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從疑傳到疑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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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講明義理而有别于漢唐注疏之學的宋學之開創，始自北宋中期的疑古思潮，這一點朱熹就已經提到過了。
《朱子語類》卷八十載： 理義大本複明于世，固自周、程，然先此諸儒亦多有助。
舊來儒者不越注疏而已，至永叔、原父、孫明複諸公，始自出議論，如李泰伯文字亦自好，此是運數将開，理義漸欲複明于世故也。
所謂不越注疏，即指墨守先儒為經書所作的傳注而不敢異議。
從這段話看，朱熹隻提到了歐陽修等人對傳疏的懷疑（疑傳）。
其實宋學初期的疑古思潮，矛頭也指向了封建時代奉若神明的經典本身（疑經）。
如北宋司馬光在《論風俗劄子》中抨擊當時科場風氣時說： 《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卷四十五。
新進後生，未知臧否，口傳耳剽，翕然成風。
至有讀《易》未識卦爻，已謂《十翼》非孔子之言；讀《禮》未知篇數，已謂《周官》為戰國之書；讀《詩》未盡《周南》、《召南》，已謂毛、鄭為章句之學；讀《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謂《三傳》可束之高閣。
循守注疏者，謂之腐儒；穿鑿臆說者，謂之精義。
司馬光此奏撰于熙甯二年（1069），顯對王安石變法而發。
關于他的政治觀點，且暫置勿論，就其奏折中所抨擊的“新進後生”，把矛頭直指《周易》、《周禮》和《春秋》三傳而言，都是疑經的實例。
宋學初期之疑古可區分為疑傳、疑經兩派。
其代表人物是，孫複字明複（992—1057）、歐陽修字永叔（1007—1072）、劉敞字原父（1019—1068）等。
孫複年代最早，主要活動于天聖、明道、景祐、慶曆年間，是宋學疑傳階段或者說宋學疑傳派的代表人物。
歐陽修稍晚，主要活動期在慶曆、嘉祐年間，是宋學疑經階段或者說是宋學疑經派的代表。
劉敞的年輩最晚，屬于疑經派的後起之秀，宋學之疑經思潮到他，已經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
下面試逐一加以介紹。
先講疑傳派。
如前所述，從北宋太祖至仁宗即位初期，長達六七十年的時間裡，就學術而言，基本上沿襲漢、唐以來的注疏之學，即漢學。
士人謹守先儒注疏，莫敢異議。
《聖宋文選》，卷九。
同上。
這種情況到了仁宗即位之初，大抵未變，孫複《寄範天章書》（二）說：“國家以王弼、韓康伯之《易》，左氏、公羊、穀梁、杜預、何休、範甯之《春秋》，毛苌、鄭康成之《詩》，孔安國之《尚書》，镂版藏于太學，頒于天下。
又每歲禮闱設科取士，執為準的。
多士較藝之際，有一違戾于注說者，即皆駁放而斥逐之。
”并說，專守先儒之經注，不但未能盡見諸經之義，且使“後之作疏者無所發明，但委曲踵于舊之注說而已。
複不佞，遊于執事之牆藩者有年矣。
執事病注說之亂六經，六經之未明，複亦聞之矣”。
據《範文正公集》卷末所附《範文正公年譜》，孫複始遊範氏之門牆，乃在天聖五年仲淹掌南京應天府學并兼管應天書院期間。
應天書院，為宋初四大書院之一。
據《範文正公年譜》，仲淹在南京時，“四方從學者輻湊，其後以文學有聲名于場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
足知範仲淹的疑傳态度，在當時發生了較大的影響。
上引《寄範天章書》，可以看作宋學開創之初，在天聖、明道、景祐年間最先登上曆史舞台的疑傳派學者反對漢學遺風的宣言，範仲淹、孫複等人不惑傳注的懷疑精神，不唯代表了這一曆史時期年輕一代儒生對傳統儒學的大膽挑戰，而且為義理之學的開創，打通了前進的道路。
《居士集》，卷二十七。
《徂徕石先生文集》，卷二，《乙亥冬，富春先生以老儒醇師，居我東齊，濟北張泂明遠、楚丘李缊仲淵，皆服道就義，與介同執弟子之禮，北面受其業，因作百八十二言相勉》。
《長編》，卷一百四十九，慶曆四年五月壬申條。
《春秋尊王發微》，卷一，（魯）隐公元年春正月條。
同上。
範仲淹雖是一位在宋學初期開風氣的領導人物，但其學術著作留傳不多，而且平生志業别有所在，而孫複則是專力從事宋學草創的第一人。
孫複自四十四歲開始，退居泰山，講學授徒。
慶曆二年（1042）因範仲淹之薦任國子監直講，在經筵“講說多異先儒”。
平生著述頗多，主要有《易說》六十四篇和《春秋尊王發微》十二卷。
這些著述，特别強調抓住“心”和“用”兩個主要方面來改造和發展傳統的儒學，大抵代表了此後宋代新儒學的方向。
可惜孫複的《易說》已佚，無法窺知他在心性方面的論旨。
《春秋尊王發微》一書則巋然獨存，此書不獨在《春秋》學，即令在整個宋代經學中，也是開風氣的著作。
歐陽修在《孫明複先生墓志銘》中說：“先生治《春秋》不惑傳注，不為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得于經之本義為多。
”孫複認為自己所“得于經之本義”的乃是《春秋》專為亂世而作，而明時之衰、諸侯大夫之罪。
因此，他在《春秋尊王發微》開宗明義就說：“孔子之作《春秋》也，以天下無王而作也，非為隐公而作也。
”他還曆數東周之亂政曰：“夫東遷之後，周室微弱，諸侯強大，朝觐之禮不修，貢賦之
《朱子語類》卷八十載： 理義大本複明于世，固自周、程，然先此諸儒亦多有助。
舊來儒者不越注疏而已，至永叔、原父、孫明複諸公，始自出議論，如李泰伯文字亦自好，此是運數将開，理義漸欲複明于世故也。
所謂不越注疏，即指墨守先儒為經書所作的傳注而不敢異議。
從這段話看，朱熹隻提到了歐陽修等人對傳疏的懷疑（疑傳）。
其實宋學初期的疑古思潮，矛頭也指向了封建時代奉若神明的經典本身（疑經）。
如北宋司馬光在《論風俗劄子》中抨擊當時科場風氣時說： 《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卷四十五。
新進後生，未知臧否，口傳耳剽，翕然成風。
至有讀《易》未識卦爻，已謂《十翼》非孔子之言；讀《禮》未知篇數，已謂《周官》為戰國之書；讀《詩》未盡《周南》、《召南》，已謂毛、鄭為章句之學；讀《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謂《三傳》可束之高閣。
循守注疏者，謂之腐儒；穿鑿臆說者，謂之精義。
司馬光此奏撰于熙甯二年（1069），顯對王安石變法而發。
關于他的政治觀點，且暫置勿論，就其奏折中所抨擊的“新進後生”，把矛頭直指《周易》、《周禮》和《春秋》三傳而言，都是疑經的實例。
宋學初期之疑古可區分為疑傳、疑經兩派。
其代表人物是，孫複字明複（992—1057）、歐陽修字永叔（1007—1072）、劉敞字原父（1019—1068）等。
孫複年代最早，主要活動于天聖、明道、景祐、慶曆年間，是宋學疑傳階段或者說宋學疑傳派的代表人物。
歐陽修稍晚，主要活動期在慶曆、嘉祐年間，是宋學疑經階段或者說是宋學疑經派的代表。
劉敞的年輩最晚，屬于疑經派的後起之秀，宋學之疑經思潮到他，已經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
下面試逐一加以介紹。
先講疑傳派。
如前所述，從北宋太祖至仁宗即位初期，長達六七十年的時間裡，就學術而言，基本上沿襲漢、唐以來的注疏之學，即漢學。
士人謹守先儒注疏，莫敢異議。
《聖宋文選》，卷九。
同上。
這種情況到了仁宗即位之初，大抵未變，孫複《寄範天章書》（二）說：“國家以王弼、韓康伯之《易》，左氏、公羊、穀梁、杜預、何休、範甯之《春秋》，毛苌、鄭康成之《詩》，孔安國之《尚書》，镂版藏于太學，頒于天下。
又每歲禮闱設科取士，執為準的。
多士較藝之際，有一違戾于注說者，即皆駁放而斥逐之。
”并說，專守先儒之經注，不但未能盡見諸經之義，且使“後之作疏者無所發明，但委曲踵于舊之注說而已。
複不佞，遊于執事之牆藩者有年矣。
執事病注說之亂六經，六經之未明，複亦聞之矣”。
據《範文正公集》卷末所附《範文正公年譜》，孫複始遊範氏之門牆，乃在天聖五年仲淹掌南京應天府學并兼管應天書院期間。
應天書院，為宋初四大書院之一。
據《範文正公年譜》，仲淹在南京時，“四方從學者輻湊，其後以文學有聲名于場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
足知範仲淹的疑傳态度，在當時發生了較大的影響。
上引《寄範天章書》，可以看作宋學開創之初，在天聖、明道、景祐年間最先登上曆史舞台的疑傳派學者反對漢學遺風的宣言，範仲淹、孫複等人不惑傳注的懷疑精神，不唯代表了這一曆史時期年輕一代儒生對傳統儒學的大膽挑戰，而且為義理之學的開創，打通了前進的道路。
《居士集》，卷二十七。
《徂徕石先生文集》，卷二，《乙亥冬，富春先生以老儒醇師，居我東齊，濟北張泂明遠、楚丘李缊仲淵，皆服道就義，與介同執弟子之禮，北面受其業，因作百八十二言相勉》。
《長編》，卷一百四十九，慶曆四年五月壬申條。
《春秋尊王發微》，卷一，（魯）隐公元年春正月條。
同上。
範仲淹雖是一位在宋學初期開風氣的領導人物，但其學術著作留傳不多，而且平生志業别有所在，而孫複則是專力從事宋學草創的第一人。
孫複自四十四歲開始，退居泰山，講學授徒。
慶曆二年（1042）因範仲淹之薦任國子監直講，在經筵“講說多異先儒”。
平生著述頗多，主要有《易說》六十四篇和《春秋尊王發微》十二卷。
這些著述，特别強調抓住“心”和“用”兩個主要方面來改造和發展傳統的儒學，大抵代表了此後宋代新儒學的方向。
可惜孫複的《易說》已佚，無法窺知他在心性方面的論旨。
《春秋尊王發微》一書則巋然獨存，此書不獨在《春秋》學，即令在整個宋代經學中，也是開風氣的著作。
歐陽修在《孫明複先生墓志銘》中說：“先生治《春秋》不惑傳注，不為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得于經之本義為多。
”孫複認為自己所“得于經之本義”的乃是《春秋》專為亂世而作，而明時之衰、諸侯大夫之罪。
因此，他在《春秋尊王發微》開宗明義就說：“孔子之作《春秋》也，以天下無王而作也，非為隐公而作也。
”他還曆數東周之亂政曰：“夫東遷之後，周室微弱，諸侯強大，朝觐之禮不修，貢賦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