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法國大革命、俄國的十月革命和中國的長期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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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不相關。
其渴望取得土地固然由于生活所迫，也由于他們覺得受了不公平的待遇。
這種觀念也受着幾十年來俄國虛無主義者及民粹主義者（populist）熏陶的影響（以上人士受有高等教育，經常志願前往鄉村擔任教師、醫生、客棧經理等）。
并且這兩種要求連結一起，因為前方的士兵即是後方的農民，再不然則在書信之間彼此受親戚家人生活之遭遇和情緒上交流的影響。
而且帝國内部的少數民族或者要求獨立，或者渴望自治并且保存獨立的文化。
這些民衆間的願望起先看來虛遠不着實際，以後都在革命期間發生了決定性的力量。
二月革命爆發于1917年3月8日（以下除了“二月革命”及“十月革命”兩個既成語之外，所用日期均據新聞）。
彼得格勒城内食糧不足，準備實行配給制，尚未施行，消息外傳，引起人民搶購面包，經過好幾天騷動，一般市民，尤其工人階級，怨恨通貨膨脹，生活艱難。
3月8日婦女節，工廠裡的女工舉行遊行。
恰巧一座鐵片工廠裡的工人因為勞資糾紛被廠方關閉，也加入行列。
工會的組織和政黨的活躍分子就此也鼓勵其他工人參加。
示威遊行持續第二天，據說有50多個工廠關閉，參加遊行示威的近20萬人。
這時候杜馬（Duma，是俄國的議會，經過窄狹的選舉權産生，也隻有有限的權力）正在集會，會員也發表指責政府的議論。
遊行示威持續到第三天，警察已和示威者發生沖突，數處有了零星的死傷。
隻是派往支援的軍隊始終拒絕向人民動武。
在這3月10日，沙皇尼古拉二世由前方大本營緻電彼得格勒衛戍司令，稱遊行示威在與德奧決戰期間絕不容許，又稱“我命令你于明日停止首都内的不法行動”。
以後衛戍司令說他接着這電報别無話說，也隻能命令軍隊向群衆開火。
11日為星期日，遊行繼續舉行，衛戍軍隊執行鎮壓，據一個參與其事的士兵稱，兵士都希望部隊臨場，工人即時分散，縱是奉令開火，也隻是對上空發射。
但是軍官上前即逼迫部隊直射。
也有軍官自行操縱機關槍，當時工人死傷各約40人，遊行的隊伍被驅散。
又因為杜馬要求改組政府，設立“負責任之内閣”，沙皇當日接受首相建議，指令杜馬即日停會。
當夜彼得格勒的衛戍部隊開始嘩變，他們殺死驅散軍官，由推戴的軍士指揮，迄至12日晨從一連到另一連，一團到另一團，士兵開始聚集于街頭，将武器交與罷工的群衆，又率領他們到兵工廠，取出步槍40000支，從此工人武裝與嘩變的士兵同流，他們占領重要的建築，釋放被監禁的政治犯，并且向杜馬請示，要求活躍的議員領導。
杜馬在這時候處于一種非常為難的地位。
彼得格勒有工人40萬人，衛戍部隊也有16萬人，雖無從分曉有多少人員積極參與政變，隻是衛戍司令派着“可信任”的部隊去彈壓嘩變的群衆，不久這可靠的部隊也瓦解。
最後他自己統率不到2000人，退逃到海軍總署，自身難保，遑論發号施令、維持市内治安。
沙皇則在500英裡之外，杜馬議長的告急電報被他擱置不理。
首都的面包隻能供三四日之需。
街上的散兵三五成群，自願将武器施舍與人。
無疑的衛戍部隊早經左派分子感化，他們行動時唱馬賽歌、張紅旗。
可是這二月革命也和中國的辛亥革命武昌起義一樣，事到臨頭又群龍無首。
杜馬沒有發動革命，而是“革命來臨”到杜馬跟前。
于是議員決定不接受沙皇停會的指示，并且組織臨時委員會，除了最右派議員拒絕參加，流放于西伯利亞的布爾什維克議員不能參加外，有了各黨派的合作，當時對外宣布集會的目的，不外保全治安，維持各機構間之聯系。
俄國此時最大之革命政黨為社會革命黨（SocialRevolu-tionaries，簡稱SR）。
社革過去主張土地國有，滿足農民的要求，主張以暗殺作為遂行革命的手段。
刻下黨員增多，組織上缺乏以前的一貫性，也包括了不少溫和派的民主運動者。
二月革命時開始露鋒芒的克倫斯基（AleksandrKerensky）即在革命後由工黨改隸社革，以後從這立場主持較溫和的政策。
馬克思主義者，則以社會民主黨（SocialDemocrat，簡稱SD）為表率。
馬克思和恩格斯将人類社會的進化分為自奴隸社會至封建社會，再進而為資産階級的社會（馬克思始終未用“資本主義”[capitalism]這一名詞），然後才能進入社會主義體制，當然引起社會民主黨員反省。
俄國工業落後，民智未開，尚不夠資格稱為資本主義社會，工人則胼手胝足之不繼，又如何叫他們接受革命之重擔？因此種種問題，社民黨分裂為兩派。
孟什維克（Mensheviks）意譯為“少數派”。
他們雖奉馬克思的思想為正宗，可是認為俄國客觀條件不足以實行社會主義，所以他們目前隻能聯絡資産階級，促成自由化的改革，争取言論集會之自由，組織工會，推翻專制皇權，以便作下一步的改革。
二月革命符合這些宗旨，他們也樂于為之奔命。
布爾什維克（Bolsheviks）意譯為“多數派”，以列甯為領導人物，他也認為俄國先應經過一段“民主革命”（democraticrevolution）。
但這所謂“民主”，乃是“無産階級與農民的民主專政”。
而且列甯對革命黨員的成分，更有他獨特不同的看法。
他心目中的革命者乃是社會上之先知先覺，舍己亡命，以革命為職業。
所以其組織不能太廣泛，而能夠以秘密的方式和“越陰謀越好”（列甯自己的字眼）的手段達成任務。
二月革命初發生時，他們沒有熱烈投入，即至其他黨派召開組織蘇維埃的時候，他們也仍猶疑了幾個小時。
一方面因為他們的領導人物多在流亡，如列甯自己尚逗留于瑞士。
另一方面因兵變是工廠工人與士兵臨時倉卒釀成，難免與他們的革命方針相違。
孰料日後他們坐享其成，成為蘇聯唯一政黨。
布爾什維克于1918年3月8日，即二月革命之一周年，由列甯建議改名共産黨。
憲政民主黨（ConstitutionalDemocrats，簡稱Cadets）主張君主立憲，土地改革，但仍尊重私人财産，也贊成言論集會之自由，此時擔任了革命期間不少的任務。
他們參加杜馬之抗命于沙皇，而仍希望保全皇室。
因為當日很多人以為尼古拉二世不得不退位，以後皇位仍可由大公爵麥克繼承。
3月12日晚間已有兩種革命體制出現： 首先工人及叛軍蜂湧到杜馬議事廳，要求議會領導，由左派議員接見，當時決定成立一個“蘇維埃”。
蘇維埃為俄語“協會”之意，1905年革命時，工人蘇維埃曾一度出現，這次則包括兵工兩個部門。
當時最大顧慮為糧食問題，所以蘇維埃之下設有糧食委員會。
又怕反革命軍進攻，所以也設軍事委員會，此外再成立執行委員會。
更有文告委員會擔任新聞報道。
雖說工廠軍隊派代表參加，主持各委員會的人物大緻為有政黨關系的軍官、代表工人之律師、新聞從業員，有些尚是杜馬議員。
譬如前述的克倫斯基，此人還要在革命史内留名，過去他曾以律師身分代表工運，現任杜馬議員，當場被推為蘇維埃副主席兼軍事委員會委員。
蘇維埃倉卒成立時，旨在維持地方秩序，所以其會址即在議會廳13号室，過去預算委員會集會之所。
以後又幾曆滄桑，今日之蘇維埃則為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政治組織之骨幹。
夜半時分，杜馬的議員決定自行掌握政權。
杜馬議員前軍事醫學院教授密柳克夫（PavelMiliukov）出力最多，此人過去為憲政民主黨發起人之一，以後他出任臨時政府外交部長，因為主張繼續作戰，不孚人望，此時與克倫斯基同為自杜馬出面操縱群衆掌握二月革命的出色人物。
克倫斯基則在臨時政府擔任司法部長。
據說當工人士兵來杜馬請示時，他曾指使後者奪取郵政電報局，占領火車站、拘禁沙皇政府裡的各部長。
最初這雙重體制就已發生軒轾。
蘇維埃站在“民主”體制的立場，主張推翻皇朝。
杜馬議員意見分歧，有些出面維持秩序，既想保持會議合法的立場，還怕尼古拉軍事鎮壓成功，懲罰叛兵，對他們自己不利。
蘇維埃既成立了一個軍事委員會，杜馬也有了一個同樣的組織。
以後還是克倫斯基出力調停，将兩個委員會的工作人員合并，執行命令時以杜馬的軍事委員會為領導。
但是3月14日革命軍逐漸掌管全城，部隊歸順更多，蘇維埃通過全體大會，發布“通令第一号”，成為曆史上的一座裡程碑。
通令第一号授權各部隊組織委員會，各部隊得聽令于杜馬之軍事委員會，但以獲得蘇維埃之同意為限。
又規定士兵在值勤外享有公民權利，免除向軍官敬禮。
所有兵器彈藥由組成之委員會保管，“在任何情形下不得交付軍官”。
雖說通令乃針對當日沙皇下令彈壓遊行而來，在軍事組織上實為破天荒。
一位參與革命的杜馬議員事後說：“看着它的時候，我的血液變成了冷水，這是軍隊的終結。
” 迄至3月12日夜晚尼古拉二世仍以為叛亂可以用軍事力量削平，任命了一位将領為彼得格勒的“總裁”，抽調前方部隊向首都集結。
有些資料強調這将領與杜馬的議員接觸後，逗留于都城郊外，有些資料則強調鐵路工人将運兵的列車停壓，破壞了戡亂的計劃。
彼此又都同意前方的軍隊也有向革命者靠攏的趨向。
總而言之，總裁始終沒有履土于國都，最後，他接到沙皇和大本營的電令，終止一切軍事計劃。
沙皇除了任命總裁之外，于3月13日決定親返首都，他一直沒有抵達彼得格勒。
一路上他的火車也受到鐵路員工阻礙，并且謠言疊出，或稱前一站已被叛軍占領，或稱橋梁已被爆破。
他于14日夜晚改道而達浦斯可夫（Pskov），此地在彼得格勒西南約200英裡，也是俄國北方軍總司令部之所在。
翌日他在此地接見杜馬的代表，後者勸他退位，同時大本營的參謀長已與七個高級将領接觸，他們一緻勸皇上禅讓。
沙皇與杜馬見面時，據稱态度鎮靜，他自稱前一日已下決心，至此讓位于大公爵麥克。
一切文告安排完好後，他仍回大本營。
5天之後，臨時政府半由顧及他們之安全，将尼古拉一家軟禁，當時的計劃為遣放他們于英國，可是這計劃一直沒有遂行。
明年（1918）内戰期間，沙皇等被拘禁在烏拉爾山下歐亞交界處的城市，有陷入白軍手中的可能，本地蘇維埃獲得中央的批準，就地解決。
尼古拉夫婦、兒子、四個女兒、一個醫生和三個仆人，于7月16日夜間同時遇害，此是後話。
3月16日杜馬領袖聚集于大公爵麥克的寓所内，有人勸進，也有如克倫斯基者嚴辭警告麥克接受皇位之危險。
大公爵與杜馬議長商量之後，決定遜位不就。
麥克此時手下既無錢無兵，又有鐵道被工人掌握而行動不得自由的經驗，于是下了一道手令，在沒有登基之前，先行退位，隻承認了臨時政府為合法。
事實上俄羅斯在這一天成為民國，隻是各界協議之下國體問題留待以後立憲會議解決。
于是各地紛紛組織蘇維埃。
軍士獨立自主，成立委員會，工人掌握鐵道交通、郵政電訊，成為一般現象。
以農民為主體組成的村鎮委員會，更不受約束。
帝俄羅曼洛夫皇朝一向靠傳統與紀律存在，這兩種力量在10天之内，蕩然無存，那麼臨時政府合法與否，也無從掌握大局，事實上它尚須仰承彼得格勒蘇維埃之鼻息。
以上的情形已替十月革命鋪路。
可是俄羅斯究竟是一個橫跨歐亞，包含着億萬人民的大國，與德國的戰争尚未停止，因之3月至11月之間也還有一連串意外發展。
曆史資料提到1917年兩次革命之間俄國的社會情形，至今讀來仍令人心寒。
簡括說來，就是傳統維系社會穩定的系帶，此時全被割斷。
農民認為與地主所訂各項合約至此全部無效。
地主的産業被他們擅自“各取所需”地分割。
即不受公社管制之獨立小目耕農的産業也無可幸免。
7月間臨時政府曾下令禁止非法沒收财産，可是禁令自禁令，到頭總是無法執行。
傳教士與大學教授的地位一落千丈，他們與官僚和法官一樣被卑視。
大學裡的會議經常有外界分子滲入。
學生決議有權修改課程，幹預行政，辭退教員。
而尤以軍隊失去指揮系統之掌握問題最為嚴重。
陸軍近衛第二師的士兵被控在前線違抗命令，留下了一段史實，可以視作當時軍令縱弛的極端情形。
經過二月革命後，該師各部隊組織委員會，德茲瓦洛夫斯基（Dzevaltovsky）中尉被推為主席和團代表。
他過去是标準軍官，4月至彼得格勒開會回團之後态度大變，官兵也唯他馬首是瞻。
團長除非得到德中尉的諒解，不能下命令管馭部屬。
德中尉檢查官兵的郵件，他主張與敵兵親善。
他自己已加入布爾什維克，經常與士兵接觸組織黨支部，卻不讓其他軍官參加。
在他看來，俄國與德奧的戰争為資産階級的戰争，與無産階級毫不相幹。
5月，該師奉令攻擊。
德中尉與士兵集會，決定逗留不前。
事後軍事當局認為，攻擊失敗，系布爾什維克在陣線中破壞之故。
可是另一方面，參加是役之五零六團有官兵3000人，陣亡及受傷的達2513人，雖說死傷之多，不由于将士之英勇，而系由于被敵炮集中射擊。
此外各部隊逃兵數目之多也駭人聽聞。
有人估計80萬，大概他們将官兵赴後方參加蘇維埃的代表算入，另一個估計竟說逃兵有200萬。
馬克思主義者常說二月革命是資産階級的革命。
可是俄國工廠裡的工人隻有300萬，資本家不能出面成為穩定社會之因素。
況且俄國各種工礦企業，近乎一半的所有權在外人手中。
勞資雙方既缺乏集體談判的經驗，二月革命之後，有關增資問題及八小時工作制（資方認為俄國工人效率低，八小時工作不能與國外競争），隻産生了一串罷工閉廠的糾紛。
政府和蘇維埃委員會的調解也鮮有成效。
為了生活問題及戰時生産的需要，隻有由工人強制接收工廠自營，或交給國家管理。
縱使如此，資本家仍能與銀行接觸，影響訂貨單，則接管亦無實際用場。
再進一步，則隻有沒收私人企業，褫奪資本家經濟活動的權力，作體制上的改革了。
況且鐵道運輸負擔過重，連年缺乏整備，效率顯然降低，供應不及，生産因之減少，資本緊縮，也非接收和取締所能彌補。
1917年谷物的生産隻有5000萬噸，比一年之前減少了1200萬噸，而且農民大多背粜。
彼得格勒與莫斯科的面包配給，自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之間，自每人每日一磅減至每人每日半磅。
盧布之購買力貶至以前的1／4。
這八個月之間，至少有一打左右的人物，影響了曆史的過程，其重要者無逾克倫斯基及列甯。
克倫斯基由臨時政府的司法部長而軍政部長，而内閣總理，為人慷慨，善于辭令，一時極得群衆仰慕。
他希望和衷共濟地領導民主俄國，合法地且不流血地完成革命，也有人說他有拿破侖的風度。
攻擊他的人則說他向資本家靠齊，終必放棄革命的社會色彩。
他雖參加蘇維埃，但對這種運動不存信心。
列甯17歲時，長兄因參加革命而被判死刑，對他産生絕大的影響。
也可以說他之一生從上學、旅行、結婚、著書、辦報及被逐放，其中積年屢月無不與革命有關（雖說這不是否認他也愛好棋琴及各種運動與戶外生活）。
他成為一個成功的革命家，半由他始終一緻，半由他絕對願意走極端，而且極端地武斷。
這種态度在當日沙星與希臘正教統治之下的俄國，知識界人士正感到政治氣氛令人窒息，群衆運動也無從展開的情形下，引起了一部分過激分子的支持。
列甯對資産階級也像對沙皇極權政治一樣的痛恨。
歐戰一開始，他就認為帝國主義間的戰争應當立即導引改向為階級戰争。
并且他将這種宗旨寫成宣言，準備叫同志在杜馬會場宣讀，計劃仍在讨論之中，已被警察查悉。
政府将布爾什維克議員一并拘捕放逐于西伯利亞。
列甯本人此時逗留奧國，也一度被捕，出獄後留居瑞士。
在列甯看來，帝國主義乃是資本主義最後之階段。
所以他不僅相信俄國之解放不遠，而且西歐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也覆沒在即。
可是也隻有極權政治能代替極權政治。
俄國在進入共産主義社會之前仍需經過一段“無産階級專政”的階段。
他說：“有國家則無自由；有自由即無國家。
”他也說現今人類的性格不可缺乏服從。
除非人民開始相安于一個沒有暴力及服從的社會條件之下，當前隻有“臣服于一個武裝的先鋒隊”。
克倫斯基為人不念舊惡，他幫助過去拘禁他的政敵，他以其力之所及保護被推翻的權要，及于沙皇。
并且提倡民權，男女平等，也是提到和平停戰的第一人。
列甯則在二月革命爆發之後接受德國援助返俄。
依法律而言，此為通敵。
20世紀末期的中國讀者看到這些事迹，很可能欽慕克倫斯基的風度。
但是何以在十月革命時克倫斯基一蹶不振，隻能終身流寓海外（詳下），另一方面列甯被稱為“革命的天才”，而且至今他的名字仍是家傳戶曉？其間之奧妙值得今人深思。
俄國革命事出突然，即革命者也感到措手不及。
時人隻有兩種方式可以對現局作曆史之解釋。
一是借用法國大革命之經驗，一是引用馬克思的曆史觀。
克倫斯基被稱為波拿已。
革命的隊伍不時唱馬賽歌，被稱為“無褲黨”（sansculottes）（詳上書），又有些參與的人士，自稱為吉倫德派（詳上節），克倫斯基的内閣也有不少實業家與企業家加入。
可見得不少俄國人士在1917年仍在想念巴黎之1789年或1848年（拿破侖三世自此出頭），初看起來，當中不無相似之處。
可是俄國和100多年前或70年前的法國相較，有很大的差别。
法國是一個縱寬均約500英裡、同一文化的民族國家。
俄國的縱長即逾六千英裡，當中有不同的民族和語言。
法國大革命擾亂十年之後，基層組織業已就緒，才有拿破侖者将革命精神人身化。
當時産業革命正待展開，第一帝國（拿破侖）和第二帝國（拿破侖三世）才能藉着資本主義作國家的陪襯。
俄國在1917年正受到産業革命不平衡成果的煎逼。
亦即農奴制度的殘餘尚未連根拔去，已有鐵道電信等等現代設備，所以落後的社會部門更趕不上前進部門。
而事實上也表現着沙皇之專制皇權，不可能在全民動員之現代戰争中成為有效的指導力量。
況且法國籍着革命産生的新興力量去應付對外戰争，俄國則因為對外戰争無法結束，才有革命。
在後者的情況下，無法由專制皇權突然改為政黨政治。
基本原因如是，與克倫斯基個人品德無關。
利用馬克思的曆史觀解釋當時情形，非獨列甯。
而且平心而論，前述孟什維克的見解尚比列甯的觀點更近于馬克思及恩格斯的理論。
列甯是否革命天才，仍系曆史家個人之意見。
但是他與其他同時人物比較，确是視界較寬。
但其所見也不一定正确（如他預期西歐資本主義國家也崩潰在即），我們可以從他傳記中看出，他間常也難免悲觀消極。
而若從他的整個言論看來，即可以體會他的革命哲學等于一個無神論者的宗教思想。
他的宇宙觀有一個“目的淪”（teleological）的布局。
因為其理想的全民平等，無侵略剝削與奴役，有如天堂獲救，标榜着道德力量，使他感覺到隻要目的純正，可不論手段。
而且列甯的行動非常實際。
俄國農民希望得到土地，少數民族久已不滿于帝俄的統治，這兩點群衆意識之所在，他都盡量掌握。
他曾說： 〖我們是民主的政府，因此縱是所見不同，我們也不能忽視群衆的意向。
當農民将法律付諸實施的時候，他們會發現真理之所在。
生活是它自己最好的導師，它會表彰誰是正确。
讓農民在那一端解決此問題，我們在這一端解決此問題吧。
此問題由我們之志趣而解決或是因社會革命黨所訂計劃之志趣而解決，無關宏旨。
農民必須堅決的被保證村莊裡不再有地主，這才是重點所在。
讓農民解決所有問題，讓他們策劃他們的生活吧。
〗 今日已事去70年，曆史有了更長的發展，我們可以離開政壇意識，站在純技術之立場，将全局重新檢讨。
俄國在1917年，近于霍布斯（詳第五章）所說，國體解散，全民恢複到初民之絕對自由和無政府狀态。
雖說實際并無“所有人和所有人作戰”的狀态，但群衆各行所是，不聽約束。
在很多情形之下，群衆之激進，尚超過布爾什維克之意料。
在這種情形之下，環境所需要的不是寬大溫和的政治家，而是“巨靈”，一個帶全能性且具有經濟性格的現代政府。
列甯毫不謙遜地公開說這是他和黨員的着眼。
在十月革命之前他早已承認，志在奪取一切權力。
不過在這計劃實現之前，他先要獲得群衆之支持。
可是在另一方面，克倫斯基和其他人士，并沒有因為事後看來他們的舉措不合時宜即預先銷聲斂迹。
他們仍展開了一連串奮鬥。
1917年3月至11月8個月之間，因為他們之措施，有時尚是無可奈何，引導着列甯和共産黨登台。
二月革命成功之後，彼得格勒的蘇維埃即和臨時政府意見相左，各黨派之間也有無數争執。
經過一段紛亂之後，5月間協議成功，由蘇維埃的領袖人物加入政府，克倫斯基為軍政部長，也是主要的領導人物。
當時即決定在前線準備總攻擊。
因為不如此則不足以防止軍隊之繼續瓦解，并且不能戰者也不能言和，更不能獲得盟國同情。
所以政府派特别指導員下達各部隊，軍隊裡官兵成立的委員會也開始受檢束，克倫斯基本人也巡視前線鼓舞士氣，炮兵更給予特别的準備。
攻擊發動于7月，最初進展順利，第七軍及第十一軍俘敵18000人。
第八軍又再突破奧軍防線寬20英裡，兩天之内也獲俘萬餘。
就在此時，德國的精銳部隊投入戰鬥，俄國部隊撤退，潰不成軍。
7月底前線再度膠着，但俄國已失去原有陣地，士氣更為不振。
7月間彼得格勒亦遭到空前的騷擾，最初各部隊抽調兵員參加總攻擊，軍士不滿，組織示威遊行，引起海軍士兵和工廠裡的赤衛隊參加。
政黨政治不能産生有效的領導力量，則顯示出臨時政府之無力。
7月，憲政民主黨因為意見不合，退出政府。
一般軍民還不知道其中的原委與曲折，看來總是資産階級的詭詐陰謀。
布爾什維克一向标榜“所有權力交付蘇維埃”（其實蘇維埃也有各政黨參與之成分，但是代表工廠裡的工人與部隊中的士兵，臨時政府則繼承沙皇統治下杜馬之傳統），于是遊行示威的群衆要求“全俄蘇維埃執行委員會”（Vtsik）代替臨時政府。
也隻有“土地、和平與面包”的要求，才能為他們深切了解。
可是當暴民暴兵失去控制的時候，連布爾什維克的鼓動者亦無法掌握，即蘇維埃負責人也感到棘手。
“全城為遊行示威者所宰割”。
當克朗士德特（Kronstadt）水兵示威時，在街頭突然遭人襲擊。
水兵還手時也不問青紅皂白，就對着街頭群衆和若幹建築物開火。
7月16、17兩日，街頭死傷200人。
7月18日恢複風平浪靜，兵士還營，街頭恢複秩序，然而司法部這時公布一份文件，強調列甯是德國間諜，接受德國津貼，有“人證物證”。
事後經過各界的分析，所控訴之事并無确切證據；作證之人，也是來曆不明令人懷疑的分子。
可是大衆都信以為真，于是這一紙文書也就達到預期的功效。
布爾什維克的報紙《真理報》被查封，列甯恐怕被拘捕，隻好潛入地下，躲在芬蘭邊境。
另一位革命人物托洛茨基，昔日為孟什維克，又一度為獨立派，最近才從美國回俄，今後也是布爾什維克台柱，亦被監禁。
局勢平定之後，克倫斯基由軍政部長出任内閣總理。
他在8月下旬于莫斯科召開一個“全國政協會議”，到會的人有2400多，包括士農工商各業，左至蘇維埃，右至銀行家和沙皇麾下立功的軍人。
中有大學教授、市政委員等各色各樣人物，看來克倫斯基欲給俄國一個再造的機會，但9月上旬即發生“柯恩尼洛夫事件”。
柯恩尼洛夫（LavrKornilov）将軍多年活動于俄屬中亞腹地，擅長亞洲語言，可能有蒙古血統，曾任彼得格勒的防守司令，7月總攻擊時，曾在前線立功，克倫斯基拔擢他為俄軍總司令。
此人缺乏政治頭腦，倒是有志從一個職業軍人之立場，重整軍中風紀。
他的主張，譬如将鐵道交付軍事管理，重新準許在後方執行死刑等，不可能在當日氣氛内行得通。
他的态度逐漸明顯，總司令與總理間的摩擦也逐日公開化，于是柯恩尼洛夫成為反革命派的英雄，莫斯科的國是會議給他一個嶄露頭角的機會。
9月初他開始調動部隊，向首都彼得格勒集結，有肅清蘇維埃，強制執行改組臨時政府的企圖。
可是等到他的行動暴露，反叛成為事實的時候，鐵路不為他運兵，電報局不為他通信，即士兵也表示無意跟随着他推翻政府。
一個星期之内，克倫斯基下令在他的總司令部将他拘捕。
此人僥幸事後脫身。
以後在内戰期間領導白軍在俄國南部戰死。
9月經過柯恩尼洛夫事件之後，克倫斯基除舊布新，重組内閣，自己由總理兼總司令，正式宣布俄羅斯為民國。
9月底，在彼得格勒召開一個“民主會議”，民主會議與全國政協會議不同，會場代表隻有政協會議之半，約1200人。
資産階級的分子全部被拒于門外。
蘇維埃的代表最多。
也有各鄉鎮工會和宗教團體、少數民族的代表。
可是讨論如何組織聯合政府之時候，始終無法找到一個公意所在的方案，以後組織“民國參議會”的時候，布爾什維克即決定退出，托洛茨基業已恢複自由，為當時之發言人，列甯仍在藏匿之中，不斷以信件教導他的同志拒絕合作，強調時間業已成熟，可以并且亟須以暴力奪取政權。
為什麼我們研究資本主義，要牽扯這些事情？ 曆史上的資本主義，未曾出面自我宣揚其為一種組織與運動。
有幾個國家早已進入資本主義體制幾百年，還沒有為人稱道。
資本主義這名詞之出現，最初純由于反對者的攻擊。
經過俄國的十月革命，不僅在言辭上反對的聲浪達到最高潮，而且行動也到達最劇烈的階段。
可是從以上事迹看來，難道我們真能相信資産階級的陰謀和資本家的剝削是逼着革命左轉的唯一原因，或甚至這是最重要的原因或次要的原因？我們無從作肯定的答複。
和以上各節所述其他國家比較，20世紀初年的俄國與彼等唯一相似之處乃是内外煎逼，亟須将一個舊式農業體制改換為一個新型的商業體制。
此外不僅其背景和制度上的因素不能和其他國家相提并論，并且時間上之彙集尤為特殊。
以沙皇之絕對政權，引發一個全民戰争，不得不下台，是一切問題的焦點。
因此所産生之後果稱為十月革命者，其範圍必廣泛，時間也緊迫。
于是暴力必不可免。
列甯、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思想，與法家所謂“天地不為堯舜而存，也不為桀纣而亡”的宗旨相似。
時至今日，我們不敢說同情或贊成，隻有反複參照當日圖片，看到農村婦女到戰場上認屍，腸斷魂移，才能在無言之中了解，布爾什維克之成功，不在他們理論之真切正确，而是由于他們在行動中認識整個曆史轉動大方向之所在，而敢于接受此中的挑戰。
以上所述從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間之事迹，很少曆史上的積極意義，況且我們所勾畫的也挂一漏萬。
可是即使将當中細微末節全部縷舉，也隻能闡明當日俄國之中産階級、知識分子、維新人士和自由主義者數目稀少，力量低微，意見分歧。
所以，從協商會議到軍事行動，始終找不到出路，于是隻有如列甯者，自認帶有陰謀性的職業革命家之登場，于是也有所謂無産階級專政。
也就是說，在技術上講，俄羅斯需要一個強人與一群法家死士。
有了以上的了解，我們可以想象布爾什維克在11月7日奪取冬宮（WinterPalace）時并不費事的理由。
托洛茨基退出民國參議會時，痛罵臨時政府，既責備它在帝國主義資本家指使之下延長無意義的戰争，又怪它賣國，有意将彼得格勒送給敵人，還高呼一切權力交付蘇維埃，土地則給予人民，已等于一通宣戰的文告。
事實上自柯恩尼洛夫事變之後，群情有了大幅度的轉變，在各種選舉時，布爾什維克多占優勢，在彼得格勒及莫斯科的蘇維埃中都成為多數黨。
又有列甯的鼓吹，暴動已是箭在弦上。
最後幾日，克倫斯基認為責任所在，隻得和政府要員在冬宮日夜鎮守。
而保衛這地方的不過是女兵營、軍校學生和少數哥薩克部隊，總共不過千餘人。
布爾什維克部隊由水兵及工廠内的赤衛隊及芬蘭調來的軍隊組成。
水上則由一艘巡洋艦和水雷艇數艘策應。
11月6日深夜和7日淩晨，他們占領火車站、郵政局、電話公司和電報局，“一般的情形等于門衛接班”，“克倫斯基可以在這時赤手擒獲”，“當日電影院和戲院仍照常營業”，冬宮的牆上有好幾千顆機關槍子彈的痕迹，但近距離放射的炮彈沒有一顆命中。
這一連串的報道，隻證明戰事并不十分激烈。
“有時候尚呈現着喜劇之性質”。
莫斯科的巷戰反倒繼續了一個星期，布爾什維克方面死了500多人，集體葬在紅場。
陸海軍于聖誕節夜裡被正式接收，舊的軍隊已在解體，兵士各自返鄉。
新組織的紅軍則在次年出現。
所謂十月革命，當日流血不多，大規模的戰事還待以後展開。
以上事迹證實克勞塞維茲之論戰争：有時戰局十分劇烈尚可能缺乏真正意義，有時打得并不兇猛，反而關系深遠。
俄國十月革命近似後者。
克倫斯基在冬宮被攻擊之前脫走，企圖至前線糾集部隊光複首都，可是隻有700個哥薩克騎兵聽命。
其他成千成萬部隊中立。
在彼得格勒郊外，他率領的小部隊也被布爾什維克策反。
自此克倫斯基亡命海外，由法而美，終身未再履俄境。
列甯在11月7日開始露面。
新政府一切都在草創。
“财政部”所有的1000萬盧布，事實上是由革命者以槍杆劫持銀行在金庫裡取出的，即時放在列甯的衣櫃間中，但是11月7日無線電廣播時，新政府仍稱國體問題有待立憲會議解決，茲後不久宣告立即與交戰國講和。
土地問題則如前述，廢止土地所有權，地産不得買賣，地主也無價償，隻有種地之人準許持有土地，一概不許雇人耕種。
這是社會革命黨的宗旨，也是各地農民協會之決策。
列甯心中并不同意全民平等，小塊的耕種，此時為遷就局勢，而予以認可。
實際上這也是讓厭戰的士兵解隊回鄉，任農民分割地産。
至此沙皇體制才算全部解除。
過去8個月臨時政府之無效，乃因高層人物經常讨論方針與政策，抽象而不實際，下級的希望全未兌現。
并且軍隊已無戰鬥能力，農民分割土地已是既成事實。
列甯此時所能掌握的，也不外官衙公署和若幹交通機構，他們如不大刀闊斧将舊賬濫賬痛快地報銷作廢，則無法展開新局面。
可是這是俄羅斯的悲劇，也是人類的悲劇。
人類的曆史無法因為革面洗心即可重來，很多背景因素無法避免。
在中國抗戰及革命之最高潮時，猶看到農民拖泥帶水地耕田，學齡兒童用毛邊紙一筆一畫地習字。
多少英雄人物抛頭顱灑鮮血，仍無法革除社會上的習慣與傳統。
十月革命之前6年，中國之辛亥革命費力少而光複迅速，可是事後看來，推翻專制皇權，隻完成了革命序幕的初步而已。
俄國既為橫跨歐亞，包含億萬生靈之泱泱大國，也絕不能因赤衛隊占領了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若幹建築物，即算完成了革命，而其所完成的也是序幕中的初步。
俄國社會組織原則既已宣告全部作廢，在所有人都能與他人作戰的條件下，也隻有促成一個巨靈型政府之出現。
1918年3月蘇維埃政府（Sovnarcom）遷都莫斯科，布爾什維克改名共産黨。
從此以迄最近戈爾巴喬夫提倡重建（perstroika）及開放（glasnost），仍表現着十月革命之尾聲在70年後仍未完全結束。
檢讨此中事迹，似屬本書題材之外。
可是我們如不挂一漏萬地作一段極簡單的分析，則無法交代何以列甯及托洛茨基一等人，在70多年前即謂資本主義已至窮途末路，覆亡在即，而70年後，共産主義與資本主義之沖突仍未獲得定局。
也隻有在檢閱這段史迹之餘，我們才能體會到這些名詞在實踐上的意義。
列甯的憲法會議于1918年初召開，選出的議員以反對黨的為多，可是剛一開會，即由全俄蘇維埃執行委員會下令解散，理由為憲法會議“掩飾資産階級的反革命”。
實際上俄國此時尚談不上代議政治，我們有民國初年的立憲與約法的經驗，可以想見此中狀況。
新政府刻下的工作為與德奧締和，隻是不能戰也不能和。
德軍就趁着這機會以大軍壓境，一路勢如破竹。
蘇維埃政府原希望不割地不賠款，最後逼得無可奈何，也隻好在
其渴望取得土地固然由于生活所迫，也由于他們覺得受了不公平的待遇。
這種觀念也受着幾十年來俄國虛無主義者及民粹主義者（populist）熏陶的影響（以上人士受有高等教育，經常志願前往鄉村擔任教師、醫生、客棧經理等）。
并且這兩種要求連結一起，因為前方的士兵即是後方的農民，再不然則在書信之間彼此受親戚家人生活之遭遇和情緒上交流的影響。
而且帝國内部的少數民族或者要求獨立，或者渴望自治并且保存獨立的文化。
這些民衆間的願望起先看來虛遠不着實際，以後都在革命期間發生了決定性的力量。
二月革命爆發于1917年3月8日（以下除了“二月革命”及“十月革命”兩個既成語之外，所用日期均據新聞）。
彼得格勒城内食糧不足，準備實行配給制，尚未施行，消息外傳，引起人民搶購面包，經過好幾天騷動，一般市民，尤其工人階級，怨恨通貨膨脹，生活艱難。
3月8日婦女節，工廠裡的女工舉行遊行。
恰巧一座鐵片工廠裡的工人因為勞資糾紛被廠方關閉，也加入行列。
工會的組織和政黨的活躍分子就此也鼓勵其他工人參加。
示威遊行持續第二天，據說有50多個工廠關閉，參加遊行示威的近20萬人。
這時候杜馬（Duma，是俄國的議會，經過窄狹的選舉權産生，也隻有有限的權力）正在集會，會員也發表指責政府的議論。
遊行示威持續到第三天，警察已和示威者發生沖突，數處有了零星的死傷。
隻是派往支援的軍隊始終拒絕向人民動武。
在這3月10日，沙皇尼古拉二世由前方大本營緻電彼得格勒衛戍司令，稱遊行示威在與德奧決戰期間絕不容許，又稱“我命令你于明日停止首都内的不法行動”。
以後衛戍司令說他接着這電報别無話說，也隻能命令軍隊向群衆開火。
11日為星期日，遊行繼續舉行，衛戍軍隊執行鎮壓，據一個參與其事的士兵稱，兵士都希望部隊臨場，工人即時分散，縱是奉令開火，也隻是對上空發射。
但是軍官上前即逼迫部隊直射。
也有軍官自行操縱機關槍，當時工人死傷各約40人，遊行的隊伍被驅散。
又因為杜馬要求改組政府，設立“負責任之内閣”，沙皇當日接受首相建議，指令杜馬即日停會。
當夜彼得格勒的衛戍部隊開始嘩變，他們殺死驅散軍官，由推戴的軍士指揮，迄至12日晨從一連到另一連，一團到另一團，士兵開始聚集于街頭，将武器交與罷工的群衆，又率領他們到兵工廠，取出步槍40000支，從此工人武裝與嘩變的士兵同流，他們占領重要的建築，釋放被監禁的政治犯，并且向杜馬請示，要求活躍的議員領導。
杜馬在這時候處于一種非常為難的地位。
彼得格勒有工人40萬人，衛戍部隊也有16萬人，雖無從分曉有多少人員積極參與政變，隻是衛戍司令派着“可信任”的部隊去彈壓嘩變的群衆，不久這可靠的部隊也瓦解。
最後他自己統率不到2000人，退逃到海軍總署，自身難保，遑論發号施令、維持市内治安。
沙皇則在500英裡之外，杜馬議長的告急電報被他擱置不理。
首都的面包隻能供三四日之需。
街上的散兵三五成群，自願将武器施舍與人。
無疑的衛戍部隊早經左派分子感化，他們行動時唱馬賽歌、張紅旗。
可是這二月革命也和中國的辛亥革命武昌起義一樣，事到臨頭又群龍無首。
杜馬沒有發動革命，而是“革命來臨”到杜馬跟前。
于是議員決定不接受沙皇停會的指示，并且組織臨時委員會，除了最右派議員拒絕參加，流放于西伯利亞的布爾什維克議員不能參加外，有了各黨派的合作，當時對外宣布集會的目的，不外保全治安，維持各機構間之聯系。
俄國此時最大之革命政黨為社會革命黨（SocialRevolu-tionaries，簡稱SR）。
社革過去主張土地國有，滿足農民的要求，主張以暗殺作為遂行革命的手段。
刻下黨員增多，組織上缺乏以前的一貫性，也包括了不少溫和派的民主運動者。
二月革命時開始露鋒芒的克倫斯基（AleksandrKerensky）即在革命後由工黨改隸社革，以後從這立場主持較溫和的政策。
馬克思主義者，則以社會民主黨（SocialDemocrat，簡稱SD）為表率。
馬克思和恩格斯将人類社會的進化分為自奴隸社會至封建社會，再進而為資産階級的社會（馬克思始終未用“資本主義”[capitalism]這一名詞），然後才能進入社會主義體制，當然引起社會民主黨員反省。
俄國工業落後，民智未開，尚不夠資格稱為資本主義社會，工人則胼手胝足之不繼，又如何叫他們接受革命之重擔？因此種種問題，社民黨分裂為兩派。
孟什維克（Mensheviks）意譯為“少數派”。
他們雖奉馬克思的思想為正宗，可是認為俄國客觀條件不足以實行社會主義，所以他們目前隻能聯絡資産階級，促成自由化的改革，争取言論集會之自由，組織工會，推翻專制皇權，以便作下一步的改革。
二月革命符合這些宗旨，他們也樂于為之奔命。
布爾什維克（Bolsheviks）意譯為“多數派”，以列甯為領導人物，他也認為俄國先應經過一段“民主革命”（democraticrevolution）。
但這所謂“民主”，乃是“無産階級與農民的民主專政”。
而且列甯對革命黨員的成分，更有他獨特不同的看法。
他心目中的革命者乃是社會上之先知先覺，舍己亡命，以革命為職業。
所以其組織不能太廣泛，而能夠以秘密的方式和“越陰謀越好”（列甯自己的字眼）的手段達成任務。
二月革命初發生時，他們沒有熱烈投入，即至其他黨派召開組織蘇維埃的時候，他們也仍猶疑了幾個小時。
一方面因為他們的領導人物多在流亡，如列甯自己尚逗留于瑞士。
另一方面因兵變是工廠工人與士兵臨時倉卒釀成，難免與他們的革命方針相違。
孰料日後他們坐享其成，成為蘇聯唯一政黨。
布爾什維克于1918年3月8日，即二月革命之一周年，由列甯建議改名共産黨。
憲政民主黨（ConstitutionalDemocrats，簡稱Cadets）主張君主立憲，土地改革，但仍尊重私人财産，也贊成言論集會之自由，此時擔任了革命期間不少的任務。
他們參加杜馬之抗命于沙皇，而仍希望保全皇室。
因為當日很多人以為尼古拉二世不得不退位，以後皇位仍可由大公爵麥克繼承。
3月12日晚間已有兩種革命體制出現： 首先工人及叛軍蜂湧到杜馬議事廳，要求議會領導，由左派議員接見，當時決定成立一個“蘇維埃”。
蘇維埃為俄語“協會”之意，1905年革命時，工人蘇維埃曾一度出現，這次則包括兵工兩個部門。
當時最大顧慮為糧食問題，所以蘇維埃之下設有糧食委員會。
又怕反革命軍進攻，所以也設軍事委員會，此外再成立執行委員會。
更有文告委員會擔任新聞報道。
雖說工廠軍隊派代表參加，主持各委員會的人物大緻為有政黨關系的軍官、代表工人之律師、新聞從業員，有些尚是杜馬議員。
譬如前述的克倫斯基，此人還要在革命史内留名，過去他曾以律師身分代表工運，現任杜馬議員，當場被推為蘇維埃副主席兼軍事委員會委員。
蘇維埃倉卒成立時，旨在維持地方秩序，所以其會址即在議會廳13号室，過去預算委員會集會之所。
以後又幾曆滄桑，今日之蘇維埃則為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政治組織之骨幹。
夜半時分，杜馬的議員決定自行掌握政權。
杜馬議員前軍事醫學院教授密柳克夫（PavelMiliukov）出力最多，此人過去為憲政民主黨發起人之一，以後他出任臨時政府外交部長，因為主張繼續作戰，不孚人望，此時與克倫斯基同為自杜馬出面操縱群衆掌握二月革命的出色人物。
克倫斯基則在臨時政府擔任司法部長。
據說當工人士兵來杜馬請示時，他曾指使後者奪取郵政電報局，占領火車站、拘禁沙皇政府裡的各部長。
最初這雙重體制就已發生軒轾。
蘇維埃站在“民主”體制的立場，主張推翻皇朝。
杜馬議員意見分歧，有些出面維持秩序，既想保持會議合法的立場，還怕尼古拉軍事鎮壓成功，懲罰叛兵，對他們自己不利。
蘇維埃既成立了一個軍事委員會，杜馬也有了一個同樣的組織。
以後還是克倫斯基出力調停，将兩個委員會的工作人員合并，執行命令時以杜馬的軍事委員會為領導。
但是3月14日革命軍逐漸掌管全城，部隊歸順更多，蘇維埃通過全體大會，發布“通令第一号”，成為曆史上的一座裡程碑。
通令第一号授權各部隊組織委員會，各部隊得聽令于杜馬之軍事委員會，但以獲得蘇維埃之同意為限。
又規定士兵在值勤外享有公民權利，免除向軍官敬禮。
所有兵器彈藥由組成之委員會保管，“在任何情形下不得交付軍官”。
雖說通令乃針對當日沙皇下令彈壓遊行而來，在軍事組織上實為破天荒。
一位參與革命的杜馬議員事後說：“看着它的時候，我的血液變成了冷水，這是軍隊的終結。
” 迄至3月12日夜晚尼古拉二世仍以為叛亂可以用軍事力量削平，任命了一位将領為彼得格勒的“總裁”，抽調前方部隊向首都集結。
有些資料強調這将領與杜馬的議員接觸後，逗留于都城郊外，有些資料則強調鐵路工人将運兵的列車停壓，破壞了戡亂的計劃。
彼此又都同意前方的軍隊也有向革命者靠攏的趨向。
總而言之，總裁始終沒有履土于國都，最後，他接到沙皇和大本營的電令，終止一切軍事計劃。
沙皇除了任命總裁之外，于3月13日決定親返首都，他一直沒有抵達彼得格勒。
一路上他的火車也受到鐵路員工阻礙，并且謠言疊出，或稱前一站已被叛軍占領，或稱橋梁已被爆破。
他于14日夜晚改道而達浦斯可夫（Pskov），此地在彼得格勒西南約200英裡，也是俄國北方軍總司令部之所在。
翌日他在此地接見杜馬的代表，後者勸他退位，同時大本營的參謀長已與七個高級将領接觸，他們一緻勸皇上禅讓。
沙皇與杜馬見面時，據稱态度鎮靜，他自稱前一日已下決心，至此讓位于大公爵麥克。
一切文告安排完好後，他仍回大本營。
5天之後，臨時政府半由顧及他們之安全，将尼古拉一家軟禁，當時的計劃為遣放他們于英國，可是這計劃一直沒有遂行。
明年（1918）内戰期間，沙皇等被拘禁在烏拉爾山下歐亞交界處的城市，有陷入白軍手中的可能，本地蘇維埃獲得中央的批準，就地解決。
尼古拉夫婦、兒子、四個女兒、一個醫生和三個仆人，于7月16日夜間同時遇害，此是後話。
3月16日杜馬領袖聚集于大公爵麥克的寓所内，有人勸進，也有如克倫斯基者嚴辭警告麥克接受皇位之危險。
大公爵與杜馬議長商量之後，決定遜位不就。
麥克此時手下既無錢無兵，又有鐵道被工人掌握而行動不得自由的經驗，于是下了一道手令，在沒有登基之前，先行退位，隻承認了臨時政府為合法。
事實上俄羅斯在這一天成為民國，隻是各界協議之下國體問題留待以後立憲會議解決。
于是各地紛紛組織蘇維埃。
軍士獨立自主，成立委員會，工人掌握鐵道交通、郵政電訊，成為一般現象。
以農民為主體組成的村鎮委員會，更不受約束。
帝俄羅曼洛夫皇朝一向靠傳統與紀律存在，這兩種力量在10天之内，蕩然無存，那麼臨時政府合法與否，也無從掌握大局，事實上它尚須仰承彼得格勒蘇維埃之鼻息。
以上的情形已替十月革命鋪路。
可是俄羅斯究竟是一個橫跨歐亞，包含着億萬人民的大國，與德國的戰争尚未停止，因之3月至11月之間也還有一連串意外發展。
曆史資料提到1917年兩次革命之間俄國的社會情形，至今讀來仍令人心寒。
簡括說來，就是傳統維系社會穩定的系帶，此時全被割斷。
農民認為與地主所訂各項合約至此全部無效。
地主的産業被他們擅自“各取所需”地分割。
即不受公社管制之獨立小目耕農的産業也無可幸免。
7月間臨時政府曾下令禁止非法沒收财産，可是禁令自禁令，到頭總是無法執行。
傳教士與大學教授的地位一落千丈，他們與官僚和法官一樣被卑視。
大學裡的會議經常有外界分子滲入。
學生決議有權修改課程，幹預行政，辭退教員。
而尤以軍隊失去指揮系統之掌握問題最為嚴重。
陸軍近衛第二師的士兵被控在前線違抗命令，留下了一段史實，可以視作當時軍令縱弛的極端情形。
經過二月革命後，該師各部隊組織委員會，德茲瓦洛夫斯基（Dzevaltovsky）中尉被推為主席和團代表。
他過去是标準軍官，4月至彼得格勒開會回團之後态度大變，官兵也唯他馬首是瞻。
團長除非得到德中尉的諒解，不能下命令管馭部屬。
德中尉檢查官兵的郵件，他主張與敵兵親善。
他自己已加入布爾什維克，經常與士兵接觸組織黨支部，卻不讓其他軍官參加。
在他看來，俄國與德奧的戰争為資産階級的戰争，與無産階級毫不相幹。
5月，該師奉令攻擊。
德中尉與士兵集會，決定逗留不前。
事後軍事當局認為，攻擊失敗，系布爾什維克在陣線中破壞之故。
可是另一方面，參加是役之五零六團有官兵3000人，陣亡及受傷的達2513人，雖說死傷之多，不由于将士之英勇，而系由于被敵炮集中射擊。
此外各部隊逃兵數目之多也駭人聽聞。
有人估計80萬，大概他們将官兵赴後方參加蘇維埃的代表算入，另一個估計竟說逃兵有200萬。
馬克思主義者常說二月革命是資産階級的革命。
可是俄國工廠裡的工人隻有300萬，資本家不能出面成為穩定社會之因素。
況且俄國各種工礦企業，近乎一半的所有權在外人手中。
勞資雙方既缺乏集體談判的經驗，二月革命之後，有關增資問題及八小時工作制（資方認為俄國工人效率低，八小時工作不能與國外競争），隻産生了一串罷工閉廠的糾紛。
政府和蘇維埃委員會的調解也鮮有成效。
為了生活問題及戰時生産的需要，隻有由工人強制接收工廠自營，或交給國家管理。
縱使如此，資本家仍能與銀行接觸，影響訂貨單，則接管亦無實際用場。
再進一步，則隻有沒收私人企業，褫奪資本家經濟活動的權力，作體制上的改革了。
況且鐵道運輸負擔過重，連年缺乏整備，效率顯然降低，供應不及，生産因之減少，資本緊縮，也非接收和取締所能彌補。
1917年谷物的生産隻有5000萬噸，比一年之前減少了1200萬噸，而且農民大多背粜。
彼得格勒與莫斯科的面包配給，自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之間，自每人每日一磅減至每人每日半磅。
盧布之購買力貶至以前的1／4。
這八個月之間，至少有一打左右的人物，影響了曆史的過程，其重要者無逾克倫斯基及列甯。
克倫斯基由臨時政府的司法部長而軍政部長，而内閣總理，為人慷慨，善于辭令，一時極得群衆仰慕。
他希望和衷共濟地領導民主俄國，合法地且不流血地完成革命，也有人說他有拿破侖的風度。
攻擊他的人則說他向資本家靠齊，終必放棄革命的社會色彩。
他雖參加蘇維埃，但對這種運動不存信心。
列甯17歲時，長兄因參加革命而被判死刑，對他産生絕大的影響。
也可以說他之一生從上學、旅行、結婚、著書、辦報及被逐放，其中積年屢月無不與革命有關（雖說這不是否認他也愛好棋琴及各種運動與戶外生活）。
他成為一個成功的革命家，半由他始終一緻，半由他絕對願意走極端，而且極端地武斷。
這種态度在當日沙星與希臘正教統治之下的俄國，知識界人士正感到政治氣氛令人窒息，群衆運動也無從展開的情形下，引起了一部分過激分子的支持。
列甯對資産階級也像對沙皇極權政治一樣的痛恨。
歐戰一開始，他就認為帝國主義間的戰争應當立即導引改向為階級戰争。
并且他将這種宗旨寫成宣言，準備叫同志在杜馬會場宣讀，計劃仍在讨論之中，已被警察查悉。
政府将布爾什維克議員一并拘捕放逐于西伯利亞。
列甯本人此時逗留奧國，也一度被捕，出獄後留居瑞士。
在列甯看來，帝國主義乃是資本主義最後之階段。
所以他不僅相信俄國之解放不遠，而且西歐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也覆沒在即。
可是也隻有極權政治能代替極權政治。
俄國在進入共産主義社會之前仍需經過一段“無産階級專政”的階段。
他說：“有國家則無自由；有自由即無國家。
”他也說現今人類的性格不可缺乏服從。
除非人民開始相安于一個沒有暴力及服從的社會條件之下，當前隻有“臣服于一個武裝的先鋒隊”。
克倫斯基為人不念舊惡，他幫助過去拘禁他的政敵，他以其力之所及保護被推翻的權要，及于沙皇。
并且提倡民權，男女平等，也是提到和平停戰的第一人。
列甯則在二月革命爆發之後接受德國援助返俄。
依法律而言，此為通敵。
20世紀末期的中國讀者看到這些事迹，很可能欽慕克倫斯基的風度。
但是何以在十月革命時克倫斯基一蹶不振，隻能終身流寓海外（詳下），另一方面列甯被稱為“革命的天才”，而且至今他的名字仍是家傳戶曉？其間之奧妙值得今人深思。
俄國革命事出突然，即革命者也感到措手不及。
時人隻有兩種方式可以對現局作曆史之解釋。
一是借用法國大革命之經驗，一是引用馬克思的曆史觀。
克倫斯基被稱為波拿已。
革命的隊伍不時唱馬賽歌，被稱為“無褲黨”（sansculottes）（詳上書），又有些參與的人士，自稱為吉倫德派（詳上節），克倫斯基的内閣也有不少實業家與企業家加入。
可見得不少俄國人士在1917年仍在想念巴黎之1789年或1848年（拿破侖三世自此出頭），初看起來，當中不無相似之處。
可是俄國和100多年前或70年前的法國相較，有很大的差别。
法國是一個縱寬均約500英裡、同一文化的民族國家。
俄國的縱長即逾六千英裡，當中有不同的民族和語言。
法國大革命擾亂十年之後，基層組織業已就緒，才有拿破侖者将革命精神人身化。
當時産業革命正待展開，第一帝國（拿破侖）和第二帝國（拿破侖三世）才能藉着資本主義作國家的陪襯。
俄國在1917年正受到産業革命不平衡成果的煎逼。
亦即農奴制度的殘餘尚未連根拔去，已有鐵道電信等等現代設備，所以落後的社會部門更趕不上前進部門。
而事實上也表現着沙皇之專制皇權，不可能在全民動員之現代戰争中成為有效的指導力量。
況且法國籍着革命産生的新興力量去應付對外戰争，俄國則因為對外戰争無法結束，才有革命。
在後者的情況下，無法由專制皇權突然改為政黨政治。
基本原因如是，與克倫斯基個人品德無關。
利用馬克思的曆史觀解釋當時情形，非獨列甯。
而且平心而論，前述孟什維克的見解尚比列甯的觀點更近于馬克思及恩格斯的理論。
列甯是否革命天才，仍系曆史家個人之意見。
但是他與其他同時人物比較，确是視界較寬。
但其所見也不一定正确（如他預期西歐資本主義國家也崩潰在即），我們可以從他傳記中看出，他間常也難免悲觀消極。
而若從他的整個言論看來，即可以體會他的革命哲學等于一個無神論者的宗教思想。
他的宇宙觀有一個“目的淪”（teleological）的布局。
因為其理想的全民平等，無侵略剝削與奴役，有如天堂獲救，标榜着道德力量，使他感覺到隻要目的純正，可不論手段。
而且列甯的行動非常實際。
俄國農民希望得到土地，少數民族久已不滿于帝俄的統治，這兩點群衆意識之所在，他都盡量掌握。
他曾說： 〖我們是民主的政府，因此縱是所見不同，我們也不能忽視群衆的意向。
當農民将法律付諸實施的時候，他們會發現真理之所在。
生活是它自己最好的導師，它會表彰誰是正确。
讓農民在那一端解決此問題，我們在這一端解決此問題吧。
此問題由我們之志趣而解決或是因社會革命黨所訂計劃之志趣而解決，無關宏旨。
農民必須堅決的被保證村莊裡不再有地主，這才是重點所在。
讓農民解決所有問題，讓他們策劃他們的生活吧。
〗 今日已事去70年，曆史有了更長的發展，我們可以離開政壇意識，站在純技術之立場，将全局重新檢讨。
俄國在1917年，近于霍布斯（詳第五章）所說，國體解散，全民恢複到初民之絕對自由和無政府狀态。
雖說實際并無“所有人和所有人作戰”的狀态，但群衆各行所是，不聽約束。
在很多情形之下，群衆之激進，尚超過布爾什維克之意料。
在這種情形之下，環境所需要的不是寬大溫和的政治家，而是“巨靈”，一個帶全能性且具有經濟性格的現代政府。
列甯毫不謙遜地公開說這是他和黨員的着眼。
在十月革命之前他早已承認，志在奪取一切權力。
不過在這計劃實現之前，他先要獲得群衆之支持。
可是在另一方面，克倫斯基和其他人士，并沒有因為事後看來他們的舉措不合時宜即預先銷聲斂迹。
他們仍展開了一連串奮鬥。
1917年3月至11月8個月之間，因為他們之措施，有時尚是無可奈何，引導着列甯和共産黨登台。
二月革命成功之後，彼得格勒的蘇維埃即和臨時政府意見相左，各黨派之間也有無數争執。
經過一段紛亂之後，5月間協議成功，由蘇維埃的領袖人物加入政府，克倫斯基為軍政部長，也是主要的領導人物。
當時即決定在前線準備總攻擊。
因為不如此則不足以防止軍隊之繼續瓦解，并且不能戰者也不能言和，更不能獲得盟國同情。
所以政府派特别指導員下達各部隊，軍隊裡官兵成立的委員會也開始受檢束，克倫斯基本人也巡視前線鼓舞士氣，炮兵更給予特别的準備。
攻擊發動于7月，最初進展順利，第七軍及第十一軍俘敵18000人。
第八軍又再突破奧軍防線寬20英裡，兩天之内也獲俘萬餘。
就在此時，德國的精銳部隊投入戰鬥，俄國部隊撤退，潰不成軍。
7月底前線再度膠着，但俄國已失去原有陣地，士氣更為不振。
7月間彼得格勒亦遭到空前的騷擾，最初各部隊抽調兵員參加總攻擊，軍士不滿，組織示威遊行，引起海軍士兵和工廠裡的赤衛隊參加。
政黨政治不能産生有效的領導力量，則顯示出臨時政府之無力。
7月，憲政民主黨因為意見不合，退出政府。
一般軍民還不知道其中的原委與曲折，看來總是資産階級的詭詐陰謀。
布爾什維克一向标榜“所有權力交付蘇維埃”（其實蘇維埃也有各政黨參與之成分，但是代表工廠裡的工人與部隊中的士兵，臨時政府則繼承沙皇統治下杜馬之傳統），于是遊行示威的群衆要求“全俄蘇維埃執行委員會”（Vtsik）代替臨時政府。
也隻有“土地、和平與面包”的要求，才能為他們深切了解。
可是當暴民暴兵失去控制的時候，連布爾什維克的鼓動者亦無法掌握，即蘇維埃負責人也感到棘手。
“全城為遊行示威者所宰割”。
當克朗士德特（Kronstadt）水兵示威時，在街頭突然遭人襲擊。
水兵還手時也不問青紅皂白，就對着街頭群衆和若幹建築物開火。
7月16、17兩日，街頭死傷200人。
7月18日恢複風平浪靜，兵士還營，街頭恢複秩序，然而司法部這時公布一份文件，強調列甯是德國間諜，接受德國津貼，有“人證物證”。
事後經過各界的分析，所控訴之事并無确切證據；作證之人，也是來曆不明令人懷疑的分子。
可是大衆都信以為真，于是這一紙文書也就達到預期的功效。
布爾什維克的報紙《真理報》被查封，列甯恐怕被拘捕，隻好潛入地下，躲在芬蘭邊境。
另一位革命人物托洛茨基，昔日為孟什維克，又一度為獨立派，最近才從美國回俄，今後也是布爾什維克台柱，亦被監禁。
局勢平定之後，克倫斯基由軍政部長出任内閣總理。
他在8月下旬于莫斯科召開一個“全國政協會議”，到會的人有2400多，包括士農工商各業，左至蘇維埃，右至銀行家和沙皇麾下立功的軍人。
中有大學教授、市政委員等各色各樣人物，看來克倫斯基欲給俄國一個再造的機會，但9月上旬即發生“柯恩尼洛夫事件”。
柯恩尼洛夫（LavrKornilov）将軍多年活動于俄屬中亞腹地，擅長亞洲語言，可能有蒙古血統，曾任彼得格勒的防守司令，7月總攻擊時，曾在前線立功，克倫斯基拔擢他為俄軍總司令。
此人缺乏政治頭腦，倒是有志從一個職業軍人之立場，重整軍中風紀。
他的主張，譬如将鐵道交付軍事管理，重新準許在後方執行死刑等，不可能在當日氣氛内行得通。
他的态度逐漸明顯，總司令與總理間的摩擦也逐日公開化，于是柯恩尼洛夫成為反革命派的英雄，莫斯科的國是會議給他一個嶄露頭角的機會。
9月初他開始調動部隊，向首都彼得格勒集結，有肅清蘇維埃，強制執行改組臨時政府的企圖。
可是等到他的行動暴露，反叛成為事實的時候，鐵路不為他運兵，電報局不為他通信，即士兵也表示無意跟随着他推翻政府。
一個星期之内，克倫斯基下令在他的總司令部将他拘捕。
此人僥幸事後脫身。
以後在内戰期間領導白軍在俄國南部戰死。
9月經過柯恩尼洛夫事件之後，克倫斯基除舊布新，重組内閣，自己由總理兼總司令，正式宣布俄羅斯為民國。
9月底，在彼得格勒召開一個“民主會議”，民主會議與全國政協會議不同，會場代表隻有政協會議之半，約1200人。
資産階級的分子全部被拒于門外。
蘇維埃的代表最多。
也有各鄉鎮工會和宗教團體、少數民族的代表。
可是讨論如何組織聯合政府之時候，始終無法找到一個公意所在的方案，以後組織“民國參議會”的時候，布爾什維克即決定退出，托洛茨基業已恢複自由，為當時之發言人，列甯仍在藏匿之中，不斷以信件教導他的同志拒絕合作，強調時間業已成熟，可以并且亟須以暴力奪取政權。
為什麼我們研究資本主義，要牽扯這些事情？ 曆史上的資本主義，未曾出面自我宣揚其為一種組織與運動。
有幾個國家早已進入資本主義體制幾百年，還沒有為人稱道。
資本主義這名詞之出現，最初純由于反對者的攻擊。
經過俄國的十月革命，不僅在言辭上反對的聲浪達到最高潮，而且行動也到達最劇烈的階段。
可是從以上事迹看來，難道我們真能相信資産階級的陰謀和資本家的剝削是逼着革命左轉的唯一原因，或甚至這是最重要的原因或次要的原因？我們無從作肯定的答複。
和以上各節所述其他國家比較，20世紀初年的俄國與彼等唯一相似之處乃是内外煎逼，亟須将一個舊式農業體制改換為一個新型的商業體制。
此外不僅其背景和制度上的因素不能和其他國家相提并論，并且時間上之彙集尤為特殊。
以沙皇之絕對政權，引發一個全民戰争，不得不下台，是一切問題的焦點。
因此所産生之後果稱為十月革命者，其範圍必廣泛，時間也緊迫。
于是暴力必不可免。
列甯、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思想，與法家所謂“天地不為堯舜而存，也不為桀纣而亡”的宗旨相似。
時至今日，我們不敢說同情或贊成，隻有反複參照當日圖片，看到農村婦女到戰場上認屍，腸斷魂移，才能在無言之中了解，布爾什維克之成功，不在他們理論之真切正确，而是由于他們在行動中認識整個曆史轉動大方向之所在，而敢于接受此中的挑戰。
以上所述從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間之事迹，很少曆史上的積極意義，況且我們所勾畫的也挂一漏萬。
可是即使将當中細微末節全部縷舉，也隻能闡明當日俄國之中産階級、知識分子、維新人士和自由主義者數目稀少，力量低微，意見分歧。
所以，從協商會議到軍事行動，始終找不到出路，于是隻有如列甯者，自認帶有陰謀性的職業革命家之登場，于是也有所謂無産階級專政。
也就是說，在技術上講，俄羅斯需要一個強人與一群法家死士。
有了以上的了解，我們可以想象布爾什維克在11月7日奪取冬宮（WinterPalace）時并不費事的理由。
托洛茨基退出民國參議會時，痛罵臨時政府，既責備它在帝國主義資本家指使之下延長無意義的戰争，又怪它賣國，有意将彼得格勒送給敵人，還高呼一切權力交付蘇維埃，土地則給予人民，已等于一通宣戰的文告。
事實上自柯恩尼洛夫事變之後，群情有了大幅度的轉變，在各種選舉時，布爾什維克多占優勢，在彼得格勒及莫斯科的蘇維埃中都成為多數黨。
又有列甯的鼓吹，暴動已是箭在弦上。
最後幾日，克倫斯基認為責任所在，隻得和政府要員在冬宮日夜鎮守。
而保衛這地方的不過是女兵營、軍校學生和少數哥薩克部隊，總共不過千餘人。
布爾什維克部隊由水兵及工廠内的赤衛隊及芬蘭調來的軍隊組成。
水上則由一艘巡洋艦和水雷艇數艘策應。
11月6日深夜和7日淩晨，他們占領火車站、郵政局、電話公司和電報局，“一般的情形等于門衛接班”，“克倫斯基可以在這時赤手擒獲”，“當日電影院和戲院仍照常營業”，冬宮的牆上有好幾千顆機關槍子彈的痕迹，但近距離放射的炮彈沒有一顆命中。
這一連串的報道，隻證明戰事并不十分激烈。
“有時候尚呈現着喜劇之性質”。
莫斯科的巷戰反倒繼續了一個星期，布爾什維克方面死了500多人，集體葬在紅場。
陸海軍于聖誕節夜裡被正式接收，舊的軍隊已在解體，兵士各自返鄉。
新組織的紅軍則在次年出現。
所謂十月革命，當日流血不多，大規模的戰事還待以後展開。
以上事迹證實克勞塞維茲之論戰争：有時戰局十分劇烈尚可能缺乏真正意義，有時打得并不兇猛，反而關系深遠。
俄國十月革命近似後者。
克倫斯基在冬宮被攻擊之前脫走，企圖至前線糾集部隊光複首都，可是隻有700個哥薩克騎兵聽命。
其他成千成萬部隊中立。
在彼得格勒郊外，他率領的小部隊也被布爾什維克策反。
自此克倫斯基亡命海外，由法而美，終身未再履俄境。
列甯在11月7日開始露面。
新政府一切都在草創。
“财政部”所有的1000萬盧布，事實上是由革命者以槍杆劫持銀行在金庫裡取出的，即時放在列甯的衣櫃間中，但是11月7日無線電廣播時，新政府仍稱國體問題有待立憲會議解決，茲後不久宣告立即與交戰國講和。
土地問題則如前述，廢止土地所有權，地産不得買賣，地主也無價償，隻有種地之人準許持有土地，一概不許雇人耕種。
這是社會革命黨的宗旨，也是各地農民協會之決策。
列甯心中并不同意全民平等，小塊的耕種，此時為遷就局勢，而予以認可。
實際上這也是讓厭戰的士兵解隊回鄉，任農民分割地産。
至此沙皇體制才算全部解除。
過去8個月臨時政府之無效，乃因高層人物經常讨論方針與政策，抽象而不實際，下級的希望全未兌現。
并且軍隊已無戰鬥能力，農民分割土地已是既成事實。
列甯此時所能掌握的，也不外官衙公署和若幹交通機構，他們如不大刀闊斧将舊賬濫賬痛快地報銷作廢，則無法展開新局面。
可是這是俄羅斯的悲劇，也是人類的悲劇。
人類的曆史無法因為革面洗心即可重來，很多背景因素無法避免。
在中國抗戰及革命之最高潮時，猶看到農民拖泥帶水地耕田，學齡兒童用毛邊紙一筆一畫地習字。
多少英雄人物抛頭顱灑鮮血，仍無法革除社會上的習慣與傳統。
十月革命之前6年，中國之辛亥革命費力少而光複迅速，可是事後看來，推翻專制皇權，隻完成了革命序幕的初步而已。
俄國既為橫跨歐亞，包含億萬生靈之泱泱大國，也絕不能因赤衛隊占領了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若幹建築物，即算完成了革命，而其所完成的也是序幕中的初步。
俄國社會組織原則既已宣告全部作廢，在所有人都能與他人作戰的條件下，也隻有促成一個巨靈型政府之出現。
1918年3月蘇維埃政府（Sovnarcom）遷都莫斯科，布爾什維克改名共産黨。
從此以迄最近戈爾巴喬夫提倡重建（perstroika）及開放（glasnost），仍表現着十月革命之尾聲在70年後仍未完全結束。
檢讨此中事迹，似屬本書題材之外。
可是我們如不挂一漏萬地作一段極簡單的分析，則無法交代何以列甯及托洛茨基一等人，在70多年前即謂資本主義已至窮途末路，覆亡在即，而70年後，共産主義與資本主義之沖突仍未獲得定局。
也隻有在檢閱這段史迹之餘，我們才能體會到這些名詞在實踐上的意義。
列甯的憲法會議于1918年初召開，選出的議員以反對黨的為多，可是剛一開會，即由全俄蘇維埃執行委員會下令解散，理由為憲法會議“掩飾資産階級的反革命”。
實際上俄國此時尚談不上代議政治，我們有民國初年的立憲與約法的經驗，可以想見此中狀況。
新政府刻下的工作為與德奧締和，隻是不能戰也不能和。
德軍就趁着這機會以大軍壓境，一路勢如破竹。
蘇維埃政府原希望不割地不賠款，最後逼得無可奈何，也隻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