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 清方望溪《與孫以甯論作傳體要書》

昔歸震川嘗自恨足迹不出裡闬，所見所聞，無奇節偉行可紀。承命為征君作傳，此吾文所托以增重也，敢不竭其愚心。所示群賢論述，皆未得體要，蓋其大緻不越三端：或詳講學宗指及師友淵源，或條舉平生義俠之迹，或盛稱門牆廣大，海内向仰者多。此三者，皆征君之末迹也。三者詳，而征君之志事隐矣。古之晰于文律者，所載之事，必與其人之規模相稱。太史公傳陸賈，其分奴婢裝資，瑣瑣者皆載焉。若蕭、曹世家而條舉其治績，則文字雖增十倍，不可得而盡矣。故嘗見義于《留侯世家》曰：“留侯所從容與上言天下事甚衆，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此明示後世綴文之士以虛實詳略之權度也。宋元諸史，若市肆簿籍，使覽者不能終篇，坐此義不講耳。征君義俠，舍楊左之事，皆鄉曲自好者所能勉也。其門牆廣大，乃度時揣己，不敢如孔孟之拒孺悲、夷之，非得已也。至論學則為書甚具，故并弗采著于傳上，而虛言其大略。昔歐陽公作《尹師魯墓志》，至以文自辨。而退之之志李元賓，至今有疑其太略者。夫元賓年不及三十，其德未成，業未著，而銘辭有曰：“才高乎當世，而行出乎古人。”則外此尚安有可言者乎？仆此傳出，必有病其太略者。不知往者群賢所述，惟務征實，故事愈詳而義愈狹。今詳者略，實者虛，而征君所蘊蓄，轉似可得之意言之外。他日載之家乘，達于史官，慎毋以彼而易此。惟足下的然昭晰，無惑于群言，是征君之所賴也，于仆之文，無加損焉。如别有欲商論者，則明以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