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 瓜分危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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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不同意。
已經達到了幹涉目标的俄、德、法三國，也反過來幫助日本，壓迫清政府按時換約。
5月8日，清政府派伍廷芳為代表，同日本代表伊東美文治在山東煙台換約。
1895年10月，俄、德、法三國擅自與日本商定：一、中國必須向日本交付退還遼東半島的補償賠款三千萬兩白銀；二、自中國償清上述補償賠款之日起三個月内，日軍撤出遼東半島。
這些協議，後來就成了中、日雙方在11月8日訂立的《交收遼南條約》的基本内容。
三國幹涉還遼，是俄、德、法三國（沙俄最積極）同日本争奪在華勢力範圍的集中表現。
以此為開端，西方列強掀起了瓜分中國的狂潮。
清政府以三千萬兩白銀的高昂代價“贖回”的遼東半島，實際上隻是暫時替沙皇看管而已，不到三年時間，就又被沙俄強占去了。
“括地難償債” 三國幹涉還遼之後，西方列強“均沾”了《馬關條約》所規定的種種不平等權益，在貸款、築路、開辦工廠、設立銀行等方面，展開了更為激烈的競争。
西方列強對中國的經濟滲透進一步深化了。
在帝國主義階段，資本輸出具有特别重大的意義。
甲午戰争後列強對中國經濟侵略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大量輸出資本。
其主要形式，一是政治貸款；二是開設或投資于廠礦企業和交通運輸部門。
清政府由于戰敗，要在三年内償付對日本賠款和贖遼費共兩億三千萬兩，而且頭六個月就要先付給八千萬兩。
“括地難償債，台高到極天”。
當時，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不過八千餘萬兩，戰争的耗費已經使它國庫空虛，即使加緊在全國搜括，一時也難于成數。
俄、法、英、德等國乘中國危難之機，向清政府施加壓力，争攬貸款權。
還在1895年3月，沙俄醞釀對日本幹涉之時，俄國大資産階級就提出要以政府“擔保”對華貸款，以便攫取“對華的财政和行政方面的保護權”。
但清政府按過去的習慣，先向英國彙豐銀行商借。
沙俄得知後，立即責備清政府不應向英國要求借款，因為英國不肯參加對日本的幹涉。
沙俄不僅要奪取英國這筆好買賣，而且還企圖排斥法、德兩國，單獨貸款一億兩白銀。
法、德兩國則竭力争奪。
在清政府三次大借款的一段時間裡，各國駐華使節不斷到總理衙門吵鬧，這個“咆哮恣肆”，那個“無恥無餍”，沙俄公使甚至威脅說：“不借俄而借英”，俄國“必問罪”。
在列強的壓迫下，甲午戰後的三年中，清政府分别向俄、法和英、德借貸三次巨款。
第一次是1895年7月5日，駐俄國公使許景澄代表清政府在俄國首都聖彼得堡正式簽訂“俄、法洋款”合同。
規定中國向俄、法銀行團借款四億法郎（約合銀一億兩），年息四厘，按百分之九十四點一二五折扣付款，三十六年還清。
清政府除了以海關稅收作擔保，還聲明決不允許他國享有管理或監督中國稅收等項權利。
這就使俄國取得了參加中國海關行政管理的特權。
第二次是1896年3月，英、德銀行團迫使清政府簽訂了“英、德洋款”詳細章程，規定借款一千六百萬英鎊（約合銀九千七百多萬兩），年息五厘，按百分之九十四折扣付款，三十六年還清。
為了對抗沙俄控制中國海關管理的企圖，英、德借款中特别規定，除了以海關關稅為擔保，三十六年内中國總理海關事務應依舊由英國人控制。
第三次是1898年3月1日，在北京簽訂“續借英、德洋款”合同，規定借一千六百萬英鎊（約合銀一億一千餘萬兩），年息四厘半，按百分之八十三折扣付款，四十五年還清。
清政府用海關收入和蘇州、松滬等地的貨物稅和湖北、安徽等口岸的鹽稅作擔保。
四十五年内不改變中國海關事務。
甲午戰争後的三年時間裡，清政府所借上述三筆外債共三億多兩，利息重，折扣大，債權國輕易地撈取了高額利潤。
僅折扣一項就十分驚人，如“續借英、德洋款”八三折扣，英、德兩國本金還未付出，就先取得一千七百萬兩。
利息盤剝也十分苛重，如“英、德洋款”，在三十六年中，英、德可得利息共計一億四千一百多萬兩。
更重要的是貸款合同所附加的政治條件，使得西方列強進一步控制中國的海關，控制内地部分鹽稅、厘金、外貿和交通運輸。
這些部門是清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來源，列強控制住它們，就可幹預中國的财政大權，影響清政府的決策。
通過給清政府政治貸款及與此有關的銀行的開設和擴大，帝國主義列強得以在金融上和财政上扼住中國的咽喉，清政府不得不更加俯首聽命。
開設或投資廠礦企業，是十九世紀末西方列強對華輸出資本的另一條重要途徑。
外國人在中國投資設廠，早在鴉片戰争後不久就已開始。
當時主要的還是出口品加工工廠和少量輕工業及船舶修理工廠，資本較少，規模也不大，其目的主要為了便于推銷商品和收購工業原料。
到1894年的幾十年間，外國人在華非法開設的大小工廠百餘家，其工業投資不足二千萬美元，其中開設時資本在十萬兩以上者，僅二十三家，投資共七百六十三萬一千元。
甲午戰争後，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投資設廠成了一項合法的權利，因而迅猛發展起來。
據統計，1895—1902年，外國人在華的企業投資總額達五億二千萬美元，比1894年前的五十年總和還多約三十倍。
1895年至1900年的六年間，新開辦的工廠達九百三十三家，為甲午戰争前幾十年總和的約九倍。
外國資本家還把先前非法開辦的企業加以改組、擴大，成為大型企業。
如英商經營的耶松船廠，合并了祥生船廠等，成了擁有資本五百七十萬兩的大船廠。
中國豐富的地下寶藏，侵略者早就對之垂涎三尺。
甲午戰争後，外國資本家同中國的官僚紳商勾結在一起，千方百計投資和掠奪礦産。
1896年，直隸通興煤礦缺乏資金，美國資本即以“合辦”的形式插足。
此後，各國紛紛效尤，誘迫清政府簽訂礦務合同，取得了投資或開采礦山的特權。
德國在直隸和山東的一些地區，俄國在奉天的一些地方和東省鐵路沿線、蒙古以及新疆的金礦産地，英國在四川全省和山西、河南、雲南等省的某些地區，美國在山西一些地區，法國在四川、雲南的一些地區，都攫取了采礦權。
外國資本在中國開辦的許多廠礦企業，憑借雄厚的資本和不平等條約所規定的各項特權，殘酷剝削中國工人，迅速成為具有壟斷性的企業。
以棉紗業為例，外資新辦的四廠，加上兼并的一家，共五廠，1897年即擁有紗錠十六萬多枚，約占當年中
已經達到了幹涉目标的俄、德、法三國，也反過來幫助日本，壓迫清政府按時換約。
5月8日，清政府派伍廷芳為代表，同日本代表伊東美文治在山東煙台換約。
1895年10月，俄、德、法三國擅自與日本商定：一、中國必須向日本交付退還遼東半島的補償賠款三千萬兩白銀；二、自中國償清上述補償賠款之日起三個月内，日軍撤出遼東半島。
這些協議，後來就成了中、日雙方在11月8日訂立的《交收遼南條約》的基本内容。
三國幹涉還遼，是俄、德、法三國（沙俄最積極）同日本争奪在華勢力範圍的集中表現。
以此為開端，西方列強掀起了瓜分中國的狂潮。
清政府以三千萬兩白銀的高昂代價“贖回”的遼東半島，實際上隻是暫時替沙皇看管而已，不到三年時間，就又被沙俄強占去了。
“括地難償債” 三國幹涉還遼之後，西方列強“均沾”了《馬關條約》所規定的種種不平等權益，在貸款、築路、開辦工廠、設立銀行等方面，展開了更為激烈的競争。
西方列強對中國的經濟滲透進一步深化了。
在帝國主義階段，資本輸出具有特别重大的意義。
甲午戰争後列強對中國經濟侵略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大量輸出資本。
其主要形式，一是政治貸款；二是開設或投資于廠礦企業和交通運輸部門。
清政府由于戰敗，要在三年内償付對日本賠款和贖遼費共兩億三千萬兩，而且頭六個月就要先付給八千萬兩。
“括地難償債，台高到極天”。
當時，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不過八千餘萬兩，戰争的耗費已經使它國庫空虛，即使加緊在全國搜括，一時也難于成數。
俄、法、英、德等國乘中國危難之機，向清政府施加壓力，争攬貸款權。
還在1895年3月，沙俄醞釀對日本幹涉之時，俄國大資産階級就提出要以政府“擔保”對華貸款，以便攫取“對華的财政和行政方面的保護權”。
但清政府按過去的習慣，先向英國彙豐銀行商借。
沙俄得知後，立即責備清政府不應向英國要求借款，因為英國不肯參加對日本的幹涉。
沙俄不僅要奪取英國這筆好買賣，而且還企圖排斥法、德兩國，單獨貸款一億兩白銀。
法、德兩國則竭力争奪。
在清政府三次大借款的一段時間裡，各國駐華使節不斷到總理衙門吵鬧，這個“咆哮恣肆”，那個“無恥無餍”，沙俄公使甚至威脅說：“不借俄而借英”，俄國“必問罪”。
在列強的壓迫下，甲午戰後的三年中，清政府分别向俄、法和英、德借貸三次巨款。
第一次是1895年7月5日，駐俄國公使許景澄代表清政府在俄國首都聖彼得堡正式簽訂“俄、法洋款”合同。
規定中國向俄、法銀行團借款四億法郎（約合銀一億兩），年息四厘，按百分之九十四點一二五折扣付款，三十六年還清。
清政府除了以海關稅收作擔保，還聲明決不允許他國享有管理或監督中國稅收等項權利。
這就使俄國取得了參加中國海關行政管理的特權。
第二次是1896年3月，英、德銀行團迫使清政府簽訂了“英、德洋款”詳細章程，規定借款一千六百萬英鎊（約合銀九千七百多萬兩），年息五厘，按百分之九十四折扣付款，三十六年還清。
為了對抗沙俄控制中國海關管理的企圖，英、德借款中特别規定，除了以海關關稅為擔保，三十六年内中國總理海關事務應依舊由英國人控制。
第三次是1898年3月1日，在北京簽訂“續借英、德洋款”合同，規定借一千六百萬英鎊（約合銀一億一千餘萬兩），年息四厘半，按百分之八十三折扣付款，四十五年還清。
清政府用海關收入和蘇州、松滬等地的貨物稅和湖北、安徽等口岸的鹽稅作擔保。
四十五年内不改變中國海關事務。
甲午戰争後的三年時間裡，清政府所借上述三筆外債共三億多兩，利息重，折扣大，債權國輕易地撈取了高額利潤。
僅折扣一項就十分驚人，如“續借英、德洋款”八三折扣，英、德兩國本金還未付出，就先取得一千七百萬兩。
利息盤剝也十分苛重，如“英、德洋款”，在三十六年中，英、德可得利息共計一億四千一百多萬兩。
更重要的是貸款合同所附加的政治條件，使得西方列強進一步控制中國的海關，控制内地部分鹽稅、厘金、外貿和交通運輸。
這些部門是清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來源，列強控制住它們，就可幹預中國的财政大權，影響清政府的決策。
通過給清政府政治貸款及與此有關的銀行的開設和擴大，帝國主義列強得以在金融上和财政上扼住中國的咽喉，清政府不得不更加俯首聽命。
開設或投資廠礦企業，是十九世紀末西方列強對華輸出資本的另一條重要途徑。
外國人在中國投資設廠，早在鴉片戰争後不久就已開始。
當時主要的還是出口品加工工廠和少量輕工業及船舶修理工廠，資本較少，規模也不大，其目的主要為了便于推銷商品和收購工業原料。
到1894年的幾十年間，外國人在華非法開設的大小工廠百餘家，其工業投資不足二千萬美元，其中開設時資本在十萬兩以上者，僅二十三家，投資共七百六十三萬一千元。
甲午戰争後，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投資設廠成了一項合法的權利，因而迅猛發展起來。
據統計，1895—1902年，外國人在華的企業投資總額達五億二千萬美元，比1894年前的五十年總和還多約三十倍。
1895年至1900年的六年間，新開辦的工廠達九百三十三家，為甲午戰争前幾十年總和的約九倍。
外國資本家還把先前非法開辦的企業加以改組、擴大，成為大型企業。
如英商經營的耶松船廠，合并了祥生船廠等，成了擁有資本五百七十萬兩的大船廠。
中國豐富的地下寶藏，侵略者早就對之垂涎三尺。
甲午戰争後，外國資本家同中國的官僚紳商勾結在一起，千方百計投資和掠奪礦産。
1896年，直隸通興煤礦缺乏資金，美國資本即以“合辦”的形式插足。
此後，各國紛紛效尤，誘迫清政府簽訂礦務合同，取得了投資或開采礦山的特權。
德國在直隸和山東的一些地區，俄國在奉天的一些地方和東省鐵路沿線、蒙古以及新疆的金礦産地，英國在四川全省和山西、河南、雲南等省的某些地區，美國在山西一些地區，法國在四川、雲南的一些地區，都攫取了采礦權。
外國資本在中國開辦的許多廠礦企業，憑借雄厚的資本和不平等條約所規定的各項特權，殘酷剝削中國工人，迅速成為具有壟斷性的企業。
以棉紗業為例，外資新辦的四廠，加上兼并的一家，共五廠，1897年即擁有紗錠十六萬多枚，約占當年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