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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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他運氣好，剛一得到軍事之成功，适逢第二次大戰在歐洲爆發，西班牙雖沒有卷入戰事（但西班牙的志願軍稱“藍色師團”曾參加德軍攻蘇），而整個世界都在軍事行動之中。
而且内外都預期西班牙随時有參戰可能的當兒，他的嚴格管制也就可視為當然。
西班牙經濟之自給自足，始終沒有做到。
但是經過佛朗哥統治，已經成了一個有結構的組織，而尤以大戰結束後，乘着歐洲的複興，1948年至1958年之間有長足的進展，可以作為今日與歐洲其他先進國家分工合作的基礎。
佛朗哥事業中最值得稱道的，是他能抵禦希特勒的壓力，沒有參加軸心國的戰事。
這是否因為他要求北非的殖民地不得而下此決心，已無關宏旨，事實上西班牙能保守中立，戰後才能和西方民主國合作，終于1953年以軍事基地換得美援，從此進入西方民主國家的陣容。
不為意識形态包圍，可算佛朗哥一生的長處。
長槍黨成立時，本有極濃厚的國家主義與帝國主義色彩。
可是以後世界局勢之發展使佛朗哥看穿無法實現開拓殖民地之美夢，他即主動放棄海外屬地，不像荷蘭與葡萄牙不識時宜。
60年代各種罷工示威運動蜂起，他也決心在1966年将政權的硬度減輕，例如開後言論自由，以議會1／4的席次交由直接選舉，使已婚婦女有選舉權，法律上承認信教自由，停止長槍黨控制工會。
最後則指定卡洛斯（JuanCarlos）為儲君及他本人之繼承人。
後者乃于1977年下令停止長槍黨運動，自是才全面結束了西班牙的法西斯曆史階段。
以一個法西斯的首腦，能在第二次大戰後繼續存在，已屬不易，而且佛朗哥的專制政體不經暴動即進入民主體制，尤為曆史上罕有。
然則贊賞獨裁者非本書之宗旨。
況且佛朗哥的政權在經濟管制期間産生黑市，官僚機構中出現貪污狼藉的情事。
雖有1966年的改革，西班牙的工人、學生，甚至教會，仍在批判、反對他的政權。
佛朗哥放在口頭上的救濟貧農政策很少兌現。
長槍黨執政初十年很少有規劃農村之事，以後經濟情形好轉，才逐漸施惠于農民。
其重點不在重新分配土地，而是由國家投資于灌溉及築林、開拓荒地，放寬信用貸款、維持最低工資。
雖有些貧農分得一些田地，但為數不多。
而最有效的農村政策，并非将大地産分割為小塊，而是組織貧農，将分割得至小此來彼往不便經營之土地（minifundia）集中。
西班牙一般農民的生活，确在最近一二十年内有了相當的增進。
可是其原因不在于政府之農業政策，而是一般生活水準提高（此又由于西歐普遍的經濟繁榮），農作物價格提升，同時鄉村人口流動到城市及國外，減少内地壓力所緻。
佛朗哥的事迹，使我們更覺得有将曆史視界放寬放大的必要。
在現今國際場合中，西班牙實為小國（面積不逾20萬平方英裡，不及中國1／15，人口在1936年為2500萬，在1975年為3500萬，亦不過中國一省）。
加以内戰以前已經有相當的工礦及商業基礎，土地上增進開發的程度則有限。
所以整個的改組與其從最下端和最落後的部門着手，完全放棄私人财産權一切重來（這也是當日人民陣線的計劃，内戰期間他們已在沒收地産組織集體農場），不如從中層強制幹預生産關系，來得迅速有效。
隻是兩者都束縛人身自由，也都有殘酷暴虐的趨向，很難使人事前判斷誰是誰非，如是才有内戰之展開。
内戰期間雙方戰死及傷重而死和在敵後被屠殺者27萬人。
又經過大變動，戰後因各種原因陸續殒身超過尋常死亡率者，與前數合計可能共達90萬人。
所以西班牙所付代價不為不巨且深。
如果這樣的犧牲在曆史上不是全無意義的話，我們隻能說這是改造期間難能避免的痛苦。
也像其他内戰一樣，志士仁人之血與投機分子之血縱橫交流。
所幸長槍黨法西斯體制隻為過渡期間的惡毒工具，從未被曆史安排作為長遠之寄托。
今日西班牙汽車制造工業與化學工業不強，而以旅遊為各種企業的最大宗，以全國40％的就業人員從事于服務性質之工作。
也因為西班牙之曆史與古迹及氣候暨地理環境，才有此機緣。
這一方面表示現今世界經濟已超速的國際化，另一方面也顯示人類集體适應于經濟趨向的能力，所在皆然，誠有如司馬遷所說，“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
綜合看來，改組舊式國家以适應資本主義有不同途徑，而内中的基本法則隻有一個，此即将下層結構裡各種因素弄得概能公平而自由的交換。
丹麥以割讓國土而達此目的，西班牙則被法西斯體制統治40年而達此目的。
重建一個北非殖民地作台柱的大帝國，不可能解決西班牙内在的問題（從以後法國在北非的經驗看來，恐怕隻會增加問題）。
而隻有使農産品與農村剩餘的勞動力與都市經濟對流，才使今日之西班牙進入一個小康局面。
世事之發展如是，我們隻有更注重從技術角度看資本主義，而不以意識形态看資本主義。
具體的叙述與抽象的分析 本書以資本主義為主題，而内中缺乏将“資本”這一因素的功能與效用仔細琢磨的階段，恐不免為批評者所指責。
可是各章節早已講明，“資本主義”這一名詞最初就沒有取好，才有今日之暧昧遊離。
如果我們在當日有機緣插足的話，必會有不同的建議，即像“重商主義”（mercantilism）或“商業主義”（com-mercialism）亦較資本主義為佳（前者即見于亞當·斯密筆下。
不幸的是今日此二名詞又都已被賦予不同的意義）。
因為資本主義是一種社會現象，資本雖為其必要因素，但非其重點（資本主義之重點在其成為一種組織和一種運動，牽涉到全社會）。
同時，将“資本”這一因素仔細琢磨考察，屬于經濟學的範圍，有如從“價值論”（theoryofvalue）延伸到剝削論（theoryofexploitation）。
這個辦法将千變萬化的世事，極端簡化為幾個能被作者筆下充分掌握的因素，又更進一步将許多具體的事物高度的抽象化，然後作者才能将筆下的題材縱橫解剖，左右逢源。
這種辦法固然有它啟蒙的功效，也可以作經濟研究的線索，不過過于接近哲學，不足為曆史家的憑借。
如近身之事，“婚姻”可為曆史題材，因為一夫一妻和一夫多妻、離婚、重婚的程序、重婚的習慣、嫁妝及媒妁之出現都有事實上之根據可供搜索分析。
今若舍此不圖而另創一種原始的、最初的和理想的婚姻典範作為一切婚姻之始祖，再将已經證實的事項交與這抽象的觀念去權衡，則其作用全在支持意識形态，已和曆史研究相去至遠。
這本書的叙述，在每一事例之中，動辄包括數十年，也屬于“大曆史”的畸範。
大凡将人類曆史從長時間遠視界的立場檢讨，不期而然會在思量想象之中接近神學的領域。
作者已在其他著作中引用下圖闡釋自己的态度，現在不妨重述一遍： 圖上實線部分，代表人類之曆史，它不過是自創世以來，和下接未來世界當中之一部分，符合康德（ImmanuelKant）所謂“現象”（phenomena），兩方之虛線部分則符合康氏所謂“超現象”（noumena）（康德之區分由于因果作用[causality]，而不由于前後排列次序。
所以我們不能說以上之引證恰“等于”康德所用名詞。
然則在曆史學眼光看來，時間亦可以算作一種原因作用，所以稱“符合”，不算完全頂冒）。
向外之長箭頭代表人類之理想，經常有脫離現狀的趨勢，實際上這種向外擴充的力量仍被内向的和保守的力量牽制，圖上以較短之箭頭表示之。
結果人類采取的路線不外這兩種力量湊合而成的總和。
隻是我們永遠無法脫離曆史與地理之賦予，縱有突破性的進步，仍隻在這弧線範圍之内。
實線前後的兩段虛線，既屬“超現象”，我們無法證實，也隻能根據已有的史料推斷。
人類的理解力有此限度，我們不能強不知以為知。
這樣寫曆史，避免落入一個目的論（teleology）圈套。
而且内外都預期西班牙随時有參戰可能的當兒，他的嚴格管制也就可視為當然。
西班牙經濟之自給自足，始終沒有做到。
但是經過佛朗哥統治，已經成了一個有結構的組織，而尤以大戰結束後，乘着歐洲的複興，1948年至1958年之間有長足的進展，可以作為今日與歐洲其他先進國家分工合作的基礎。
佛朗哥事業中最值得稱道的，是他能抵禦希特勒的壓力，沒有參加軸心國的戰事。
這是否因為他要求北非的殖民地不得而下此決心，已無關宏旨，事實上西班牙能保守中立，戰後才能和西方民主國合作，終于1953年以軍事基地換得美援，從此進入西方民主國家的陣容。
不為意識形态包圍，可算佛朗哥一生的長處。
長槍黨成立時，本有極濃厚的國家主義與帝國主義色彩。
可是以後世界局勢之發展使佛朗哥看穿無法實現開拓殖民地之美夢，他即主動放棄海外屬地，不像荷蘭與葡萄牙不識時宜。
60年代各種罷工示威運動蜂起，他也決心在1966年将政權的硬度減輕，例如開後言論自由，以議會1／4的席次交由直接選舉，使已婚婦女有選舉權，法律上承認信教自由，停止長槍黨控制工會。
最後則指定卡洛斯（JuanCarlos）為儲君及他本人之繼承人。
後者乃于1977年下令停止長槍黨運動，自是才全面結束了西班牙的法西斯曆史階段。
以一個法西斯的首腦，能在第二次大戰後繼續存在，已屬不易，而且佛朗哥的專制政體不經暴動即進入民主體制，尤為曆史上罕有。
然則贊賞獨裁者非本書之宗旨。
況且佛朗哥的政權在經濟管制期間産生黑市，官僚機構中出現貪污狼藉的情事。
雖有1966年的改革，西班牙的工人、學生，甚至教會，仍在批判、反對他的政權。
佛朗哥放在口頭上的救濟貧農政策很少兌現。
長槍黨執政初十年很少有規劃農村之事，以後經濟情形好轉，才逐漸施惠于農民。
其重點不在重新分配土地，而是由國家投資于灌溉及築林、開拓荒地，放寬信用貸款、維持最低工資。
雖有些貧農分得一些田地，但為數不多。
而最有效的農村政策，并非将大地産分割為小塊，而是組織貧農，将分割得至小此來彼往不便經營之土地（minifundia）集中。
西班牙一般農民的生活，确在最近一二十年内有了相當的增進。
可是其原因不在于政府之農業政策，而是一般生活水準提高（此又由于西歐普遍的經濟繁榮），農作物價格提升，同時鄉村人口流動到城市及國外，減少内地壓力所緻。
佛朗哥的事迹，使我們更覺得有将曆史視界放寬放大的必要。
在現今國際場合中，西班牙實為小國（面積不逾20萬平方英裡，不及中國1／15，人口在1936年為2500萬，在1975年為3500萬，亦不過中國一省）。
加以内戰以前已經有相當的工礦及商業基礎，土地上增進開發的程度則有限。
所以整個的改組與其從最下端和最落後的部門着手，完全放棄私人财産權一切重來（這也是當日人民陣線的計劃，内戰期間他們已在沒收地産組織集體農場），不如從中層強制幹預生産關系，來得迅速有效。
隻是兩者都束縛人身自由，也都有殘酷暴虐的趨向，很難使人事前判斷誰是誰非，如是才有内戰之展開。
内戰期間雙方戰死及傷重而死和在敵後被屠殺者27萬人。
又經過大變動，戰後因各種原因陸續殒身超過尋常死亡率者，與前數合計可能共達90萬人。
所以西班牙所付代價不為不巨且深。
如果這樣的犧牲在曆史上不是全無意義的話，我們隻能說這是改造期間難能避免的痛苦。
也像其他内戰一樣，志士仁人之血與投機分子之血縱橫交流。
所幸長槍黨法西斯體制隻為過渡期間的惡毒工具，從未被曆史安排作為長遠之寄托。
今日西班牙汽車制造工業與化學工業不強，而以旅遊為各種企業的最大宗，以全國40％的就業人員從事于服務性質之工作。
也因為西班牙之曆史與古迹及氣候暨地理環境，才有此機緣。
這一方面表示現今世界經濟已超速的國際化，另一方面也顯示人類集體适應于經濟趨向的能力，所在皆然，誠有如司馬遷所說，“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
綜合看來，改組舊式國家以适應資本主義有不同途徑，而内中的基本法則隻有一個，此即将下層結構裡各種因素弄得概能公平而自由的交換。
丹麥以割讓國土而達此目的，西班牙則被法西斯體制統治40年而達此目的。
重建一個北非殖民地作台柱的大帝國，不可能解決西班牙内在的問題（從以後法國在北非的經驗看來，恐怕隻會增加問題）。
而隻有使農産品與農村剩餘的勞動力與都市經濟對流，才使今日之西班牙進入一個小康局面。
世事之發展如是，我們隻有更注重從技術角度看資本主義，而不以意識形态看資本主義。
具體的叙述與抽象的分析 本書以資本主義為主題，而内中缺乏将“資本”這一因素的功能與效用仔細琢磨的階段，恐不免為批評者所指責。
可是各章節早已講明，“資本主義”這一名詞最初就沒有取好，才有今日之暧昧遊離。
如果我們在當日有機緣插足的話，必會有不同的建議，即像“重商主義”（mercantilism）或“商業主義”（com-mercialism）亦較資本主義為佳（前者即見于亞當·斯密筆下。
不幸的是今日此二名詞又都已被賦予不同的意義）。
因為資本主義是一種社會現象，資本雖為其必要因素，但非其重點（資本主義之重點在其成為一種組織和一種運動，牽涉到全社會）。
同時，将“資本”這一因素仔細琢磨考察，屬于經濟學的範圍，有如從“價值論”（theoryofvalue）延伸到剝削論（theoryofexploitation）。
這個辦法将千變萬化的世事，極端簡化為幾個能被作者筆下充分掌握的因素，又更進一步将許多具體的事物高度的抽象化，然後作者才能将筆下的題材縱橫解剖，左右逢源。
這種辦法固然有它啟蒙的功效，也可以作經濟研究的線索，不過過于接近哲學，不足為曆史家的憑借。
如近身之事，“婚姻”可為曆史題材，因為一夫一妻和一夫多妻、離婚、重婚的程序、重婚的習慣、嫁妝及媒妁之出現都有事實上之根據可供搜索分析。
今若舍此不圖而另創一種原始的、最初的和理想的婚姻典範作為一切婚姻之始祖，再将已經證實的事項交與這抽象的觀念去權衡，則其作用全在支持意識形态，已和曆史研究相去至遠。
這本書的叙述，在每一事例之中，動辄包括數十年，也屬于“大曆史”的畸範。
大凡将人類曆史從長時間遠視界的立場檢讨，不期而然會在思量想象之中接近神學的領域。
作者已在其他著作中引用下圖闡釋自己的态度，現在不妨重述一遍： 圖上實線部分，代表人類之曆史，它不過是自創世以來，和下接未來世界當中之一部分，符合康德（ImmanuelKant）所謂“現象”（phenomena），兩方之虛線部分則符合康氏所謂“超現象”（noumena）（康德之區分由于因果作用[causality]，而不由于前後排列次序。
所以我們不能說以上之引證恰“等于”康德所用名詞。
然則在曆史學眼光看來，時間亦可以算作一種原因作用，所以稱“符合”，不算完全頂冒）。
向外之長箭頭代表人類之理想，經常有脫離現狀的趨勢，實際上這種向外擴充的力量仍被内向的和保守的力量牽制，圖上以較短之箭頭表示之。
結果人類采取的路線不外這兩種力量湊合而成的總和。
隻是我們永遠無法脫離曆史與地理之賦予，縱有突破性的進步，仍隻在這弧線範圍之内。
實線前後的兩段虛線，既屬“超現象”，我們無法證實，也隻能根據已有的史料推斷。
人類的理解力有此限度，我們不能強不知以為知。
這樣寫曆史，避免落入一個目的論（teleology）圈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