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法國大革命、俄國的十月革命和中國的長期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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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法國已近于霍布斯的初民狀态（詳第五章），亦即所有人與所有人作戰。
除非有“巨靈”（Levia-than）出現，由一個全能的政府作仲裁，否則每個人都有死在暴力之下的可能。
1792年9月巴黎暴民到各監獄行兇，将1000多囚人當場打死，事後到巴黎公社領取酬金。
引申霍布斯之學說，則當時聯軍攻下凡爾登（Verdun），法國國都看來危在旦夕，群情恐惶，一般人都相信囚犯将為聯軍内應，于是對他們行兇，也算是自衛。
根據這樣的邏輯，我們可以追述革命進入第二階段的情形：巨靈既為國家主權人，不能沒有發号施令的權力，但這種權力已無從由舊體制承襲，有待創造。
所以其組織不能循理合法（要是合法就無需革命了）。
以上各種條件注定其組織者為少數人物，首先以陰謀發難。
1792的革命，由雅各賓派（Jacobins）領導，他們經常聚會于雅各賓俱樂部，内中又以從吉倫德選出之代表所謂吉倫德派（Girondists）為表率。
茲後又有所謂山嶽黨者，大部也屬于雅各賓俱樂部，又參雜其他俱樂部之成員，總因為他們在國民會議席位占高，又為過激派，所以有此名号。
這兩個集團間的來往交流，相當複雜，初非徑渭分明。
隻是以後鬥争展開，吉倫德派主張溫和的改革，貸路易十六以不死，也主張地方分權。
山嶽黨則和巴黎的市民結合，主張對法國予以一個徹底的大改革，将盧梭所提倡的“社會契約”推化為事實，在過渡期間，當然隻有中央集權。
他們不僅主動地将吉倫德黨逐出雅各賓俱樂部之外，還在政治上清算他們，引起恐怖之展開。
大革命分為前後兩階段，固然以1792年8月國王之失去職權為分水嶺。
但是其陰謀和醞釀已在幾個星期之前開始。
巴黎城市分為48個區。
雅各賓的組織人員無疑受未來的山嶽黨指揮（此時國民會議尚未集會，所以不能徑稱之為山嶽黨），他們将這些區公所一個一個争取組織妥當，其計劃隐匿周詳，始終無一人單獨露面。
他們自稱已經消除了“現役公民”和“非現役公民”的區别，也不承認路易十六為國王。
8月9日夜，由這些區公所組成的造反新巴黎公社侵入公社的會議廳，将原有的公社組織驅逐。
國民軍的司令準備幹涉，則由新公社代之以新司令。
其所以如此得意稱心，乃因組織者早已将巴黎市井間能持武器者全部籠絡。
合法的巴黎公社和國民軍至此已失去招架的能力。
迄此，巴黎公社還保持着資産階級的風格，國民軍也限“現役公民”參加，主要的任務為維持秩序。
雅各賓所動員之群衆稱為sansculottes，直譯為“不穿馬褲之人”，以别于18世紀中等以上的裝束。
我們無妨稱之為“無褲黨”。
巴黎之無褲黨，以小商店老闆及獨立營業之技工領頭。
但是他們動辄在街頭聚集數萬人，而巴黎人口以戶計半數為擁工，所以當中不可能沒有長期的傭工與短期的雇工參與行列。
他們手執标槍，使迄今地方自治之武力為之改換色彩，也使整個大革命為之改觀。
凡革命則需要群衆武力。
革命期望于他們的是行動多于思想，團結的力量超過個人的色彩。
無褲黨提出的要求，首重糧食的價格能與工資配合，即後來提倡限制私人資本，主張任何人不得有一家店面以上的鋪場，沒有任何高深的見解。
因為其簡單，所以能構成革命之大洪流。
等到内部生出歧見，各有是非，革命已近尾聲了。
這時候，即1792年的夏天，他們都相信生活之不愉快責任全在路易十六。
雅各賓人士與無褲黨結合，曾兩次向國王提出問罪之師。
6月20日沖入特拉裡茲宮時，路易應付靈敏未生事故，對革命者說來，也算是失敗。
8月9日夜他們占領巴黎公社的官署之後，即馬不停蹄，說服國民軍，于翌日再向特拉裡茲進兵。
于是“一大堆愛國者、無業遊民和冒險家，總之就是攻巴士底監獄的同樣色彩之人群”，一共集結了2萬人，向保護國王的瑞士雇傭軍作戰。
國王一行逃避于立法會議的會場，請求議會保護，并且命令衛隊停止抵抗，可是武裝沖突依然展開，雙方死傷約1200人。
國王王後一行從此失去自由，以後搜出一鐵匣的公文，證明路易對革命實為不利，這證件成為1793年初将他判死刑的張本。
1792年9月國民會議開幕時，國王已失去職權，“9月殘殺”即無褲黨到牢獄裡殘殺囚人（詳上。
其中不少被害者為不肯宣誓的僧侶和政治犯，也有一般罪犯和娼妓同樣的在槍捧之下犧牲），這樣的事已發生，而且法國軍隊在瓦爾米（Valmy）又打了一個勝仗，在短期時間之内，戰事已穩定，民國在此時成立。
最初吉倫德派還在國民會議裡占優勢，隻是為着革命至此是否應當緩和，采納衆議，還是随着巴黎公社激烈到底等等問題，展開了和山嶽黨的鬥争。
此中誰是誰非，經過很多曆史家的争辯，隻因為内中涉及個人動機，迄無定論。
今日去當時已近200年，我們有了曆史的了解，就可以說，當事人不一定能明了他們自己的行動在曆史上的真正意義。
法國大革命早已展開，機構上各種基礎都已具備，于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這時候隻有化複雜的情勢為簡單。
現實超過抽象，決斷勝于猶豫，于是很少有個人之間的是非曲直，隻有革命的邏輯，它亟需随着實力找到着落。
所以國民會議以366票對361票判國王死刑，此後黨争展開，山嶽黨整肅吉倫德派，将他們推上斷頭台，發動了恐怖政治，各種政敵消失之後，過激派又展開了内部的鬥争。
羅伯斯比爾首先将最激進的赫伯（Hebert）處死，回頭又将主張較溫和的丹東處死，等到“熱月反動”展開，羅伯斯比爾也被前在各省執行恐怖政策的議會代表處死，同出于以上邏輯。
在寬闊的眼光看來，法國已面臨着一個“蒼天已死黃天當立”的局面，巨靈尚未長成，隻有煽動性的報紙動搖人心，無褲黨滿街捉人。
不問他們的動機如何，都成為助長革命熾熱的燃料。
我們與其追究個人品德，不如認識他們的時代。
恐怖政治在“大敵當前國賊未除”的氣氛之下産生。
法蘭西已有兩個總司令自動投奔敵國，在國内則征兵30萬，又發生了溫底（Vendee）和裡昂（Lyons）的内亂，土倫（Toulon）則降英，影響了地中海沿岸的安全。
這時候國民會議欲藉着内外軍事政治的危機來創造一種新的社會經濟體系，其中牽涉到千縷百條人與人的關系，于是隻好以暴力和威脅通成。
1793年9月5日，國民會議提出“當今的程序（orderoftheday）為恐怖”，隻不過公開承認業已展開的一種運動，增加其強度，加快其速率而已。
但在最黯淡的時候，新的組織業已開始。
丹東發起組織的公衆安全委員會（CommitteeofPublicSefety）集司法行政大權于一身，又通過國民會議，也操縱了立法權。
它既像戰時内閣有任免将官、總攬軍事外交的能力，也藉着特務人員，監視社會人士，指揮革命法庭。
它之誕生，證明非常時期實施三權分立之不合實際，也證實了柏克（EdmundBurke）所預言，法國過激運動必導引一種軍事獨裁。
經過公衆安全委員會掌握的權力，由丹東而至羅伯斯比爾，又更通過巴拉（Barras）和賽亞司而至拿破侖，無疑是新法國高層結構之根源。
革命者此時還有一個有利之條件，是全國各行政區域的組織也大緻仿效巴黎體制。
1789年舊體制瓦解之後，各城市也組織了他們的公社，也有地方性的雅各賓俱樂部，大都會裡也有無褲黨，他們從城市裡将力量延伸到附近村鎮裡去。
革命後期，各城市也以不同的名義組織，有似于公衆安全委員會的機構，總攬動員治安事宜。
當各地呈現分化趨勢之時候，國民會議決定派它自己的代表到各地去督導。
反對山嶽黨的吉倫德派，認為這是分化政敵的好機會，于是推舉山嶽黨的代表出任。
殊不知這些督導員到任之後大權在握，積極增加各個人的聲望，當中半打左右的強人，日後成為“熱月反動”之後法國的台柱。
此時，他們整肅各地方組織、加強恐怖政治、執行物價管制、征集人員物資、組織工廠、設立濟貧所、将稅額配于富人，無褲黨則承命協助他們按戶搜索。
用不着說，當中必有無數違規犯法之情事，但是這種種作為，加強了中央管制，也就是将新高層結構的權力施展到低層結構裡去。
因此産生的行動，合乎“山嶽黨的風格”。
也有曆史家謂這些中央派出之督導員，有黎希流和柯貝特（詳上）所遣派的省長之才幹，其中有些日後成為拿破侖官僚機構裡的能臣。
新體制的低層結構，可謂全民平等。
大革命後期既已廢除“現役公民”和“非現役公民”的區别（但是1795年的憲法規定選舉權仍受資産限制），又革除了貴族與平民的差異，更取消了封建特權、什一捐、買官的辦法，和以前隻派予平民的賦稅和國内内地的關卡，新體制開始脫胎換骨，形成一個龐大的扁平體。
但這種平等乃是法律前之平等，誠可謂之為理想之機會均等，而不是均分财産或中國“均田”式的平等。
劫富濟貧式的平等，曾經聖約斯特提及，可是未能付諸實施。
總而言之，大革命隻創造了一個低層機構裡各種經濟因素都能公平而自由交換的原則，奠定了日後以數目字管理的基礎。
即山嶽黨人物，有時抱有社會主義之趨向，也無從将這種思想構成一種系統。
共産主義隻有一次被提出，但是随即被制壓。
曆史家也承認以當日法國生産組織之程度，談不上廢除私人資本。
這樣一來，法國隻有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
“熱月反動”之後，“五人執政”（Directory）期間，“一個新國家經濟慢慢登場，經濟放任政策，[隻]受國家緩和節制”。
這時候農村經濟與城市經濟結為一元，批發事業開始統轄零售生意，專制政府雖策定大綱，從旁監視，其中各處接頭的情形仍待私人展開。
新組織和運動既脫離封建特權的束縛，又不因宗教的禁忌而支吾，還靠什麼作其掌握之南針？那麼也隻有機會均等的競争，一切以金錢為标準了。
并且它所造成的結構也隻有越做越大。
廣泛地展開信用，不受人身關系束縛地雇用經理，和通盤活用的服務——即是我們所認為資本主義的技術上之條件——都因之而日益顯著。
設立工廠、集中生産，使獨立工匠經營的小店鋪關門，擴大了城市中的無産階級，也隻是遲早之事。
以上所述可以經過幾十年和幾百年的進程，而私人資本在社會上和政治上力量之比重越來越大。
我們從大曆史的眼光看來，以上事情可以用1799年7月（即熱月反動之日）算作法蘭西的出發點。
以同樣的眼光看來，事到當日，丹東、馬拉和羅伯斯比爾都已經完成了他們的曆史任務。
他們是好人或壞人，與後人的關系不深，即算他們都不具備做獨裁者的條件，他們所創造的一種高層機構卻是以後組織與制度的基始。
這樣的說法，好像近乎宿命論（fatalist）；也好像是說，将要發生的事情都會發生，與各人的存心沒有關系，甚至與人力無涉。
其實也并不盡然。
雖說18世紀末的法國人無從确悉今日我們所謂資本主義者所包括的了解（所以資本主義者這名稱産生于19世紀而不産生于18世紀），他們對近身之事，也并不是完全盲目地全以沖動處置。
例如羅伯斯比爾倒台之前，巴黎的無褲黨已先失勢。
起先山嶽黨限制最高工資對無褲黨一部分人有利，對其他人不利，已經産生了分化作用。
以後這種工資與物價的管制又沒有着實地維持到底，則起先受惠的也日漸不滿。
羅伯斯比爾在清算丹東之前抑制左派，更使一部分無褲黨的領袖失去憑藉，其他的則藉着機會在政府裡做官，由革命者搖身一變而為職業性的官僚。
所以“熱月反動”固然是由于恐怖政治做得太過頭，人心思變，一方面也是革命的力量本身已在分化，事實上各人都在計算本人切身的利害。
我們所謂非人身因素和集體責任，也不是說世事之演化全由冥冥之中神秘的力量作主宰，隻是事涉群衆運動和群衆心理，我們無法從各個人留下的記錄挂一漏萬地勘判，隻好看清全盤局勢，以邏輯上之推論，補文獻之不足。
同時這樣看來，盧梭之所謂“高貴野人”，仍系理想上的一種極端。
事實上，革命分子亦要穿衣吃飯，無法完全放棄個人之私利觀。
一到對外戰争轉敗為勝，内外的軍事威脅消除，恐怖政治已無必要時，所标榜的革命道德也是多餘，而且天主教會既已放棄它的地産和政治力量，人民信仰天主教也不足為虛。
這些條件就已在邀請“熱月反動”出現，五年之後拿破侖因時就勢，隻将既成事實确定。
總而言之，世間既有經濟則有組織。
法國既已否定巴貝夫（Babeuf）所提倡的共産社會，則新組織隻能從現狀内個人的獲得與占有參差不齊的條件下展開，其基本原則為各個人自識指歸，則就不期而然地造成一個資本主義的社會了。
可是在短時間内急遽改造，法蘭西付出的代價不算不高。
恐怖期間據說犧牲了17000人性命，而且這數字隻是革命法庭正式判死刑的案件，其他不經審判，草率推上斷頭台的，又何止此數。
裡昂在清算反革命之日，将囚徒200人一批，排放在壕溝之間，予以炮轟，南特（Nantes）之牢獄被傳染病侵患，也無法給被監禁者食物，實為人間地獄，于是将逾2000囚犯，置在漏水之船上讓他們在羅爾（Loire）河中淹沉。
專家估計在1793年9月到1794年7月間，因之喪生人數達35000至40000之間，而間接受害者尚不計，所拘禁之嫌疑犯則可能為30萬。
因革命而引起的對外及以後長期的拿破侖戰争，死傷更多。
勒費弗提到革命期間陸軍的死亡失蹤人數達60萬，而另一估計又提及1800年到1815年間戰死及因創傷而死的也近4O萬，在一個人口不到3000萬的國家，實為一個極大的數目。
然則全面動員，驅使法蘭西7％的人口執幹戈以衛社稷，其力量不可謂不雄偉，也不可能全為浪費。
團結士氣人心的成效不說，經濟動員也是組織新國家的一種步驟。
龐大的軍隊極需食糧、被服、兵器、馬匹和交通工具，更需要民間組織的第二線和第三線的支持。
國民會議期間（1792年至1795年）經濟政策着重出賣沒收的地産，管制物價與工資，一部分兵工事業由國家直接經營。
但是大體上國民經濟仍保持商業性格，直接向民間争取物資，限于事勢上的需要，着重将剩餘的糧食輸至前線，若幹村鎮亦有地方政府配給食物之情事。
總之除非無法避免，政府不願自己動手主持，當中一個主因即是當日經濟消息尚不靈通，局勢難于掌握。
因此政府仍對商人作各種讓步，即對外貿易算是國營，政府也仍給商人各種回扣及暗盤，即限制物價時，原則上也将批發商及零售商之正當利潤計入。
“五人執政”期間（1795年至1799年），政府放棄物價與工資的管制，曾引起物價陡漲，造成通貨膨脹，各級官僚在混亂期間貪污自肥。
1797至1798間一年和大陸各國大緻保持和平（隻與英國仍在戰時狀态），加以收成良好，物價回跌。
執政政府曾緻力制定經濟對策，例如加強稅收效率、削減預算、增加關稅、繼續征用軍事物資。
1796年的币制改革，以紙币換紙币沒有功效，翌年改用硬币，從荷蘭、德國和意大利搜括的金銀，與對外貿易的入超，解決了貨币來源的問題，并且趁此機會收回公債。
法國大革命期間的一段奇遇則是政權疊次易手，政府始終沒有正式賴債。
隻有1797年宣布公債之2／3不付息，這2／3的兌換券在市場上無人問，等于被宣布作廢。
另1／3也随着跌價，從此政府對利息之負擔大為減輕。
雖說收支仍不平衡，情形大有改進。
隻是對外不能保持和平，1798年後戰事又再失利，才有拿破侖的登場。
拿破侖加強對占領各國的榨取，将國内的稅收歸并在中央政府收入中，拒絕采取動搖人心的短視政策，又向國外借款及于熱那亞和漢堡，在1802年使收支平衡。
巴黎的通利銀行（CaissedesComptesCourants）有了波拿巴一家人及其他政府顯要為股東，雖為私營，也替政府擔任出納，又為公債付息，法蘭西的資本主義體制至此更濃厚了。
于是索波爾在叙述大革命的結論時寫出： 〖中小規模之制造分工日詳；農人與都市技工之區别日益明顯，資産階級之重心因而轉移。
商人及企業家取得過去遺傳之财富，領有重要地位。
投機生意及供應軍需和搜括軍事占領的土地，給他們以更大的利潤機會。
經濟的自由，展開了企業集中的道路。
此後這些人以他們敢冒風險和采取主動的精神投資于制造，放棄了投機生意，于是對資本主義之工業化有貢獻。
〗 叙述到這裡，本書的作者也和不少的讀者一樣感到惑然。
國王王後及貴族政治家、虔誠的傳教士和帶煽動性的革命者，當中固然不乏投機分子，可是也有不少忠臣烈士同樣地在斷頭台抛頭顱灑鮮血，玉石俱焚，其最後目的無非讓資本家賺錢？難道所謂社會契約真的不過是做生意的一種契約，有如柏克所指斥，有如“買賣咖啡與胡椒、印花布和煙草”？雖說本書在以上章節中一再主張不要因為道德問題而阻礙技術之讨論，可是也并不是說道德隻是做事時之贅尤，可以完全不理。
一到技術之研讨告一段落，仍有将整個問題提出再檢讨之必要。
我們所謂資本主義，隻是新社會這個多面體之一面，法國大革命掃清了内部各種障壁，在新體制之下，行政系統的功能有了一種看來似是而非的矛盾性格，一方面政府變成一個全能性的政府，有如勒費弗所說：“自今之後，除了長距離和通訊技術上的困難以外，國家的意志力不再遇到任何障礙。
”但是他接着又說：“資産階級宣揚人權，以自由為始他們在維護這些條件時防止國家（的克制），所以他們将國家改造，以群衆的最高主權人代替威權皇子，他們于是肅清了人身的權力。
” 在了解這矛盾的時候，我們隻能佩服霍布斯（第五章）的遠見，他所謂“巨靈，虛構之人”，實在是一個全能性的政府，它本身即是一切生命财産之集團，于理也不能侵害本身之生命财産。
同時這種情況也有如孫文所說政府有能，人民有權。
如果人民能控制政府，則不怕政府的能力強、效率高。
把以上一切說成一個絕對的形式，仍是一個理想。
拿破侖的政權既稱“開明專制”，可見得隻是心朝這方向走，不可能水到渠成，功德圓滿。
可是在拿破侖兵變之前，“熱月事變”之後，社會已開始變化，有如兩位法國史學家之研究說：“即‘五人執政’期間，隻要恐怖期間的大量流血成為往事，法蘭西開始呈現着大革命帶來的深遠改革，這些改革基本上給社會一個現代性格。
” 他們接着又解釋這現代性格首先表示于人口生殖率之降低。
雖說當日還不能立即體會，當生活程度提高的時候，人們開始注重他們生活之質量，于是節制生育。
社會裡學術家和軍人擡頭，啟蒙運動的哲學家受重視。
金錢成為首要，享樂主義少受檢束，漂亮的女人不僅“以人身标示着奢侈與享樂，也表現着金錢與成功”。
當社會上産生一種長期間大規模運動的時候，其因果常可以前後倒置。
對法國而言，資本主義可以說是創造這社會之因，也同時是這社會所賜予之果。
首先即因消除了舊體制的各種拘束和障礙，人身财産權被固定及标準化，于是所有權和雇傭在民間先構成一個大羅網。
嚴格說來，國家與社會不過是這種結構的一種外部，有如布羅代爾所說：“資本主義之成功，端在它與國家互為一體，它本身即成為國家。
”（詳第一章） 反過來說：這種體制也給新社會各種鼓勵和保障，更促進資本主義。
如拿破侖在1804年公布拿破侖法典，茲後他将這法典及其精神推行到他占領軍所及的其他國家裡去，亦有促成其他國家現代化的力量，而使資本主義更為擡頭。
為什麼與舊社會比較，一般人會感覺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裡較前自由？人類的社會生活不能沒有管制與約束。
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裡，一般人感到警察的監視較少，因為人民已受一種流動性的經濟力量所把持，這種接受金錢管制，有如洛克所說“含默的認可”（tacitcon-sent），出于自願。
這樣說來，“國計”不能不與“民生”共為一體，所以法國人也不能因為其社會基層的組織與“買賣咖啡與胡椒、印花布和煙草”的原則相似為可恥，隻有在這種商業組織的條件下，國民經濟才能高速展開，因為生活程度提高，一種高度的現代文化才能因之而産生。
柏克早應知道，文化即是生活。
在這種社會體制裡，當然隻有資産階級占優勢。
全民平等之不可能，已為當時人公開提出，因此以上的發展也是自然趨勢。
法國大革命之後的資産階級并非革命以前的資産階級。
以前的資産階級不少已在這大洪流中犧牲，有些持有公債，卻因政府賴債而破産，另外，不少農民及下層社會人士因投機買得政府急于脫手的産業而緻富，其他趁着稅收還沒有規律，軍需工業極需供應者的時候起家。
革命期間誠有不少陰謀，但是整個革命的過程錯綜複雜，其牽涉範圍之大，更早超過陰謀者所預期。
而且，法國大革命展開，随着有民族主義擡頭。
路易十六的法國還隻能算做一個朝代國家，拿破侖治下的法國才是一個道地的民族國家。
很多法國人跟随着波拿巴，因為他們每個人都自認是組織中之一部分，生命榮辱與共。
大革命口号“自由、平等、博愛”所産生的道德精神，“與佛菩薩、基督和蘇格拉底的，沒有重要的區别”。
即算劫富濟貧的觀念無法實現，而且大革命好像愚弄了一般貧民，這樣的經驗必定打擾着很多法國人的良心，所以現代共産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思想不開始于馬克思，而始于巴貝夫。
而且法蘭西除經過拿破侖的戰争外，以後還接着有1830、1848和1871年的革命。
時至今日仍有很多過激的思想，不出于蘇聯，而出于法國。
總之，法國大革命極端戲劇性地表現一個民族和一個國家尋覓現代組織的過程，它在迫不及待的期間，表揚了人類崇高的理想，也暴露了很多人類共通的弱點。
它給人類史展開了新的一頁，同時也留下一個陰影。
大革命将國家世俗化，從此，良心上的事，人自己作主。
但是有些革命者企圖以人類的理智代替宗教，始終沒有成功。
今日法蘭西仍是一個以天主教為主的國家。
本書作者于1987年經過裡昂，此地曾經赤色恐怖和白色恐怖兩度浩劫，可是今日這城市隻表現資本主義大都會升平的景象，市中心的廣場上仍有路易十六紀念碑，索恩河的大橋也仍稱為波拉巴大橋，而且富菲亞（Fourviere）山頂上的教堂裡仍供奉着百十盞信男信女所供奉的明燭，表示時過境遷，人類發覺他們的生活中不能沒有理智，但理智不是一切世事的最後主宰。
我們的知識愈提高，我們對旁人的容忍也要愈寬，我們道德上的責任也愈大。
俄國的十月革命 1969年3月，中蘇的武裝部隊在烏蘇裡江珍寶島上沖突，蘇方自稱死數十人，不久戰事延至新疆邊境。
克裡姆林宮的領導人物，有向中國使用原子武器的企圖。
9月16日由國家安全委員會（K.G.B.）的情報人員路易士（VictorLouis），以新聞記者的名義在《倫敦晚報》發表文章，聲稱蘇聯有向新疆使用原子武器的可能，主旨在探詢各國的反應。
翌年，蘇方外交人員又在維也納歌劇院遞交美國外交人員一張未簽名的草約，内中聲稱締約國如遇第三者原爆的挑釁，可以采取報複行動，并且通知各締約國家，互相協商。
尼克松及國務卿基辛格認為這樣一紙條約，等于要美國事前承認蘇聯有權對中國使用原子武器。
基辛格認為，10億中國人陷于無政府狀态，決非世界之福。
而且新疆接近蘇聯鐵道的終點，邊境去中國鐵道的終點則有好幾百裡，如果中國欲向蘇聯尋釁，也絕不會找到如此一個對本身戰略不利的地方。
所以美國雖與中共沒有外交關系，而且技術上尚處于敵對狀态，仍竭力設法與之接觸。
如果這還是一面之詞，則前蘇聯籍聯合國助理秘書斯維琴科投美，他所著書稱《與莫斯科決絕》，更叙述到幕後詳情。
珍寶島事件出乎蘇聯高級人員意料之外，一時人情惶惑。
有些人恐怕中共會動員幾百萬入侵，所以反而真确地讨論使用原子武器。
國防部長還主張使用最大氫彈。
如果成為事實，不僅幾百萬中國人性命立成齑粉，蘇聯境内的安全也成問題。
隻有參謀總長認為不妥，因為大規模的使用原子武器，必引起世界大戰，小規模的則不能解決問題。
據斯維琴科的報道，最後使主戰派懸崖勒馬的仍是美方的警告。
這些發展當然與蘇聯于1978年與越南宣布訂定攻守同盟條約有關，也引起中共于1979年初，出兵老街與諒山。
經此，勃列日涅夫（Brezhnev）才轉換口氣要和中國改善關系，甚至以充滿情緒的言詞講出：“我們還記得昔日為盟友，以同志地位互相合作的日子。
”而且本書脫稿之日，正值鄧小平與戈爾巴喬夫舉行高峰會議之時，可見國際間外交局面千變萬化，有識之士決不可以幾十年成見，衡量今日之事端。
然則将眼光現今化，則又須從曆史的基點觀察着手。
俄國之二月革命，實際發生于3月，十月革命則發生于11月。
因為教皇在1582年改革曆法，将當年删短10天（也就是以曆日計提前10日），俄國在革命前尚未取效，迄1917年則有13天的差距。
這兩重革命發生于1917年，也同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嚴重後果。
沙皇尼古拉二世缺乏想象力，為人軟弱，皇後則為德國人，不得人緣，又剛愎自用，如此與法國大革命前夕某些情形類似。
而且沙皇親自前往前線主持軍事，皇後在後宮幹政，引用妖人拉斯普丁（Rasputin），近似中國宮闱的黑幕。
可是這些人身上之因素，既像法國也像中國，無非專制政治常有的現象。
雖然替二月革命增加了不少背景色彩，可是不能受曆史家過度重視。
沙皇被迫退位之日，曾令皇弟嗣位，可是大公爵麥克堅辭不就，因為局勢已不可收拾。
二月革命之後，又有十月革命，更加之以内戰及斯大林之整肅，可見得人事問題并非一切問題之核心。
第一次世界大戰，俄國動員兵力1550萬，占全人口（不同的估計，低至1億3千萬，高至1億8千萬）約10％，在無數的村莊裡至少已占壯丁半數。
又征用民間馬200萬匹。
三年之内死傷及被俘人數，在600萬到800萬之間。
單是1915年加拉西（Galacia）一役，俄軍就死傷141萬，被俘者也近百萬。
這對社會是一種極大的擾動。
迄至1917年，俄軍在前線尚有兵員650萬，當中可能有80萬人以各種代表之名義經常活動于後方。
俄國的工業基礎與交通運輸不能負擔這樣的軍事行動和負擔這樣的損耗，已是衆所周知之事實。
戰時俄國驅趕徒手赤足之士兵上陣，均已數見不鮮。
又因為大戰剛起時西方都以為不會超過幾個月至一年，一切準備都從短時期着眼。
根據日俄戰争的經驗，野戰炮一門一年隻用炮彈1000發，而大戰時一次戰役幾天之内就可能耗用這樣的數目，而且大規模的戰役通常使用炮1000門以上。
然則人員裝備供應之不濟，還隻是問題之一面。
以後的研究，發現戰時經濟之發展已産生絕大不平衡。
譬如農村間的手工業及輔助工業即因之萎縮，最低限度城市的建築業和工礦擡頭，銀行業務日益擴大，證券交易所更較前活躍，利潤增值。
如此隻使社會階層的沖突更尖銳化。
帝俄時代的陸軍，多以貴族子弟為軍官，所以軍隊為王朝之拱衛。
戰事經年累月，軍官團的性格變質，中級以下的人士參與愈多，行伍之間則盡是農民。
以後蘇維埃（Soviet）組成時，他們由反沙皇而反朝代，繼而極端的左傾，主要乃由于農村問題，再加以長期戰争的影響。
據估計，俄國的工人在戰時由220萬增加至300萬，尚有100萬服役于交通部門。
總而言之，他們在龐大的人口中，隻占一個很小的比例（要是比例大，則整個下述之運動必會采取不同的途徑了）。
隻是迄至革命前夕，俄國工會運動一直未曾充分展開，勞資向來缺乏和衷共濟的習慣。
況且工人集中，在彼得格勒一城即有40萬。
促成他們參加革命的近因，乃是糧食恐慌。
以後他們截斷鐵路的交通，掌握郵政電話，參加赤衛隊，将兵工廠的武器交給革命隊伍，對革命産生了積極的作用。
類似的情形也及于波羅的海艦隊的海軍士兵，他們距首都近，敵視貴族軍官（海軍軍官與陸軍軍官不同，一直保持着貴族氣息），也容易受革命者策動。
可是以上之因素尚隻觸及革命之表面；倘要包括革命之全部發展，勢必将俄國本世紀初期的農村問題一并攝入。
俄國的土地問題本身就有跨世紀的複雜沿革。
原來俄國的穑夫确實有“農奴”身分，領主可以将之買賣，可以對他們加諸任何體刑，可以寫一紙文書，叫他們自己拿着到附近警察所報到，由警察鞭撻，也可以遣送他們于西伯利亞。
除非領主書面許可，穑夫不能領有财産。
沙皇亞曆山大二世1861年的解放令，确實是人道主義上的一件大事，隻是太遲，雖然在法律上免除了奴隸身份，在土地分配上卻沒有解決問題，反而增加問題之複雜。
解放令之前，一部分穑夫的生活已較前改善。
在南部農業商品化的區域，一般穑夫每周在領主的土地上工作3日，也有不少人是付代役金，隻是需要附近市鎮工廠展開，穑夫才能獲得額外收入。
農奴生産隻能替領主保持過去封建社會之場面，事實上效率低，也不經濟，隻是自由勞工不易獲得，尤以腹地為甚。
1861年俄國人口1／3為穑夫。
于是其間有如一段死結；農業生産的方式不改變則不易産生新型的工商業；沒有新型的工商業則無法改革農業的生産方式。
俄羅斯領域上的大陸性格值得學者注意。
解放令原則上由國家價賣領主之士地，但并不直接賜予穑夫，而是責成他們于49年内以工作或付代價償還。
因為各地情形不同，有些地區準備時期即花了20年，并且解放後穑夫付息高，得地少，大多數情形之下，所謂價接為業始終沒有成為事實。
“農民生活極少改善。
在俄國中部，耕地相當完好，他們因解放反而喪失土地，如此也難能稱之為解放。
” 又因為穑夫雖被解放，而财政責任未除，從地主買到的土地也并不交與個人，而系組織公社（obshchina）集體保管。
如是也如中國隋唐之均田一樣，公社不時将零星之土地各依人口之消長配與已解放之穑夫。
受領土地者隻有使用權，所掌握之地産不得買賣，也不能徑自世襲，而且使用者不得徑自挑選。
這樣一來，昔日穑夫無異于政府公地之租賃人，迄1917年，所述公社之管制仍在廣大的地區内有效。
農民也不可能有行動自由。
斯托雷平（Stolypin）為首相時，曾于1906年提出改革。
自此各公社可以将土地賣與農民，各農戶也可将手下管業之土地出賣，以便遷往城市改業。
斯氏之設計無非制造一批小自耕農，因為他們領有土地，身家财産所系，勢必與王朝同利害，而不緻動辄參加廣泛之農民運動。
可是這種法令無法于短時間内生效。
事實上斯氏計劃行之不及十載，歐戰即已爆發，隻有200萬農戶接受這樣的處置。
大抵俄國的亞400萬農戶之中，隻有1／10因此成為小自耕農，其他多因身處腹地，不便棄業他遷。
這些新獲得土地的鄰居，稱為“分離者”（otrubniki），從此不受公社管制，引起其他農民極端的嫉妒與仇恨。
所以二月革命前夕，全俄土地之占有情況确是五花八門。
貴族由于封建制度承襲之土地，仍占全體耕地約1／5，一般稱地主者為數13萬人。
又有數百萬自耕農，絕大多數則為名義上已解放，實際仍被公社管理之穑夫。
因此很難斷定俄國此時屬于何種體制。
戰時政府從農村中征得壯丁1200萬，馬200萬匹，當然減低各地耕作之效率。
影響所及，一方面農民渴望獲得土地，一方面耕地被廢置。
即算政府已将大批戰俘分發于農村，仍無法彌補因征兵所減少之人力，而且利用戰俘者以大地主之門戶為多。
此外，缺乏牲畜亦為極嚴重之問題。
大概在俄屬歐洲部分減少8.4％，南部之北高加索一帶減少23.8％。
時人所謂“和平與土地”（landandpeace），即代表一般民衆之要求。
企求和平，是他們無力承當長期戰争之負擔，并且沙皇與德奧在中歐利害之沖突與他
除非有“巨靈”（Levia-than）出現，由一個全能的政府作仲裁，否則每個人都有死在暴力之下的可能。
1792年9月巴黎暴民到各監獄行兇，将1000多囚人當場打死，事後到巴黎公社領取酬金。
引申霍布斯之學說，則當時聯軍攻下凡爾登（Verdun），法國國都看來危在旦夕，群情恐惶，一般人都相信囚犯将為聯軍内應，于是對他們行兇，也算是自衛。
根據這樣的邏輯，我們可以追述革命進入第二階段的情形：巨靈既為國家主權人，不能沒有發号施令的權力，但這種權力已無從由舊體制承襲，有待創造。
所以其組織不能循理合法（要是合法就無需革命了）。
以上各種條件注定其組織者為少數人物，首先以陰謀發難。
1792的革命，由雅各賓派（Jacobins）領導，他們經常聚會于雅各賓俱樂部，内中又以從吉倫德選出之代表所謂吉倫德派（Girondists）為表率。
茲後又有所謂山嶽黨者，大部也屬于雅各賓俱樂部，又參雜其他俱樂部之成員，總因為他們在國民會議席位占高，又為過激派，所以有此名号。
這兩個集團間的來往交流，相當複雜，初非徑渭分明。
隻是以後鬥争展開，吉倫德派主張溫和的改革，貸路易十六以不死，也主張地方分權。
山嶽黨則和巴黎的市民結合，主張對法國予以一個徹底的大改革，将盧梭所提倡的“社會契約”推化為事實，在過渡期間，當然隻有中央集權。
他們不僅主動地将吉倫德黨逐出雅各賓俱樂部之外，還在政治上清算他們，引起恐怖之展開。
大革命分為前後兩階段，固然以1792年8月國王之失去職權為分水嶺。
但是其陰謀和醞釀已在幾個星期之前開始。
巴黎城市分為48個區。
雅各賓的組織人員無疑受未來的山嶽黨指揮（此時國民會議尚未集會，所以不能徑稱之為山嶽黨），他們将這些區公所一個一個争取組織妥當，其計劃隐匿周詳，始終無一人單獨露面。
他們自稱已經消除了“現役公民”和“非現役公民”的區别，也不承認路易十六為國王。
8月9日夜，由這些區公所組成的造反新巴黎公社侵入公社的會議廳，将原有的公社組織驅逐。
國民軍的司令準備幹涉，則由新公社代之以新司令。
其所以如此得意稱心，乃因組織者早已将巴黎市井間能持武器者全部籠絡。
合法的巴黎公社和國民軍至此已失去招架的能力。
迄此，巴黎公社還保持着資産階級的風格，國民軍也限“現役公民”參加，主要的任務為維持秩序。
雅各賓所動員之群衆稱為sansculottes，直譯為“不穿馬褲之人”，以别于18世紀中等以上的裝束。
我們無妨稱之為“無褲黨”。
巴黎之無褲黨，以小商店老闆及獨立營業之技工領頭。
但是他們動辄在街頭聚集數萬人，而巴黎人口以戶計半數為擁工，所以當中不可能沒有長期的傭工與短期的雇工參與行列。
他們手執标槍，使迄今地方自治之武力為之改換色彩，也使整個大革命為之改觀。
凡革命則需要群衆武力。
革命期望于他們的是行動多于思想，團結的力量超過個人的色彩。
無褲黨提出的要求，首重糧食的價格能與工資配合，即後來提倡限制私人資本，主張任何人不得有一家店面以上的鋪場，沒有任何高深的見解。
因為其簡單，所以能構成革命之大洪流。
等到内部生出歧見，各有是非，革命已近尾聲了。
這時候，即1792年的夏天，他們都相信生活之不愉快責任全在路易十六。
雅各賓人士與無褲黨結合，曾兩次向國王提出問罪之師。
6月20日沖入特拉裡茲宮時，路易應付靈敏未生事故，對革命者說來，也算是失敗。
8月9日夜他們占領巴黎公社的官署之後，即馬不停蹄，說服國民軍，于翌日再向特拉裡茲進兵。
于是“一大堆愛國者、無業遊民和冒險家，總之就是攻巴士底監獄的同樣色彩之人群”，一共集結了2萬人，向保護國王的瑞士雇傭軍作戰。
國王一行逃避于立法會議的會場，請求議會保護，并且命令衛隊停止抵抗，可是武裝沖突依然展開，雙方死傷約1200人。
國王王後一行從此失去自由，以後搜出一鐵匣的公文，證明路易對革命實為不利，這證件成為1793年初将他判死刑的張本。
1792年9月國民會議開幕時，國王已失去職權，“9月殘殺”即無褲黨到牢獄裡殘殺囚人（詳上。
其中不少被害者為不肯宣誓的僧侶和政治犯，也有一般罪犯和娼妓同樣的在槍捧之下犧牲），這樣的事已發生，而且法國軍隊在瓦爾米（Valmy）又打了一個勝仗，在短期時間之内，戰事已穩定，民國在此時成立。
最初吉倫德派還在國民會議裡占優勢，隻是為着革命至此是否應當緩和，采納衆議，還是随着巴黎公社激烈到底等等問題，展開了和山嶽黨的鬥争。
此中誰是誰非，經過很多曆史家的争辯，隻因為内中涉及個人動機，迄無定論。
今日去當時已近200年，我們有了曆史的了解，就可以說，當事人不一定能明了他們自己的行動在曆史上的真正意義。
法國大革命早已展開，機構上各種基礎都已具備，于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這時候隻有化複雜的情勢為簡單。
現實超過抽象，決斷勝于猶豫，于是很少有個人之間的是非曲直，隻有革命的邏輯，它亟需随着實力找到着落。
所以國民會議以366票對361票判國王死刑，此後黨争展開，山嶽黨整肅吉倫德派，将他們推上斷頭台，發動了恐怖政治，各種政敵消失之後，過激派又展開了内部的鬥争。
羅伯斯比爾首先将最激進的赫伯（Hebert）處死，回頭又将主張較溫和的丹東處死，等到“熱月反動”展開，羅伯斯比爾也被前在各省執行恐怖政策的議會代表處死，同出于以上邏輯。
在寬闊的眼光看來，法國已面臨着一個“蒼天已死黃天當立”的局面，巨靈尚未長成，隻有煽動性的報紙動搖人心，無褲黨滿街捉人。
不問他們的動機如何，都成為助長革命熾熱的燃料。
我們與其追究個人品德，不如認識他們的時代。
恐怖政治在“大敵當前國賊未除”的氣氛之下産生。
法蘭西已有兩個總司令自動投奔敵國，在國内則征兵30萬，又發生了溫底（Vendee）和裡昂（Lyons）的内亂，土倫（Toulon）則降英，影響了地中海沿岸的安全。
這時候國民會議欲藉着内外軍事政治的危機來創造一種新的社會經濟體系，其中牽涉到千縷百條人與人的關系，于是隻好以暴力和威脅通成。
1793年9月5日，國民會議提出“當今的程序（orderoftheday）為恐怖”，隻不過公開承認業已展開的一種運動，增加其強度，加快其速率而已。
但在最黯淡的時候，新的組織業已開始。
丹東發起組織的公衆安全委員會（CommitteeofPublicSefety）集司法行政大權于一身，又通過國民會議，也操縱了立法權。
它既像戰時内閣有任免将官、總攬軍事外交的能力，也藉着特務人員，監視社會人士，指揮革命法庭。
它之誕生，證明非常時期實施三權分立之不合實際，也證實了柏克（EdmundBurke）所預言，法國過激運動必導引一種軍事獨裁。
經過公衆安全委員會掌握的權力，由丹東而至羅伯斯比爾，又更通過巴拉（Barras）和賽亞司而至拿破侖，無疑是新法國高層結構之根源。
革命者此時還有一個有利之條件，是全國各行政區域的組織也大緻仿效巴黎體制。
1789年舊體制瓦解之後，各城市也組織了他們的公社，也有地方性的雅各賓俱樂部，大都會裡也有無褲黨，他們從城市裡将力量延伸到附近村鎮裡去。
革命後期，各城市也以不同的名義組織，有似于公衆安全委員會的機構，總攬動員治安事宜。
當各地呈現分化趨勢之時候，國民會議決定派它自己的代表到各地去督導。
反對山嶽黨的吉倫德派，認為這是分化政敵的好機會，于是推舉山嶽黨的代表出任。
殊不知這些督導員到任之後大權在握，積極增加各個人的聲望，當中半打左右的強人，日後成為“熱月反動”之後法國的台柱。
此時，他們整肅各地方組織、加強恐怖政治、執行物價管制、征集人員物資、組織工廠、設立濟貧所、将稅額配于富人，無褲黨則承命協助他們按戶搜索。
用不着說，當中必有無數違規犯法之情事，但是這種種作為，加強了中央管制，也就是将新高層結構的權力施展到低層結構裡去。
因此産生的行動，合乎“山嶽黨的風格”。
也有曆史家謂這些中央派出之督導員，有黎希流和柯貝特（詳上）所遣派的省長之才幹，其中有些日後成為拿破侖官僚機構裡的能臣。
新體制的低層結構，可謂全民平等。
大革命後期既已廢除“現役公民”和“非現役公民”的區别（但是1795年的憲法規定選舉權仍受資産限制），又革除了貴族與平民的差異，更取消了封建特權、什一捐、買官的辦法，和以前隻派予平民的賦稅和國内内地的關卡，新體制開始脫胎換骨，形成一個龐大的扁平體。
但這種平等乃是法律前之平等，誠可謂之為理想之機會均等，而不是均分财産或中國“均田”式的平等。
劫富濟貧式的平等，曾經聖約斯特提及，可是未能付諸實施。
總而言之，大革命隻創造了一個低層機構裡各種經濟因素都能公平而自由交換的原則，奠定了日後以數目字管理的基礎。
即山嶽黨人物，有時抱有社會主義之趨向，也無從将這種思想構成一種系統。
共産主義隻有一次被提出，但是随即被制壓。
曆史家也承認以當日法國生産組織之程度，談不上廢除私人資本。
這樣一來，法國隻有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
“熱月反動”之後，“五人執政”（Directory）期間，“一個新國家經濟慢慢登場，經濟放任政策，[隻]受國家緩和節制”。
這時候農村經濟與城市經濟結為一元，批發事業開始統轄零售生意，專制政府雖策定大綱，從旁監視，其中各處接頭的情形仍待私人展開。
新組織和運動既脫離封建特權的束縛，又不因宗教的禁忌而支吾，還靠什麼作其掌握之南針？那麼也隻有機會均等的競争，一切以金錢為标準了。
并且它所造成的結構也隻有越做越大。
廣泛地展開信用，不受人身關系束縛地雇用經理，和通盤活用的服務——即是我們所認為資本主義的技術上之條件——都因之而日益顯著。
設立工廠、集中生産，使獨立工匠經營的小店鋪關門，擴大了城市中的無産階級，也隻是遲早之事。
以上所述可以經過幾十年和幾百年的進程，而私人資本在社會上和政治上力量之比重越來越大。
我們從大曆史的眼光看來，以上事情可以用1799年7月（即熱月反動之日）算作法蘭西的出發點。
以同樣的眼光看來，事到當日，丹東、馬拉和羅伯斯比爾都已經完成了他們的曆史任務。
他們是好人或壞人，與後人的關系不深，即算他們都不具備做獨裁者的條件，他們所創造的一種高層機構卻是以後組織與制度的基始。
這樣的說法，好像近乎宿命論（fatalist）；也好像是說，将要發生的事情都會發生，與各人的存心沒有關系，甚至與人力無涉。
其實也并不盡然。
雖說18世紀末的法國人無從确悉今日我們所謂資本主義者所包括的了解（所以資本主義者這名稱産生于19世紀而不産生于18世紀），他們對近身之事，也并不是完全盲目地全以沖動處置。
例如羅伯斯比爾倒台之前，巴黎的無褲黨已先失勢。
起先山嶽黨限制最高工資對無褲黨一部分人有利，對其他人不利，已經産生了分化作用。
以後這種工資與物價的管制又沒有着實地維持到底，則起先受惠的也日漸不滿。
羅伯斯比爾在清算丹東之前抑制左派，更使一部分無褲黨的領袖失去憑藉，其他的則藉着機會在政府裡做官，由革命者搖身一變而為職業性的官僚。
所以“熱月反動”固然是由于恐怖政治做得太過頭，人心思變，一方面也是革命的力量本身已在分化，事實上各人都在計算本人切身的利害。
我們所謂非人身因素和集體責任，也不是說世事之演化全由冥冥之中神秘的力量作主宰，隻是事涉群衆運動和群衆心理，我們無法從各個人留下的記錄挂一漏萬地勘判，隻好看清全盤局勢，以邏輯上之推論，補文獻之不足。
同時這樣看來，盧梭之所謂“高貴野人”，仍系理想上的一種極端。
事實上，革命分子亦要穿衣吃飯，無法完全放棄個人之私利觀。
一到對外戰争轉敗為勝，内外的軍事威脅消除，恐怖政治已無必要時，所标榜的革命道德也是多餘，而且天主教會既已放棄它的地産和政治力量，人民信仰天主教也不足為虛。
這些條件就已在邀請“熱月反動”出現，五年之後拿破侖因時就勢，隻将既成事實确定。
總而言之，世間既有經濟則有組織。
法國既已否定巴貝夫（Babeuf）所提倡的共産社會，則新組織隻能從現狀内個人的獲得與占有參差不齊的條件下展開，其基本原則為各個人自識指歸，則就不期而然地造成一個資本主義的社會了。
可是在短時間内急遽改造，法蘭西付出的代價不算不高。
恐怖期間據說犧牲了17000人性命，而且這數字隻是革命法庭正式判死刑的案件，其他不經審判，草率推上斷頭台的，又何止此數。
裡昂在清算反革命之日，将囚徒200人一批，排放在壕溝之間，予以炮轟，南特（Nantes）之牢獄被傳染病侵患，也無法給被監禁者食物，實為人間地獄，于是将逾2000囚犯，置在漏水之船上讓他們在羅爾（Loire）河中淹沉。
專家估計在1793年9月到1794年7月間，因之喪生人數達35000至40000之間，而間接受害者尚不計，所拘禁之嫌疑犯則可能為30萬。
因革命而引起的對外及以後長期的拿破侖戰争，死傷更多。
勒費弗提到革命期間陸軍的死亡失蹤人數達60萬，而另一估計又提及1800年到1815年間戰死及因創傷而死的也近4O萬，在一個人口不到3000萬的國家，實為一個極大的數目。
然則全面動員，驅使法蘭西7％的人口執幹戈以衛社稷，其力量不可謂不雄偉，也不可能全為浪費。
團結士氣人心的成效不說，經濟動員也是組織新國家的一種步驟。
龐大的軍隊極需食糧、被服、兵器、馬匹和交通工具，更需要民間組織的第二線和第三線的支持。
國民會議期間（1792年至1795年）經濟政策着重出賣沒收的地産，管制物價與工資，一部分兵工事業由國家直接經營。
但是大體上國民經濟仍保持商業性格，直接向民間争取物資，限于事勢上的需要，着重将剩餘的糧食輸至前線，若幹村鎮亦有地方政府配給食物之情事。
總之除非無法避免，政府不願自己動手主持，當中一個主因即是當日經濟消息尚不靈通，局勢難于掌握。
因此政府仍對商人作各種讓步，即對外貿易算是國營，政府也仍給商人各種回扣及暗盤，即限制物價時，原則上也将批發商及零售商之正當利潤計入。
“五人執政”期間（1795年至1799年），政府放棄物價與工資的管制，曾引起物價陡漲，造成通貨膨脹，各級官僚在混亂期間貪污自肥。
1797至1798間一年和大陸各國大緻保持和平（隻與英國仍在戰時狀态），加以收成良好，物價回跌。
執政政府曾緻力制定經濟對策，例如加強稅收效率、削減預算、增加關稅、繼續征用軍事物資。
1796年的币制改革，以紙币換紙币沒有功效，翌年改用硬币，從荷蘭、德國和意大利搜括的金銀，與對外貿易的入超，解決了貨币來源的問題，并且趁此機會收回公債。
法國大革命期間的一段奇遇則是政權疊次易手，政府始終沒有正式賴債。
隻有1797年宣布公債之2／3不付息，這2／3的兌換券在市場上無人問，等于被宣布作廢。
另1／3也随着跌價，從此政府對利息之負擔大為減輕。
雖說收支仍不平衡，情形大有改進。
隻是對外不能保持和平，1798年後戰事又再失利，才有拿破侖的登場。
拿破侖加強對占領各國的榨取，将國内的稅收歸并在中央政府收入中，拒絕采取動搖人心的短視政策，又向國外借款及于熱那亞和漢堡，在1802年使收支平衡。
巴黎的通利銀行（CaissedesComptesCourants）有了波拿巴一家人及其他政府顯要為股東，雖為私營，也替政府擔任出納，又為公債付息，法蘭西的資本主義體制至此更濃厚了。
于是索波爾在叙述大革命的結論時寫出： 〖中小規模之制造分工日詳；農人與都市技工之區别日益明顯，資産階級之重心因而轉移。
商人及企業家取得過去遺傳之财富，領有重要地位。
投機生意及供應軍需和搜括軍事占領的土地，給他們以更大的利潤機會。
經濟的自由，展開了企業集中的道路。
此後這些人以他們敢冒風險和采取主動的精神投資于制造，放棄了投機生意，于是對資本主義之工業化有貢獻。
〗 叙述到這裡，本書的作者也和不少的讀者一樣感到惑然。
國王王後及貴族政治家、虔誠的傳教士和帶煽動性的革命者，當中固然不乏投機分子，可是也有不少忠臣烈士同樣地在斷頭台抛頭顱灑鮮血，玉石俱焚，其最後目的無非讓資本家賺錢？難道所謂社會契約真的不過是做生意的一種契約，有如柏克所指斥，有如“買賣咖啡與胡椒、印花布和煙草”？雖說本書在以上章節中一再主張不要因為道德問題而阻礙技術之讨論，可是也并不是說道德隻是做事時之贅尤，可以完全不理。
一到技術之研讨告一段落，仍有将整個問題提出再檢讨之必要。
我們所謂資本主義，隻是新社會這個多面體之一面，法國大革命掃清了内部各種障壁，在新體制之下，行政系統的功能有了一種看來似是而非的矛盾性格，一方面政府變成一個全能性的政府，有如勒費弗所說：“自今之後，除了長距離和通訊技術上的困難以外，國家的意志力不再遇到任何障礙。
”但是他接着又說：“資産階級宣揚人權，以自由為始他們在維護這些條件時防止國家（的克制），所以他們将國家改造，以群衆的最高主權人代替威權皇子，他們于是肅清了人身的權力。
” 在了解這矛盾的時候，我們隻能佩服霍布斯（第五章）的遠見，他所謂“巨靈，虛構之人”，實在是一個全能性的政府，它本身即是一切生命财産之集團，于理也不能侵害本身之生命财産。
同時這種情況也有如孫文所說政府有能，人民有權。
如果人民能控制政府，則不怕政府的能力強、效率高。
把以上一切說成一個絕對的形式，仍是一個理想。
拿破侖的政權既稱“開明專制”，可見得隻是心朝這方向走，不可能水到渠成，功德圓滿。
可是在拿破侖兵變之前，“熱月事變”之後，社會已開始變化，有如兩位法國史學家之研究說：“即‘五人執政’期間，隻要恐怖期間的大量流血成為往事，法蘭西開始呈現着大革命帶來的深遠改革，這些改革基本上給社會一個現代性格。
” 他們接着又解釋這現代性格首先表示于人口生殖率之降低。
雖說當日還不能立即體會，當生活程度提高的時候，人們開始注重他們生活之質量，于是節制生育。
社會裡學術家和軍人擡頭，啟蒙運動的哲學家受重視。
金錢成為首要，享樂主義少受檢束，漂亮的女人不僅“以人身标示着奢侈與享樂，也表現着金錢與成功”。
當社會上産生一種長期間大規模運動的時候，其因果常可以前後倒置。
對法國而言，資本主義可以說是創造這社會之因，也同時是這社會所賜予之果。
首先即因消除了舊體制的各種拘束和障礙，人身财産權被固定及标準化，于是所有權和雇傭在民間先構成一個大羅網。
嚴格說來，國家與社會不過是這種結構的一種外部，有如布羅代爾所說：“資本主義之成功，端在它與國家互為一體，它本身即成為國家。
”（詳第一章） 反過來說：這種體制也給新社會各種鼓勵和保障，更促進資本主義。
如拿破侖在1804年公布拿破侖法典，茲後他将這法典及其精神推行到他占領軍所及的其他國家裡去，亦有促成其他國家現代化的力量，而使資本主義更為擡頭。
為什麼與舊社會比較，一般人會感覺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裡較前自由？人類的社會生活不能沒有管制與約束。
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裡，一般人感到警察的監視較少，因為人民已受一種流動性的經濟力量所把持，這種接受金錢管制，有如洛克所說“含默的認可”（tacitcon-sent），出于自願。
這樣說來，“國計”不能不與“民生”共為一體，所以法國人也不能因為其社會基層的組織與“買賣咖啡與胡椒、印花布和煙草”的原則相似為可恥，隻有在這種商業組織的條件下，國民經濟才能高速展開，因為生活程度提高，一種高度的現代文化才能因之而産生。
柏克早應知道，文化即是生活。
在這種社會體制裡，當然隻有資産階級占優勢。
全民平等之不可能，已為當時人公開提出，因此以上的發展也是自然趨勢。
法國大革命之後的資産階級并非革命以前的資産階級。
以前的資産階級不少已在這大洪流中犧牲，有些持有公債，卻因政府賴債而破産，另外，不少農民及下層社會人士因投機買得政府急于脫手的産業而緻富，其他趁着稅收還沒有規律，軍需工業極需供應者的時候起家。
革命期間誠有不少陰謀，但是整個革命的過程錯綜複雜，其牽涉範圍之大，更早超過陰謀者所預期。
而且，法國大革命展開，随着有民族主義擡頭。
路易十六的法國還隻能算做一個朝代國家，拿破侖治下的法國才是一個道地的民族國家。
很多法國人跟随着波拿巴，因為他們每個人都自認是組織中之一部分，生命榮辱與共。
大革命口号“自由、平等、博愛”所産生的道德精神，“與佛菩薩、基督和蘇格拉底的，沒有重要的區别”。
即算劫富濟貧的觀念無法實現，而且大革命好像愚弄了一般貧民，這樣的經驗必定打擾着很多法國人的良心，所以現代共産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思想不開始于馬克思，而始于巴貝夫。
而且法蘭西除經過拿破侖的戰争外，以後還接着有1830、1848和1871年的革命。
時至今日仍有很多過激的思想，不出于蘇聯，而出于法國。
總之，法國大革命極端戲劇性地表現一個民族和一個國家尋覓現代組織的過程，它在迫不及待的期間，表揚了人類崇高的理想，也暴露了很多人類共通的弱點。
它給人類史展開了新的一頁，同時也留下一個陰影。
大革命将國家世俗化，從此，良心上的事，人自己作主。
但是有些革命者企圖以人類的理智代替宗教，始終沒有成功。
今日法蘭西仍是一個以天主教為主的國家。
本書作者于1987年經過裡昂，此地曾經赤色恐怖和白色恐怖兩度浩劫，可是今日這城市隻表現資本主義大都會升平的景象，市中心的廣場上仍有路易十六紀念碑，索恩河的大橋也仍稱為波拉巴大橋，而且富菲亞（Fourviere）山頂上的教堂裡仍供奉着百十盞信男信女所供奉的明燭，表示時過境遷，人類發覺他們的生活中不能沒有理智，但理智不是一切世事的最後主宰。
我們的知識愈提高，我們對旁人的容忍也要愈寬，我們道德上的責任也愈大。
俄國的十月革命 1969年3月，中蘇的武裝部隊在烏蘇裡江珍寶島上沖突，蘇方自稱死數十人，不久戰事延至新疆邊境。
克裡姆林宮的領導人物，有向中國使用原子武器的企圖。
9月16日由國家安全委員會（K.G.B.）的情報人員路易士（VictorLouis），以新聞記者的名義在《倫敦晚報》發表文章，聲稱蘇聯有向新疆使用原子武器的可能，主旨在探詢各國的反應。
翌年，蘇方外交人員又在維也納歌劇院遞交美國外交人員一張未簽名的草約，内中聲稱締約國如遇第三者原爆的挑釁，可以采取報複行動，并且通知各締約國家，互相協商。
尼克松及國務卿基辛格認為這樣一紙條約，等于要美國事前承認蘇聯有權對中國使用原子武器。
基辛格認為，10億中國人陷于無政府狀态，決非世界之福。
而且新疆接近蘇聯鐵道的終點，邊境去中國鐵道的終點則有好幾百裡，如果中國欲向蘇聯尋釁，也絕不會找到如此一個對本身戰略不利的地方。
所以美國雖與中共沒有外交關系，而且技術上尚處于敵對狀态，仍竭力設法與之接觸。
如果這還是一面之詞，則前蘇聯籍聯合國助理秘書斯維琴科投美，他所著書稱《與莫斯科決絕》，更叙述到幕後詳情。
珍寶島事件出乎蘇聯高級人員意料之外，一時人情惶惑。
有些人恐怕中共會動員幾百萬入侵，所以反而真确地讨論使用原子武器。
國防部長還主張使用最大氫彈。
如果成為事實，不僅幾百萬中國人性命立成齑粉，蘇聯境内的安全也成問題。
隻有參謀總長認為不妥，因為大規模的使用原子武器，必引起世界大戰，小規模的則不能解決問題。
據斯維琴科的報道，最後使主戰派懸崖勒馬的仍是美方的警告。
這些發展當然與蘇聯于1978年與越南宣布訂定攻守同盟條約有關，也引起中共于1979年初，出兵老街與諒山。
經此，勃列日涅夫（Brezhnev）才轉換口氣要和中國改善關系，甚至以充滿情緒的言詞講出：“我們還記得昔日為盟友，以同志地位互相合作的日子。
”而且本書脫稿之日，正值鄧小平與戈爾巴喬夫舉行高峰會議之時，可見國際間外交局面千變萬化，有識之士決不可以幾十年成見，衡量今日之事端。
然則将眼光現今化，則又須從曆史的基點觀察着手。
俄國之二月革命，實際發生于3月，十月革命則發生于11月。
因為教皇在1582年改革曆法，将當年删短10天（也就是以曆日計提前10日），俄國在革命前尚未取效，迄1917年則有13天的差距。
這兩重革命發生于1917年，也同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嚴重後果。
沙皇尼古拉二世缺乏想象力，為人軟弱，皇後則為德國人，不得人緣，又剛愎自用，如此與法國大革命前夕某些情形類似。
而且沙皇親自前往前線主持軍事，皇後在後宮幹政，引用妖人拉斯普丁（Rasputin），近似中國宮闱的黑幕。
可是這些人身上之因素，既像法國也像中國，無非專制政治常有的現象。
雖然替二月革命增加了不少背景色彩，可是不能受曆史家過度重視。
沙皇被迫退位之日，曾令皇弟嗣位，可是大公爵麥克堅辭不就，因為局勢已不可收拾。
二月革命之後，又有十月革命，更加之以内戰及斯大林之整肅，可見得人事問題并非一切問題之核心。
第一次世界大戰，俄國動員兵力1550萬，占全人口（不同的估計，低至1億3千萬，高至1億8千萬）約10％，在無數的村莊裡至少已占壯丁半數。
又征用民間馬200萬匹。
三年之内死傷及被俘人數，在600萬到800萬之間。
單是1915年加拉西（Galacia）一役，俄軍就死傷141萬，被俘者也近百萬。
這對社會是一種極大的擾動。
迄至1917年，俄軍在前線尚有兵員650萬，當中可能有80萬人以各種代表之名義經常活動于後方。
俄國的工業基礎與交通運輸不能負擔這樣的軍事行動和負擔這樣的損耗，已是衆所周知之事實。
戰時俄國驅趕徒手赤足之士兵上陣，均已數見不鮮。
又因為大戰剛起時西方都以為不會超過幾個月至一年，一切準備都從短時期着眼。
根據日俄戰争的經驗，野戰炮一門一年隻用炮彈1000發，而大戰時一次戰役幾天之内就可能耗用這樣的數目，而且大規模的戰役通常使用炮1000門以上。
然則人員裝備供應之不濟，還隻是問題之一面。
以後的研究，發現戰時經濟之發展已産生絕大不平衡。
譬如農村間的手工業及輔助工業即因之萎縮，最低限度城市的建築業和工礦擡頭，銀行業務日益擴大，證券交易所更較前活躍，利潤增值。
如此隻使社會階層的沖突更尖銳化。
帝俄時代的陸軍，多以貴族子弟為軍官，所以軍隊為王朝之拱衛。
戰事經年累月，軍官團的性格變質，中級以下的人士參與愈多，行伍之間則盡是農民。
以後蘇維埃（Soviet）組成時，他們由反沙皇而反朝代，繼而極端的左傾，主要乃由于農村問題，再加以長期戰争的影響。
據估計，俄國的工人在戰時由220萬增加至300萬，尚有100萬服役于交通部門。
總而言之，他們在龐大的人口中，隻占一個很小的比例（要是比例大，則整個下述之運動必會采取不同的途徑了）。
隻是迄至革命前夕，俄國工會運動一直未曾充分展開，勞資向來缺乏和衷共濟的習慣。
況且工人集中，在彼得格勒一城即有40萬。
促成他們參加革命的近因，乃是糧食恐慌。
以後他們截斷鐵路的交通，掌握郵政電話，參加赤衛隊，将兵工廠的武器交給革命隊伍，對革命産生了積極的作用。
類似的情形也及于波羅的海艦隊的海軍士兵，他們距首都近，敵視貴族軍官（海軍軍官與陸軍軍官不同，一直保持着貴族氣息），也容易受革命者策動。
可是以上之因素尚隻觸及革命之表面；倘要包括革命之全部發展，勢必将俄國本世紀初期的農村問題一并攝入。
俄國的土地問題本身就有跨世紀的複雜沿革。
原來俄國的穑夫确實有“農奴”身分，領主可以将之買賣，可以對他們加諸任何體刑，可以寫一紙文書，叫他們自己拿着到附近警察所報到，由警察鞭撻，也可以遣送他們于西伯利亞。
除非領主書面許可，穑夫不能領有财産。
沙皇亞曆山大二世1861年的解放令，确實是人道主義上的一件大事，隻是太遲，雖然在法律上免除了奴隸身份，在土地分配上卻沒有解決問題，反而增加問題之複雜。
解放令之前，一部分穑夫的生活已較前改善。
在南部農業商品化的區域，一般穑夫每周在領主的土地上工作3日，也有不少人是付代役金，隻是需要附近市鎮工廠展開，穑夫才能獲得額外收入。
農奴生産隻能替領主保持過去封建社會之場面，事實上效率低，也不經濟，隻是自由勞工不易獲得，尤以腹地為甚。
1861年俄國人口1／3為穑夫。
于是其間有如一段死結；農業生産的方式不改變則不易産生新型的工商業；沒有新型的工商業則無法改革農業的生産方式。
俄羅斯領域上的大陸性格值得學者注意。
解放令原則上由國家價賣領主之士地，但并不直接賜予穑夫，而是責成他們于49年内以工作或付代價償還。
因為各地情形不同，有些地區準備時期即花了20年，并且解放後穑夫付息高，得地少，大多數情形之下，所謂價接為業始終沒有成為事實。
“農民生活極少改善。
在俄國中部，耕地相當完好，他們因解放反而喪失土地，如此也難能稱之為解放。
” 又因為穑夫雖被解放，而财政責任未除，從地主買到的土地也并不交與個人，而系組織公社（obshchina）集體保管。
如是也如中國隋唐之均田一樣，公社不時将零星之土地各依人口之消長配與已解放之穑夫。
受領土地者隻有使用權，所掌握之地産不得買賣，也不能徑自世襲，而且使用者不得徑自挑選。
這樣一來，昔日穑夫無異于政府公地之租賃人，迄1917年，所述公社之管制仍在廣大的地區内有效。
農民也不可能有行動自由。
斯托雷平（Stolypin）為首相時，曾于1906年提出改革。
自此各公社可以将土地賣與農民，各農戶也可将手下管業之土地出賣，以便遷往城市改業。
斯氏之設計無非制造一批小自耕農，因為他們領有土地，身家财産所系，勢必與王朝同利害，而不緻動辄參加廣泛之農民運動。
可是這種法令無法于短時間内生效。
事實上斯氏計劃行之不及十載，歐戰即已爆發，隻有200萬農戶接受這樣的處置。
大抵俄國的亞400萬農戶之中，隻有1／10因此成為小自耕農，其他多因身處腹地，不便棄業他遷。
這些新獲得土地的鄰居，稱為“分離者”（otrubniki），從此不受公社管制，引起其他農民極端的嫉妒與仇恨。
所以二月革命前夕，全俄土地之占有情況确是五花八門。
貴族由于封建制度承襲之土地，仍占全體耕地約1／5，一般稱地主者為數13萬人。
又有數百萬自耕農，絕大多數則為名義上已解放，實際仍被公社管理之穑夫。
因此很難斷定俄國此時屬于何種體制。
戰時政府從農村中征得壯丁1200萬，馬200萬匹，當然減低各地耕作之效率。
影響所及，一方面農民渴望獲得土地，一方面耕地被廢置。
即算政府已将大批戰俘分發于農村，仍無法彌補因征兵所減少之人力，而且利用戰俘者以大地主之門戶為多。
此外，缺乏牲畜亦為極嚴重之問題。
大概在俄屬歐洲部分減少8.4％，南部之北高加索一帶減少23.8％。
時人所謂“和平與土地”（landandpeace），即代表一般民衆之要求。
企求和平，是他們無力承當長期戰争之負擔，并且沙皇與德奧在中歐利害之沖突與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