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從議古到拟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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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傳派與疑經派除了在疑古這一點上具有共同性之外，還表現在著述形式方面有着相同的特點。
以朱熹提到的三位代表人物而論，由前節可知，孫複的《春秋尊王發微》、歐陽修的《詩本義》、劉敞的《七經小傳》等，并是采用傳統的注疏形式以駁正漢唐傳注之學。
這說明作為漢學統治之終結，宋學開創之伊始，北宋儒學的複興，在其早期由訓诂之學脫胎之時，仍帶有舊時代的印記。
朱熹追述義理之學之始，談及“自出議論”時，還提到了“文字亦自好”的李觏。
（朱熹之語，見前節開頭所引《朱子語類》卷八十） 據中華書局1981年8月王國軒點校本。
但李觏的“自出議論”，就著作形式上講已大不相同。
他徹底抛開了以傳注為唯一形式的舊傳統。
今存《李觏集》三十七卷、外集三卷，收學術著作七種，以《禮》、《易》兩經的研究為主，《禮論》七篇，《易論》十三篇，《删定易圖序論》六篇，《周禮緻太平論》五十一篇，此外三種為《潛書》十五篇，《廣潛書》十五篇，《常語》三卷。
全部采用論文和語錄的形式，而無一傳注。
其中《周禮緻太平論》，李觏曾将它錄為十卷，遍贈友好，并在附去的《寄〈周禮緻太平論〉上諸公啟》中說： 《李觏集》，卷二十六。
世之儒者，以異于注疏為學，以奇其詞句為文。
而觏此書于注疏則不異，何足謂之學？于詞句則不奇，何足謂之文？惟大君子有心于天下國家者，少停左右，觀其意義所歸，則文學也者，筌蹄而已。
《李觏集》，卷四，《周禮緻太平·序》。
“《周禮》緻太平”，本是漢儒劉向、鄭玄的觀點，李觏直用之而不疑，并公開申明詞句的解釋僅僅是“筌蹄而已”，不必斤斤計較，關鍵在于“觀其意義所歸”。
千百年來，人們一直把逐字逐句的解釋作為經典研究的傳統方式，奉為金科玉律。
疑古派作為宋學的先驅出來之後，也隻認為前人對經典的注解中有某些不正确的地方，而對以解釋為學問這一本身，卻未嘗提出過懷疑。
李觏明确指出應當把“義理”的探究放在第一位，而不必在先儒的注疏、文章的辭句上多下工夫，可謂是一個大膽的主張，與當時一般疑古派即李觏所批評的僅僅“以異于注疏為學”的“世之儒者”相比，李觏朝着義理之學的目标又跨前了一步。
《宋史·文苑傳五》。
在當時，像李觏這樣由疑古進而議古的學者還有“為文辯博，長于議論”的章望之。
望之字表民，建州浦城人，《宋史》本傳說： 章望之《明統》三篇，主要内容是以“霸統”之說辯歐陽修之“正統”說。
（北宋）蘇轼：《正統辯論》（中）、《正統辯論》（下），及（南宋）郎晔：《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十一兩文夾注有詳引。
望之喜議論，宗孟轲言性善，排荀卿、揚雄、韓愈、李翺之說，著《救性》七篇。
歐陽修論魏、梁為正統，望之以為非，著《明統》三篇。
江南人李觏著《禮論》，謂仁、義、智、信、樂、刑、政皆出于禮，望之訂其說，著《禮論》一篇。
其議論多有過人者……有歌詩、雜文數百篇，集為三十卷。
《居士集》，卷四十七，《答李诩第二書》。
按：《公是先生弟子記》卷四嘗載劉敞駁歐陽修“學者雖毋言性可也”的言論，雖出于門人所記，但可以視為劉敞晚期的思想。
可知疑古派的後起學者已開始注意“性”的研究。
《居士集》，卷四十一，《章望之字序》；《宋史·文苑傳五》。
《奏議集》，卷十六，《舉章望之、曾鞏、王回等充館職狀》。
由這裡介紹的望之主要學術著作《救性》、《明統》、《禮論》的概況看，他既不疑經，也不注經，所喜歡的隻是同人辯論。
商榷矛頭所向，不僅有荀況、揚雄、韓愈、李翺等古人，而且有歐陽修、李觏等今人。
議論的内容，除了宋學初期研究的重點對象《禮》之外，還有疑古派歐陽修等人認為“非學者之所急”的“性”。
不過從私人關系講，歐陽修、李觏還都是章望之的朋友。
“表民”一字，即慶曆三年歐陽修為他所起。
嘉祐五年，歐陽修還曾舉薦章望之任館職。
《李觏集》卷二十七載有《與章秘校書》，回憶兩人青年時代訂交之初親切交談而漸至慷慨陳詞的情景說： 他日足下顧我于邸舍，氣和而言正，其辯說骎骎到義理，憤世疾惡，有大丈夫之芒角，此固不待觀文辭而後知其業也。
可知盡管他倆在議論《禮》的問題上有分歧，但以“辯說”的方式讨論古文獻之“義理”，而不采用傳統的經注方式從事著述，卻正是志趣相投。
從風格上着眼，姑且把他們稱為議古派，以與疑古派孫複等人相區别。
章、李兩人關于“禮”的争論，詳《李觏集》卷二。
李觏的主要觀點是： 《禮論第一》。
言乎禮，則樂、刑、政、仁、義、智、信在其中矣。
故曰：夫禮，人道之準，世教之主也。
聖人之所以治天下國家，修身正心，無他，一于禮而已矣。
《禮論後語》轉引。
章望之不同意這種把“禮”從“禮、樂、刑、政”和“仁、義、禮、智、信”的并列結構中單抽出來，強調到正心修身、治國平天下的根本這麼一個高度上來。
認為這樣做的結果會導緻
以朱熹提到的三位代表人物而論，由前節可知，孫複的《春秋尊王發微》、歐陽修的《詩本義》、劉敞的《七經小傳》等，并是采用傳統的注疏形式以駁正漢唐傳注之學。
這說明作為漢學統治之終結，宋學開創之伊始，北宋儒學的複興，在其早期由訓诂之學脫胎之時，仍帶有舊時代的印記。
朱熹追述義理之學之始，談及“自出議論”時，還提到了“文字亦自好”的李觏。
（朱熹之語，見前節開頭所引《朱子語類》卷八十） 據中華書局1981年8月王國軒點校本。
但李觏的“自出議論”，就著作形式上講已大不相同。
他徹底抛開了以傳注為唯一形式的舊傳統。
今存《李觏集》三十七卷、外集三卷，收學術著作七種，以《禮》、《易》兩經的研究為主，《禮論》七篇，《易論》十三篇，《删定易圖序論》六篇，《周禮緻太平論》五十一篇，此外三種為《潛書》十五篇，《廣潛書》十五篇，《常語》三卷。
全部采用論文和語錄的形式，而無一傳注。
其中《周禮緻太平論》，李觏曾将它錄為十卷，遍贈友好，并在附去的《寄〈周禮緻太平論〉上諸公啟》中說： 《李觏集》，卷二十六。
世之儒者，以異于注疏為學，以奇其詞句為文。
而觏此書于注疏則不異，何足謂之學？于詞句則不奇，何足謂之文？惟大君子有心于天下國家者，少停左右，觀其意義所歸，則文學也者，筌蹄而已。
《李觏集》，卷四，《周禮緻太平·序》。
“《周禮》緻太平”，本是漢儒劉向、鄭玄的觀點，李觏直用之而不疑，并公開申明詞句的解釋僅僅是“筌蹄而已”，不必斤斤計較，關鍵在于“觀其意義所歸”。
千百年來，人們一直把逐字逐句的解釋作為經典研究的傳統方式，奉為金科玉律。
疑古派作為宋學的先驅出來之後，也隻認為前人對經典的注解中有某些不正确的地方，而對以解釋為學問這一本身，卻未嘗提出過懷疑。
李觏明确指出應當把“義理”的探究放在第一位，而不必在先儒的注疏、文章的辭句上多下工夫，可謂是一個大膽的主張，與當時一般疑古派即李觏所批評的僅僅“以異于注疏為學”的“世之儒者”相比，李觏朝着義理之學的目标又跨前了一步。
《宋史·文苑傳五》。
在當時，像李觏這樣由疑古進而議古的學者還有“為文辯博，長于議論”的章望之。
望之字表民，建州浦城人，《宋史》本傳說： 章望之《明統》三篇，主要内容是以“霸統”之說辯歐陽修之“正統”說。
（北宋）蘇轼：《正統辯論》（中）、《正統辯論》（下），及（南宋）郎晔：《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十一兩文夾注有詳引。
望之喜議論，宗孟轲言性善，排荀卿、揚雄、韓愈、李翺之說，著《救性》七篇。
歐陽修論魏、梁為正統，望之以為非，著《明統》三篇。
江南人李觏著《禮論》，謂仁、義、智、信、樂、刑、政皆出于禮，望之訂其說，著《禮論》一篇。
其議論多有過人者……有歌詩、雜文數百篇，集為三十卷。
《居士集》，卷四十七，《答李诩第二書》。
按：《公是先生弟子記》卷四嘗載劉敞駁歐陽修“學者雖毋言性可也”的言論，雖出于門人所記，但可以視為劉敞晚期的思想。
可知疑古派的後起學者已開始注意“性”的研究。
《居士集》，卷四十一，《章望之字序》；《宋史·文苑傳五》。
《奏議集》，卷十六，《舉章望之、曾鞏、王回等充館職狀》。
由這裡介紹的望之主要學術著作《救性》、《明統》、《禮論》的概況看，他既不疑經，也不注經，所喜歡的隻是同人辯論。
商榷矛頭所向，不僅有荀況、揚雄、韓愈、李翺等古人，而且有歐陽修、李觏等今人。
議論的内容，除了宋學初期研究的重點對象《禮》之外，還有疑古派歐陽修等人認為“非學者之所急”的“性”。
不過從私人關系講，歐陽修、李觏還都是章望之的朋友。
“表民”一字，即慶曆三年歐陽修為他所起。
嘉祐五年，歐陽修還曾舉薦章望之任館職。
《李觏集》卷二十七載有《與章秘校書》，回憶兩人青年時代訂交之初親切交談而漸至慷慨陳詞的情景說： 他日足下顧我于邸舍，氣和而言正，其辯說骎骎到義理，憤世疾惡，有大丈夫之芒角，此固不待觀文辭而後知其業也。
可知盡管他倆在議論《禮》的問題上有分歧，但以“辯說”的方式讨論古文獻之“義理”，而不采用傳統的經注方式從事著述，卻正是志趣相投。
從風格上着眼，姑且把他們稱為議古派，以與疑古派孫複等人相區别。
章、李兩人關于“禮”的争論，詳《李觏集》卷二。
李觏的主要觀點是： 《禮論第一》。
言乎禮，則樂、刑、政、仁、義、智、信在其中矣。
故曰：夫禮，人道之準，世教之主也。
聖人之所以治天下國家，修身正心，無他，一于禮而已矣。
《禮論後語》轉引。
章望之不同意這種把“禮”從“禮、樂、刑、政”和“仁、義、禮、智、信”的并列結構中單抽出來，強調到正心修身、治國平天下的根本這麼一個高度上來。
認為這樣做的結果會導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