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禁煙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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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成為從陸路來的鴉片販子。
罪惡的鴉片貿易，給東印度公司、英印政府和鴉片販子帶來的是十倍于成本的驚人利潤。
以1813年為例，一箱上等孟加拉鴉片“公班土”，成本不過二百三十七盧比，市場拍賣價格卻是二千四百二十八盧比；其中，約三分之二利潤進了東印度公司的腰包，三分之一則以鴉片稅的名義歸英印政府所得。
英印政府每年從鴉片專賣和過境稅中取得的收入，占其全年财政總收入的十分之一左右；以1835—1839年為例，鴉片收入平均每年一千八百萬盧比，折合白銀五百十九萬六千多兩。
至于從印度向中國販賣鴉片，一轉手就能牟取将近百分之五十的暴利。
罪惡的鴉片貿易，又是英國資産階級扭轉對華貿易逆差，打開中國市場的主要手段。
如果僅僅從正當商品來分析中英貿易，那麼到十九世紀三十年代，中國仍然處于每年出超二三百萬兩白銀的有利地位；但一加上鴉片貿易這隻砝碼，貿易收入的天平就完全倒向英國。
1839年11月，倫敦的“印度與中國協會”主席、下院議員、資本家集團代表拉本德（G.G．deH．Larpent）等人，在給外交大臣帕麥斯頓的信中談道：自1837年7月1日到1838年6月30日，廣州從英國進口的貨物中，鴉片一項就占了三百三十七萬英鎊（每鎊合四元），抵銷當年全部中國對英出口額三百一十四萬英鎊還有餘。
無怪英國資産階級的孟買商會在《緻大不列颠各地東印度與中國協會書》中，恬不知恥地贊頌鴉片貿易，說：“輸出鴉片對于商務是有重大利益的，這就是把那個人口最多、資源最富的帝國的财富吸收出來，而用鴉片換來的白銀，則使英屬印度的大片土地喜氣洋洋，人丁興旺，也使得英國制造品對印度斯坦的輸出大為擴張，更使得這方面的海上航運與一般商務大為興盛，并且，還給英屬印度的國庫帶來一筆收入，其數超過整個孟買全省的田賦總額”。
巨大的社會災難 鴉片侵略使利欲熏心的鴉片販子們大發橫财，使英國政府在政治上和财政上獲得難以估計的好處；但對被侵略、被掠奪、被毒害的中國來說，卻是一場巨大的社會災難。
首先，鴉片流毒全國，給中國封建經濟帶來嚴重禍害。
由于鴉片輸入激增，中國每年要流出大量白銀。
中國雖然産銀很少，但長期來由于外貿出超，每年都有白銀流入。
英國對華貿易在1721—1740年間，有百分之九十四點九是以白銀來支付的，輸入的貨物僅占百分之五點一；即使在1792—1808年的十七年間，中英貿易結算，中方收益仍高達八百萬英鎊，合三千二百萬銀元。
但從鴉片大量湧進後，白銀流向發生了根本變化。
《英國議會文件》提到，1829—1840年間，從中國“輸出國外的現貨（銀元、紋銀和黃金）則幾達五千六百萬元”。
據估計，鴉片戰争爆發前二十年間，從中國外流的白銀，累計一億元以上（每年平均約五百萬元），相當于那時貨币流通總額的五分之一。
大量白銀外流，造成銀貴錢賤。
當時中國通用的貨币是白銀和制錢（圓形方孔的銅錢），規定每兩銀子換制錢一千文。
盡管市價與官價間容有出入，直到嘉慶朝（1796—1820）為止，波動幅度一般都沒有超過兩百文。
但從道光朝（1821—1850）開始，銀貴錢賤情況日益嚴重，到1838年，每兩銀子竟可換錢一千六百三十八文。
銀貴錢賤的最大受害者是勞動人民，因為農民和手工業者出售自己的少量産品時，得到的是銅錢，但“完糧納課，均需以錢易銀”，這樣，他們的實際賦稅負擔，無形中增加了百分之五六十。
中小商賈也受影響，以各省經辦鹽課的商人來說，“賣鹽俱系錢文，交課盡歸銀兩，昔則争為利薮，今則視為畏途”。
白銀外流、銀貴錢賤的結果，又造成百業蕭條、市場凋敝，使本已停滞的封建經濟，更加衰敗。
林則徐曾對蘇州南濠和湖北漢口這些著名的商業集散地進行調查，發現各種貨物銷路皆疲，重要原因是鴉片吸走了作為市場交換手段的白銀。
這一切，不僅使老百姓陷入困境，也使清政府國庫空虛，财政拮據。
結果，封建經濟出現嚴重的危機。
其次，鴉片使愈來愈多的中國人，在心靈和肌體兩方面受到毒害。
鴉片最初隻在沿海一帶行銷，後來通過大小窯口和廣貨挑擔深入内地，1829年已滋蔓十幾個省。
吸食鴉片的，起先隻是一些過糜爛生活的貴族、官僚、地主、商人和纨绔子弟，後來逐漸擴大到了依附統治階級的各色人等，如宮廷太監、幕友、差役、轎夫、商賈、娼妓、優伶、僧尼道士，甚至連駐防旗兵、綠營兵丁也都手握煙槍，吞雲吐霧。
據估計，1838年，中國吸食鴉片的“瘾君子”已有兩百多萬。
馬克思在為《紐約每日論壇報》所寫的一篇社論中，引用英國人蒙哥馬利·馬丁（MontgomerieMadding）的話，痛斥鴉片貿易比奴隸貿易更殘酷，因為“鴉片販子在腐蝕、敗壞和毀滅了不幸的罪人的精神世界以後，還折磨他們的肉體”。
第三，鴉片販子的大量行賄，使清王朝的吏治更趨潰爛。
“政以賄成”，是封建官僚政治的明顯特征。
從乾隆朝開始，皇帝專用親信的内務府旗人為粵海關監督，通過這個渠道勒取報效，搜括珍奇。
1790年曾一度下令，不準呈進鐘表、洋貨等物。
但1820年又規定“辦貢”，不僅給粵海關監督開了一份貢品清單（如朝珠、鐘表、鑲嵌挂屏、琺琅器皿、千裡鏡等），要粵海關以“備貢”為名，向皇帝交納現銀（每年十五萬兩），而且還用發售人參的名目，向行商高價勒索。
就這樣，粵海關從鴉片走私中受賄，皇帝則從粵海關分肥。
上行下效，廣東、福建沿海一帶官員兵弁，也泰然自若地從鴉片走私中得賄獲利。
以廣東為例，1826年兩廣總督李鴻賓裝模作樣地設巡船緝私，但巡船每月受規銀三萬六千兩，放私入口。
水師副将韓肇慶專以護私漁利，1837年與洋船約定，每萬箱送數百箱交水師“報功”，甚或以水師船代運進口。
而韓肇慶反以繳煙有功，保擢總兵，賞戴孔雀翎。
福建情況也是黑幕重重，水師官兵的收入，竟有十分之九來自規銀。
清政府因其腐敗而受賄放私，又因受賄放私而更加腐敗。
上自清朝皇帝、地方督撫，下至禁煙緝私的官員兵弁，相當一部分人直接間接都從鴉片走私得賄取利。
所謂禁令，除供官員作為勒索更多規銀的“上方寶劍
罪惡的鴉片貿易，給東印度公司、英印政府和鴉片販子帶來的是十倍于成本的驚人利潤。
以1813年為例，一箱上等孟加拉鴉片“公班土”，成本不過二百三十七盧比，市場拍賣價格卻是二千四百二十八盧比；其中，約三分之二利潤進了東印度公司的腰包，三分之一則以鴉片稅的名義歸英印政府所得。
英印政府每年從鴉片專賣和過境稅中取得的收入，占其全年财政總收入的十分之一左右；以1835—1839年為例，鴉片收入平均每年一千八百萬盧比，折合白銀五百十九萬六千多兩。
至于從印度向中國販賣鴉片，一轉手就能牟取将近百分之五十的暴利。
罪惡的鴉片貿易，又是英國資産階級扭轉對華貿易逆差，打開中國市場的主要手段。
如果僅僅從正當商品來分析中英貿易，那麼到十九世紀三十年代，中國仍然處于每年出超二三百萬兩白銀的有利地位；但一加上鴉片貿易這隻砝碼，貿易收入的天平就完全倒向英國。
1839年11月，倫敦的“印度與中國協會”主席、下院議員、資本家集團代表拉本德（G.G．deH．Larpent）等人，在給外交大臣帕麥斯頓的信中談道：自1837年7月1日到1838年6月30日，廣州從英國進口的貨物中，鴉片一項就占了三百三十七萬英鎊（每鎊合四元），抵銷當年全部中國對英出口額三百一十四萬英鎊還有餘。
無怪英國資産階級的孟買商會在《緻大不列颠各地東印度與中國協會書》中，恬不知恥地贊頌鴉片貿易，說：“輸出鴉片對于商務是有重大利益的，這就是把那個人口最多、資源最富的帝國的财富吸收出來，而用鴉片換來的白銀，則使英屬印度的大片土地喜氣洋洋，人丁興旺，也使得英國制造品對印度斯坦的輸出大為擴張，更使得這方面的海上航運與一般商務大為興盛，并且，還給英屬印度的國庫帶來一筆收入，其數超過整個孟買全省的田賦總額”。
巨大的社會災難 鴉片侵略使利欲熏心的鴉片販子們大發橫财，使英國政府在政治上和财政上獲得難以估計的好處；但對被侵略、被掠奪、被毒害的中國來說，卻是一場巨大的社會災難。
首先，鴉片流毒全國，給中國封建經濟帶來嚴重禍害。
由于鴉片輸入激增，中國每年要流出大量白銀。
中國雖然産銀很少，但長期來由于外貿出超，每年都有白銀流入。
英國對華貿易在1721—1740年間，有百分之九十四點九是以白銀來支付的，輸入的貨物僅占百分之五點一；即使在1792—1808年的十七年間，中英貿易結算，中方收益仍高達八百萬英鎊，合三千二百萬銀元。
但從鴉片大量湧進後，白銀流向發生了根本變化。
《英國議會文件》提到，1829—1840年間，從中國“輸出國外的現貨（銀元、紋銀和黃金）則幾達五千六百萬元”。
據估計，鴉片戰争爆發前二十年間，從中國外流的白銀，累計一億元以上（每年平均約五百萬元），相當于那時貨币流通總額的五分之一。
大量白銀外流，造成銀貴錢賤。
當時中國通用的貨币是白銀和制錢（圓形方孔的銅錢），規定每兩銀子換制錢一千文。
盡管市價與官價間容有出入，直到嘉慶朝（1796—1820）為止，波動幅度一般都沒有超過兩百文。
但從道光朝（1821—1850）開始，銀貴錢賤情況日益嚴重，到1838年，每兩銀子竟可換錢一千六百三十八文。
銀貴錢賤的最大受害者是勞動人民，因為農民和手工業者出售自己的少量産品時，得到的是銅錢，但“完糧納課，均需以錢易銀”，這樣，他們的實際賦稅負擔，無形中增加了百分之五六十。
中小商賈也受影響，以各省經辦鹽課的商人來說，“賣鹽俱系錢文，交課盡歸銀兩，昔則争為利薮，今則視為畏途”。
白銀外流、銀貴錢賤的結果，又造成百業蕭條、市場凋敝，使本已停滞的封建經濟，更加衰敗。
林則徐曾對蘇州南濠和湖北漢口這些著名的商業集散地進行調查，發現各種貨物銷路皆疲，重要原因是鴉片吸走了作為市場交換手段的白銀。
這一切，不僅使老百姓陷入困境，也使清政府國庫空虛，财政拮據。
結果，封建經濟出現嚴重的危機。
其次，鴉片使愈來愈多的中國人，在心靈和肌體兩方面受到毒害。
鴉片最初隻在沿海一帶行銷，後來通過大小窯口和廣貨挑擔深入内地，1829年已滋蔓十幾個省。
吸食鴉片的，起先隻是一些過糜爛生活的貴族、官僚、地主、商人和纨绔子弟，後來逐漸擴大到了依附統治階級的各色人等，如宮廷太監、幕友、差役、轎夫、商賈、娼妓、優伶、僧尼道士，甚至連駐防旗兵、綠營兵丁也都手握煙槍，吞雲吐霧。
據估計，1838年，中國吸食鴉片的“瘾君子”已有兩百多萬。
馬克思在為《紐約每日論壇報》所寫的一篇社論中，引用英國人蒙哥馬利·馬丁（MontgomerieMadding）的話，痛斥鴉片貿易比奴隸貿易更殘酷，因為“鴉片販子在腐蝕、敗壞和毀滅了不幸的罪人的精神世界以後，還折磨他們的肉體”。
第三，鴉片販子的大量行賄，使清王朝的吏治更趨潰爛。
“政以賄成”，是封建官僚政治的明顯特征。
從乾隆朝開始，皇帝專用親信的内務府旗人為粵海關監督，通過這個渠道勒取報效，搜括珍奇。
1790年曾一度下令，不準呈進鐘表、洋貨等物。
但1820年又規定“辦貢”，不僅給粵海關監督開了一份貢品清單（如朝珠、鐘表、鑲嵌挂屏、琺琅器皿、千裡鏡等），要粵海關以“備貢”為名，向皇帝交納現銀（每年十五萬兩），而且還用發售人參的名目，向行商高價勒索。
就這樣，粵海關從鴉片走私中受賄，皇帝則從粵海關分肥。
上行下效，廣東、福建沿海一帶官員兵弁，也泰然自若地從鴉片走私中得賄獲利。
以廣東為例，1826年兩廣總督李鴻賓裝模作樣地設巡船緝私，但巡船每月受規銀三萬六千兩，放私入口。
水師副将韓肇慶專以護私漁利，1837年與洋船約定，每萬箱送數百箱交水師“報功”，甚或以水師船代運進口。
而韓肇慶反以繳煙有功，保擢總兵，賞戴孔雀翎。
福建情況也是黑幕重重，水師官兵的收入，竟有十分之九來自規銀。
清政府因其腐敗而受賄放私，又因受賄放私而更加腐敗。
上自清朝皇帝、地方督撫，下至禁煙緝私的官員兵弁，相當一部分人直接間接都從鴉片走私得賄取利。
所謂禁令，除供官員作為勒索更多規銀的“上方寶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