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宋學與宋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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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之前，中國古代文學樣式例以詩文為正宗，宋人論文章，當兼詩歌而言。
如歐陽修《蘇氏文集序》追溯古文運動的經過時說： 《居士集》，卷四十一。
子美之齒少于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
天聖之間，予舉進士于有司。
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摘裂，号為時文，以相習尚，而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參軍伯長，作為古歌詩雜文。
時人頗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顧也。
所謂古歌詩雜文，即并指古體詩和各類古文。
可知歐陽修等人在儒學複興的同時發起古文運動，正以同樣的精神領導詩體的複古。
歐陽修、蘇舜欽這種詩文并重的精神後來被王安石、蘇轼所繼承，蔚為宋詩發展史上複古與創新兩個輝煌的時期。
在上述引文提到的人名中，穆參軍伯長即穆修。
穆修（979—1032）在北宋文學史上，主要以較早為古文而得名，而詩名不著。
在北宋中期詩人中，與歐陽修、蘇舜欽齊名者還有梅堯臣（字聖俞），而梅堯臣的主要成就則在詩而不在文，這在北宋文學家中又是一類人物的代表。
南宋曾季貍曰： 《艇齋詩話》，見近人丁福保《曆代詩話續編》。
東萊《江西宗派序》所論本朝古文，始于穆伯長，成于歐陽公，此論誠當。
但論詩不及梅聖俞，似可恨也。
詩之有聖俞，猶文之有穆伯長也。
此以穆修為北宋古文之始，自是呂本中一家之言。
不過側重于以詩、文之專門立論，分别舉梅堯臣和穆修作為代表，得出的結論，則與上揭歐陽修《蘇氏文集序》同。
這是拙著《宋代文學研究》的一章，單篇已刊《文學遺産》，1986年第4期。
關于北宋中期前後的詩歌發展，即近人所謂北宋詩文革新運動，分為複古與創新兩期，拙作《宋詩的分期及其标準》已有詳述，這裡立足于北宋文化史的大背景，還可以發現這麼一個重要的事實：以仁宗嘉祐時期作為宋詩複古與創新的分界線，正好與宋學從草創到繁榮的階段劃分相一緻，也與以嘉祐二年貢舉為标志的北宋古文家和儒學家從合作走向分裂并導緻創作繁榮的轉折相一緻。
前章講到，宋學之草創，實際上是以儒學複興的面目而出現。
所謂複興，其實也就是複古，受此影響，北宋中期的其他文化層面，特别是與儒學離得最近的詩與文，帶有類似的複古性質，也就不難理解了。
比如古文家既以複上古三代之文為号召，與以上承周公、孔子之道，複興儒家傳統文化為己任的宋儒在這一時期得以親密合作，由此即可得到合理的解釋。
古文運動後來與儒學的分道揚镳，從表面上看起來似乎是文學掙脫了儒學的束縛，實際上卻是前者從後者的創造精神中汲取了更多的營養而意識到自身的特質，得到更加蓬勃的發展（這一點已為前節的叙述所證明）。
宋詩也一樣，緊接着“複古”而帶來的“創新”，實質上也就是從宋學那裡受到更多的啟發，同它一起走向繁榮。
見《河南程氏文集》，卷三，《二程集》，第486頁。
《答萬季野詩問》。
《河南程氏遺書》，卷十八，《二程集》，第239頁。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百十一，《題跋·恕齋詩存稿》。
北宋儒學家除個别（如程頤）之外，例能吟詩，如程颢留下文集四卷，就有一卷是詩，占了四分之一。
從質量方面講，也不乏佳作，如《偶成》（雲淡風輕近午天）曾被選入《千家詩》為壓卷之作。
清人吳喬鄙薄宋詩，以蘇轼、黃庭堅、陸遊皆無足取，唯一稱贊的便是程颢五言律詩《陳公廙園修禊事席上賦》的末聯“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以為“忠厚和平，不減義山之‘夕陽無限好，隻是近黃昏’矣”。
邵雍傳世的詩作更多，光《伊川擊壤集》二十卷，就收有一千五百餘首，可以算得上一個多産的詩人。
後世因程頤有批評杜甫《曲江》詩“穿花蛱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一聯“如此閑言語，道出做甚”之論，遂以儒學與宋詩純是敵對的關系，其實不是這樣。
由上揭兩例可知，宋儒，至少是南渡以前的儒學家，對宋詩還是作出了不少的貢獻。
連最瞧不起本朝詩歌的南宋末年詩人兼詩論家劉克莊，在批評“近世貴理學而賤詩”，以為“嘲弄風月污人行止”的謬論時，舉出的反面例證也便是：“然康節、明道于風月花柳未嘗不賞好，不害其為大儒。
” 洛學門人邢恕所撰《康節先生伊川擊壤集後序》說： 先生之學以先天地為宗，以皇極經世為業，揭而為圖，萃而成書。
其論世尚友，乃直以堯舜之事而為之師，其發為文章者，蓋特先生之遺餘。
至于形于詠歌，聲而成詩者，又其文章之餘。
這段話關于邵雍之學之文之詩的序列，自然逃不出北宋知識分子在知識價值觀方面的取向之常式，但由此我們正好可以了解到本節所要着重加以論述的宋學、宋文、宋詩之關系。
《宛陵文集》，卷二十五，《答裴送序意》。
《忠愍詩集》，卷首。
提起宋學與宋詩之關系，人們馬上想起的，恐怕都會是所謂以議論為詩。
議論，本是宋學最基本的精神，也是宋文最基本的特點，故“以議論為詩”，又叫“以文為詩”。
可知“議論”兩字，實是貫串宋學包括宋文、宋詩之關鍵。
在宋學初期，不僅通過“議論”這一時代精神溝通了宋儒與宋詩兩者，而且在對詩歌功能的基本認識方面，宋代儒學家也與宋詩人同。
梅堯臣論詩，嘗以“辭雖淺陋頗刻苦，未到《二雅》未忍捐”為期。
這不僅是複古派詩人歐陽修、蘇舜欽、蔡襄等人的共同戰鬥綱領，如範仲淹的《尹師魯河南集序》、蔡襄的《四賢一不肖詩》均有類似的提法，而且是北宋中期整個文壇的共同追求。
如本人并不是詩人的範雍，仁宗初年序寇準詩集，亦雲：“公之為詩，必本風、騷之旨。
”在這一點上，儒學家自然更是所見略同，如邵雍論詩詩即雲： 《伊川擊壤集》，卷十五，《觀物吟》。
愛君難得似當時，曲盡人情莫若詩。
無《雅》豈明王教化，有《風》方識國興衰。
明先王之教化、興趙氏之國運，正是當時的兩大政治任務，可知在邵雍看來，“詩”與“學”的目标是一緻的。
《宛陵文集》，卷二十七，《答韓三子華韓五持國韓六玉汝見贈述詩》。
11世紀初期，詩壇上流行的主要是以雕章麗句為美的西昆體，正所謂“爾來道頗喪，有作言皆空，煙雲寫形象，葩卉詠青紅”。
梅堯臣諸人高舉起六經之一《詩經》之《風》、《雅》的旗幟号召詩界複古，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儒學複興運動在韻文領域的一個分支，但宋儒利用詩歌是為了宣揚儒學之講義，宋詩人重視詩歌創作的恢複《風》、《雅》傳統，旨在反映民間疾苦，用以寄托自己的政治主張和社會理想，兩者側重面不同。
前此人們研究宋詩議論化問題時，撮其精華，大抵舉梅堯臣的《田家語》、《汝墳貧女》，蘇舜欽的《慶州敗》，歐陽修的《食糟民》等反映國計民生這一類作品為例證，其實要說議論化，出于宋儒之手的一些詩歌，要更加來得典型。
例如前章引述過的孫複之詩： 人亦天地一物耳，饑食渴飲無休時。
若非道義充其腹，何異鳥獸安須眉。
又如李觏的七絕《自遣》： 《李觏集》，卷三十六。
富貴浮雲畢竟空，大都仁義最無窮。
一千八百周時國，誰及顔回陋巷中。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百十一，《題跋·恕齋詩存稿》。
假如把這兩首詩改成散文的形式，放到周敦頤《通書》、張載《正蒙》、二程《遺書》之類著作中去，簡直可以亂真。
劉克莊批評理學詩，以謂“間有篇詠，率是語錄、講義之押韻耳”，實乃不刊之論。
（南宋）真德秀：《真文忠公文集》，卷二十七，《詠古詩序》。
宋學家之詩，最有代表性的當然還是邵雍那些“以詩人比興之體，發聖人之義理之秘”的理學詩。
如《邵子全書》卷二十《樂物吟》： 日月星辰天之明，耳目口鼻人之靈。
皇王帝霸由之生，天意不遠人之情。
飛走草木類既别，士農工商品自成。
安得歲豐時長平，樂與萬物同其榮。
《朱子語類》，卷一百，《邵子全書》。
本詩首句講天象，次句講人身，三句講曆史，五句講地上的動植，六句講社會的構成，七句講人生的理想，四句、八句一開一合，綜講自然與人生的和諧與共榮，全篇概括了《皇極經世書》的基本思想而又顯得簡單明白、易誦易記。
朱熹論“康節之學，其骨髓在《皇極經世書》，其花草便是詩”，可謂一語道破。
同樣的題材，同樣的構思，同樣的手法，在《伊川擊壤集》中屢見不鮮。
如《觀物詠》： 《伊川擊壤集》，卷二。
一氣才分，兩儀已備。
圓者為天，方者為地。
變化生成，動植類起。
人在其間，最靈最貴。
周敦頤《太極圖說》曰：“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唯人也得其秀而最靈。
”邵雍《觀物吟》正是這一段講義的韻語形式。
某些景物本是作詩的傳統好題材，如清風。
到了邵雍的筆下則是： 同上書，卷六，《清風長吟》。
宇宙中和氣，清泠無比方。
與時蠲疾病，為歲造豐穰。
…… 又如垂柳，原是贈别的象征。
在《伊川擊壤集》中則有： 同上書，卷六，《垂柳長吟》。
垂柳有兩種，有長有短垂。
唯茲長一種，偏與靜相宜。
…… “靜”是宋學義理的一個重要範疇，所謂人生而靜，乃是性善論的哲學基礎，邵詩竟把它同垂柳的形象挂起鈎來，從意象經營的角度講，這是一種創造，可惜失之太露。
不過鋪陳直言，本是宋詩議論化之常格，比如被劉克莊稱為“皆經義、策論之有韻者爾”的另一類出于宋詩人之手的政治詩、社會詩，如上文提到的梅堯臣《汝墳貧女》之類關心國計民生的作品，也以直說為特點。
其他一些與政治鬥争直接有關的詩歌，如在景祐黨争和慶曆黨争中發生過重大影響的蔡襄《四賢一不肖詩》，石介《慶曆聖德詩》，歐陽修兩《讀徂徕集》詩，梅堯臣的《雜興》、《送蘇子美》等，的确可視同有韻的《朋黨論》。
至于經義之有韻者，可以範仲淹的《四民詩》為代表。
“四民”本是《周禮》中關于社會階層分析的政治概念，仲淹這一組詩，則是它的注解和說明，當然也結合進作者所處時代的背景材料和他個人的理解。
如第四首《商》： 《範文正公集》，卷一。
嘗聞商者雲：轉貨賴斯民
如歐陽修《蘇氏文集序》追溯古文運動的經過時說： 《居士集》，卷四十一。
子美之齒少于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
天聖之間，予舉進士于有司。
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摘裂，号為時文，以相習尚，而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參軍伯長，作為古歌詩雜文。
時人頗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顧也。
所謂古歌詩雜文，即并指古體詩和各類古文。
可知歐陽修等人在儒學複興的同時發起古文運動，正以同樣的精神領導詩體的複古。
歐陽修、蘇舜欽這種詩文并重的精神後來被王安石、蘇轼所繼承，蔚為宋詩發展史上複古與創新兩個輝煌的時期。
在上述引文提到的人名中，穆參軍伯長即穆修。
穆修（979—1032）在北宋文學史上，主要以較早為古文而得名，而詩名不著。
在北宋中期詩人中，與歐陽修、蘇舜欽齊名者還有梅堯臣（字聖俞），而梅堯臣的主要成就則在詩而不在文，這在北宋文學家中又是一類人物的代表。
南宋曾季貍曰： 《艇齋詩話》，見近人丁福保《曆代詩話續編》。
東萊《江西宗派序》所論本朝古文，始于穆伯長，成于歐陽公，此論誠當。
但論詩不及梅聖俞，似可恨也。
詩之有聖俞，猶文之有穆伯長也。
此以穆修為北宋古文之始，自是呂本中一家之言。
不過側重于以詩、文之專門立論，分别舉梅堯臣和穆修作為代表，得出的結論，則與上揭歐陽修《蘇氏文集序》同。
這是拙著《宋代文學研究》的一章，單篇已刊《文學遺産》，1986年第4期。
關于北宋中期前後的詩歌發展，即近人所謂北宋詩文革新運動，分為複古與創新兩期，拙作《宋詩的分期及其标準》已有詳述，這裡立足于北宋文化史的大背景，還可以發現這麼一個重要的事實：以仁宗嘉祐時期作為宋詩複古與創新的分界線，正好與宋學從草創到繁榮的階段劃分相一緻，也與以嘉祐二年貢舉為标志的北宋古文家和儒學家從合作走向分裂并導緻創作繁榮的轉折相一緻。
前章講到，宋學之草創，實際上是以儒學複興的面目而出現。
所謂複興，其實也就是複古，受此影響，北宋中期的其他文化層面，特别是與儒學離得最近的詩與文，帶有類似的複古性質，也就不難理解了。
比如古文家既以複上古三代之文為号召，與以上承周公、孔子之道，複興儒家傳統文化為己任的宋儒在這一時期得以親密合作，由此即可得到合理的解釋。
古文運動後來與儒學的分道揚镳，從表面上看起來似乎是文學掙脫了儒學的束縛，實際上卻是前者從後者的創造精神中汲取了更多的營養而意識到自身的特質，得到更加蓬勃的發展（這一點已為前節的叙述所證明）。
宋詩也一樣，緊接着“複古”而帶來的“創新”，實質上也就是從宋學那裡受到更多的啟發，同它一起走向繁榮。
見《河南程氏文集》，卷三，《二程集》，第486頁。
《答萬季野詩問》。
《河南程氏遺書》，卷十八，《二程集》，第239頁。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百十一，《題跋·恕齋詩存稿》。
北宋儒學家除個别（如程頤）之外，例能吟詩，如程颢留下文集四卷，就有一卷是詩，占了四分之一。
從質量方面講，也不乏佳作，如《偶成》（雲淡風輕近午天）曾被選入《千家詩》為壓卷之作。
清人吳喬鄙薄宋詩，以蘇轼、黃庭堅、陸遊皆無足取，唯一稱贊的便是程颢五言律詩《陳公廙園修禊事席上賦》的末聯“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以為“忠厚和平，不減義山之‘夕陽無限好，隻是近黃昏’矣”。
邵雍傳世的詩作更多，光《伊川擊壤集》二十卷，就收有一千五百餘首，可以算得上一個多産的詩人。
後世因程頤有批評杜甫《曲江》詩“穿花蛱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一聯“如此閑言語，道出做甚”之論，遂以儒學與宋詩純是敵對的關系，其實不是這樣。
由上揭兩例可知，宋儒，至少是南渡以前的儒學家，對宋詩還是作出了不少的貢獻。
連最瞧不起本朝詩歌的南宋末年詩人兼詩論家劉克莊，在批評“近世貴理學而賤詩”，以為“嘲弄風月污人行止”的謬論時，舉出的反面例證也便是：“然康節、明道于風月花柳未嘗不賞好，不害其為大儒。
” 洛學門人邢恕所撰《康節先生伊川擊壤集後序》說： 先生之學以先天地為宗，以皇極經世為業，揭而為圖，萃而成書。
其論世尚友，乃直以堯舜之事而為之師，其發為文章者，蓋特先生之遺餘。
至于形于詠歌，聲而成詩者，又其文章之餘。
這段話關于邵雍之學之文之詩的序列，自然逃不出北宋知識分子在知識價值觀方面的取向之常式，但由此我們正好可以了解到本節所要着重加以論述的宋學、宋文、宋詩之關系。
《宛陵文集》，卷二十五，《答裴送序意》。
《忠愍詩集》，卷首。
提起宋學與宋詩之關系，人們馬上想起的，恐怕都會是所謂以議論為詩。
議論，本是宋學最基本的精神，也是宋文最基本的特點，故“以議論為詩”，又叫“以文為詩”。
可知“議論”兩字，實是貫串宋學包括宋文、宋詩之關鍵。
在宋學初期，不僅通過“議論”這一時代精神溝通了宋儒與宋詩兩者，而且在對詩歌功能的基本認識方面，宋代儒學家也與宋詩人同。
梅堯臣論詩，嘗以“辭雖淺陋頗刻苦，未到《二雅》未忍捐”為期。
這不僅是複古派詩人歐陽修、蘇舜欽、蔡襄等人的共同戰鬥綱領，如範仲淹的《尹師魯河南集序》、蔡襄的《四賢一不肖詩》均有類似的提法，而且是北宋中期整個文壇的共同追求。
如本人并不是詩人的範雍，仁宗初年序寇準詩集，亦雲：“公之為詩，必本風、騷之旨。
”在這一點上，儒學家自然更是所見略同，如邵雍論詩詩即雲： 《伊川擊壤集》，卷十五，《觀物吟》。
愛君難得似當時，曲盡人情莫若詩。
無《雅》豈明王教化，有《風》方識國興衰。
明先王之教化、興趙氏之國運，正是當時的兩大政治任務，可知在邵雍看來，“詩”與“學”的目标是一緻的。
《宛陵文集》，卷二十七，《答韓三子華韓五持國韓六玉汝見贈述詩》。
11世紀初期，詩壇上流行的主要是以雕章麗句為美的西昆體，正所謂“爾來道頗喪，有作言皆空，煙雲寫形象，葩卉詠青紅”。
梅堯臣諸人高舉起六經之一《詩經》之《風》、《雅》的旗幟号召詩界複古，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儒學複興運動在韻文領域的一個分支，但宋儒利用詩歌是為了宣揚儒學之講義，宋詩人重視詩歌創作的恢複《風》、《雅》傳統，旨在反映民間疾苦，用以寄托自己的政治主張和社會理想，兩者側重面不同。
前此人們研究宋詩議論化問題時，撮其精華，大抵舉梅堯臣的《田家語》、《汝墳貧女》，蘇舜欽的《慶州敗》，歐陽修的《食糟民》等反映國計民生這一類作品為例證，其實要說議論化，出于宋儒之手的一些詩歌，要更加來得典型。
例如前章引述過的孫複之詩： 人亦天地一物耳，饑食渴飲無休時。
若非道義充其腹，何異鳥獸安須眉。
又如李觏的七絕《自遣》： 《李觏集》，卷三十六。
富貴浮雲畢竟空，大都仁義最無窮。
一千八百周時國，誰及顔回陋巷中。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百十一，《題跋·恕齋詩存稿》。
假如把這兩首詩改成散文的形式，放到周敦頤《通書》、張載《正蒙》、二程《遺書》之類著作中去，簡直可以亂真。
劉克莊批評理學詩，以謂“間有篇詠，率是語錄、講義之押韻耳”，實乃不刊之論。
（南宋）真德秀：《真文忠公文集》，卷二十七，《詠古詩序》。
宋學家之詩，最有代表性的當然還是邵雍那些“以詩人比興之體，發聖人之義理之秘”的理學詩。
如《邵子全書》卷二十《樂物吟》： 日月星辰天之明，耳目口鼻人之靈。
皇王帝霸由之生，天意不遠人之情。
飛走草木類既别，士農工商品自成。
安得歲豐時長平，樂與萬物同其榮。
《朱子語類》，卷一百，《邵子全書》。
本詩首句講天象，次句講人身，三句講曆史，五句講地上的動植，六句講社會的構成，七句講人生的理想，四句、八句一開一合，綜講自然與人生的和諧與共榮，全篇概括了《皇極經世書》的基本思想而又顯得簡單明白、易誦易記。
朱熹論“康節之學，其骨髓在《皇極經世書》，其花草便是詩”，可謂一語道破。
同樣的題材，同樣的構思，同樣的手法，在《伊川擊壤集》中屢見不鮮。
如《觀物詠》： 《伊川擊壤集》，卷二。
一氣才分，兩儀已備。
圓者為天，方者為地。
變化生成，動植類起。
人在其間，最靈最貴。
周敦頤《太極圖說》曰：“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唯人也得其秀而最靈。
”邵雍《觀物吟》正是這一段講義的韻語形式。
某些景物本是作詩的傳統好題材，如清風。
到了邵雍的筆下則是： 同上書，卷六，《清風長吟》。
宇宙中和氣，清泠無比方。
與時蠲疾病，為歲造豐穰。
…… 又如垂柳，原是贈别的象征。
在《伊川擊壤集》中則有： 同上書，卷六，《垂柳長吟》。
垂柳有兩種，有長有短垂。
唯茲長一種，偏與靜相宜。
…… “靜”是宋學義理的一個重要範疇，所謂人生而靜，乃是性善論的哲學基礎，邵詩竟把它同垂柳的形象挂起鈎來，從意象經營的角度講，這是一種創造，可惜失之太露。
不過鋪陳直言，本是宋詩議論化之常格，比如被劉克莊稱為“皆經義、策論之有韻者爾”的另一類出于宋詩人之手的政治詩、社會詩，如上文提到的梅堯臣《汝墳貧女》之類關心國計民生的作品，也以直說為特點。
其他一些與政治鬥争直接有關的詩歌，如在景祐黨争和慶曆黨争中發生過重大影響的蔡襄《四賢一不肖詩》，石介《慶曆聖德詩》，歐陽修兩《讀徂徕集》詩，梅堯臣的《雜興》、《送蘇子美》等，的确可視同有韻的《朋黨論》。
至于經義之有韻者，可以範仲淹的《四民詩》為代表。
“四民”本是《周禮》中關于社會階層分析的政治概念，仲淹這一組詩，則是它的注解和說明，當然也結合進作者所處時代的背景材料和他個人的理解。
如第四首《商》： 《範文正公集》，卷一。
嘗聞商者雲：轉貨賴斯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