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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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關于文化的概念有各種各樣的解釋，對文化史研究來講，既然我們的出發點是古代社會精神生活的實際存在，首先把當時人關于文化的定義作為讨論問題的起點，我想是比較妥當的。
從語源學上考察，中國古代“文化”一詞，當本于《易·贲卦》之彖傳的“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唐代孔穎達疏：“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者，言聖人觀察人文，則《詩》《書》《禮》《樂》之謂，當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
”《詩》《書》《禮》《樂》等分别與今之所謂文學、史學、政治學、藝術等相當，“文化”之義蓋略同于現代所講的人文科學。
新史學之通史編纂，例以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為四大塊，其中文化一塊，即與此類同。
《詩》、《書》等再加上《易》（相當于哲學）、《春秋》，是儒家的六部經典性文獻，即“六經”。
研究這些文獻的學問在上古叫“文學”，如《論語·先進》即曰“文學：子遊，子夏”。
因為它們來自先秦的儒家學派，故又稱“儒學”。
在《史記》中，“文學”、“儒學”即通用而可以互換，其内涵略等于今天“文化”一詞的狹指意義。
儒家傳統文化在我國曆史上有兩次繁榮，一次是漢武帝時期的定儒學為一尊，一次即是11世紀宋學的勃興。
西漢所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其實是把黃老刑名、農雜縱橫等百家思想都整合到儒家文化的旗幟之下。
從内涵上講，它已非複先秦諸子之一的儒孔一家，從外延上講，則仍包括文、史、哲等各個文化層面在内。
經學興起之後，關于儒家文獻的研究，始成專門之學，并以章句訓诂為特定方式。
于是“文學”一詞也就分析成兩層意思，“文”指文章（文藝），“學”則專指經學。
兩者加在一起，等于先前“儒學”一稱的涵義。
但在班固《漢書》中，“儒學”一詞又與“經學”（“經術”）通用，在這種情況下，指的是“儒學”的狹義。
後世知識分子學業有專攻，或精訓诂，或擅文辭，但均自稱儒者。
宋學興起之後，方才重新回到無所不包而又歸之于一，泛指儒家文化的“儒學”這一廣義的概念上來。
程頤說： 《河南程氏遺書》，卷十八，《二程集》，第187頁。
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異端不與焉。
一曰文章之學，二曰訓诂之學，三曰儒者之學。
欲趨道，舍儒者之學不可。
所謂訓诂之學，即漢代的經學；文章之學，以唐代為最盛。
兩者分别是漢、唐文化的代表。
儒者之學，當宋人用以自指。
所謂古之學者一，指的也就是“儒者之學”，即廣義的儒學。
漢唐訓诂注疏之學和文章詩賦之學，再加上“不與焉”的“異端”，程頤又并稱“學者之三弊”。
他說： 《河南程氏遺書》，卷十八，《二程集》，第187頁。
今之學者有三弊：一溺于文章，二牽于訓诂，三惑于異端。
苟無此三者，則将何歸？必趨于道矣。
《唐大诏令集》，卷一百十三，《僧道齊行并進制》：“釋典、玄宗，理均迹異，拯人化物，教别功齊。
”詳《镡津文集》，卷三，《壇經贊》。
又《蘇轼文集》，卷六十六，《跋荊溪外集》：“玄學，義學，一也。
”“義學”即佛門義理之學，故後文又曰：“荊溪居士作《傳燈傳》若幹篇，扶獎義學，以救玄之弊。
”“趨于道”，也就是要重振儒學獨尊于天下的局面。
漢代訓诂之學和唐代文章之學以外，中間還有魏晉南北朝的“玄學”。
但唐宋人一般是将它排斥在儒學的正宗以外，隻看作佛老異端之學的變種，如唐睿宗把道教稱作“玄宗”，北宋釋契嵩把佛學稱作“玄學”，即可為證。
漢之經學，唐之詩賦，各臻其妙，盛極一時，但在宋人看來均離開了孔、孟所創立的儒家學說之精義，而這正是魏晉以迄宋初佛學大熾、儒門淡薄的根本原因。
據南宋陳善《扪虱新話上集》卷三載，王安石曾問張文定（方平）：“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亞聖，後絕無人。
何也？”張方平回答說：“豈無！隻有過孔子上者。
”王安石問：“誰？”張方平舉了一大堆人名，全是佛門宗師：江西馬大師、汾陽無業禅師、雪峰、岩頭、丹霞、雲門等等。
并說：“儒門淡薄，收拾不住，皆歸釋氏爾！”說王安石拿孔、孟之後儒學何以衰落這個問題去請教張方平，似有抑王揚張之意，此事疑不确。
但宋人經常思考、讨論這類問題則是事實。
熙甯八年七月因《三經義》成，王安石除左仆射，進謝表雲： 《王
從語源學上考察，中國古代“文化”一詞，當本于《易·贲卦》之彖傳的“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唐代孔穎達疏：“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者，言聖人觀察人文，則《詩》《書》《禮》《樂》之謂，當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
”《詩》《書》《禮》《樂》等分别與今之所謂文學、史學、政治學、藝術等相當，“文化”之義蓋略同于現代所講的人文科學。
新史學之通史編纂，例以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為四大塊，其中文化一塊，即與此類同。
《詩》、《書》等再加上《易》（相當于哲學）、《春秋》，是儒家的六部經典性文獻，即“六經”。
研究這些文獻的學問在上古叫“文學”，如《論語·先進》即曰“文學：子遊，子夏”。
因為它們來自先秦的儒家學派，故又稱“儒學”。
在《史記》中，“文學”、“儒學”即通用而可以互換，其内涵略等于今天“文化”一詞的狹指意義。
儒家傳統文化在我國曆史上有兩次繁榮，一次是漢武帝時期的定儒學為一尊，一次即是11世紀宋學的勃興。
西漢所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其實是把黃老刑名、農雜縱橫等百家思想都整合到儒家文化的旗幟之下。
從内涵上講，它已非複先秦諸子之一的儒孔一家，從外延上講，則仍包括文、史、哲等各個文化層面在内。
經學興起之後，關于儒家文獻的研究，始成專門之學，并以章句訓诂為特定方式。
于是“文學”一詞也就分析成兩層意思，“文”指文章（文藝），“學”則專指經學。
兩者加在一起，等于先前“儒學”一稱的涵義。
但在班固《漢書》中，“儒學”一詞又與“經學”（“經術”）通用，在這種情況下，指的是“儒學”的狹義。
後世知識分子學業有專攻，或精訓诂，或擅文辭，但均自稱儒者。
宋學興起之後，方才重新回到無所不包而又歸之于一，泛指儒家文化的“儒學”這一廣義的概念上來。
程頤說： 《河南程氏遺書》，卷十八，《二程集》，第187頁。
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異端不與焉。
一曰文章之學，二曰訓诂之學，三曰儒者之學。
欲趨道，舍儒者之學不可。
所謂訓诂之學，即漢代的經學；文章之學，以唐代為最盛。
兩者分别是漢、唐文化的代表。
儒者之學，當宋人用以自指。
所謂古之學者一，指的也就是“儒者之學”，即廣義的儒學。
漢唐訓诂注疏之學和文章詩賦之學，再加上“不與焉”的“異端”，程頤又并稱“學者之三弊”。
他說： 《河南程氏遺書》，卷十八，《二程集》，第187頁。
今之學者有三弊：一溺于文章，二牽于訓诂，三惑于異端。
苟無此三者，則将何歸？必趨于道矣。
《唐大诏令集》，卷一百十三，《僧道齊行并進制》：“釋典、玄宗，理均迹異，拯人化物，教别功齊。
”詳《镡津文集》，卷三，《壇經贊》。
又《蘇轼文集》，卷六十六，《跋荊溪外集》：“玄學，義學，一也。
”“義學”即佛門義理之學，故後文又曰：“荊溪居士作《傳燈傳》若幹篇，扶獎義學，以救玄之弊。
”“趨于道”，也就是要重振儒學獨尊于天下的局面。
漢代訓诂之學和唐代文章之學以外，中間還有魏晉南北朝的“玄學”。
但唐宋人一般是将它排斥在儒學的正宗以外，隻看作佛老異端之學的變種，如唐睿宗把道教稱作“玄宗”，北宋釋契嵩把佛學稱作“玄學”，即可為證。
漢之經學，唐之詩賦，各臻其妙，盛極一時，但在宋人看來均離開了孔、孟所創立的儒家學說之精義，而這正是魏晉以迄宋初佛學大熾、儒門淡薄的根本原因。
據南宋陳善《扪虱新話上集》卷三載，王安石曾問張文定（方平）：“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亞聖，後絕無人。
何也？”張方平回答說：“豈無！隻有過孔子上者。
”王安石問：“誰？”張方平舉了一大堆人名，全是佛門宗師：江西馬大師、汾陽無業禅師、雪峰、岩頭、丹霞、雲門等等。
并說：“儒門淡薄，收拾不住，皆歸釋氏爾！”說王安石拿孔、孟之後儒學何以衰落這個問題去請教張方平，似有抑王揚張之意，此事疑不确。
但宋人經常思考、讨論這類問題則是事實。
熙甯八年七月因《三經義》成，王安石除左仆射，進謝表雲： 《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