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洋務和洋務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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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紀六十年代開始，清朝統治集團内部有一批當權官僚，為了鎮壓各地的人民起義，維持清王朝的統治，着手向外國大量購買槍炮船艦，采用新法操練軍隊，陸續興辦造炮制船的軍用企業。
在這之後，又擴大到興辦諸如廠礦、鐵路、航運、電報等民用企業，還創辦新式學堂，翻譯西學書籍，派遣留學生等。
他們把這些活動自诩為“自強新政”。
由于這些活動主要取法于外洋，所以曆史上稱為洋務運動。
而倡導和主持這些活動的官僚，則被稱為洋務派。
“洋務熱” 洋務運動是清王朝在内外交困的形勢下采取的所謂“自救”運動。
兩次鴉片戰争的嚴重失敗，又有太平天國、撚軍等農民起義的強大風暴，使清朝統治者處于風雨飄搖的困境。
在這種形勢下，一部分封建官僚感到面臨着千古未曾有過的變局。
祖宗走慣的老路已遠遠不能應付新的局面，必須探索新的出路，尋求新的對策，方能維持統治。
出路何在？他們看到，外國資本主義侵略者擁有比中國舊式武器厲害得多的“堅船利炮”，外國軍隊的訓練有素，也遠勝于中國的綠營、八旗。
他們在同外國侵略者的實際接觸中，還感到這些外國人與曆史上“入主中原”的“夷狄”不同，并不準備推翻清朝統治而取而代之。
因此，他們主張在承認列強在華既得利益，力保中外“和局”的條件下，換取列強的支持，引進洋槍洋炮和西方某些先進技藝，求得“自強”，确保清朝統治。
早在第二次鴉片戰争期間，江蘇巡撫吉爾杭阿等人，便向朝廷提出：用對外妥協換取列強的軍事援助，鎮壓太平天國。
到第二次鴉片戰争結束，代表清政府與英、法簽訂《北京條約》的奕、桂良和文祥等，向朝廷提出：外國侵略者隻是清朝的“肢體之患”或“肘腋之憂”，而太平天國和撚軍等才是“心腹之患”，因此，對列強應當“信義籠絡”，以共同對付人民起義。
為了便于“籠絡”，他們建議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簡稱“總理衙門”或“總署”“譯署”）。
奕等人的獻策，得到了曾國藩等封疆大吏的支持。
這樣，在奕、曾國藩等重臣的倡導下，從六十年代初開始，在清朝一部分掌握實權的官僚中，出現一股興辦“洋務”的熱潮，開展了曆時三十多年的洋務運動。
1860年冬，清廷一度設撫夷局于北京嘉興寺，調滿、漢大員輪番到局辦公，處理對外交涉。
後來，這個名稱已不合時宜，1861年1月清政府正式成立總理衙門，作為應付洋務的中央機關，由奕、桂良、文祥三人兼領總理衙門大臣，下設英國股、法國股、俄國股、美國股，調内閣、軍機處和各部院官員，負責日常工作。
1883年，又增設海防股，管理南洋海防和北洋海防，包括長江水師、北洋海軍，以及與之有關的各機構和設施。
總理衙門作為一個外交事務部門，不但取代了原由理藩院和禮部掌管的大部分事務，并包辦了一切需同外國發生聯系的活動。
如向外國購買軍火、船艦、機器；請外國人充教練、顧問，向外國派遣留學生，管理海關稅收，等等。
它實際上成為各部的綜合機構，而且其主持人例由王公大臣兼任。
如1861年至884年，一直由恭親王奕主持，奕是道光皇帝的第六子、鹹豐皇帝的弟弟。
1884年以後，直到1894年，則由另一位王公慶親王奕劻主持。
所以，總理衙門成了駕于六部之上的籌辦洋務的最高行政機構。
在總理衙門成立的同時，清政府還設置南洋和北洋兩個通商大臣。
南洋通商大臣系1866年由五口通商大臣改稱，管理第一次鴉片戰争後開放的五口（皆在南方）和第二次鴉片戰争後開放的沿江及南方各口，初由江蘇巡撫兼領，1865年後由兩江總督兼領。
北洋通商大臣管理第二次鴉片戰争後開放的北方三口（天津、營口、煙台），故初稱三口通商大臣。
初命侍郎銜候補京堂崇厚掌管，1870年起改為北洋通商大臣，由直隸總督兼領。
南北兩個通商大臣，在辦理有關各口的通商事務以外，還就地辦理其他各項對外事務。
根據奕的提議，1862年總理衙門設立京師同文館，招收八旗少年入館學習英文，以培養洋務人才。
英國人包爾騰（JohnShawBurdan）受聘為英文教習；1869年起直到1894年，美國傳教士丁韪良（W．A.P．Martin）任總教習。
同文館初隻設英文館，不久增設俄文館、法文館，1872年又增德文館，甲午戰争後更增日文館。
這些語種的增加，不但表明洋務運動的發展和演變曆程，也反映了外國侵略勢力在中國的擴張。
在京師同文館之後，李鴻章（時為江蘇巡撫）于1863年在上海設立廣方言館，兩廣總督瑞麟于1864年在廣州設立
在這之後，又擴大到興辦諸如廠礦、鐵路、航運、電報等民用企業，還創辦新式學堂，翻譯西學書籍，派遣留學生等。
他們把這些活動自诩為“自強新政”。
由于這些活動主要取法于外洋，所以曆史上稱為洋務運動。
而倡導和主持這些活動的官僚，則被稱為洋務派。
“洋務熱” 洋務運動是清王朝在内外交困的形勢下采取的所謂“自救”運動。
兩次鴉片戰争的嚴重失敗，又有太平天國、撚軍等農民起義的強大風暴，使清朝統治者處于風雨飄搖的困境。
在這種形勢下，一部分封建官僚感到面臨着千古未曾有過的變局。
祖宗走慣的老路已遠遠不能應付新的局面，必須探索新的出路，尋求新的對策，方能維持統治。
出路何在？他們看到，外國資本主義侵略者擁有比中國舊式武器厲害得多的“堅船利炮”，外國軍隊的訓練有素，也遠勝于中國的綠營、八旗。
他們在同外國侵略者的實際接觸中，還感到這些外國人與曆史上“入主中原”的“夷狄”不同，并不準備推翻清朝統治而取而代之。
因此，他們主張在承認列強在華既得利益，力保中外“和局”的條件下，換取列強的支持，引進洋槍洋炮和西方某些先進技藝，求得“自強”，确保清朝統治。
早在第二次鴉片戰争期間，江蘇巡撫吉爾杭阿等人，便向朝廷提出：用對外妥協換取列強的軍事援助，鎮壓太平天國。
到第二次鴉片戰争結束，代表清政府與英、法簽訂《北京條約》的奕、桂良和文祥等，向朝廷提出：外國侵略者隻是清朝的“肢體之患”或“肘腋之憂”，而太平天國和撚軍等才是“心腹之患”，因此，對列強應當“信義籠絡”，以共同對付人民起義。
為了便于“籠絡”，他們建議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簡稱“總理衙門”或“總署”“譯署”）。
奕等人的獻策，得到了曾國藩等封疆大吏的支持。
這樣，在奕、曾國藩等重臣的倡導下，從六十年代初開始，在清朝一部分掌握實權的官僚中，出現一股興辦“洋務”的熱潮，開展了曆時三十多年的洋務運動。
1860年冬，清廷一度設撫夷局于北京嘉興寺，調滿、漢大員輪番到局辦公，處理對外交涉。
後來，這個名稱已不合時宜，1861年1月清政府正式成立總理衙門，作為應付洋務的中央機關，由奕、桂良、文祥三人兼領總理衙門大臣，下設英國股、法國股、俄國股、美國股，調内閣、軍機處和各部院官員，負責日常工作。
1883年，又增設海防股，管理南洋海防和北洋海防，包括長江水師、北洋海軍，以及與之有關的各機構和設施。
總理衙門作為一個外交事務部門，不但取代了原由理藩院和禮部掌管的大部分事務，并包辦了一切需同外國發生聯系的活動。
如向外國購買軍火、船艦、機器；請外國人充教練、顧問，向外國派遣留學生，管理海關稅收，等等。
它實際上成為各部的綜合機構，而且其主持人例由王公大臣兼任。
如1861年至884年，一直由恭親王奕主持，奕是道光皇帝的第六子、鹹豐皇帝的弟弟。
1884年以後，直到1894年，則由另一位王公慶親王奕劻主持。
所以，總理衙門成了駕于六部之上的籌辦洋務的最高行政機構。
在總理衙門成立的同時，清政府還設置南洋和北洋兩個通商大臣。
南洋通商大臣系1866年由五口通商大臣改稱，管理第一次鴉片戰争後開放的五口（皆在南方）和第二次鴉片戰争後開放的沿江及南方各口，初由江蘇巡撫兼領，1865年後由兩江總督兼領。
北洋通商大臣管理第二次鴉片戰争後開放的北方三口（天津、營口、煙台），故初稱三口通商大臣。
初命侍郎銜候補京堂崇厚掌管，1870年起改為北洋通商大臣，由直隸總督兼領。
南北兩個通商大臣，在辦理有關各口的通商事務以外，還就地辦理其他各項對外事務。
根據奕的提議，1862年總理衙門設立京師同文館，招收八旗少年入館學習英文，以培養洋務人才。
英國人包爾騰（JohnShawBurdan）受聘為英文教習；1869年起直到1894年，美國傳教士丁韪良（W．A.P．Martin）任總教習。
同文館初隻設英文館，不久增設俄文館、法文館，1872年又增德文館，甲午戰争後更增日文館。
這些語種的增加，不但表明洋務運動的發展和演變曆程，也反映了外國侵略勢力在中國的擴張。
在京師同文館之後，李鴻章（時為江蘇巡撫）于1863年在上海設立廣方言館，兩廣總督瑞麟于1864年在廣州設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