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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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廣銘
一
宋代的文化，在中國封建社會曆史時期之内，截至明清之際的西學東漸的時期為止，可以說，它是已經達到了登峰造極的高度的。
曆史不能割斷，論述宋代的文化自然也須如此。
單以隋唐為上限，宋代文化發展的基因之從這兩代傳承而來者就難以枚舉。
姑舉幾件重要性較大的來說： 1.士族地主勢力之消逝，庶族地主之繁興，以及與此密切相關的農業生産的大發展，交通運輸工具的日益完備，商品經濟的日益發達，等等。
2.刻版印書事業之由創始而漸盛行，造紙技術不但日益普及而且日益提高，這都使得書籍的流通量得以增廣擴大。
到宋初，大部頭的儒書和佛道典籍都能結集刊行，則一般鄉塾所用的啟蒙通俗讀物的大量印行流傳自可想見。
（唐政府禁止私人印制曆書，可以為證。
） 3.開始于隋唐之際的科舉制度，允許一般讀書人可以“懷牒自列于州縣”，這不僅使“天下英雄”都入此“彀中”，使政府得以從中選拔大量行政官員，而其影響所及，在那些中選的“英雄”之外，還育成了大量著名詩人，産生了大量的傳世詩篇，成為中華民族文化中一種極特殊、極豐富的瑰寶。
4.唐朝還通行一種不成文的規定：舉子在應試之前，先須向主司投獻所業以求得贊揚，叫做“行卷”，或者也叫做“溫卷”。
所進獻的文章，大都是舉子們的“力作”，可以表見其“史才”、“詩筆”和“議論”的，例如《幽怪錄傳奇》之類的作品（見趙彥衛《雲麓漫鈔》卷八）。
舉子們既多從事于此，便又不期然而然地對古文的複興起了催化的作用。
以上舉述的種種條件（當然還有未被列入的其它許多條件），到北宋期内，交錯雜糅，相互影響，經常地産生着一些綜合性的良性循環作用，這種綜合性的良性循環作用随處可見，而宋代的科舉制度更是集中體現這種作用的部門之一。
二 科舉制度在唐代即已顯示出了上文所舉述的那些社會效益，也就是說，它已突破了唐王朝的最高統治者們所期望于它的那種籠絡文人學士和選拔官員的狹隘效果。
到了宋代，對于科場考試的一些法規雖比唐朝更嚴格了一些，例如，行卷、溫卷的做法在宋代即不再允許，而且還禁止主考官與中選的進士結成座主和門生的關系等等，然而，這其實都是能發生積極作用的一些政令。
因為，當時庶族地主階層的數量和實力在社會上已占絕對優勢，商品經濟的發展使得大量原居社會下層的人群得有較多活動機會，以緻宋王朝的當政者們，隻經常提及重農的原則，卻很少人（甚至可以說沒有人）再呼喊抑商的口号了。
這自然也應作為當時綜合性良性循環的有機組織的一部分。
這種
曆史不能割斷，論述宋代的文化自然也須如此。
單以隋唐為上限，宋代文化發展的基因之從這兩代傳承而來者就難以枚舉。
姑舉幾件重要性較大的來說： 1.士族地主勢力之消逝，庶族地主之繁興，以及與此密切相關的農業生産的大發展，交通運輸工具的日益完備，商品經濟的日益發達，等等。
2.刻版印書事業之由創始而漸盛行，造紙技術不但日益普及而且日益提高，這都使得書籍的流通量得以增廣擴大。
到宋初，大部頭的儒書和佛道典籍都能結集刊行，則一般鄉塾所用的啟蒙通俗讀物的大量印行流傳自可想見。
（唐政府禁止私人印制曆書，可以為證。
） 3.開始于隋唐之際的科舉制度，允許一般讀書人可以“懷牒自列于州縣”，這不僅使“天下英雄”都入此“彀中”，使政府得以從中選拔大量行政官員，而其影響所及，在那些中選的“英雄”之外，還育成了大量著名詩人，産生了大量的傳世詩篇，成為中華民族文化中一種極特殊、極豐富的瑰寶。
4.唐朝還通行一種不成文的規定：舉子在應試之前，先須向主司投獻所業以求得贊揚，叫做“行卷”，或者也叫做“溫卷”。
所進獻的文章，大都是舉子們的“力作”，可以表見其“史才”、“詩筆”和“議論”的，例如《幽怪錄傳奇》之類的作品（見趙彥衛《雲麓漫鈔》卷八）。
舉子們既多從事于此，便又不期然而然地對古文的複興起了催化的作用。
以上舉述的種種條件（當然還有未被列入的其它許多條件），到北宋期内，交錯雜糅，相互影響，經常地産生着一些綜合性的良性循環作用，這種綜合性的良性循環作用随處可見，而宋代的科舉制度更是集中體現這種作用的部門之一。
二 科舉制度在唐代即已顯示出了上文所舉述的那些社會效益，也就是說，它已突破了唐王朝的最高統治者們所期望于它的那種籠絡文人學士和選拔官員的狹隘效果。
到了宋代，對于科場考試的一些法規雖比唐朝更嚴格了一些，例如，行卷、溫卷的做法在宋代即不再允許，而且還禁止主考官與中選的進士結成座主和門生的關系等等，然而，這其實都是能發生積極作用的一些政令。
因為，當時庶族地主階層的數量和實力在社會上已占絕對優勢，商品經濟的發展使得大量原居社會下層的人群得有較多活動機會，以緻宋王朝的當政者們，隻經常提及重農的原則，卻很少人（甚至可以說沒有人）再呼喊抑商的口号了。
這自然也應作為當時綜合性良性循環的有機組織的一部分。
這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