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上智、下愚和真、善、美之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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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理之說作為宋學的核心理論，反映到認知範圍裡面，則有上智、下愚能否改變和真、善、美的價值序列問題。
在社會價值觀方面，前節側重介紹了宋學諸派歧異的地方。
在認識價值觀上，各派也存在着一些差别，但主要表現卻在相同的一面。
本節且論其同。
“唯上智與下愚不移”的命題，始見于《論語·陽貨》。
性雖孔子所罕言，然而他提出的上智、下愚之辨，卻成為後世儒者特别是宋學家性說中的重要問題。
人的聰明或者愚笨，屬于智力方面的差異，與性之善惡本無一定的關系，但孟子性善論也好，荀子性惡論也好，均認為人性是由先天決定的。
而孔子的“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正好在命定這一點上與孟、荀的性說有着共同的聯系：上智而不移者，性善也；下愚而不移者，性惡也。
後世調和孟、荀的性二重論，性情二元論、性二元論，并從這裡開始建立起他們的學說，即如主張“性情一也”的王安石，也曾經有過下面的議論： 《王文公文集》，卷二十七，《性說》。
孔子所謂“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惟上智與下愚不移”，何說也？曰：習于善而已矣，所謂上智者；習于惡而已矣，所謂下愚者；一習于善，一習于惡，所謂中人者。
上智也，下愚也，中人也，其卒也命之而已矣。
有人于此，未始為不善也，謂之上智可也；其卒也去而為不善，然後謂之中人可也。
有人于此，未始為善也，謂之下愚可也；其卒也去而為善，然後謂之中人可也。
惟其不移，然後謂之下愚，皆于其卒也命之，夫非生而不可移也。
《王文公文集》，卷二十七，《性論》。
在這裡，作者即以性之善、惡解釋上智、下愚形成之原因及其區别。
“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兩句，見《論語·雍也》。
所謂上，即“上智”，下即“下愚”。
所謂上智與下愚不移，指的是人一生下來或智或愚就已經決定而不能改變呢，還是指從最後的結果看，因人的主觀努力不夠，緻使其處于下愚的地位不能朝上智的方向改變？如前所述，後世一般都是從前一種考慮來理解孔子的這個命題。
但從《論語》有關段落的文字表述看，孔子本人并沒有下過明确的論斷。
王安石正從這裡抓住了可以利用的空隙，引進孔子在别的地方使用過的“習”的概念：“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吾是以與孔子也。
”在彌合這一縫隙的基礎上，王安石進一步附會聖人之說以為己意，提出了人的智愚、善惡，均就其最後表現而言，皆即“于其卒也命之”，并非生而不可移也的光輝命題。
根據這一論點，一個人即使開始是善的，但後來表現不好了，就不能算作“上智”。
假若一開始有不善的行為，最後變好了，就不能認為是下愚。
唯有那些主觀不努力，即不願意移的人，才可以叫作下愚。
而所謂上智，也不是一生下來就是善的，隻是“習于善而已矣”。
總之，上智、下愚、性善、性惡，都不是一生下來就定下來了，全取決于後天的“習”。
《王文公文集》，卷二十七，《原性》。
同上。
王安石認為，前此孟、荀、揚、韓諸子，論性之所以未惬，其通病在于“猶未出乎以習而言性也”。
因此他一再引用孔子之言以強調自己的意見。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吾之言如此。
”借先聖之言以塞衆人之口，本是宋學家慣用的曲解繼承的手段。
以“習”論性，重視後天的社會實踐對人類認知活動的決定作用，自然是王安石的一大創造。
《王文公文集》，卷三十三，《傷仲永》。
同上。
實際上，王安石自己從早期的醉心于孟子的性本善之說轉向以習言性，重視後天的努力，本身就是一種實踐的結果。
王安石小時候即認
在社會價值觀方面，前節側重介紹了宋學諸派歧異的地方。
在認識價值觀上，各派也存在着一些差别，但主要表現卻在相同的一面。
本節且論其同。
“唯上智與下愚不移”的命題，始見于《論語·陽貨》。
性雖孔子所罕言，然而他提出的上智、下愚之辨，卻成為後世儒者特别是宋學家性說中的重要問題。
人的聰明或者愚笨，屬于智力方面的差異，與性之善惡本無一定的關系，但孟子性善論也好，荀子性惡論也好，均認為人性是由先天決定的。
而孔子的“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正好在命定這一點上與孟、荀的性說有着共同的聯系：上智而不移者，性善也；下愚而不移者，性惡也。
後世調和孟、荀的性二重論，性情二元論、性二元論，并從這裡開始建立起他們的學說，即如主張“性情一也”的王安石，也曾經有過下面的議論： 《王文公文集》，卷二十七，《性說》。
孔子所謂“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惟上智與下愚不移”，何說也？曰：習于善而已矣，所謂上智者；習于惡而已矣，所謂下愚者；一習于善，一習于惡，所謂中人者。
上智也，下愚也，中人也，其卒也命之而已矣。
有人于此，未始為不善也，謂之上智可也；其卒也去而為不善，然後謂之中人可也。
有人于此，未始為善也，謂之下愚可也；其卒也去而為善，然後謂之中人可也。
惟其不移，然後謂之下愚，皆于其卒也命之，夫非生而不可移也。
《王文公文集》，卷二十七，《性論》。
在這裡，作者即以性之善、惡解釋上智、下愚形成之原因及其區别。
“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兩句，見《論語·雍也》。
所謂上，即“上智”，下即“下愚”。
所謂上智與下愚不移，指的是人一生下來或智或愚就已經決定而不能改變呢，還是指從最後的結果看，因人的主觀努力不夠，緻使其處于下愚的地位不能朝上智的方向改變？如前所述，後世一般都是從前一種考慮來理解孔子的這個命題。
但從《論語》有關段落的文字表述看，孔子本人并沒有下過明确的論斷。
王安石正從這裡抓住了可以利用的空隙，引進孔子在别的地方使用過的“習”的概念：“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吾是以與孔子也。
”在彌合這一縫隙的基礎上，王安石進一步附會聖人之說以為己意，提出了人的智愚、善惡，均就其最後表現而言，皆即“于其卒也命之”，并非生而不可移也的光輝命題。
根據這一論點，一個人即使開始是善的，但後來表現不好了，就不能算作“上智”。
假若一開始有不善的行為，最後變好了，就不能認為是下愚。
唯有那些主觀不努力，即不願意移的人，才可以叫作下愚。
而所謂上智，也不是一生下來就是善的，隻是“習于善而已矣”。
總之，上智、下愚、性善、性惡，都不是一生下來就定下來了，全取決于後天的“習”。
《王文公文集》，卷二十七，《原性》。
同上。
王安石認為，前此孟、荀、揚、韓諸子，論性之所以未惬，其通病在于“猶未出乎以習而言性也”。
因此他一再引用孔子之言以強調自己的意見。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吾之言如此。
”借先聖之言以塞衆人之口，本是宋學家慣用的曲解繼承的手段。
以“習”論性，重視後天的社會實踐對人類認知活動的決定作用，自然是王安石的一大創造。
《王文公文集》，卷三十三，《傷仲永》。
同上。
實際上，王安石自己從早期的醉心于孟子的性本善之說轉向以習言性，重視後天的努力，本身就是一種實踐的結果。
王安石小時候即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