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宋學與宋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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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種文化樣式自身發展、盛衰的曆史來看，宋詞和宋代的儒學，有兩個比較重要的共同點。
第一，當人們想尋找一個最能體現趙宋時代特征的文化專名而加以概括時，除了“宋學”之外，首先想到的便是“宋詞”。
南宋陳郁《藏一話腴》甲集卷上曰： 三代而降，典谟訓诰之後，有董、賈、司馬遷、揚雄、二班之文莫可繼，曰：“文止于漢。
”八分、大隸之餘，鐘、衛、二王之書莫可肩，曰：“書止于晉。
”《三百篇》往矣，五字律興焉。
有杜工部出入古今，衣被天下，藹然忠義之氣，後之作者未之有加，曰：“詩止于唐。
”本朝文不如漢，書不如晉，詩不如唐，惟道學大明，自孟子而下，曆漢、晉、唐皆未有，能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萬世繼絕學、開太平者也。
這裡将宋儒繼承孟子為弘揚儒家傳統文化（“道學”）所作的努力，和漢代在文章方面、晉代在書法方面、唐代在詩歌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相提并論，顯然是從廣義的文化範疇着眼來推崇宋代儒學成就的。
明人胡應麟《詩薮·内編》卷一曰： 騷盛于楚，衰于漢，而亡于魏；賦盛于漢，衰于魏，而亡于唐。
又曰： 詩至于唐而格備，至于絕而體窮。
故宋人不得不變而之詞，元人不得不變而之曲。
詞勝而詩亡矣，曲勝而詞亦亡矣。
此處楚騷（楚辭）、漢賦、唐詩、宋詞、元曲連舉，則限于文學藝術這一自成系統的曆史文化層面。
再說着眼點有大有小，緻力于把握時代的特征而努力尋求一個最能體現趙宋文化之突出成就的名稱則一，前者找出的代表是宋學，後者則是宋詞。
這大抵是南宋以還學術界大體一緻的意見，如近人陳寅恪先生以宋學為華夏民族文化之造極（詳拙著前言所引《鄧廣銘〈宋史·職官志考證〉序》），王國維以“漢賦、唐詩、宋詞、元曲”各領“一代之勝”（《宋元戲曲考·序》），即分别類同于前引二說。
第二，詞産生于唐朝中期，至五代時已十分風行，趙宋建國之後，長期歸于寂寞，作者甚少，到11世紀二三十年代柳永、晏殊、歐陽修等人手裡，驟然轉盛，達到“有井水處即能歌柳詞”的地步（南宋初年葉夢得《避暑錄話》卷三），在時間上，與宋代儒學的勃興恰好又是一緻。
那麼，能否根據以上兩點，便可作出宋學的繁榮推動了宋詞的發展之結論，抑或說它們隻是一種時間上的偶合呢？這個問題，恐怕不是幾句簡單的話所可回答的。
關于宋代儒學與詞曲創作均在真、仁之際崛起，其中自然有許多共同的原因，諸如社會的安定使士子可以更多地把注意力轉向文化的創造和繼承，物質生産的發展使大衆對精神文化的需求不斷增長等等。
而“詞”，作為一種配樂演唱的歌辭，就其本義來說，原先便是儒學的附庸，即所謂雅樂，如保留在《詩經》中的《雅》和《頌》，便是上古的樂章。
沈括《夢溪筆談》卷五《樂律一》曰： 自唐天寶十三載（754），始诏法曲與胡部合奏，自此樂奏全失古法，以先王之樂為雅樂，前世新聲為清樂，合胡部者為宴樂。
“宴樂”也作“燕樂”，指的便是這種酒席（宴、燕）間配樂演唱而昉于唐、盛于宋的詞曲，而“先王之樂”——“雅樂”，即是它的前身，它無疑是儒家禮樂制度的一個組成部分，而為後世朝廷正式宴集的場合所沿用。
南宋初年江少虞《皇朝事實類苑》卷二十引《國朝事始》曰： 乾德四年（966），诏太常寺，大朝會複用二舞。
先是，晉天福末，戎虜亂華，中朝多事，遂廢之，至是始複。
是歲冬至，禦乾元殿，始用雅樂登歌。
五代時期，戰亂頻仍，中原地區的生産遭到極大破壞，“衣食足然後知禮義”，一國之中，從上到下，救死扶傷尚且難以遍顧，對于離物質生活更遠一點的文學藝術活動，自然更無暇講究的了。
連朝廷用以宣揚儒家禮義的“雅樂”都久廢而不用，那種中唐以來主要用以遊燕佐觞而配合宴樂（燕樂）演唱的歌詞創作之中辍，也就可想而知了。
南宋初李攸《國朝事實》卷三記宋太宗對皇屬言：“即位以來，十三年矣，朕持儉素，外絕遊田之樂，内鄙聲色之娛，真實之言，固無虛飾。
”這種适應國初經濟狀況而與儉素持國方針相表裡的“鄙聲色之娛”的做法，大抵是宋初三朝奉行而不改的既定國策。
像歐陽修《減字木蘭花》詞中所描寫的“櫻唇玉齒，天上仙音心下事，留住行雲，滿座迷魂酒中醺”這樣的士大夫公餘遊燕生活，到11世紀中期的仁宗朝十分普遍。
在宋初，則隻是極少數作為解去兵權的交換條件而獲得“歌兒舞女，以養天年”之殊遇的高級将領如石守信、高懷德等人才有可能（詳北宋王曾《沂公筆錄》、《宋史·石守信傳》等）。
不過宋初詞壇之寂寥，更為重要的原因乃與政治方面吸取南唐、西蜀亡國的教訓有關。
東晉以來，地處中國北方的中原，因傳統上是政治中心的所在地，故多戰亂，長江以南相對來說比較安定，經濟、文化的重心逐漸南移。
就詞曲的創作來說，最初是從唐代的政治中心長安開始的，後來逐漸傳至南方，但仍然需由集結在京城的文人樂師供給創作好的歌辭和曲子，唐詩“樂工不識長安道，盡是書中寄曲來”（方幹《江南聞新曲》），反映的正是當時南北文化交流的實際情況。
安史之亂，被稱為“梨園班首”的風流天子唐玄宗避入巴蜀，原先長安教坊中的樂師也紛紛流落江南一帶。
杜甫七絕名篇《江南逢李龜年》中提到的李龜年，即其中最著名的一人。
五代之時，與北方武夫跋扈、逐鹿中原的混亂局面相比，有長江天險與蜀道之難可恃的南唐和西蜀，還算比較穩定。
喜歡過太平日子，相對來說較少冒險精神的文人紛紛遷到這兩個地方。
再加上江南國主李氏父子（璟、煜），蜀主王（建）、孟（昶），均好聲色之娛而鼓勵詞曲創作，從而形成了南唐與西蜀兩個詞壇的中心，北方在這一方面也就相應歸于沉寂。
10世紀六七十年代，後蜀、南唐相繼為北宋所滅，經濟上、文化上先進的南方敗于相對落後的北方（南宋王稱《東都事略》卷二十三載宋太祖語：“中國自五代已來，兵連禍結，帑藏空虛，必先取巴蜀，次及江南、廣南，則國用饒矣。
”），而使趙宋完成統一南北的大業，最根本的原因恐怕隻能從軍事方面的南北傳統差異中去找。
但宋人往往認為是南方的浮靡文風造成了國力的貧弱。
北宋蔡絛《西清詩話》載太祖語：“李煜若以作詩工夫治國家，豈為吾所俘也？”此語未詳所本，但反映的思想足以代表北宋當權者的看法。
下引一段太祖論後蜀滅亡原因的話則見于正史記載。
據《宋史·蜀世家》，為《花間集》作序的歐陽炯，嘗仕前蜀王衍為中書舍人，事後蜀孟昶則由翰林學士而官至宰相，是兩蜀最受寵信的宮廷詞臣之一。
入宋後仍居禁林。
一天，歐陽炯被太祖召去，令奏長笛數曲。
禦史中丞劉溫聽到這個消息後進谏說：“禁署之職，典司诰命，不可作伶人之事。
”太祖回答說： 朕嘗聞孟昶君臣，溺于聲樂，炯至宰司，尚習此伎，故為我所擒。
所以召炯，欲驗言之不誣也。
直到仁宗朝，田況撰《儒林公議》，仍念念不忘地批評道： 《儒林公議》，卷下。
僞蜀歐陽炯，嘗應命作宮詞，淫靡甚于韓偓。
江南李坦，時為近臣，私以豔藻之詞聞于主聽。
蓋将亡之兆也，君臣之間，其禮先亡矣！ 可知宋興百年之後，朝臣提起南唐、西蜀的淫靡之音，仍令人有毛骨悚然之感。
唐末五代繁盛一時的詞壇，至宋初而歸于消歇，及其在士大夫心靈中造成的深刻影響，于此可見。
《宋史·文苑·徐铉傳》、《宋史·文苑·宋白傳》、《宋史·王禹偁傳》。
《長編》，卷六十，景德二年五月記事。
由上引歐陽炯事我們還可以進一步窺知宋初南方文臣入宋後受歧視的情況。
關于北宋初期統治者重北人輕南士的記載，相傳有所謂太祖刻石禁中，令“後世子孫無用南士作相”之事（詳《邵氏聞見錄》卷一“祖宗開國所用将相皆北人”條，又《道山清話》作藝祖禦筆“南人不得坐吾此堂”，刻石政事堂上）。
但這同邵雍天津橋上聞杜鵑而預言“上用南士（按：指王安石）為相，多引南人，事務變更，天下自此多事矣”一樣（《邵氏聞見錄》卷十九），并出于邵伯溫的捏造。
不過北宋初期北方官僚排斥南方士人的現象，以及其中所表現出來的最高統治者提防南人的意向，是存在的。
除了上面談到的例子之外，我們還可以舉出太宗淳化二年（991）因尼道安告讦而動軒然大波的李煜舊臣徐铉的桃色事件。
這種現象至真宗初期仍然存在。
據《長編》卷六十，景德二年（1005）五月條載，是歲貢舉，撫州（今屬江西）進士晏殊年十四，大名府（今屬河北）姜蓋年十二，皆以俊秀聞，特召試。
晏殊才思敏捷，為文典贍，深得真宗歎賞。
宰相寇準（陝西人）因晏殊是江南人，便欲抑之而進姜蓋。
寇準以一代名相，尚且如此，餘人也就可想而知了。
不過寇準的這一意圖，後來并沒有實現，反對這樣做的則是當時的皇帝宋真宗。
理由為：“朝廷取士，惟才是求，四海一家，豈限遐迩？”這幾句話反映了進入11世紀初葉之後北宋統治者在用人的南北問題上決策的變化，其中所傳達出來的信息無疑是十分值得注意的。
從時間上講，趙氏建國之初，太祖、太宗所用南方文士，多南唐、西蜀、吳越歸附之人，其不以重任付之且加以猜忌、打擊，乃自然之勢，到真宗時，北宋有國，南北混一已半個世紀，人雖南産，材實宋出，其界限從政治上說，已經近乎彌合了。
事實上，當時與寇準先後相繼或同時為相的王欽若（原籍江西）、丁謂（原籍今江蘇）以及簽書樞密院事陳堯（原籍四川），并是南方人。
澶淵之盟簽訂之前，曾有過遷都金陵（今南京市）、成都之議，即與上述數人有關。
足知11世紀初年，南方籍的官僚，已進入最高決策機關而與北人同執宰輔大權。
晏殊到仁宗朝也登兩府，範仲淹的受重用，最初就出于他的拔擢。
關于真、仁之際北宋統治者用人問題上的這一變化，南宋詩人陸遊曾在他的《論選用西北士大夫劄子》一文中作過回顧，并以之與此前和此後進行對比說： 《渭南文集》，卷三。
臣伏聞天聖以前，選用人才，多取北人，寇準持之尤力，故南方士大夫沈抑者多。
仁宗皇帝照知其弊，公聽并視，兼收博采，無南北之異。
于是範仲淹起于吳，歐陽修起于楚，蔡襄起于閩，杜衍起于會稽，餘靖起于嶺南，皆一時名臣，号稱聖宋得人之盛。
及紹聖、崇甯間，取南人更多，而北方士大夫複有沈抑之歎。
此處論北宋初期、中期和後期在南北用人問題上由“多取北人”到“無南北之異”，到“取南人更多”的變化，與拙著前文所作的分析基本相同。
以上側重在政治方面。
學術文化方面，南宋永嘉學派陳傅良曾有一段精彩的論述，他說： （南宋）陳傅良：《止齋先生文集》，卷三十九，《溫州淹補學田記》。
宋興，士大夫之學亡慮三變：起建隆至天聖、明道間，一洗五季之陋，知鄉方矣。
而守故蹈常之習未化。
範子始與其徒抗之以名節，天下靡然從之，人人恥無以自見也。
歐陽子出，而議論、文章，粹然爾雅，轶乎魏晉之上。
久而周子出，又落其華，一本于六藝，學者經術遂庶幾于三代。
何其盛哉！則本朝人物之所由衆多也。
餘掌求其故，三君子皆萃于東南，若相次第然，殆有天意雲雲。
此論11世紀中期儒家傳統文化複興之時南方學者所起的關鍵作用，所提到的東南，除江東、江西、兩浙之外，還包括湖南（周敦頤湖南道州營道人）。
實際上，如果放眼整個南方，把四川和福建等統統包括在内，縱觀整部北宋發展史，可以發現，除了10世紀後半葉，即太祖、太宗時期，北宋草創之初文壇盟主由北方籍的白體詩人李昉（河北人）、王禹偁（山東人）先後充任之外，從11世紀初期開始，便一概由南人來承擔，如真宗朝獨步一時的西昆體詩人楊億（原籍福建），仁宗初年的晏殊，緊接着是歐陽修，其後則有王安石（原籍江西）、蘇轼（原籍四川）以及江西詩人黃庭堅。
由真、仁之際開始的這種南方人士進入政治、文化中心的趨勢，對于南北文化的交流和融合，無疑是一巨大的推動。
所謂南北融合，如前所述，從政治上講，是北方征服了南方；從文化上講，則是南方占領了北方。
關于南方文化的高于北方，由宋代科舉考試取人的情況可以看得很清楚。
大抵從太宗朝開始，每歲放榜，“所得率江南之秀”（王明清《揮麈錄》），至仁宗朝及其以後，尤是如此。
歐陽修解釋這種現象時曾經很委婉地指出： （北宋）歐陽修：《奏議集》，卷十七，《論逐路取人劄子》。
治平元年（1064）作。
東南之俗好文，故進士多而經學少；西北之人尚質，故進士少而經學多。
蘇轼則不客氣地說： 《蘇轼文集》，卷二十九，《乞詩賦經義各以分數取人将來隻許詩賦兼經狀》。
元祐四年（1089）十月作。
河北、河東進士，初改聲律，恐未甚工，然其經義文詞，亦自比他路為拙，非獨詩賦也。
蘇轼此奏，撰于再度守杭任上，由前文知，“他路”雲雲，主要即指“江浙福建”，亦即歐陽修所說的“東南”。
奏狀中提到的“及出守東南，親曆十郡”，蓋指江南西路、江南東路、兩浙路、福建路等東南四路，即今天的江西、江蘇、浙江、上海、福建及安徽省的一部分，趙宋混一南北之前，這裡是江南（南唐）、吳越、閩三國的疆域，屬五代時期相對穩定而文化比較發達的地區。
所謂北不如南的“南方文化”，主要也就指這四路而言。
兩宋東南四路文化精英在全國所占比重統計表 歐陽修的劄子，如上所引，還隻是就文學方面進行比較。
蘇轼的奏狀，則進一步指出了在文詞、經義、聲律等一切學術文化方面，東南諸路均較北方為勝。
根據有關史料以及近人整理編纂的各種資料所作的統計，有力地證明了蘇轼的這一論斷。
詳上表。
由于缺乏《全宋文》、《全宋文紀事》一類現成的資料，理應包括在文學家之中的散文作家，未列入上表，然即此數項，已足以證明東南文化在兩宋文化中所占的比重。
也就是說，在宋學這中國文化史上輝煌的一段中，約四分之三的精英，出在地偏一隅的東南五路。
也許有人會産生這樣的疑問：“兩宋”包括南宋，而南宋的都城即在浙江臨安（今杭州市），臨安在當時即是江南西路、江南東路、浙江西路、浙江東路、福建路等東南五路的中心，又是全國政治中心的所在地，東南人材的偏多是否與此有關？下表可以進一步說明這一問題。
北宋初、中期（960—1068）東南、西北、河朔文化精英比較表 從近人史念海：《兩唐書列傳人物籍貫的地理分布》，油印本。
按：該地區的文化發達時期，主要在“安史之亂”以前，其後即因武人統治而遭到嚴重破壞。
《新唐書·史孝章傳》：“天下指河朔若夷狄然。
”指的
第一，當人們想尋找一個最能體現趙宋時代特征的文化專名而加以概括時，除了“宋學”之外，首先想到的便是“宋詞”。
南宋陳郁《藏一話腴》甲集卷上曰： 三代而降，典谟訓诰之後，有董、賈、司馬遷、揚雄、二班之文莫可繼，曰：“文止于漢。
”八分、大隸之餘，鐘、衛、二王之書莫可肩，曰：“書止于晉。
”《三百篇》往矣，五字律興焉。
有杜工部出入古今，衣被天下，藹然忠義之氣，後之作者未之有加，曰：“詩止于唐。
”本朝文不如漢，書不如晉，詩不如唐，惟道學大明，自孟子而下，曆漢、晉、唐皆未有，能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萬世繼絕學、開太平者也。
這裡将宋儒繼承孟子為弘揚儒家傳統文化（“道學”）所作的努力，和漢代在文章方面、晉代在書法方面、唐代在詩歌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相提并論，顯然是從廣義的文化範疇着眼來推崇宋代儒學成就的。
明人胡應麟《詩薮·内編》卷一曰： 騷盛于楚，衰于漢，而亡于魏；賦盛于漢，衰于魏，而亡于唐。
又曰： 詩至于唐而格備，至于絕而體窮。
故宋人不得不變而之詞，元人不得不變而之曲。
詞勝而詩亡矣，曲勝而詞亦亡矣。
此處楚騷（楚辭）、漢賦、唐詩、宋詞、元曲連舉，則限于文學藝術這一自成系統的曆史文化層面。
再說着眼點有大有小，緻力于把握時代的特征而努力尋求一個最能體現趙宋文化之突出成就的名稱則一，前者找出的代表是宋學，後者則是宋詞。
這大抵是南宋以還學術界大體一緻的意見，如近人陳寅恪先生以宋學為華夏民族文化之造極（詳拙著前言所引《鄧廣銘〈宋史·職官志考證〉序》），王國維以“漢賦、唐詩、宋詞、元曲”各領“一代之勝”（《宋元戲曲考·序》），即分别類同于前引二說。
第二，詞産生于唐朝中期，至五代時已十分風行，趙宋建國之後，長期歸于寂寞，作者甚少，到11世紀二三十年代柳永、晏殊、歐陽修等人手裡，驟然轉盛，達到“有井水處即能歌柳詞”的地步（南宋初年葉夢得《避暑錄話》卷三），在時間上，與宋代儒學的勃興恰好又是一緻。
那麼，能否根據以上兩點，便可作出宋學的繁榮推動了宋詞的發展之結論，抑或說它們隻是一種時間上的偶合呢？這個問題，恐怕不是幾句簡單的話所可回答的。
關于宋代儒學與詞曲創作均在真、仁之際崛起，其中自然有許多共同的原因，諸如社會的安定使士子可以更多地把注意力轉向文化的創造和繼承，物質生産的發展使大衆對精神文化的需求不斷增長等等。
而“詞”，作為一種配樂演唱的歌辭，就其本義來說，原先便是儒學的附庸，即所謂雅樂，如保留在《詩經》中的《雅》和《頌》，便是上古的樂章。
沈括《夢溪筆談》卷五《樂律一》曰： 自唐天寶十三載（754），始诏法曲與胡部合奏，自此樂奏全失古法，以先王之樂為雅樂，前世新聲為清樂，合胡部者為宴樂。
“宴樂”也作“燕樂”，指的便是這種酒席（宴、燕）間配樂演唱而昉于唐、盛于宋的詞曲，而“先王之樂”——“雅樂”，即是它的前身，它無疑是儒家禮樂制度的一個組成部分，而為後世朝廷正式宴集的場合所沿用。
南宋初年江少虞《皇朝事實類苑》卷二十引《國朝事始》曰： 乾德四年（966），诏太常寺，大朝會複用二舞。
先是，晉天福末，戎虜亂華，中朝多事，遂廢之，至是始複。
是歲冬至，禦乾元殿，始用雅樂登歌。
五代時期，戰亂頻仍，中原地區的生産遭到極大破壞，“衣食足然後知禮義”，一國之中，從上到下，救死扶傷尚且難以遍顧，對于離物質生活更遠一點的文學藝術活動，自然更無暇講究的了。
連朝廷用以宣揚儒家禮義的“雅樂”都久廢而不用，那種中唐以來主要用以遊燕佐觞而配合宴樂（燕樂）演唱的歌詞創作之中辍，也就可想而知了。
南宋初李攸《國朝事實》卷三記宋太宗對皇屬言：“即位以來，十三年矣，朕持儉素，外絕遊田之樂，内鄙聲色之娛，真實之言，固無虛飾。
”這種适應國初經濟狀況而與儉素持國方針相表裡的“鄙聲色之娛”的做法，大抵是宋初三朝奉行而不改的既定國策。
像歐陽修《減字木蘭花》詞中所描寫的“櫻唇玉齒，天上仙音心下事，留住行雲，滿座迷魂酒中醺”這樣的士大夫公餘遊燕生活，到11世紀中期的仁宗朝十分普遍。
在宋初，則隻是極少數作為解去兵權的交換條件而獲得“歌兒舞女，以養天年”之殊遇的高級将領如石守信、高懷德等人才有可能（詳北宋王曾《沂公筆錄》、《宋史·石守信傳》等）。
不過宋初詞壇之寂寥，更為重要的原因乃與政治方面吸取南唐、西蜀亡國的教訓有關。
東晉以來，地處中國北方的中原，因傳統上是政治中心的所在地，故多戰亂，長江以南相對來說比較安定，經濟、文化的重心逐漸南移。
就詞曲的創作來說，最初是從唐代的政治中心長安開始的，後來逐漸傳至南方，但仍然需由集結在京城的文人樂師供給創作好的歌辭和曲子，唐詩“樂工不識長安道，盡是書中寄曲來”（方幹《江南聞新曲》），反映的正是當時南北文化交流的實際情況。
安史之亂，被稱為“梨園班首”的風流天子唐玄宗避入巴蜀，原先長安教坊中的樂師也紛紛流落江南一帶。
杜甫七絕名篇《江南逢李龜年》中提到的李龜年，即其中最著名的一人。
五代之時，與北方武夫跋扈、逐鹿中原的混亂局面相比，有長江天險與蜀道之難可恃的南唐和西蜀，還算比較穩定。
喜歡過太平日子，相對來說較少冒險精神的文人紛紛遷到這兩個地方。
再加上江南國主李氏父子（璟、煜），蜀主王（建）、孟（昶），均好聲色之娛而鼓勵詞曲創作，從而形成了南唐與西蜀兩個詞壇的中心，北方在這一方面也就相應歸于沉寂。
10世紀六七十年代，後蜀、南唐相繼為北宋所滅，經濟上、文化上先進的南方敗于相對落後的北方（南宋王稱《東都事略》卷二十三載宋太祖語：“中國自五代已來，兵連禍結，帑藏空虛，必先取巴蜀，次及江南、廣南，則國用饒矣。
”），而使趙宋完成統一南北的大業，最根本的原因恐怕隻能從軍事方面的南北傳統差異中去找。
但宋人往往認為是南方的浮靡文風造成了國力的貧弱。
北宋蔡絛《西清詩話》載太祖語：“李煜若以作詩工夫治國家，豈為吾所俘也？”此語未詳所本，但反映的思想足以代表北宋當權者的看法。
下引一段太祖論後蜀滅亡原因的話則見于正史記載。
據《宋史·蜀世家》，為《花間集》作序的歐陽炯，嘗仕前蜀王衍為中書舍人，事後蜀孟昶則由翰林學士而官至宰相，是兩蜀最受寵信的宮廷詞臣之一。
入宋後仍居禁林。
一天，歐陽炯被太祖召去，令奏長笛數曲。
禦史中丞劉溫聽到這個消息後進谏說：“禁署之職，典司诰命，不可作伶人之事。
”太祖回答說： 朕嘗聞孟昶君臣，溺于聲樂，炯至宰司，尚習此伎，故為我所擒。
所以召炯，欲驗言之不誣也。
直到仁宗朝，田況撰《儒林公議》，仍念念不忘地批評道： 《儒林公議》，卷下。
僞蜀歐陽炯，嘗應命作宮詞，淫靡甚于韓偓。
江南李坦，時為近臣，私以豔藻之詞聞于主聽。
蓋将亡之兆也，君臣之間，其禮先亡矣！ 可知宋興百年之後，朝臣提起南唐、西蜀的淫靡之音，仍令人有毛骨悚然之感。
唐末五代繁盛一時的詞壇，至宋初而歸于消歇，及其在士大夫心靈中造成的深刻影響，于此可見。
《宋史·文苑·徐铉傳》、《宋史·文苑·宋白傳》、《宋史·王禹偁傳》。
《長編》，卷六十，景德二年五月記事。
由上引歐陽炯事我們還可以進一步窺知宋初南方文臣入宋後受歧視的情況。
關于北宋初期統治者重北人輕南士的記載，相傳有所謂太祖刻石禁中，令“後世子孫無用南士作相”之事（詳《邵氏聞見錄》卷一“祖宗開國所用将相皆北人”條，又《道山清話》作藝祖禦筆“南人不得坐吾此堂”，刻石政事堂上）。
但這同邵雍天津橋上聞杜鵑而預言“上用南士（按：指王安石）為相，多引南人，事務變更，天下自此多事矣”一樣（《邵氏聞見錄》卷十九），并出于邵伯溫的捏造。
不過北宋初期北方官僚排斥南方士人的現象，以及其中所表現出來的最高統治者提防南人的意向，是存在的。
除了上面談到的例子之外，我們還可以舉出太宗淳化二年（991）因尼道安告讦而動軒然大波的李煜舊臣徐铉的桃色事件。
這種現象至真宗初期仍然存在。
據《長編》卷六十，景德二年（1005）五月條載，是歲貢舉，撫州（今屬江西）進士晏殊年十四，大名府（今屬河北）姜蓋年十二，皆以俊秀聞，特召試。
晏殊才思敏捷，為文典贍，深得真宗歎賞。
宰相寇準（陝西人）因晏殊是江南人，便欲抑之而進姜蓋。
寇準以一代名相，尚且如此，餘人也就可想而知了。
不過寇準的這一意圖，後來并沒有實現，反對這樣做的則是當時的皇帝宋真宗。
理由為：“朝廷取士，惟才是求，四海一家，豈限遐迩？”這幾句話反映了進入11世紀初葉之後北宋統治者在用人的南北問題上決策的變化，其中所傳達出來的信息無疑是十分值得注意的。
從時間上講，趙氏建國之初，太祖、太宗所用南方文士，多南唐、西蜀、吳越歸附之人，其不以重任付之且加以猜忌、打擊，乃自然之勢，到真宗時，北宋有國，南北混一已半個世紀，人雖南産，材實宋出，其界限從政治上說，已經近乎彌合了。
事實上，當時與寇準先後相繼或同時為相的王欽若（原籍江西）、丁謂（原籍今江蘇）以及簽書樞密院事陳堯（原籍四川），并是南方人。
澶淵之盟簽訂之前，曾有過遷都金陵（今南京市）、成都之議，即與上述數人有關。
足知11世紀初年，南方籍的官僚，已進入最高決策機關而與北人同執宰輔大權。
晏殊到仁宗朝也登兩府，範仲淹的受重用，最初就出于他的拔擢。
關于真、仁之際北宋統治者用人問題上的這一變化，南宋詩人陸遊曾在他的《論選用西北士大夫劄子》一文中作過回顧，并以之與此前和此後進行對比說： 《渭南文集》，卷三。
臣伏聞天聖以前，選用人才，多取北人，寇準持之尤力，故南方士大夫沈抑者多。
仁宗皇帝照知其弊，公聽并視，兼收博采，無南北之異。
于是範仲淹起于吳，歐陽修起于楚，蔡襄起于閩，杜衍起于會稽，餘靖起于嶺南，皆一時名臣，号稱聖宋得人之盛。
及紹聖、崇甯間，取南人更多，而北方士大夫複有沈抑之歎。
此處論北宋初期、中期和後期在南北用人問題上由“多取北人”到“無南北之異”，到“取南人更多”的變化，與拙著前文所作的分析基本相同。
以上側重在政治方面。
學術文化方面，南宋永嘉學派陳傅良曾有一段精彩的論述，他說： （南宋）陳傅良：《止齋先生文集》，卷三十九，《溫州淹補學田記》。
宋興，士大夫之學亡慮三變：起建隆至天聖、明道間，一洗五季之陋，知鄉方矣。
而守故蹈常之習未化。
範子始與其徒抗之以名節，天下靡然從之，人人恥無以自見也。
歐陽子出，而議論、文章，粹然爾雅，轶乎魏晉之上。
久而周子出，又落其華，一本于六藝，學者經術遂庶幾于三代。
何其盛哉！則本朝人物之所由衆多也。
餘掌求其故，三君子皆萃于東南，若相次第然，殆有天意雲雲。
此論11世紀中期儒家傳統文化複興之時南方學者所起的關鍵作用，所提到的東南，除江東、江西、兩浙之外，還包括湖南（周敦頤湖南道州營道人）。
實際上，如果放眼整個南方，把四川和福建等統統包括在内，縱觀整部北宋發展史，可以發現，除了10世紀後半葉，即太祖、太宗時期，北宋草創之初文壇盟主由北方籍的白體詩人李昉（河北人）、王禹偁（山東人）先後充任之外，從11世紀初期開始，便一概由南人來承擔，如真宗朝獨步一時的西昆體詩人楊億（原籍福建），仁宗初年的晏殊，緊接着是歐陽修，其後則有王安石（原籍江西）、蘇轼（原籍四川）以及江西詩人黃庭堅。
由真、仁之際開始的這種南方人士進入政治、文化中心的趨勢，對于南北文化的交流和融合，無疑是一巨大的推動。
所謂南北融合，如前所述，從政治上講，是北方征服了南方；從文化上講，則是南方占領了北方。
關于南方文化的高于北方，由宋代科舉考試取人的情況可以看得很清楚。
大抵從太宗朝開始，每歲放榜，“所得率江南之秀”（王明清《揮麈錄》），至仁宗朝及其以後，尤是如此。
歐陽修解釋這種現象時曾經很委婉地指出： （北宋）歐陽修：《奏議集》，卷十七，《論逐路取人劄子》。
治平元年（1064）作。
東南之俗好文，故進士多而經學少；西北之人尚質，故進士少而經學多。
蘇轼則不客氣地說： 《蘇轼文集》，卷二十九，《乞詩賦經義各以分數取人将來隻許詩賦兼經狀》。
元祐四年（1089）十月作。
河北、河東進士，初改聲律，恐未甚工，然其經義文詞，亦自比他路為拙，非獨詩賦也。
蘇轼此奏，撰于再度守杭任上，由前文知，“他路”雲雲，主要即指“江浙福建”，亦即歐陽修所說的“東南”。
奏狀中提到的“及出守東南，親曆十郡”，蓋指江南西路、江南東路、兩浙路、福建路等東南四路，即今天的江西、江蘇、浙江、上海、福建及安徽省的一部分，趙宋混一南北之前，這裡是江南（南唐）、吳越、閩三國的疆域，屬五代時期相對穩定而文化比較發達的地區。
所謂北不如南的“南方文化”，主要也就指這四路而言。
兩宋東南四路文化精英在全國所占比重統計表 歐陽修的劄子，如上所引，還隻是就文學方面進行比較。
蘇轼的奏狀，則進一步指出了在文詞、經義、聲律等一切學術文化方面，東南諸路均較北方為勝。
根據有關史料以及近人整理編纂的各種資料所作的統計，有力地證明了蘇轼的這一論斷。
詳上表。
由于缺乏《全宋文》、《全宋文紀事》一類現成的資料，理應包括在文學家之中的散文作家，未列入上表，然即此數項，已足以證明東南文化在兩宋文化中所占的比重。
也就是說，在宋學這中國文化史上輝煌的一段中，約四分之三的精英，出在地偏一隅的東南五路。
也許有人會産生這樣的疑問：“兩宋”包括南宋，而南宋的都城即在浙江臨安（今杭州市），臨安在當時即是江南西路、江南東路、浙江西路、浙江東路、福建路等東南五路的中心，又是全國政治中心的所在地，東南人材的偏多是否與此有關？下表可以進一步說明這一問題。
北宋初、中期（960—1068）東南、西北、河朔文化精英比較表 從近人史念海：《兩唐書列傳人物籍貫的地理分布》，油印本。
按：該地區的文化發達時期，主要在“安史之亂”以前，其後即因武人統治而遭到嚴重破壞。
《新唐書·史孝章傳》：“天下指河朔若夷狄然。
”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