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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筆膚談》是一部明代的軍事理論著作，現有明萬曆三十二年(1604年)陳汝忠弘钖堂刊刻的《音注武經七書》的附刻本。
《投筆膚談》卷前引中題“西湖逸士”著，上下兩卷卷端下題“浙江解元鐘吳何守法撰音點注”，而《音注武經乜書》各卷卷端下題為“何守法校音點注”。
這裡“校”、“撰”一字之羞，似可認為“西湖逸士”即為何守法。
“西湖逸士”在引言中說：《武經七書》自北宋校定之後，“國初因之頒布”。
他所謂的“國初因之頒布”，即指明洪武三十年(1397年)兵部奉命重刊宋本《武經七書》一事。
再者，書中所征引的戰例或掌故，均不晚于宋。
經查證，何守法當為明嘉靖至萬曆年間人，這也與《投筆膚談》成書時間相吻合。
《投筆膚談》共上下兩卷，作者“仿孫子之遺旨”，分列十三篇。
自《本謀》第一至《天經》第十三，大體按所述問題在戰争指導中所處的地位，次第排列，有其獨特的體系。
加之篇有題解，文有注解，既釋文意又舉戰例為佐證，不僅豐富了内容，也使讀者易于理解。
《投筆膚談》以《孫子》的理論為指導，結合曆代戰争經驗，分析了戰争指導的各個側面，提出了一般的軍事原則和策略，無疑是有借鑒作用的。
對于戰争，作者認為有“義”與“不又”之别。
師出有名，仗義而戰，是用兵的關鍵。
因此，要“我執其名而加敵以惡名，我仗其又而加敵以不義”（《本謀》，第10條）。
作為曆史範疇的，“義”與“不義”，是有其特定涵義的。
不能否認，《投筆膚談》所标榜的義戰畢竟沒有脫出地主階級的道德規範。
但是，同一切進步的封建軍事學家一樣，作者對“義”的看法是有一定的民本主義思想的。
他認為，戰争的目的在于除亂去暴，保民康國。
絕不能使戰争導緻殘民生亂；賠患于國的不良後果。
作者從保民康國的目的出發，看到戰争對生産的危害，對人力物力的消耗，因而反對進行曠日持久的戰争，重申《孫子》“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戰略主張。
他發揮說，最好的戰略應當是“拔敵之城而非攻也，緻敵之降而非圍也，寝于廟堂之上而非戰也，散于原野之間而非守禦也”（《本謀》，第9條）。
總之，要“不多旅，不久師，不暴卒，不角力”（《本謀》，第9條），以小的代價，赢得大的勝利，達到“期于遏敵之鋒，而非期于敵之盡”（《本謀》，第8條），除亂去暴，保國康民的政治目的。
“不戰而屈人之兵”并不是放棄使用戰争手段。
作者在全書中對于如何才能達到以小的代價取得大的勝利，作了多方面的論述。
主要是強調要做好戰争準備，立于不敗之地。
他說：“用兵之道，難保其必勝，而可保其必不敗。
不立于不敗之地，而欲求以勝人者，此僥幸之道也，而非得算之多也。
”（《家計》，第11條）因此，平時要“行慮其邀，居虞其薄，進思其退，外顧其中”（《家計》，第13條），提高警惕，防止遭敵襲擊。
戰前要“不虛營而實陣，不重戰而輕守，不緩禦而急攻，不先彼而後已”（《家計》，第12條），周密部署，使敵無隙可乘。
戰時要“敵雖寡，我亦舉衆以待之。
敵雖弱，我亦堅陣以迎之。
其未戰也若見敵，已會也若不勝，既勝也若初會”（《家計》，弟14條）。
具備了立于不敗之地的前提，然後才能考慮取勝問題。
作者認為，取勝“無他術，察仁暴，明備乘，而權以行之，勝斯生矣”（《達權》，第30條）。
關鍵是要了解敵情，明辨虛實，乘敵之隙，所謂“乘疑可問，乘勞可攻，乘饑可因，乘分可圖，乘虛可驚，乘亂可取，乘其未至可撓，乘其暴發可制，乘其既勝可劫，乘其既
《投筆膚談》卷前引中題“西湖逸士”著，上下兩卷卷端下題“浙江解元鐘吳何守法撰音點注”，而《音注武經乜書》各卷卷端下題為“何守法校音點注”。
這裡“校”、“撰”一字之羞，似可認為“西湖逸士”即為何守法。
“西湖逸士”在引言中說：《武經七書》自北宋校定之後，“國初因之頒布”。
他所謂的“國初因之頒布”，即指明洪武三十年(1397年)兵部奉命重刊宋本《武經七書》一事。
再者，書中所征引的戰例或掌故，均不晚于宋。
經查證，何守法當為明嘉靖至萬曆年間人，這也與《投筆膚談》成書時間相吻合。
《投筆膚談》共上下兩卷，作者“仿孫子之遺旨”，分列十三篇。
自《本謀》第一至《天經》第十三，大體按所述問題在戰争指導中所處的地位，次第排列，有其獨特的體系。
加之篇有題解，文有注解，既釋文意又舉戰例為佐證，不僅豐富了内容，也使讀者易于理解。
《投筆膚談》以《孫子》的理論為指導，結合曆代戰争經驗，分析了戰争指導的各個側面，提出了一般的軍事原則和策略，無疑是有借鑒作用的。
對于戰争，作者認為有“義”與“不又”之别。
師出有名，仗義而戰，是用兵的關鍵。
因此，要“我執其名而加敵以惡名，我仗其又而加敵以不義”（《本謀》，第10條）。
作為曆史範疇的，“義”與“不義”，是有其特定涵義的。
不能否認，《投筆膚談》所标榜的義戰畢竟沒有脫出地主階級的道德規範。
但是，同一切進步的封建軍事學家一樣，作者對“義”的看法是有一定的民本主義思想的。
他認為，戰争的目的在于除亂去暴，保民康國。
絕不能使戰争導緻殘民生亂；賠患于國的不良後果。
作者從保民康國的目的出發，看到戰争對生産的危害，對人力物力的消耗，因而反對進行曠日持久的戰争，重申《孫子》“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戰略主張。
他發揮說，最好的戰略應當是“拔敵之城而非攻也，緻敵之降而非圍也，寝于廟堂之上而非戰也，散于原野之間而非守禦也”（《本謀》，第9條）。
總之，要“不多旅，不久師，不暴卒，不角力”（《本謀》，第9條），以小的代價，赢得大的勝利，達到“期于遏敵之鋒，而非期于敵之盡”（《本謀》，第8條），除亂去暴，保國康民的政治目的。
“不戰而屈人之兵”并不是放棄使用戰争手段。
作者在全書中對于如何才能達到以小的代價取得大的勝利，作了多方面的論述。
主要是強調要做好戰争準備，立于不敗之地。
他說：“用兵之道，難保其必勝，而可保其必不敗。
不立于不敗之地，而欲求以勝人者，此僥幸之道也，而非得算之多也。
”（《家計》，第11條）因此，平時要“行慮其邀，居虞其薄，進思其退，外顧其中”（《家計》，第13條），提高警惕，防止遭敵襲擊。
戰前要“不虛營而實陣，不重戰而輕守，不緩禦而急攻，不先彼而後已”（《家計》，第12條），周密部署，使敵無隙可乘。
戰時要“敵雖寡，我亦舉衆以待之。
敵雖弱，我亦堅陣以迎之。
其未戰也若見敵，已會也若不勝，既勝也若初會”（《家計》，弟14條）。
具備了立于不敗之地的前提，然後才能考慮取勝問題。
作者認為，取勝“無他術，察仁暴，明備乘，而權以行之，勝斯生矣”（《達權》，第30條）。
關鍵是要了解敵情，明辨虛實，乘敵之隙，所謂“乘疑可問，乘勞可攻，乘饑可因，乘分可圖，乘虛可驚，乘亂可取，乘其未至可撓，乘其暴發可制，乘其既勝可劫，乘其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