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從疑傳到疑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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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不奉；号令之無所束，賞罰之無所加；壞法易紀者有之，變禮亂樂者有之，弑君戕父者有之，攘國竊号者有之。
征伐四出，蕩然莫禁。
”以兩個“不”字，兩個“無”字，四個“有之”，對春秋時代的政治局勢所作的概括，皆是貶辭而無一褒語。
這種觀點，同當時朝廷頒行的孔穎達《春秋正義》（杜預注，孔穎達疏）的有褒而無貶，正是背道而馳。
對此，《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十六《春秋尊王發微》提要譏之曰：“使二百四十二年中無人非亂臣賊子，則複之說當矣；如不盡亂臣賊子，則聖人亦必有所節取。
亦何至由天王以及諸侯大夫，無一人一事不加誅絕者乎？”而《四庫簡明目錄》卷三還認為：“孫複以後說《春秋》者，名為棄傳從經，實則強經以從己。
”從笃守古訓的立場上看，孫複的《春秋》研究，主觀的成分的确太多了。
所謂強經以從己，實即後來宋學大家陸九淵所說的“六經注我”，可知孫複對義理之學的貢獻，不獨開“不惑傳注”、“棄傳從經”之風于廬陵未作之先，而且以“強經從己”遙領南宋心學于前。
疑傳派以孫複為首，其門人有石介、士建中、張泂等，皆以“不惑傳注”，非議漢唐注疏之學著稱于當時。
如石介嘗撰《憂勤非損壽論》駁斥鄭玄說： 《徂徕石先生文集》，卷十一。
《文王世子》鄭康成注曰：“文王以勤憂損壽，武王以安樂延年。
”餘謂憂勤所以延年，非損壽也；安樂所以損壽，非延年也。
……且文王享年九十有七，所不至禹、湯者三歲，豈為損壽乎？又謂武王以安樂延年，且武王繼父之事，受天之命，順人之心，與八百諸侯同伐纣，以生萬民，以啟天下。
天下有一夫橫行，武王則羞。
為安樂乎？康成之妄也如此。
（清）皮錫瑞：《經學曆史》，第127頁。
（北宋）晁說之：《嵩山文集》，卷一，《元符三年應诏封事》引古諺。
鄭玄乃東漢經學大師，彙今古文兩派之所長，“遍注諸經，立言百萬，集漢學之大成”，為儒林北學之宗。
他的注疏長期以來與先秦經典同時流行，其地位一度曾與經文本身相上下。
所謂“甯道孔聖誤，諱言鄭、服非”。
石介竟敢以“康成之妄也如此”一言将他徹底罵倒，足見宋學初期的疑傳派氣勢之盛。
士建中、張泂的著作均已失傳，但由石介對他們所作的評價可以間接了解一二。
《徂徕石先生文集》卷十三《上範思遠書》論士建中（字熙道）曰“其人能通明經術，不由注疏之說，其心與聖人之心自會，能自誠而明，不由鑽學之至，其性與聖人之道自合”。
同書卷十四《與張泂進士書》則曰：“明遠（張泂）始受業于子望（劉顔），又傳道于泰山孫先生，得《春秋》最精。
近見所為論十數篇，甚善。
出三家之異同而獨會于經。
”“出三家之異同而獨會于經”與“不由注疏之說，其心與聖人之心自會”意思相同，可知本派學風，正以“棄傳從經”、“不惑傳注”為共同特征。
疑傳派學者除了孫複及其弟子之外，值得一提的還有劉顔和周堯卿。
《宋史·儒林傳二》說：“劉顔字子望，彭城人。
少孤，好古，學不專章句……著《儒術通要》、《經濟樞言》複數十篇。
石介見其書，歎曰：‘恨不在弟子之列。
’”可知他的觀點，與孫、石等人基本相同。
“學不專章句”乃11世紀30年代學界時風之所尚。
周堯卿（994—1045）字子俞，道州永明人，著《詩說》、《春秋說》各三十卷，文集二十卷。
《宋史》本傳載：“為學不專于傳注，問辨思索，以通為期。
長于毛、鄭《詩》及《左氏春秋》。
其學《詩》，以孔子所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孟子》所謂‘說《詩》者以意逆志，是為得之’考經指歸，而見毛、鄭之得失。
曰：‘毛之傳欲簡，或寡于義理，非一言以蔽之也。
鄭之箋欲詳，或遠于性情，非以意逆志也。
是可以無去取乎？’其學《春秋》，由左氏記之詳，得經之所以書者。
至《三傳》之異同，均有所不取。
曰：‘聖人之意豈二緻耶？’”劉、周兩人的著作已久佚，然據此仍可略窺一斑。
《徂徕石先生文集》，卷十三。
上述諸人，活動年代大抵與孫複相近。
除周堯卿外，餘人與孫複、石介均為師友關系，因學風的一緻而結成一個志同道合的學術流派——疑傳派。
這一學派的共同特征是側重于疑傳而未疑經。
前引孫複《上範天章書》（二）所謂“病注說之亂六經，六經之未明”；以及石介在他的《與楊侍講書》中所說的，諸經“皆聖人之書也，聖人沒，七十子散，微言絕，異端出，群子紛紛然，以白黑相渝，是非相淆，學者不知所趨”等話，都可以互相參證。
疑傳派對經典權威地位是堅信不移的，而他們對傳注的懷疑，實質上正是為了捍衛經典的權威地位。
這種态度，與後來興起的疑經派恰成一鮮明的對照。
下面再講疑經派。
宋學疑經之風，一般認為是從仁宗慶曆年間開始的。
南宋王應麟《困學紀聞》卷八《經說》所引陸遊的一段言論，是後世論者談到宋學疑經風氣時所常加稱引的史料根據，其言曰：“唐及國初，學者不敢議孔安國、鄭康成，況聖人乎
征伐四出，蕩然莫禁。
”以兩個“不”字，兩個“無”字，四個“有之”，對春秋時代的政治局勢所作的概括，皆是貶辭而無一褒語。
這種觀點，同當時朝廷頒行的孔穎達《春秋正義》（杜預注，孔穎達疏）的有褒而無貶，正是背道而馳。
對此，《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十六《春秋尊王發微》提要譏之曰：“使二百四十二年中無人非亂臣賊子，則複之說當矣；如不盡亂臣賊子，則聖人亦必有所節取。
亦何至由天王以及諸侯大夫，無一人一事不加誅絕者乎？”而《四庫簡明目錄》卷三還認為：“孫複以後說《春秋》者，名為棄傳從經，實則強經以從己。
”從笃守古訓的立場上看，孫複的《春秋》研究，主觀的成分的确太多了。
所謂強經以從己，實即後來宋學大家陸九淵所說的“六經注我”，可知孫複對義理之學的貢獻，不獨開“不惑傳注”、“棄傳從經”之風于廬陵未作之先，而且以“強經從己”遙領南宋心學于前。
疑傳派以孫複為首，其門人有石介、士建中、張泂等，皆以“不惑傳注”，非議漢唐注疏之學著稱于當時。
如石介嘗撰《憂勤非損壽論》駁斥鄭玄說： 《徂徕石先生文集》，卷十一。
《文王世子》鄭康成注曰：“文王以勤憂損壽，武王以安樂延年。
”餘謂憂勤所以延年，非損壽也；安樂所以損壽，非延年也。
……且文王享年九十有七，所不至禹、湯者三歲，豈為損壽乎？又謂武王以安樂延年，且武王繼父之事，受天之命，順人之心，與八百諸侯同伐纣，以生萬民，以啟天下。
天下有一夫橫行，武王則羞。
為安樂乎？康成之妄也如此。
（清）皮錫瑞：《經學曆史》，第127頁。
（北宋）晁說之：《嵩山文集》，卷一，《元符三年應诏封事》引古諺。
鄭玄乃東漢經學大師，彙今古文兩派之所長，“遍注諸經，立言百萬，集漢學之大成”，為儒林北學之宗。
他的注疏長期以來與先秦經典同時流行，其地位一度曾與經文本身相上下。
所謂“甯道孔聖誤，諱言鄭、服非”。
石介竟敢以“康成之妄也如此”一言将他徹底罵倒，足見宋學初期的疑傳派氣勢之盛。
士建中、張泂的著作均已失傳，但由石介對他們所作的評價可以間接了解一二。
《徂徕石先生文集》卷十三《上範思遠書》論士建中（字熙道）曰“其人能通明經術，不由注疏之說，其心與聖人之心自會，能自誠而明，不由鑽學之至，其性與聖人之道自合”。
同書卷十四《與張泂進士書》則曰：“明遠（張泂）始受業于子望（劉顔），又傳道于泰山孫先生，得《春秋》最精。
近見所為論十數篇，甚善。
出三家之異同而獨會于經。
”“出三家之異同而獨會于經”與“不由注疏之說，其心與聖人之心自會”意思相同，可知本派學風，正以“棄傳從經”、“不惑傳注”為共同特征。
疑傳派學者除了孫複及其弟子之外，值得一提的還有劉顔和周堯卿。
《宋史·儒林傳二》說：“劉顔字子望，彭城人。
少孤，好古，學不專章句……著《儒術通要》、《經濟樞言》複數十篇。
石介見其書，歎曰：‘恨不在弟子之列。
’”可知他的觀點，與孫、石等人基本相同。
“學不專章句”乃11世紀30年代學界時風之所尚。
周堯卿（994—1045）字子俞，道州永明人，著《詩說》、《春秋說》各三十卷，文集二十卷。
《宋史》本傳載：“為學不專于傳注，問辨思索，以通為期。
長于毛、鄭《詩》及《左氏春秋》。
其學《詩》，以孔子所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孟子》所謂‘說《詩》者以意逆志，是為得之’考經指歸，而見毛、鄭之得失。
曰：‘毛之傳欲簡，或寡于義理，非一言以蔽之也。
鄭之箋欲詳，或遠于性情，非以意逆志也。
是可以無去取乎？’其學《春秋》，由左氏記之詳，得經之所以書者。
至《三傳》之異同，均有所不取。
曰：‘聖人之意豈二緻耶？’”劉、周兩人的著作已久佚，然據此仍可略窺一斑。
《徂徕石先生文集》，卷十三。
上述諸人，活動年代大抵與孫複相近。
除周堯卿外，餘人與孫複、石介均為師友關系，因學風的一緻而結成一個志同道合的學術流派——疑傳派。
這一學派的共同特征是側重于疑傳而未疑經。
前引孫複《上範天章書》（二）所謂“病注說之亂六經，六經之未明”；以及石介在他的《與楊侍講書》中所說的，諸經“皆聖人之書也，聖人沒，七十子散，微言絕，異端出，群子紛紛然，以白黑相渝，是非相淆，學者不知所趨”等話，都可以互相參證。
疑傳派對經典權威地位是堅信不移的，而他們對傳注的懷疑，實質上正是為了捍衛經典的權威地位。
這種态度，與後來興起的疑經派恰成一鮮明的對照。
下面再講疑經派。
宋學疑經之風，一般認為是從仁宗慶曆年間開始的。
南宋王應麟《困學紀聞》卷八《經說》所引陸遊的一段言論，是後世論者談到宋學疑經風氣時所常加稱引的史料根據，其言曰：“唐及國初，學者不敢議孔安國、鄭康成，況聖人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