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四 清吳摯甫《與嚴幾道論譯西書書》

氣遠鄙也。

    文固有化俗為雅之一法，如左氏之言“馬矢”，莊生之言“矢溺”，公羊之言“登來”，太史之言“夥頤”。

    在當時固皆以俚語為文，而不失為雅。

    若《範書》所載鐵胫、尤來、大搶、五樓、五蟠等名目，竊料太史公執筆，必皆芟薙不書。

    不然，勝、廣、項氏時必多有俚鄙不經之事，何以《史記》中絕不一見？如今時鴉片館等比，自難入文，削之似不為過。

    倘令為林文忠作傳，則燒鴉片一事，固當大書特書，但必叙明原委，如史公之記《平準》、班氏之叙《鹽鐵論》耳，亦非一切割棄，至失事實也。

    姚郎中所選文，似難為繼，獨曾文正《經史雜抄》，能自立一幟。

    王黎所續，似皆未善。

    國朝文字，姚春木所選《國朝文錄》較勝于《廿四家》。

    然文章之事，代不數人，人不數篇。

    若欲備一朝掌故，如“文粹”、“文鑒”之類，則世蓋多有。

    若謂足與文章之事，則姚郎中之後，止梅伯言、曾太傅及近日武昌張廉卿數人而已。

    其餘蓋皆自郐也。

    來示謂“歐洲國史，略似中國所謂長篇紀事本末等比”。

    然則欲譯其書，即用曾太傅所稱叙記、典志二門，似為得體。

    此二類，曾公于姚郎中所定諸類外，特建新類，非大手筆不易辨也。

    歐洲記述名人，失之過詳，此宜以遷、固史法裁之。

    文無翦裁，專以求盡為務，此非行遠所宜。

    中國間有此體，其最著者，則孟堅所為《王莽傳》。

    若《穆天子》、《飛燕》、《太真》等傳，則小說家言，不足法也。

    歐史用韻，今亦以韻譯之，似無不可，獨雅詞為難耳。

    中國用韻之文，退之為極詣矣。

    私見如此，未審有當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