國這樣的農業國家，失去土地而絕望的農民，在造反運動中的地位最為突出。
[201]990年到994年領導四川農民叛亂的王小波，就用這樣的語言“煽動”說：“吾疾貧富不均，今為汝輩均之。
”跟随他的人數迅速發展，最終達到幾萬人。
王小波的活動之所以這樣迅速發展起來，按照曆史學家的記載，其原因在于當時四川“土狹民稠，耕種不足給，由是兼并者益籴賤販貴以規利”。
[202]19世紀早期分别領導直隸和河南流産動亂的林清和李文成，以下列方式推展其運動： 入教者，俱輸以錢，曰“種福錢”，又曰“根基錢”。
事成償得十倍：“凡輸百錢者，得地一頃。
”愚民惑之，遠近踵之。
[203] 他們差一點就提出了太平天國的“共産”主張。
而“共産”正是太平天國迅速成功發展的部分原因，其大緻内容見之于《天朝田畝制度》。
[204]它規定，所有人都公平地分享“天父”賞賜給人類的恩惠；這一點毫無疑問對成千上萬一無所有、處于饑餓境地的農民來說，具有強大的吸引力。
[205] 以上就是可能引發暴動或民變的常見因素。
除此之外，還有一些隻是在造反中起作用的特殊因素。
在這些特殊因素中，最顯而易見的一種是“種族仇恨”；漢人懷着這種仇恨，在13世紀和14世紀反抗蒙古統治者，随後又反抗滿人統治者。
最為著名的例子，是明王朝的建立者朱元璋。
他在宣傳單中利用反抗蒙古統治的思想，号召仍然在元政府統治下的北方各省居民。
[206]太平天國領導人提出的反滿思想，甚至更廣為人知。
借用西方一位作者的一句話來說，就是“鞑子政府永遠不能滅絕的強大而又有生命力的火花”，現在又強烈地爆發了。
[207] 個人野心，特别是經過絕望的強化，也會引發一場叛亂。
我們雖然不應該過分強調個人因素在任何曆史發展中的重要作用，但是可以說，充滿雄心壯志、處于絕望境地的曆史人物經常會推動正在發酵的曆史進程。
在中國曆史上，此類事例數不勝數。
其中最為人們所熟悉的是：發動了推翻秦王朝叛亂的陳涉，建立了西漢王朝的劉邦，以及氣質迥異的太平天國領袖洪秀全。
陳涉還在為人傭耕時，就表達了在外人看來難以置信的抱負，雖然他很貧窮，地位低下，但是腦海中充滿了理想；這就是他采取不尋常行動的主要原因，在可能面臨的死刑的刺激下，他毫不猶豫發動了叛變。
[208]劉邦在秦朝首都擔任小吏時，就表達了他的遠大抱負，宣布大丈夫就應該像秦始皇那樣生活：“大丈夫當如是哉！”他同陳涉一樣，在面對可能的懲罰時決定向舊王朝挑戰。
[209]衆所周知，洪秀全最初的願望不過是想通過科舉考試。
可是連續的科場失敗，讓他充滿怨恨，決定用暴力改變他所處的令人煩惱的時代。
[210]這個事例充分說明了個人的挫折可能引發一場叛變。
（二）普通百姓在造反中的角色 如果沒有制定計劃、提出主張的紳士，和提供體力的普通百姓的合作，任何造反都不可能發動起來。
帝制中國最大規模的叛變太平天國之役，就是一個很好的事例。
就像19世紀一位著名的西方學者所說的：“戰争實質上就是力量的競争，太平軍中肯定有中國最強壯的人力源源不斷地加入。
而戰争中同樣需要的有教養的知識分子的那個部分，他們也不缺乏。
”[211]或者用晚近一位研究中國曆史的學者更精确的語句來說，太平天國之役就是： ……一場農民運動。
它是由科場考試失敗的知識分子、天生具有軍事才能和組織才能的文盲領導的。
他們利用當時悲慘的經濟形勢，以及滿族統治者日益衰敗的統治力量，占領了揚子江流域的主要城市，并一度威脅到北京。
[212] 這一點，從在清代動亂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秘密社會的組成，也可以看得出來。
這些組織通常從紳士和知識分子中吸收成員，而且從普通百姓中吸收力量。
下列一段歌謠，描述了19世紀中葉兄弟會舉行“香會”（吸收新成員的儀式）的情況，有助于我們了解有關情況： 兄弟姻緣在香火，既燒豈複分爾我。
官耶士耶普見收，卒隸兵弁無不可。
[213] 我們可以再舉一個例子，來說明紳士和普通百姓的合作對造反來說是必不可少的。
在明朝崩潰之後，中國出現了一場“反清複明”的造反運動。
它的目标非常明确，思想主張解釋得很清楚。
在舊王朝崩潰後存活下來的一些官員和知識分子不屈不撓地參加、支持了這一場運動。
然而，他們的努力沒有取得什麼效果，因為情況表明，廣大的普通民衆完全不關心他們進行的事業。
1728年，一名極為熱心地支持“反清複明”的湖南文人，試圖勸說高級軍官嶽鐘琪起來反抗滿族統治者。
他的企圖令人激動，但造反并未出現。
這名文人明顯認識到他的事業缺乏民衆的支持，隻能采取孤注一擲的行動，試圖勸說“清世宗最重要的親信”倒戈。
[214]不過，一些秘密社會組織始終延續着反滿思想。
[215]這種事業，最初隻是得到前朝官員和知識分子的支持，最終得到了普通百姓一定程度上的支持，而且很可能在太平天國發動階段産生了一些影響。
[216] 因此，普通百姓在造反中的重要作用不能被低估。
從最廣泛的含義上來說，普通百姓包括所有沒有紳士地位的居民。
基于這個理解，他們還可以進一步劃分：首先可以區分為識字的和不識字的。
前者包括所有雄心勃勃但還未參加任何級别的科舉考試的學子、科場失意者（所有這類知識分子在法律上都還不是紳士），以及所有其他因職業關系而具有一定讀寫能力的人（如醫生、商人和道士）。
[217]雖然這類文人所享有的威望和影響不如紳士，但是他們由于擁有讀寫能力，就擁有了鄉村廣大目不識丁的大衆所得不到的優勢和條件，他們可能比較有主見，在地方上享有與其他普通百姓明顯不同的地位。
在某種程度上，他們對自己所遭受的錯誤對待或傷害更為敏感，表達自己的情感更加清楚有力，更為積極地想辦法改變令人不滿意的環境。
在一定程度上，他們比其他普通百姓或許更聰明，見聞更廣，因此，當紳士不能出頭領導其他普通百姓時，他們就會去做。
他們不像紳士一樣，比較不受規範的束縛，不認為效忠于現存政權有何必要，他們更容易在發動地方暴動或全面反叛時扮演積極的角色。
在目不識丁的普通百姓中，可能有一些具有不尋常的遠大抱負、才能、精明或積極進取的人，比如首先起來領導叛亂推翻秦王朝的陳涉。
這種人的社會地位雖然同普通農民相比，看不出有什麼不同，但是，他們對所在社會或鄉鄰常常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因而即使在普通情況下，他們在地方舞台上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正是這種人，在不尋常的環境中站到曆史的聚光燈下，以轟轟烈烈的行動震撼世界。
他們雖然也是平民，但是一種特别的平民，由于沒有更好的字眼，就稱他們為“特出的平民”。
還有一種普通百姓，與沒有什麼影響、安分守己的鄉民不同的地方，不是因為有特别的能力，而是由于習慣性的桀骜不馴、目無法紀和好吃懶做，而這種人在正常時期，就是地方上的惡棍、遊手好閑者、職業性乞丐；政府常常稱這些人是“奸民”或“莠民”。
一旦有機會，他們就會首先起來引發動亂，并向政府挑戰。
[218] 上述三類普通百姓——識字的平民、“特出的平民”和官方所說的“奸民”，無論在清帝國什麼地方，所占比例都較少。
在中國鄉村人口中，最多的是質樸的農民。
農民，連同小攤販、工匠和其他生活在鄉村或鄉鎮的群衆，是真正的平民，也就是中國所俗稱的“老百姓”。
正是他們艱難困苦地從事自己的生計，拒絕改變自己習慣上的生活方式，為中國人赢得了忍耐、馴良的名譽。
很明顯，在一場造反中，這種“老百姓”扮演的角色不同于其他幾種“平民”。
擁有特殊才能或思想主張的平民，有時會發動或領導造反；而“老百姓”提供的隻不過是力量源泉。
換句話說，前者積極地決定與參加造反的紳士階層合作，而後者隻不過是提供紳士階層不能提供的人力資源。
因此農民在造反中的基本角色的确是充當普通士兵，沖鋒陷陣，讓造反領袖有可能把他們的目标或計劃付諸行動。
對這種普通農民的行為及其參加造反叛亂的原因作進一步探讨，是非常有用的。
既有材料表明，村民參加造反，有的是迫于環境，有的是受到造反運動中各種因素的引誘或施壓。
同其他階層的人一樣，鄉民的行為态度随着環境變化而變化。
一旦環境變化使人難以承受，農民的心理也會發生猛烈的變化。
當死亡逼近時，溫順的農民陷入絕望，就願意采取令人震驚的行動。
一位西方學者，主要從經濟角度提供了一個有趣的觀察： 在過于強大的自然力量面前，中國人已經學會了忍耐。
他知道不是所有的事靠他的力量和勤奮就能解決。
他感覺，自己是無助地靠着天時的輪轉過活。
……他們的這種忍耐力……導源于中國的經濟狀況，并最終成為了一種本能。
在有些情況下，靜靜地等待是唯一的出路，這時忍耐就是一種積極的力量。
但是，這種态度隻有有限的正确性。
……如果群衆不采取積極的自救措施，而是屈服于越來越糟的狀況，忍饑挨餓，最終這種态度本身會成為一種嚴重的生活問題。
[219] 在環境已經極為惡化的情況下，農民自己還不一定願意采取行動，他們還不想改變習慣上的消極态度。
隻有在來自紳士階層或特出平民的領袖出面領導時，其中一些農民才會起來參加暴動或造反。
如果社會大環境進一步惡化，社會更加動蕩不安，大多數農民才會參加造反隊伍，大規模的民變才會爆發。
[220]或者，如同19世紀有時發生的情況一樣，如果造反領袖來自于一個邪教，那麼就會出現以迷信權力反對政治權力的情況，此前羞怯的農民大衆就會展現出不可思議的高度進取心和無畏精神。
在上述情況下，農民參加造反可以說或多或少是自願的。
迫于令人無法忍受的環境，他們不得不改變習慣上愛好和平的性格；他們參加造反，是因為受到“煽動者”許諾過好生活的引誘，而不是受到脅迫。
然而在其他情況下，他們并不是心甘情願參加造反的。
可以理解，領導者非常渴望擴大自己的力量。
一旦勸說和許諾無效，就毫不猶豫地強制或威吓農民參加。
1789年，當白蓮教蔓延數省之時，一位中國作者就記載了這樣一個事例： 邪教入一村，則燒一村；入一鎮，則燒一鎮；僅以脅良民為賊。
……邪教滋擾數省，首尾三年，燒村鎮愈多，無身家衣食之民，附之者愈衆。
邪教之征，又不會惜此等，每行必驅之前，或抑之在後，以抵官兵。
故諸臣入告，殺數千人數百人者，即此無業遊民，非真邪教，非真賊也。
[221] 造反領導人清楚地知道他們的一些追随者并不忠誠，因而并不相信他們，并采取種種措施防止他們背叛。
白蓮教會在教衆臉上刺上白蓮花圖案或“白蓮教”三字。
[222]太平天國領袖也因為同樣原因而規定參加者不準剪發，因此而得到了“長毛”的稱号。
三合會脅迫農民參加的方法，也很有代表性。
根據一份官方資料： 江西省南贛會匪首犯兇橫狡黠，遇有恒産之人，能知法度，不肯附和入會者，非劫奪牛馬，即蹂躏田禾，甚至搶掠子女，勒銀取贖。
小民被其淩逼，不入會則禍不旋踵，無以保其身家；入會不過斂給銀錢，猶可免其荼毒。
[223] 根據曾國藩的看法，太平天國領袖采取的方法特别有效。
他在1853年一封發給“湖南各州縣公正紳耆”的信中寫道： 逆匪所到之處，擄我良民，日則看守，不許外出；夜則圍宿，不許偷逃。
約之為兄弟，誘之以拜上。
從之則生，背之則死。
擄入賊中，不過兩月，頭發稍深，則驅之臨陣。
每戰，以我民之被擄者列于前行，而彼以牌刀手壓其後，反顧亦殺，退奔亦殺。
……不得已，閉目冒進，沖鋒力戰。
[224] 不過，造反領袖并不總是采取上述那種苛刻的方法來赢得鄉民的支持或幫助，而是以口号和宣傳品來引起大衆的興趣。
此外，他們對待村民的态度比官軍要好得多，目的當然是為了引誘村民背叛政府。
1853年，一名官員在河南省一些地方看到的情況就是這樣： 賊兵打糧，直至濟源、孟縣境内，小民無可倚仗，初以米果等給賊，賊以厚價誘之，愚民貪利，源源不絕。
…… 今官兵所過之地，往往掠人車馬财物，紮營左右村莊皆被騷擾。
[225] 一位西方作者對1853年南京周圍局勢的觀察，特别能說明問題： 太平天國控制了城市中所有居民——無論是富戶還是商販——的個人服務，毫不猶豫地控制了他們的所有财産，并壓榨搬運夫——船工。
但是，雖然他們果斷地占領清政府谷倉據為己有，可能也沒有放過他們占領的城鎮的大糧商的糧倉，可以肯定他們是從農民手中購買糧食的，并堅持付給一個好的價格。
由此而産生的影響是，一旦鄉民發現有機會帶着糧食和蔬菜溜進金陵城而不被發覺時，就會毫不猶豫這樣做。
這個村的居民告訴我說，圍困金陵的官軍給他們帶來的危害比太平軍大得多。
[226] 非常清楚，無論是受到引誘還是強迫，當農民參加造反運動之後就處于從屬的地位，根據領導人的命令行事；而這種領導人幾乎都不是普通農民。
這些被動的追随者，給造反提供人力資源，但是，他們十之八九并不了解造反的主要目标，也不了解他們的領袖接下來的計劃。
[227]因此，任何爆發在19世紀中國的造反，隻有在有限的意義上，才能被視為完全的“農民運動”。
進一步詳細探讨紳士和識字者在造反中所扮演的角色，可以強化這個結論。
首先，真正意義上齊心協力推翻現存政權的造反概念，毫無疑問是紳士和識字階層提出來的。
正是他們發展和傳播這樣一個曆史悠久的理論：統治者隻有在施行“仁政”的情況下，才能合法地保有自己的權威；一旦施行暴政，“民”就有權起來造反。
[228]也正是他們在機會适當的環境中，把這一理論以通俗的形式向大衆宣傳，付諸行動，發動大衆起來造反。
紳士、識字者和普通百姓在造反中的一般關系，劉基說得很清楚。
他在殘暴的元朝統治最後幾年寫下了許多寓言，其中一篇說道： 楚有養狙以為生者，楚人謂之狙公。
旦日必部分衆狙于庭，使老狙率以之山中，求草木之實，賦十一以自奉。
或不給，則加鞭棰焉。
群狙皆畏苦之，弗敢違也。
一日，有小狙謂衆狙曰：山之果，公所樹與？曰：否也，天生也。
曰：非公不得而取與？曰：否也，皆得而取也。
曰：然則吾何假于彼而為之役乎？ 言未既，衆狙皆悟，其夕相與伺狙公之寝，破栅毀柙，取其積，相攜而入于林中，不複歸。
狙公卒餒而死。
按照作者的意思，這篇比喻的道德教育價值不過就是： 世有以術使民而無道揆者，其如狙公乎？惟其昏而未覺也。
一旦有開之，其術窮矣。
[229] “開導”普通百姓起來造反的那些人，明顯正是紳士或識字文人——那些有能力對現存政權和實行政治奴役的合理性提出質問的人。
同樣明顯的是，一些失意的文人——科場或官場的抱負未得到滿足的知識分子——比起處境相對要好的紳士來說，更容易在發動造反中扮演關鍵性的角色。
在某種意義上，這種文人比起無數個沒有地位、在饑餓中掙紮的農民來說，對現存政權更有威脅性。
他們通曉曆史和文獻典籍，因而不但擁有造反的思想，而且在一些情況下具有某種組織或指揮造反的知識和能力——一種普通農民所沒有的素質。
因主考官的“不公正”而産生的仇恨，很容易轉變為對現存政權的仇恨，特别是在他們認為自己處境極端不幸時。
在社會處于一般安定時期，他們是“刁生”；在社會動蕩時期，就成為造反的煽動者。
“科場失意大軍”的處境當然不值得羨慕；這種人的行為動向對社會安定造成的危害也是不難理解的。
一位西方作者正确地觀察指出： 其中一些文人仍然在科場中不斷掙紮。
……但是，大多數已經淪于地位低下、謀生艱難的行列中，如家庭教師或私塾教師、公證人或書吏、抄寫員或寫手、占蔔者或醫生、算卦者或說書人、清客或乞丐。
總之，不滿的情緒非常多。
[230] 在擁有1850年代清帝國情況第一手資料的少數西方觀察者中，有一位描述了這種失意文人的行為動向： 所有這些在省試中失敗的文人，仍然屬于那種沒有得到官品的平民。
他們和那些甚至從未取得生員身份的成千上萬的“候選人”，擁有的實際知識能力和行政官員群體一樣豐富。
其中有許多不顧後果，膽量更大……發揮着職業性煽動者的作用。
他們為了個人利益，威吓和牽制地方衙門。
[231] 然而，失意文人不會停留在牽制地方當局的層次。
如果機會來了，其中一些文人就會出頭領導造反。
此種情況的事例随處可見，19世紀發生的幾個著名事例就是這樣。
撚軍領導人之一的苗沛霖是生員；山東一支叛亂隊伍領導人劉德培是秀才；河南叛軍領袖李瞻，是未能進入官場的舉人。
[232]在太平天國最重要的領導人中，洪秀全連續科場失敗，連生員資格也未得到；韋昌輝，所得功名不過是監生；楊秀清、洪仁玕和石達開也是沒有得到什麼功名的文人。
[233] 文人的效勞在叛亂中起的作用相當大，也的确很有必要，這幾乎用不着解釋。
下列關于秘密社會（19世紀許多動亂都與它有關）的評論，就反映了這一點： 毫無疑問，這些秘密社會組織的領導成員總是來自未能進入官場的文人。
事實上，如果沒有文人的參與和合作，秘密社會就不能拟訂宣傳文件、建構組織體系、創立儀式和準備聲明。
[234] 文人的服務對造反甚至更為重要。
如果沒有文人的參加和合作，真正意義上的造反就不可能發生；所有暴力事件終歸是毫無意義的流血。
就農民階層來說，雖然他們為中國曆史上所有造反提供了人力資源，但他們自己沒有能力組織有效的反叛行動。
這一事實，在19世紀非常清楚。
一位西方學者描述了他那個時代的中國農民： 中國農民由于沒有天賦或太窮而不可能擁有受教育的機會；這種農民，如果得到一定比例擁有才能、受過教育的知識分子的領導，那麼他們的人數和因絕望而造反的精神，的确相當可畏。
但是，如果任其自然，他們就隻能發動騷動、暴動，其性質如同法國的紮克雷叛變、英國理查二世在位期間少數民族平民叛變和15世紀末、16世紀前25年期間德國南部和匈牙利爆發的叛變一樣。
在爆發之初會造成一些破壞；接着就會遭到一些應有的懲罰，最終會被完全鎮壓下去，他們自己也損失慘重。
[235] 還應該補充的是，中國曆朝的建立者，絕大多數并非來自目不識丁的農民階層。
隻有兩人例外，據說劉邦和朱元璋是從平民中冒出頭的。
但是，他們兩人都大力利用紳士和文人的幫助，為他們的行動提供有效的形式、指出正确的方向，鞏固所得成果。
狙公寓言故事的作者，事實上就是朱元璋所利用的最有能力的文人之一。
[236] 在劉邦和朱元璋傑出成功的一個極端，和許多悲慘失敗的無名農民造反者的另一個極端之間，存在許多取得不同程度成功（或失敗）的反叛行動，其中包括洪秀全領導的大規模的反叛。
所有這些都證明了一點：一場造反得到文人的幫助越多，它能取得的成就也就越大。
即使是沒有什麼影響的造反集團，也都會從他們認為重要的文人和紳士那裡得到好處。
一些和撚軍有聯系的地方“土匪”就是這樣： 賊之初起，數十輩愚妄人耳，脅從既多，遂出枭傑。
又有缙紳科目之無恥者，間廁其間，指使引導。
其用兵則令嚴而法簡，行速而多詐。
[237] 在這裡，我們還可以引用幾個類似的事例。
陳涉是平民出身的領袖，他利用有能力的文人如張耳和陳餘的幫助。
張耳擔任過魏國某縣知縣，陳餘“好儒術”。
陳涉後來不聽取兩人的建議，命運就迅速惡化。
[238]黃巢，在9世紀領導了一場規模巨大的叛亂，并大大地縮短了唐王朝的壽命。
據說他特别渴望得到文人的同情和幫助。
根據曆史學家的記載，“（黃）巢入閩，俘民绐稱儒者，皆釋”。
[239]另一位曆史學家寫道： 僖宗以幼主臨朝，号令出于臣下，以至……時多朋黨……賢豪忌憤，退之草澤……或巢馳檄四方，章奏論列，皆指目朝政之弊，蓋士之不逞者之辭也。
[240] 另一個代表性的事例發生于16世紀早期。
山東兩支造反隊伍為取得優勢相互競争了一些時日，直到其中一支擁立生員趙燧坐上第二把交椅。
在趙燧的領導下，這支隊伍迅速發展壯大。
根據一位學者的叙述，趙燧“移檄府縣，官吏師儒毋走避，迎者安堵。
由是橫行中原，勢出劉六等上”。
[241] 明朝末年最重要的兩支造反隊伍的領袖李自成和張獻忠，提供了更有意思的例子。
作為生活在最貧窮環境中的貧民與官府追捕的罪犯，李自成最初認為紳士和文人不會支持他的造反。
他1643年進軍陝西後，“悉索諸薦紳，搒掠征其金，死者瘗一穴”。
但是，他很快就認識到自己的錯誤，因而決定依靠紳士和文人提供的幫助和建議。
比如，他發掘了失意舉人牛金星，并最終任用他擔任自己的“大學士”。
他還任用另一名舉人李岩，李自成采行的一些最精明的措施都是李岩的點子，包括這句有效的歌謠：“開了城門迎闖王，闖王來了不納糧！”[242] 張獻忠起先是勢力強大的土匪頭子。
他在1645年控制四川西部後，準備建立自己的王朝。
他任命許多紳士在其“朝廷”裡面擔任最高職位，其中包括至少兩名舉人和一些擁有低級功名的人。
[243]不過，他對待士大夫通常像對待普通人那樣苛刻。
據說，他在成都以舉行考試為名，企圖把所有到場參加考試的文人全部殺死。
隻要他的狗碰巧嗅了嗅哪位朝臣，照例都會被處死。
[244]他未能有效利用紳士和文人階層，或許正是他迅速失敗以及他的成就比不上李自成的部分原因。
可以大膽地說，太平天國之役之所以取得非凡的成就（雖然是暫時的），部分原因是得到了參與其中的紳士和文人的幫助。
[245]我們還可以合理地說，太平天國的成就之所以如此短暫，是因為它掌握的文人領導的位階不夠高，不足以與敵對陣營中在任的領導相匹敵。
（三）造反對農民的影響 我們現在提出一個有用的問題：普通農民從他們所參加的或忍受的造反中，是否得到了物質的或其他方面的好處？造反對農民的态度和行為帶來了什麼看得見的變化？ 關于太平天國之前的造反，筆者手中擁有的詳細資料較少。
從我們對這個大規模的動亂所了解的部分看來，普通鄉民從中所取得的物質利益是很少的。
相反，戰争導緻的破壞，土匪或太平軍或官軍所犯下的搶劫和縱火罪行，帶給大衆的隻能是沮喪痛苦。
一位西方旅行者1866年在河南所看到的情況，就反映了深受戰争蹂躏地區的苦難情況： 在一些地方，一群群反叛者把所有東西洗劫一空。
有錢也買不到一隻雞或一個雞蛋，米當然更不用想了。
唯一能夠找到的食物，是粗糙的小米。
沒有圍牆的鄉村已經化為灰燼。
活下來的村民非常悲慘。
他們居住在草席棚裡，把自己一點可憐的東西捆綁在手推車上，一旦感覺搶劫者就要來到，馬上就跑。
在其中一個村子裡，我所找到最舒服的過夜處，就是一座靠牛力工作的磨坊。
[246] 一名中國官員可能把江蘇一些地區的情況，描述得比實際情況更糟糕。
但他透露了造反者的一些行事風格： 臣某等親曆新複各州縣，向時著名市鎮，全成焦土，孔道左右，蹂躏尤甚。
又各賊不能相統，此賊所踞，難免彼賊劫掠。
故賊境即不與官兵交界，亦皆連阡累陌，一片荊榛。
雖窮鄉僻壤，亦複人煙寥落。
[247] 一名能幹、沒有理由誇大的西方觀察家，在1870年代初寫道：他所到過的浙江一些地方，在太平天國之役過去13年後，好幾座原來很繁榮的城市仍然是“龐大的廢墟”；肥沃的河谷周圍變得“一片荒涼”。
[248]幾十年後，另一名熟知中國問題的西方學者指出，整個湖北、安徽、江西和江蘇西部地區，在1853年到1859年期間慘遭兵燹；大約有200萬人喪生。
[249] 不論太平天國領導者早期表現出多麼關心農民的切身利益，他們定都南京後建立的政權，對治下農民的利益就不再是那麼關心了。
根據一位西方目擊者所說，1861年南京周圍的情形如下： 太平天國政權對其控制下的地區實行暴戾統治。
由于得不到人民的好感，他們就必須強迫人民提供服務。
人民除了必須為他們提供無償的勞動外，還必須進一步承受太平軍兵營士兵不斷的蹂躏、搶劫。
……太平天國領導者經常将自己最壞的追随者斬首示衆，或将搶劫和縱火犯戴上枷鎖。
但是，這種嚴刑峻法并不能制止人數衆多、無組織原則的太平軍将士所犯的各種各樣的暴行；他們追随太平天國起義旗号，就是為了使自己不去認真地勞動。
那麼太平天國領袖又如何？他們是不是犯了流行的無政府毛病？……這一問題必須部分地從結果來回答。
如果他們成功地建立了一個獨立王國，并且恢複了其統治下地區的社會秩序，那麼，他們的造反就是一種革命。
就目前情況來看，他們的前景非常暗淡。
……但是，為了建立一個公平的政府制度，他們做了些什麼努力嗎？答案是肯定的：他們之中有許多人的确希望建立一個公平的政府體系，并且表現出了強烈的願望，但他們沒有權力和技巧。
[250] 由此看來，太平天國領導者的行為方式大緻符合中華帝國的曆史傳統。
正如19世紀一位中國作者所指出： 曆來開國之初，兵皆強健……行師搶掠，因糧于人，不籌饷也。
以威挾制脅從，遂衆不憂寡也。
盜賊逋逃，視為淵薮。
……焚掠搶劫，迫脅良民，幸而成功，史臣諱之，為之粉飾。
[251] 造反者并不能總是從鄉民那裡得到支援。
事實上，鄉民常常害怕他們，就像害怕土匪和官軍一樣；一些著名的事例表明，鄉民常常抵抗他們。
1861年甯波附近農民一聽到太平軍部隊到達甯波時表現出來的态度和行為反應，相當具有代表性： 二季稻成熟了……金黃色的稻谷覆蓋了整個平原，延伸到淺低的山谷，并盤旋繞上丘陵台地。
……但是，我們每到一地，都注意到再沒有什麼比噬骨的不安和對壓抑的焦慮更令人感到哀憐的。
我們每到一村，村民們都急切地問道：“他們的确要來嗎？”“有什麼值得害怕嗎？”“我們用得着逃跑嗎？”“我們應該逃向哪裡以躲避‘長毛’呢？” 稍後太平軍攻占甯波及其附近地區後，當地百姓以下列方式對他們的新統治者作出反應： 甯波人民……在他們新統治者沉重的壓迫下呻吟、掙紮。
于是，他們在風景如畫的大蘭山——“大霧山”，高三四千英尺——高地上，征集并訓練衛鄉士兵——白巾軍。
……但是，太平軍成功地摧毀、消滅了這些白巾軍的聯合抵抗，并對美麗的西部山地進行殘酷的報複和屠殺。
沒有人能夠完整描述，因為沒有幾個人幸免。
[252] 這并不是唯一的例子。
在其他地區，鄉民隻不過是聽天由命，既不積極支持他們的新統治者，也不反抗。
一個西方傳教士和一群居住在離南京并不遠的鄉村居民的下段對話，就反映了這種情況： “你們在‘長毛’管轄下快樂不快樂？” “一點也談不上。
我們悲慘得很，必須按月繳納糧食或錢财。
” “這片地區每一百人中有多少人喪失生命？” “十五到二十人被殺死，三四十人被掠走當‘長毛’。
” “新兵被帶到哪裡？” “有一點遠。
帶到蘇州、嘉興或其他一些地區。
” “你們的妻子、女兒也被搶走了嗎？” “是的。
上了年齡的，長得難看的，他們不要；而年輕的，漂亮的，再也回不來。
” “你們有冤屈，能不能向最近的‘長毛’官員請求補償？” “當然不能。
雖然他們對我們說可以申冤，但誰敢啊！”[253] 這一段對話發生于1861年“天京”郊區。
它反映了一個有趣事實：在太平天國政權統治下生活了10年之後，許多村民仍然膽怯、冷漠；就像是在清王朝壓迫下無助的受害者。
一些學者從某些方面認為太平天國之役是“一場自發的、根植于千百萬農民思想的革命”。
[254]從我們的探讨來看，這一觀點并不符合已知的事實。
太平天國運動不但未能得到農民大衆總體上的支援，甚至未能改變其統治地區的許多農民特有的态度和行為。
因此，曾國藩及其夥伴就有充分空間來同太平天國領導人競争，竭力争取農民大衆加入自己的陣營。
[255]事實表明，無論是站在太平天國或是敵對一方，農民提供的都不過是人力資源；換句話說，他們在造反和軍事鎮壓中，仍然扮演着傳統的農民角色。
西方的沖擊 一般影響 在19世紀中後期，清帝國面臨着日益嚴重的内部危機；大約與此同時，西方宗教、技術、商業和其他方面的歐洲文明日益湧入，又給清王朝的統治增加了混亂因素，加劇了清帝國的内部危機，直接或間接促成了争鬥、暴動和造反的爆發。
我們可以從一個西方宗教卷入的地方争鬥的奇特事例開始。
“皈依天主教和新教的信徒之間的宗族械鬥”，據說“在浙江非常普遍，在廣東并非不常見，在其他省區也不是沒有聽說過”。
發生于1906年10月的浙江海門的一次争鬥，特别具有代表性。
關于此次事件雙方各執一詞。
新教徒說，械鬥爆發于10月9日，是時800名到2，000名天主教教徒攻打新教小社區。
“羅馬天主教大軍”由許多隊伍組成，每隊由一人率領，各有不同的标志。
“總司令”是當地一名羅馬天主教牧師。
他的手下有11名隊長，其中有幾人是“著名的強盜頭子”，至少有兩人是“剛從監牢裡釋放出來的”。
在确認遭到搶劫和攻擊之後，新教教徒被當地官員送到台州府城請求保護。
天主教教徒說，引發械鬥的是新教教徒，因為他們首先計劃搶劫一名天主教教徒的家，并采取武力手段把一名被知縣逮捕的罪犯從監牢中解救出來（這名罪犯大概是知縣聽取上面那名天主教教徒的建議而被捕的）。
此外，天主教傳教士有一塊土地，圍繞着新教教堂。
當前者計劃在這塊土地上修建一垛圍牆把一棟房屋（大概屬于新教教徒）圍起來時，新教教徒進行抵制，由此引發了沖突，“強盜和武裝的新教教徒”用火槍攻打天主教教徒。
[256] 不管沖突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麼，這一事例以一種簡單的方法說明了兩個外來宗教之間的敵對行為，如何成為地方沖突爆發的一種新原因。
西方宗教還以另一種更為重要的方式讓19世紀的中國感受到它的影響。
中國各地居民皈依新教或天主教的人數日益增加，許多地方修建的教堂越來越多，西方傳教士越來越多地出現在許多地方，注定要增加摩擦的機會。
洪秀全及其早期的支持者皈依西方宗教，事實上就是促成太平天國這場中國曆史上最大規模民變爆發的原因之一。
[257]無論從哪一派神學的觀點來看，太平天國的基督教觀念遠遠不是正統的。
但是，他們公開宣稱的信仰帶給他們巨大的思想力量；這種力量在他們的行動中，尤其在早期階段，得到了充分的展現。
可以肯定，如果不是因為接觸布道文獻而産生“信仰”，洪秀全是不會成為“天王”的；雖然他可以用其他完全不同的思想發動叛亂。
排外暴動 我們難以忽視在1900年義和團之亂達到頂點前的無數次排外暴動。
這些暴動，吸引了當時許多西方作者的注意，他們從不同角度作了多種解釋。
一般來說，産生矛盾、摩擦的重要因素主要有：因文化差異而産生的誤解；中國人的優越感；西方人奇怪的、有時肆無忌憚的行為方式，在“中國人腦海中留下了許多苦難的印象”；“西方商業入侵”；鴉片煙吸食日益普遍，等等。
[258]顯然，紳士階層和普通百姓對這些因素的反應是不一樣的。
文化反感是紳士排外思想形成的一個更具決定性的因素；而切身的經濟利益沖突更可能激起普通百姓的敵意。
此外，筆者随後就要指出，如同其他類型的地方“混亂”一樣，紳士階層在排外運動中起着發動者或領導者的作用。
大多數排外運動通常都與紳士有關，幾乎不用多加解釋。
西方思想和宗教湧入中國，威脅到紳士階層賴以生存的傳統價值觀念。
“外夷”宗教思想的蔓延和宣傳，首先對自認為是孔聖人門徒的紳士來說是不可思議的、難以忍受的事。
随之而來的結果，正如一位現代西方學者所指出： 對中國人來說，一旦情況變得非常清楚，東西方之間正在産生的沖突，不僅僅是物質利益的，實際上還有文化類型的，統治階級就開始認識到這些西方新思想、新觀念會極大地有害于中國傳統文化思想——文化統治階層的财産，紳士和儒者就不可避免地要反對外國人。
[259] 傳教士自然成為中國排外情緒的目标。
中國作者——其中一些有不錯的學識名望——“捏造”并散布傳教士醜惡荒誕的故事。
[260]他們勸說或脅迫各地居民不要出租房屋或賣地給傳教士用作傳教。
[261]當較為溫和的排外行動阻擋不了“外魔”的入侵時，他們就會采取較為激烈的方法。
正如19世紀西方一位作者正确觀察指出，許多紳士“被指控（顯然有充分根據）煽動居民起來反對外人，引發許多群衆暴動，特别是以傳教士為攻擊目标的”；[262]而普通百姓對傳教士一般沒有敵意。
[263] 鴉片煙的吸食日益廣泛造成不幸的後果，對此要負責任的雖然不隻是外國人，但卻成為紳士“煽動”反外的主要原因之一。
無論外國人對鴉片煙流傳要承擔哪一部分的責任，事實是，“上層社會”中許多人都無條件地把“麻煩的真正原因”歸結為“外國人貪得無厭”，因此以極其仇恨的眼光對待他們。
在這一點上，“無知群衆”很容易被鼓動而上演反教動亂或類似的暴動。
[264] 與此同時，依靠勞動或手藝艱難謀生的普通百姓，意識到外國商品和技術的輸入有害于自己的經濟利益。
因此，他們很容易産生排外情緒，并經常公開付諸行動。
舉例來說，1830年左右，西方棉紗的輸入，就引發華南一些地方的排外活動。
東印度公司一位官員對此彙報說： 在廣州近郊兩個地區和另一個離廣州大約20英裡的地區，當地居民發動了規模較大的反對棉紗輸入的暴動。
他們大聲地抱怨說，棉紗輸入奪走了他們妻子和孩子的生計，因為他們都是靠紡織為生的。
[265] 輪船航運是普通百姓和外國人之間産生矛盾、摩擦的又一原因。
輪船航運結束了帆船航運的曆史，結果從事内河運輸的大多數農民的飯碗被奪走，就像揚子江和整個大運河沿岸的情形一樣。
[266] 如果排外運動是因經濟利益沖突而爆發的，那麼傳教士就不再是被攻擊的主要目标。
舉例來說，西方一位學者就對華中、華西地區情況作了下述有趣的考察： 1891年，爆發了四次暴動。
這些暴動都發生于揚子江沿岸，地點全部是貿易口岸。
……遠離揚子江的幾百名傳教士，幾乎沒有受到侵擾、傷害。
情緒激動的群衆參加這些暴動的原因多種多樣，不過可以肯定，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當地帆船的工作被外國輪船奪走。
在發生過兩次暴動的揚子江上遊，由于當地人對輪船航運溯江而上的反對非常強烈，英國公使不得不放棄這項權利。
雖然當局沒有采取什麼特别措施把傳教士撤離重慶，不過官員竭盡全力阻止“牯嶺号”（Kuling）汽船開到重慶〔擔心它會引發進一步的暴動〕。
[267] 但是，如果因此就認為普通百姓懷有普遍而又前後一貫的排外情緒，也是錯誤的。
許多西方人的經曆都表明并不是這樣。
從有關19世紀早期到義和團之亂期間的報告中，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普通村民對外國客人的基本态度是友好的，直到（或除非）環境使他們改變基本态度。
舉例來說，英國阿默斯特（LordAmherst）使團裡的一名官員，就描述了他1816年8月在天津附近一所村子的經曆： 當村民們确信我沒有惡意之後，他們的态度就變成我見過最單純、最親切的了。
因為，他們最初對我的态度，表現出來的就像有時會體驗到的，在接近一頭性情未知的動物時的那種感覺。
這種感情尤其在孩子的身上得到充分體現。
這些孩子看到我忙于收集植物标本（我是使團的博物學家）時，立即幫助我收集。
然後，他們小心地、一步步地靠近我，拿着要給我的東西停在一步之遙的地方；當我接下它們的瞬間，他們立即就跑開了。
然而，一旦我收下它們中的任何部分，所有的拘謹都消失了，我身旁現在堆滿了一束束（他們幫我采集）的花。
[268] 一位英國軍官指出，即使在戰争期間，也絲毫看不出甯波居民有反外情緒： 在1842年進行的戰争中，英國軍隊從容地占領了甯波城。
該城居民雖然仍然害怕與官員妥協，甚至不敢在我們的暫時統治之下開店營業，從事各自職業，但是，他們對我們展示出完全友善的态度。
[269] 15年後，倫敦《泰晤士報》記者證實了這一印象： 我們走過了400英裡、以前很少到過的地區，經過了四座第一流的中國城市（其中有兩座是歐洲旅行家所不知道的）、許多第二流的城市（在其他國家會被列為第一流）和無數個鄉鎮鄉村。
在整個行程中，沒有聽到中國人對我們說過一句不禮貌的話，也沒有看到一次侮辱我們的手勢。
我們經過了幾百座大小橋梁，沒有發現淘氣的孩童從橋上丢石頭阻止我們前進。
沒有人阻止我們，沒有人搶劫我們。
該記者根據自己在清帝國這個區域的經曆作出結論：“正如同廣州的情況一樣，除非由當局煽動……外國人出現在他們的城市裡，中國人是不會起來反對的。
”[270] 事實上，甚至在1857年到1858年動蕩時期的廣州，也有迹象表明并不是所有普通百姓都反抗包括英國人在内的外國人。
1858年1月，一名皇家陸軍工兵中校記述了一段有趣的經曆： 我用一個我認為不錯的試驗，來判斷普通居民對我們的感覺。
當然，他們看到我們這些稀有動物第一次出現在他們城市的一角時，女人和孩童都恐懼地逃走了。
但是，他們一旦稍微了解我們，就不怎麼驚慌了。
我們中的一些人說：“那些狡詐之徒之所以不敢殺我們，僅僅是由于害怕我們；他們現在向我們搖尾乞憐，是由于我們強大，可他們在心裡仇恨我們。
”現在，我相信這種心理隻有那些終身浸在不容忍異說、偏執排外的染缸裡的官員才有，而普通百姓則無。
我的試驗是以小孩為對象的：這種小孩因為年齡太小，不能隐藏自己的真實态度，或因沒有自我克制的能力而暴露出完全不信任我們的心理；但是，年齡又不能因為太小，而聽不懂其父母的談話。
我試驗的結果是：我騎馬沿着街道跑過時，小孩子很高興讓我從他們父母懷抱裡抱過來，和我一起享受騎馬的樂趣，好像我是他們父母最好的朋友。
此時，在這些普通百姓心中，我們還被認為是殘酷的、難以對付的、兇猛無敵的洋蠻子嗎？或者，甚至被認為是一群入侵者，為了征服他們的國家或強迫他們進行貿易，摧毀了他們大半個城市，殺害了他們的同胞，把許多無辜居民驅逐出家園變成社會上無家可歸的流浪者；事實上是近年來降臨在普通百姓身上的災難和悲傷的主要原因嗎？這種入侵者的形象，或許就是他們期望給予我們的，但是如果小孩的父母真是這樣描述我們，将會使小孩不信任我們的。
[271] 這段叙述自然可能過分強調了普通百姓對外國人的友好。
在華的西方旅行者有時會遇到懷有敵意的村民或市民；他們的敵意至少來自兩個方面。
在一些情況下，外國人在一些地方旅行，恰巧會遇到一些積極活躍的“粗魯之人”，就會産生不愉快的沖突；馮·李希霍芬（VonRichthofen）男爵1870年在湖北、湖南旅行所遇到的情況就是這樣。
雖然他說在“中國沒有遇到比居住在漢水兩岸的居民更禮貌、性情更好的”，但是他發現，在湖南省，“主要由于粗魯階層的存在”，而且為數衆多，居民非常不友好。
[272]在另一些情況下，内陸地區的居民，以前很少同外國人接觸，因此比起同外國人有過更多接觸地區的居民來說，通常更沒有反外情緒。
李希霍芬男爵從湖北樊城到河南懷慶府，整個旅程為1，000裡（在當時，外國人很少到過這片地區）。
他感動地說：“世界上再沒有哪個地方的人比河南省的居民更好了。
”他僅僅在位于黃河河岸的一兩個地方聽到過有人叫他“洋鬼子”。
[273]然而，他在浙江和安徽一些地方旅行時，經曆就不那麼令人愉快了。
他在一封信中寫道： 一路上，我所遇到的居民（無論多少），都很禮貌，心地善良。
但是，我一到達安徽的貿易中心（揚子江上航船沿江而上可以到這裡），情況就不一樣了。
沿江所有貿易口岸的居民，态度非常不友好；我一到這裡，立刻就感覺到了。
[274] 在香港供職的一名英國文官所觀察到的事實，可以進一步證明經常同外國人接觸的普通百姓，其反外情緒比其他地區的要強烈。
該文官提到了1842年12月7日到1902年8月15日之間所發生的35次暴動（其中不包括義和團），結果不是喪失生命，就是喪失财産，或者兩者都喪失。
他評論指出，這些暴動幾乎毫無例外發生于經常同外國人産生接觸的地方。
事實上，在這些暴動爆發的23個地區，有15個是條約港，1個是英國殖民地。
[275] 根據另一位西方觀察者的看法，即使是義和團，也不是山東省居民強烈的排外情緒具體化的結果： 直到1897年秋，山東省因其善待外國人和本地基督教教徒而赢得了極好的名聲。
……但是到是年11月1日，在一場沖突中兩名德國傳教士被殘忍地殺死，德國立即以此為借口，實施它謀劃多年的陰謀，占領中國一塊領土。
11月14日，海軍上将迪德裡希斯（Diedrichs）派兵在膠州登陸。
……次年3月6日，中德雙方在北京簽訂一個條約，規定膠州灣及其伸入内陸附近的山地租借給德國，租期99年；山東巡撫及另外六名高級官員免職；賠償白銀3，000兩；修建3座“贖罪的”禮拜堂。
除此之外，德國還取得了在山東修建兩條鐵路的權利，并享有在沿線30裡地區内開礦的權利。
這些條款非常苛刻，但是最為痛苦的是土地被他國占領。
這一高壓行為使得中國人對外國人特别是對德國人的态度産生了不祥的變化。
對德國人來說，如果人數很少，要想到中國内地旅行，是很不安全的；随後有三名不明智的德國人就遭到襲擊，雖然他們僥幸逃脫了。
德國政府認為這是又一場無緣無故冒犯德國的犯罪；為了懲罰犯罪者，德國膠州租借地司令立即派遣部隊到達現場，燒毀兩座村莊。
這一報複嚴厲而不加分别，犯罪者自然受到了懲罰，但也使無辜者受害。
因此，中國人反外怒火被點燃，許多外國人預見了嚴重的後果。
[276] 雖然德國人加速了危機的爆發，但是他們不是唯一應該為仇外怒火日益擴大負責的人。
19世紀末，一名西方作者觀察指出：“第一批歐洲人進入中國，給中國人帶來的印象并不比強盜、殺人犯好多少；自那時以後，中國人一直抱着這種不愉快的印象，并沒有什麼改變。
”“一方面，西方傳教士祈禱和平，另一方面，西方列強訴諸武力，因此，如果中國人懷疑前者，害怕後者，一點也不奇怪。
”[277] 紳士在排外運動中的角色 由于各種因素的綜合作用，事态的演進迅速向1900年悲劇性的頂點逼近。
就有關的中國人來說，紳士和普通百姓都卷入了這一場大災難。
然而，就像在其他類型動亂中一樣，他們扮演了不同的角色：紳士負責發動和指導，而普通百姓提供人力資源。
1841年5月發生于廣州北郊，被一些學者視為“19世紀反外運動的起點”的三元裡事件，是這個事實的最好說明。
[278] 根據當時中國和西方雙方觀察者的看法，[279]騷亂的直接起因是當地居民對英軍在廣州附近一些村子所犯暴行的仇恨。
一位中國學者指出，當這些英軍要到佛山途經三元裡時，當地人民就吵鬧着要把他們趕走，因為他們肆行搶劫掠奪、強奸婦女的暴行已經傳開了。
突然，鑼鼓聲響，103鄉的村民，男女數千人聚集起來，包圍了他們。
[280] 暴動者并沒有赢得對英軍的勝利，[281]但是，強烈地反抗“英夷”的運動持續發展起來。
對英軍在廣州附近村莊所犯暴行的仇恨，迅速與反對英人進入廣州城的鬥争結合起來。
當時的一些中國作者毫不猶豫地贊揚了暴動村民保衛廣州城的愛國行為。
一名中國官員寫道： 此次廣州省城幸保無虞者，實借鄉民之力。
鄉民熟睹官兵之不可恃，激于義憤，竭力抵禦，一呼四起，遂令英夷膽落魂飛。
[282] 我們在這裡并不想探讨事件發生的真正原因，也不想追溯實際發展過程。
但是，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
村民是因對英國人暴行的仇恨而被鼓動采取強烈反應的，煽動和指揮動亂的正是地方紳士。
按照一名英國官員的說法，“排外暴動十有八九，直接是由衙門煽動和鼓動的。
可能并不是由官員本身，但無論如何是得到了他們的鼓勵，或者是地方上文人的鼓勵”。
[283]就三元裡的案例來說，非常清楚，從一開始就是由紳士成員指導的。
廣東一名教育官員（他十之八九插手此事）記述說：英軍在各村所犯暴行的消息傳到舉人何玉成耳中後，他立即召集廣州（包括南海、番禺和增城）附近各村領袖集會，指示他們派遣“丁壯”，“出護”三元裡。
在村民和“夷兵”兩天小規模的戰鬥之後，三名地方官員（南海和番禺兩縣知縣和廣州府知府）在兩廣總督祁（剛剛接替琦善之職）的命令下進行調解。
這三名官員“步向三元裡紳民揖勸，代夷乞免。
越數時許，紳士潛避，民以官故，不複誰何”。
[284] 這段叙述非常清楚，真實性毋庸置疑。
因為，它至少可以得到現場目擊者即“馬德拉斯工程師”（theMadrasEngineers）号炮艦海軍上尉的全面證實： 在停戰協定生效的次日，廣州附近各村村民攜帶着武器和旗幟，開始聚集起來，人數多到令人害怕。
……我們相信，這些民衆是被一些有地位的愛國紳士的“煽動”性的演講、揭貼而發動起來的；令人害怕的是，英國先頭部隊的散兵遊勇一些過度搶劫行為，進一步激怒了他們。
…… 一整天（1841年5月30日），他們人數一直都在增加；大約到了下午三點左右，大約10，000到12，000人出現在山頭上，并且準備向前移動了。
這時，廣州知府來到現場……提出派一名有品級的官員前去解散群衆。
……他們最初拒絕服從那位官員的解散命令，但是在官員同群衆領袖進行一番短暫的讨論之後，他們就開始解散……在半個小時裡，幾乎全部消失了。
[285] 1842年秋，紳士領導居民反對外國人居住地區擴張到工廠之外的事例，可以從一份告示的内容看出來。
這份告示借由重提先前對英國人的所有控訴，以此激起普通百姓的反感：“其主忽男忽女，其人若禽若獸，兇殘之性，甚于虎狼。
”并控訴他們在1841年5月簽了協定之後背信棄義，仍然懷有敵意。
警告人民，如果聽任英國人住在中國的土地上“甚而逼近榻前”，其他各國就會起而效尤。
[286]沒有受過教育的平民或普通農民，當然寫不出這樣的告示。
許多資料表明，華南地區的一些書院和社學是1840年代排外宣傳的中心。
[287]這當然一點也不奇怪。
此外，由于一些書院和社學在地方防禦活動中起着領導的作用，因此，控制書院和社學的紳士自然容易動員各村參加團練的人員進行排外運動。
我們前面才提到的發動廣州附近各村“丁壯”參加三元裡反英抗争的舉人何玉成，就是一名建立社學并把團練組織同社學結合在一起的紳士。
類似的組織在此鄰近地區湧現，參加的總人數據說在數萬以上。
這些接受編組和訓練的鄉勇，“無事相安農業，有警農即為兵”。
[288]因此，可以認為，“環山立麓”的10，000人到12，000人，其中一些就是服從其領導人的命令而來的鄉勇。
有趣的是，在1841年反英抗争之前，這些由紳士控制的組織得到了官方的認可；位于廣州郊區的鄉勇一度接受駐紮在廣州官軍的副将指揮。
[289]顯然，包括總督在内的地方官員，希望利用這些鄉勇讓英國人認識到對他們輕率地強加無理要求是錯誤的。
但是，當其中一些紳士率領鄉勇真正攻打英軍時，地方官員發現否認自己同鄉勇有任何聯系是明智的。
直到1849年，當英國人再次重提進入廣州城的要求時，負責省城附近地區一些書院的紳士主動組織在省城裡的紳士，建立反抗入侵者的武裝隊伍，據稱“旬日間得十萬人有奇”。
[290]後來在1856年，根據當時一位中國作者的記述，英國人強行進入廣州城時，“昔年創夷人于三元裡”的城北96村村民，在三名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