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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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各處講演，由此聯絡各處的學界為一氣以與當地的勢力派相抵抗。
以今日現狀說，這個後的方法比前的較有效力。
為什麼教育權應當與政權分離呢？第一，現在政界中人的混濁斷不能為教育盡力，他們僅能摧殘新教育，或辦理一班腐敗的學校為粉飾，如此聽他做去，必至謬種遺傳，社會将永無清明的一日了。
第二，希望由教育的獨立，得以養成一班好人才，以為将來代替那班腐朽的軍閥與政客，則今日國政雖亂，終不至于如此終古。
第三，教育為專門的學問，為神聖的事業，為國脈的基本，縱在将來政治清明的時候，教育權仍有與政權分離的必要，然後才免使神聖的教育為國家主義宣傳的利器，如今日歐美日本的流弊。
其次，免使一班外行人操縱教育以贻害人民。
末了，始有一班真正的教育人才專門為教育的事業。
由上說來，我們不怕我國現在政治的混亂與社會的黑暗，所怕的乃在全國無一個真正的教育統一機關。
有一好的教育機關，自然能養成我們在上所說的獨立人與合作社家了，這些人自然能緩緩地得政治權以實行各種美善的社會政策了。
實則有一好教育的機關，我們由此不但能養成一班本國的人才，尚且希望它養成一班有情感的國際人才，這層為我們在下頭所當讨論了。
情感的國際派 這個問題驟然看去，似乎不能适用于今日的我國。
因為我們現在所最吃苦者是各國對我們的各種不平等條約。
論理，我們現在獨一最好的方法，隻有以強暴的手段對待他們，但我一轉想這樣辦法确實是大錯特錯了。
我們生死的關頭固然在能不能解除這些不平等的條約，可是解除之道，不必靠諸強力，僅要用溫和的手段就能得到了。
我所謂溫和的手段，不是向強鄰搖尾乞憐，乃在以情感的熱誠與他們大多數的人民互相了解，就此運動他們聽從我們合理的要求。
我先前也曾想用武力解除強鄰的束縛，今則轉想大可不必。
第一，我們實無相當的武力可以對付他們合起來的強鄰。
第二，假設有武力，也未免犧牲的代價太大了。
第三，自華盛頓會議之後我們居然得了山東與今日的關稅自主案，各關系國居然在北京關稅會議上肯予承認，使我覺得，列強尚可講理，不是一定要以武力相對待才能得到他們願意修改不公道的條約。
第四，而使我覺得最清楚者，我國曆來内亂，列強的挑撥與暗助固有些少關系，但大部分的責任，仍然在自己的國民不争氣，以緻“空穴來風”，故我們不必過恨列強的兇橫，應當先恨自己人民的授人以隙。
為今之計，唯有把内政修理得好，自然緩緩可以得到外交的勝利了。
至于現在的政治，如我們在上所說的，一時斷不能好，我們現在僅有從“為國際而國際”的方面入手以期列強的人民諒解而已。
這個我想最好應認定一個“情感的國際派”為方針，于每國京城設立這樣的宣傳機關，同時就這機關内常川駐有名人若幹人向其國各處為情感的親善的講演，而使外國的名人也時常來我國講演與宣傳親善為宗旨。
這個向外國的宣傳機關，應當由中央政府撥出一批極大的經費，與派定若幹的名人董理其事。
我們敢說，這樣機關勝于百萬的雄兵，勝于數十個公使館的靡費。
弱國固可以得到優勝的外交的，這個全在使列強人民對我國的國勢民情有相當的諒解，這個非從情感的國際派宣傳入手不可。
這樣的國際方法，表面看去似甚和平，底裡，實在比蘇俄宣傳赤色主義更利害，因為情感的了解，其勢力勝于經濟的解決萬萬。
我們在上所說的四個過渡辦法，确實是救治我國滅亡最好的方法與引導我國達到理想的社會不二的法門（并附解決眼前中國婦女問題一節于後）。
如連這些過渡的辦法尚做不到，則我國今後的局面又不知堕落到哪個地步了！有志的人們，速起來吧！你們當然不肯坐視我國長此堕落，必定能于過渡時代中，實行一些美善的組織法，以期将來引領我國達到我們那個理想的社會。
以今日現狀說，這個後的方法比前的較有效力。
為什麼教育權應當與政權分離呢？第一，現在政界中人的混濁斷不能為教育盡力，他們僅能摧殘新教育，或辦理一班腐敗的學校為粉飾，如此聽他做去，必至謬種遺傳，社會将永無清明的一日了。
第二，希望由教育的獨立，得以養成一班好人才，以為将來代替那班腐朽的軍閥與政客，則今日國政雖亂，終不至于如此終古。
第三，教育為專門的學問，為神聖的事業，為國脈的基本，縱在将來政治清明的時候，教育權仍有與政權分離的必要，然後才免使神聖的教育為國家主義宣傳的利器，如今日歐美日本的流弊。
其次，免使一班外行人操縱教育以贻害人民。
末了，始有一班真正的教育人才專門為教育的事業。
由上說來，我們不怕我國現在政治的混亂與社會的黑暗，所怕的乃在全國無一個真正的教育統一機關。
有一好的教育機關，自然能養成我們在上所說的獨立人與合作社家了，這些人自然能緩緩地得政治權以實行各種美善的社會政策了。
實則有一好教育的機關，我們由此不但能養成一班本國的人才，尚且希望它養成一班有情感的國際人才，這層為我們在下頭所當讨論了。
情感的國際派 這個問題驟然看去，似乎不能适用于今日的我國。
因為我們現在所最吃苦者是各國對我們的各種不平等條約。
論理，我們現在獨一最好的方法，隻有以強暴的手段對待他們，但我一轉想這樣辦法确實是大錯特錯了。
我們生死的關頭固然在能不能解除這些不平等的條約，可是解除之道，不必靠諸強力，僅要用溫和的手段就能得到了。
我所謂溫和的手段，不是向強鄰搖尾乞憐，乃在以情感的熱誠與他們大多數的人民互相了解，就此運動他們聽從我們合理的要求。
我先前也曾想用武力解除強鄰的束縛，今則轉想大可不必。
第一，我們實無相當的武力可以對付他們合起來的強鄰。
第二，假設有武力，也未免犧牲的代價太大了。
第三，自華盛頓會議之後我們居然得了山東與今日的關稅自主案，各關系國居然在北京關稅會議上肯予承認，使我覺得，列強尚可講理，不是一定要以武力相對待才能得到他們願意修改不公道的條約。
第四，而使我覺得最清楚者，我國曆來内亂，列強的挑撥與暗助固有些少關系，但大部分的責任，仍然在自己的國民不争氣，以緻“空穴來風”，故我們不必過恨列強的兇橫，應當先恨自己人民的授人以隙。
為今之計，唯有把内政修理得好，自然緩緩可以得到外交的勝利了。
至于現在的政治，如我們在上所說的，一時斷不能好，我們現在僅有從“為國際而國際”的方面入手以期列強的人民諒解而已。
這個我想最好應認定一個“情感的國際派”為方針，于每國京城設立這樣的宣傳機關，同時就這機關内常川駐有名人若幹人向其國各處為情感的親善的講演，而使外國的名人也時常來我國講演與宣傳親善為宗旨。
這個向外國的宣傳機關，應當由中央政府撥出一批極大的經費，與派定若幹的名人董理其事。
我們敢說，這樣機關勝于百萬的雄兵，勝于數十個公使館的靡費。
弱國固可以得到優勝的外交的，這個全在使列強人民對我國的國勢民情有相當的諒解，這個非從情感的國際派宣傳入手不可。
這樣的國際方法，表面看去似甚和平，底裡，實在比蘇俄宣傳赤色主義更利害，因為情感的了解，其勢力勝于經濟的解決萬萬。
我們在上所說的四個過渡辦法，确實是救治我國滅亡最好的方法與引導我國達到理想的社會不二的法門（并附解決眼前中國婦女問題一節于後）。
如連這些過渡的辦法尚做不到，則我國今後的局面又不知堕落到哪個地步了！有志的人們，速起來吧！你們當然不肯坐視我國長此堕落，必定能于過渡時代中，實行一些美善的組織法，以期将來引領我國達到我們那個理想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