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威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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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讀書和教書的一段經驗，是在成人教育的範圍中，要提出有關曆史的新題材時，與其循規蹈矩的從疆域沿革世系制度說起，不如先引導出一件非常的事迹。
在叙述這事迹時，自然會牽涉到相關的背景。
表面看來，這種作法好像缺乏系統。
實際這才是将讀者或聽衆亟要知道的情事直接盤出，既有示範功用，追叙也有重點。
所犧牲的是表面上的名目和程序，所獲得的則是時間上的經濟與活用的功效。
我在小學、中學以至大學讀書的時候，在西洋史裡隻注重英國、法國、德國和帝俄的發展，很少提及意大利。
隻知道威尼斯是一座水中的城市，卻沒聽過她曾攻占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管理這城市内3／8的面積，又據克裡特島（Crete）為殖民地，而且她的海軍不僅在地中海，在世界上也占數一數二的地位，達幾個世紀之久。
過去我們對這些事迹漠不關心，今日則應廣為宣揚，這是因為世界的曆史業已改變，中國的曆史也在改變。
撫今追昔，我們對過去的看法已和前人不同。
從前在學校裡認為世界史裡屈指可數的大事，如彼得大帝、拿破侖、俾斯麥的功業，固已失去煊赫的地位。
民族國家（nationstates），有别于朝代的國家（dynasticstates）的興起，也難再于20世紀的末期被視為令人胸懷激動的曆史新聞。
而今天一般讀者亟要知道的，則是何以其中有些國家富強，有些貧弱，有些由盛而衰，有些則成為後起之秀。
威尼斯稱霸于地中海之日，大略為西元1000年至1500年之500年間，和中國之宋（960～1279）、元（1271～1368）兩朝及明朝（1368～1644）的前期同時。
在這500年的前端，歐洲所有的民族國家全未登場。
即到後端，英國與法國雖有現代國家的雛形，也未成熟。
而德國與意國之出現，尚在中國清朝之鹹豐同治年間，還是幾個世紀以後之事。
這也是我們不能把曆史上每一個國家當作和其他國家相類似的單位，從它的疆域沿革上着手分析的一大主因。
現在我要提出的一段非常事迹發生于西元1355年。
這年4月，威尼斯的統領華立羅（MarinoFaliero）被36人組成的法庭裁決犯有叛國罪，處以死刑。
這事情不僅成為曆史家反複研究不能完全定奪的一件疑案，也是以後文學家和藝術家籍以發揮自己情緒的一種題材。
19世紀初年，歐洲“浪漫主義”（romanti-cism）大興。
畫家德拉克洛瓦（Delacroix）以油畫渲染曆史上的驚險情事著名。
他有一幅“華立羅之死刑”證實被枭首的統領陰謀發動政變，企圖做獨裁者，實系國民公敵。
所以畫上犯人的屍體僵仆在統領官邸的石梯之前。
監刑的十人委員會（CouncilofTen，即威城的公安委員會）委員之一站在陽台上，一手抓着行刑所用的劍，上面尚是鮮血淋漓，當衆宣布，統領叛國依然罪有應得，很有孟子所說“聞誅一夫纣矣，未聞弑君也”的意涵。
可是浪漫派詩人拜倫（LordByron）與德拉克洛瓦同時，對此事有完全不同的解釋。
拜倫費時三個月，作成一部五幕劇，據他自己說，他考慮作此劇已有數年，内中情節以盡量接近曆史為原則。
他筆下的華立羅不僅是英明的國家領袖，也是大衆英雄。
他替威城作戰，曆經幾十年，在血淚星霜中，戰功赫赫，而且他又關心民瘼。
和當時威城的貴族驕奢淫佚，不把小民看在眼裡，極盡盤剝淩辱之事，明顯對比。
華立羅希望喚起下層民衆，尤以政府管轄的造船廠（在威尼斯稱arsenal）的員工，推翻現在的統治階級，組織民主化的政府。
事雖不成，這悲劇式的英雄在臨刑前慷慨的宣揚他高尚的宗旨，仍使殘害他的人為之低頭。
為什麼這兩人的借題發揮會如此南轅北轍？我們且看曆史的記載： 華立羅事件開始于1355年的GiovediGrasso節日，聖馬可廣場内有各項競技和雜耍。
事後統領依成例在官邸（即在聖馬可教堂和廣場之側，今日仍在）設宴。
一時威城權要麇集。
有一個年輕人叫做斯東諾（MicheleSteno）半瘋半醉地對與會的一位女賓表示熱情，超出常情之所能容，華立羅命令将他逐出邸外。
但是不知如何斯東諾竟又跑到邸内的會議室，在統領所常坐的椅背上塗寫了兩句韻文，意思是華立羅的妻子，貌美年輕，不幸已有外遇。
在華立羅控告之下，斯東諾被四十人委員會（CouncilofForty，有司法權，詳下）審判，但是隻被判禁足兩月。
以他冒犯統領情節之重，而處罰如此之輕，華立羅已在冒火。
事有湊巧，當時又有一個管造船廠的平民管理員，叫做伊沙内羅（Bertuc-cioIsarello），來向統領訴苦：隻為拒絕雇用一位貴族引薦來的船工，被這貴族毆打。
統領回答，這城市裡的特權階級跋扈，他自己尚受制于人，也無能為力。
伊沙内羅就說隻要統領有決心，現況不難改變，如是他們已經有了發生政變的機謀。
造船廠的工人早已對現狀不滿，他們又依成例間常充任統領的衛隊，所以組織他們造反，是合于邏輯的。
經過華立羅的同意，伊沙内羅協通了20個同謀者，每人又召集40個下屬。
對這些下屬卻沒有講明白陰謀的動機和目的。
當年威尼斯正和熱那亞（Genoa）作戰，鳴鐘即是傳告敵艦已入海沼内侵，根據規定，城中的貴族也要到廣場集合。
華立羅預定4月15日晚上，在聖馬可廣場鳴警報，趁這慌亂之中，參與陰謀的800人即不難将這些貴族或殺或擒，可望一網打盡。
然後華立羅宣布改組政府。
可是事機不密，參加的員工中有人透露出消息，親友開始互相警告，不要在此時此刻進入廣場，以免禍及。
十人委員會聞訊開始調查，首先他們在一座寺院裡秘密開會，以決定統領本人是否與聞陰謀。
既獲悉華立羅确系主犯，即開始在統領官邸，實際也是威城的政府衙門内公開審訊。
十人委員會依成例擴大為36人的特别法庭。
華立羅被判有罪。
4月16日黃昏，伊沙内羅被絞死。
17日清晨華立羅受刑。
刑畢官邸的大門開放，讓群衆觀視，當晚屍體送到一個荒島上埋葬，不設墓碑。
在官方的記錄裡，這案件隻用兩個字寫出（nonscribtur），可譯為“不書”，意謂：“我們就不要再提及此事了吧！”官邸的會議室，向來有曆任統領的畫像。
在華立羅的位置處，則用黑紗蓋着，上書“在此者為華立羅，因犯罪而被斬首”。
直到1520年，也就是165年之後，還有人看到4月16日威尼斯舉行紀念儀式，在遊行的隊伍中，有人捧出帶血污的花緞，仍稱是1355行刑的遺迹。
經過曆史家的考證，以上所說華立羅之妻的豔聞外遇，沒有實際的根據。
大概因為官方記錄不提及華立羅謀反的詳情，其中出諸道聽途說的細節也滲入正式曆史之内。
譬如說華立羅受刑之日，他已76歲，他的妻子才45歲。
她的名字也在各書之中寫成兩樣。
擾事的斯東諾則确有其人，他後來也成為威尼斯的統領，在位期間自1400年至他逝世的1413年，為曆史上有能力的領袖之一。
在1355年，他還太年輕，很難被邀請到統領一年一度的宴會裡去。
如果他真有在華立羅面前放肆闖下大禍的輕佻情節，照理也不該再有各種機緣，循威尼斯的正規途徑，由海軍軍官，而後任省長，最後被推舉為統領。
隻是華立羅陰謀之動機，還是引人注意。
他年事高，又無子嗣（拜倫的劇本裡替他添了一個侄子，但是沒有曆史上的根據），自己出身于威尼斯最有聲望的貴族家庭，又曾在政府的許多部門服務，也曾帶兵作戰，現任的統領一職，是終身制，他半年之前當選時，獲得41票中的35票，他自己尚在亞威農（Avignon，法國境内，是教皇駐跸之處）作外交上的交涉。
據他向朋友道說，他從未企求或運動這職位。
然則何以幾月之後，冒此大險，以緻身敗名裂？ 斯東諾的導火線雖沒有根據，華立羅與造船廠頭目伊沙内羅及其他員工的來往卻是證據确鑿，所以後來判死刑的不隻他們兩人，而有10餘人之多。
這些情形引起拜倫将他自己在19世紀初期的階級鬥争思想寫進華立羅的頭腦與口中。
可是華立羅從未表示他要領導工人運動，同時這種運動放在14世紀中葉的威尼斯，也是不合情理。
1355年去黑死病不遠，歐洲人口一時大減，勞動力缺乏，已經引起工資普遍增高，因此也用不着促成暴動去提高工人的地位。
德拉克洛瓦的油畫，代表着法國大革命前後一般市民階級企求自由的精神。
他們所反抗的暴君乃是舊體制（ancienregime）的遺物，亦即是貴族、僧侶的領導人。
以這種題材，加之于華立羅和威尼斯，則又不免張冠李戴。
華立羅很可能的有做威權皇子（authoritativeprince）的決心。
他很可能認為威尼斯的統領應有實權，不當受城中貴族層層節制。
有些曆史家認為他是主戰派，他之發動政變乃是希望與熱那亞作戰到底，不為和議派的壓力所轉移。
果真如此，他的悲劇并沒有浪漫畫家筆下牽涉之深。
隻能當作一種政治上和技術上的問題，也隻有片面的曆史意義。
今日我們檢閱陳迹，去華立羅企圖發動政變已600多年，去浪漫派詩人與畫家的筆下宣揚也超過一個半世紀。
我們與其跟着拜倫和德拉克洛瓦去猜測這悲劇人物的心清，倒不如質問何以他的心情會引起後人如斯的注意。
這題材既為舞台上的腳本，又是沙龍中的名畫，則作劇作畫的已經準備将此情此景永遠保留，吟詠觀摩。
難道這1355年4月17日的一段往事真有如是魅力？ 我的答案則是引人入勝的不僅在于當時一段事實，而是牽涉着這事實的背景。
拜倫說得好：“統領華立羅的陰謀，是現代曆史中一個最奇特的政府、城市和人民的年鑒中最值得注意的事件之一。
”接着他又說：“凡事涉及威尼斯就是不平凡。
她的容貌像一個夢，她的曆史像一段傳奇。
” 關于威尼斯的外形和面貌，已有兩位現今的作家指出：“威尼斯世間無匹。
有理智的人不會在這地方建造一座城市。
”時至今日，這城市内曆史上有名的建築物，都有繼續沉浸在水中的危險。
國際間援救的組織，正設法将軟泥注入這些建築的地基内，希望将之擡高。
其所以如此，乃因威尼斯向來就不是計劃中的城市。
西元500年前後，幾批日耳曼民族的部落侵入意大利半島，此城乃在倉卒之中創設。
一部19世紀的曆史如是說：“他們都是難民，為數四萬餘，在5世紀被蠻族逐出他們的故鄉，在這海沼之中避難。
此處土地經常移動，處于鹹水的沼澤之中，難民發現無土可耕，無石可采，無鐵可鑄，無木材可作房舍，甚至無清水可飲。
他們（仍然）在此創立了黎多（Rialto）的港口。
” 所謂黎多原來泛指威尼斯各島，今日則為兩個主島之一，在西邊，與東邊的聖馬可（SanMarco）毗鄰，中間隻有一條大運河分隔。
曆來的安排，商場都在黎多，政府官邸及群衆的廣場則在聖馬可。
此外尚有環繞的諸島，已屬次要。
這威尼斯城處亞德裡亞（Adriatic）海之北端，也算是東西海岸的分歧點。
兩島去大陸隻有2.5英裡的距離，其中大部分可以徒涉，可是内中卻又有很多深水的水道，非本地人莫識，所以易于防禦。
在她1000多年的曆史中，威尼斯曾數度瀕于被侵犯的危險，可是直到1797年拿破侖将她撥給奧國之前，未曾為外國軍隊占領，其受大陸農業的影響也至微。
拜倫所說，威尼斯的曆史可以當作一段傳奇看待，雖然容易體會，卻無法直接的形容，現在容我作如是的解釋： 過去約2000年來，我們在曆史上看到的政府，大體都是君權政府。
君權的根據，總是“君權神授”。
既有宗教上的意義，也有道德上的附帶條件。
要是神啟示于人，作之君，當然責成他率領臣民為善，否則就沒有邏輯上的意義了。
我們尚在它陰影之下，不容易遽爾體會到這種觀念的源遠流長。
中國到20世紀的初年，才取消帝制。
即英國在17世紀初年詹姆士一世也還在提倡君權神授，他自己著書不算，還一再口授政教合一的宗旨，曾親自說：“沒有主教就沒有國王。
”（nobishop，noKing）其要義也就是要不讓他派出僧侶管制臣民的心靈生活，就用不着由他出面做國家之首長。
在這時候如果有人出面說：我偏不信你這一套。
人生的目的，最初無非豐衣足食，既能溫飽，則求繁富。
然後得隴望蜀，更憧憬于權力與幻想間的各種欲念，隻要我能達到目的，也不關你事。
至于我的善惡，也有我自己的良心作主。
我與神的關系，更非你與你的主教所能幹預。
這種意見，也可以算是資本主義的原始思想。
說來容易，做去卻行不通。
即楊朱為我（第一章）也有這種傾向，已經被孟子與墨翟一并罵為“無父無君，是禽獸也”，顯示曆史上的既成因素阻塞着“自由的構造”（freeconstruction）。
然在西元之前，東西的哲學家能夠提出上述意見時，各種權力的組織早已畫疆分土把世界分割得幹淨。
社會制度也與這權力的系統為表裡。
又直到最近代，經濟的展開也非常的遲緩，更不容各個人或者一個集團的人設想他們的私人财富可以繼續擴充，終身沒有限制。
威尼斯則在這不可能的條件内産生了一段例外，無須将上述意見特别标榜，卻已經在事實上證明，“自由的構造”事屬可行。
她最起初的曆史，約略的概述如上，有如陶淵明的《桃花源記》。
威尼斯對意大利大陸上的政争，不涉足加入，也真有“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的态度。
可是當初的40000難民經過幾個世紀的移民和繁殖達到10萬左右，早已超過“不足為外人道”的打算。
威尼斯首先以魚鹽之利在波河（PoRiver）及亞德裡亞近海立下了一個商業上的基礎，以後向東發展，執地中海商業之牛耳，可以說是在缺乏政治、宗教、社會上的各種限制與障礙，得以将其組織，全部适用于經濟上最合理的規範上去，以資金之活用（wideextensionofcredit）、經理雇用（impersonalmanage-ment）和技術上的支持因素共通使用（poolingofservicefacilities）的原則，使所有權（ownership）與雇傭（employ-ment）結為一元（詳第一章）。
其國家勢力既膨脹，個人活動的範圍也擴大，有野心和志氣的年輕人，起先在蜈蚣船（galley）上作弓箭手，參加海外旅行，開始帶貨，次之參加股份貿易（col-leganza），将資本愈積愈大，以後在海外建農場，在大陸造别墅，和在大運河河岸蓋房舍都不是不可能的事。
固然威尼斯的重要位置，包括海軍将領的地位，常為貴族壟斷。
但是13世紀之前社會流動性大。
直到1323年後，才規定貴族及其家屬（經常1000至2000人，代表200家以上）代表“大會議”（GrandCouncil）的會員，而威尼斯的貴族仍隻有少數擁有地産，大多數還是城中紳商。
同時貴族隻是一種身份，不一定富裕；富裕的紳商卻也不一定是貴族。
從一個曆史家的眼光來看，賺錢不是唯一的要事，隻是這個城
在叙述這事迹時，自然會牽涉到相關的背景。
表面看來，這種作法好像缺乏系統。
實際這才是将讀者或聽衆亟要知道的情事直接盤出，既有示範功用，追叙也有重點。
所犧牲的是表面上的名目和程序，所獲得的則是時間上的經濟與活用的功效。
我在小學、中學以至大學讀書的時候，在西洋史裡隻注重英國、法國、德國和帝俄的發展，很少提及意大利。
隻知道威尼斯是一座水中的城市，卻沒聽過她曾攻占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管理這城市内3／8的面積，又據克裡特島（Crete）為殖民地，而且她的海軍不僅在地中海，在世界上也占數一數二的地位，達幾個世紀之久。
過去我們對這些事迹漠不關心，今日則應廣為宣揚，這是因為世界的曆史業已改變，中國的曆史也在改變。
撫今追昔，我們對過去的看法已和前人不同。
從前在學校裡認為世界史裡屈指可數的大事，如彼得大帝、拿破侖、俾斯麥的功業，固已失去煊赫的地位。
民族國家（nationstates），有别于朝代的國家（dynasticstates）的興起，也難再于20世紀的末期被視為令人胸懷激動的曆史新聞。
而今天一般讀者亟要知道的，則是何以其中有些國家富強，有些貧弱，有些由盛而衰，有些則成為後起之秀。
威尼斯稱霸于地中海之日，大略為西元1000年至1500年之500年間，和中國之宋（960～1279）、元（1271～1368）兩朝及明朝（1368～1644）的前期同時。
在這500年的前端，歐洲所有的民族國家全未登場。
即到後端，英國與法國雖有現代國家的雛形，也未成熟。
而德國與意國之出現，尚在中國清朝之鹹豐同治年間，還是幾個世紀以後之事。
這也是我們不能把曆史上每一個國家當作和其他國家相類似的單位，從它的疆域沿革上着手分析的一大主因。
現在我要提出的一段非常事迹發生于西元1355年。
這年4月，威尼斯的統領華立羅（MarinoFaliero）被36人組成的法庭裁決犯有叛國罪，處以死刑。
這事情不僅成為曆史家反複研究不能完全定奪的一件疑案，也是以後文學家和藝術家籍以發揮自己情緒的一種題材。
19世紀初年，歐洲“浪漫主義”（romanti-cism）大興。
畫家德拉克洛瓦（Delacroix）以油畫渲染曆史上的驚險情事著名。
他有一幅“華立羅之死刑”證實被枭首的統領陰謀發動政變，企圖做獨裁者，實系國民公敵。
所以畫上犯人的屍體僵仆在統領官邸的石梯之前。
監刑的十人委員會（CouncilofTen，即威城的公安委員會）委員之一站在陽台上，一手抓着行刑所用的劍，上面尚是鮮血淋漓，當衆宣布，統領叛國依然罪有應得，很有孟子所說“聞誅一夫纣矣，未聞弑君也”的意涵。
可是浪漫派詩人拜倫（LordByron）與德拉克洛瓦同時，對此事有完全不同的解釋。
拜倫費時三個月，作成一部五幕劇，據他自己說，他考慮作此劇已有數年，内中情節以盡量接近曆史為原則。
他筆下的華立羅不僅是英明的國家領袖，也是大衆英雄。
他替威城作戰，曆經幾十年，在血淚星霜中，戰功赫赫，而且他又關心民瘼。
和當時威城的貴族驕奢淫佚，不把小民看在眼裡，極盡盤剝淩辱之事，明顯對比。
華立羅希望喚起下層民衆，尤以政府管轄的造船廠（在威尼斯稱arsenal）的員工，推翻現在的統治階級，組織民主化的政府。
事雖不成，這悲劇式的英雄在臨刑前慷慨的宣揚他高尚的宗旨，仍使殘害他的人為之低頭。
為什麼這兩人的借題發揮會如此南轅北轍？我們且看曆史的記載： 華立羅事件開始于1355年的GiovediGrasso節日，聖馬可廣場内有各項競技和雜耍。
事後統領依成例在官邸（即在聖馬可教堂和廣場之側，今日仍在）設宴。
一時威城權要麇集。
有一個年輕人叫做斯東諾（MicheleSteno）半瘋半醉地對與會的一位女賓表示熱情，超出常情之所能容，華立羅命令将他逐出邸外。
但是不知如何斯東諾竟又跑到邸内的會議室，在統領所常坐的椅背上塗寫了兩句韻文，意思是華立羅的妻子，貌美年輕，不幸已有外遇。
在華立羅控告之下，斯東諾被四十人委員會（CouncilofForty，有司法權，詳下）審判，但是隻被判禁足兩月。
以他冒犯統領情節之重，而處罰如此之輕，華立羅已在冒火。
事有湊巧，當時又有一個管造船廠的平民管理員，叫做伊沙内羅（Bertuc-cioIsarello），來向統領訴苦：隻為拒絕雇用一位貴族引薦來的船工，被這貴族毆打。
統領回答，這城市裡的特權階級跋扈，他自己尚受制于人，也無能為力。
伊沙内羅就說隻要統領有決心，現況不難改變，如是他們已經有了發生政變的機謀。
造船廠的工人早已對現狀不滿，他們又依成例間常充任統領的衛隊，所以組織他們造反，是合于邏輯的。
經過華立羅的同意，伊沙内羅協通了20個同謀者，每人又召集40個下屬。
對這些下屬卻沒有講明白陰謀的動機和目的。
當年威尼斯正和熱那亞（Genoa）作戰，鳴鐘即是傳告敵艦已入海沼内侵，根據規定，城中的貴族也要到廣場集合。
華立羅預定4月15日晚上，在聖馬可廣場鳴警報，趁這慌亂之中，參與陰謀的800人即不難将這些貴族或殺或擒，可望一網打盡。
然後華立羅宣布改組政府。
可是事機不密，參加的員工中有人透露出消息，親友開始互相警告，不要在此時此刻進入廣場，以免禍及。
十人委員會聞訊開始調查，首先他們在一座寺院裡秘密開會，以決定統領本人是否與聞陰謀。
既獲悉華立羅确系主犯，即開始在統領官邸，實際也是威城的政府衙門内公開審訊。
十人委員會依成例擴大為36人的特别法庭。
華立羅被判有罪。
4月16日黃昏，伊沙内羅被絞死。
17日清晨華立羅受刑。
刑畢官邸的大門開放，讓群衆觀視，當晚屍體送到一個荒島上埋葬，不設墓碑。
在官方的記錄裡，這案件隻用兩個字寫出（nonscribtur），可譯為“不書”，意謂：“我們就不要再提及此事了吧！”官邸的會議室，向來有曆任統領的畫像。
在華立羅的位置處，則用黑紗蓋着，上書“在此者為華立羅，因犯罪而被斬首”。
直到1520年，也就是165年之後，還有人看到4月16日威尼斯舉行紀念儀式，在遊行的隊伍中，有人捧出帶血污的花緞，仍稱是1355行刑的遺迹。
經過曆史家的考證，以上所說華立羅之妻的豔聞外遇，沒有實際的根據。
大概因為官方記錄不提及華立羅謀反的詳情，其中出諸道聽途說的細節也滲入正式曆史之内。
譬如說華立羅受刑之日，他已76歲，他的妻子才45歲。
她的名字也在各書之中寫成兩樣。
擾事的斯東諾則确有其人，他後來也成為威尼斯的統領，在位期間自1400年至他逝世的1413年，為曆史上有能力的領袖之一。
在1355年，他還太年輕，很難被邀請到統領一年一度的宴會裡去。
如果他真有在華立羅面前放肆闖下大禍的輕佻情節，照理也不該再有各種機緣，循威尼斯的正規途徑，由海軍軍官，而後任省長，最後被推舉為統領。
隻是華立羅陰謀之動機，還是引人注意。
他年事高，又無子嗣（拜倫的劇本裡替他添了一個侄子，但是沒有曆史上的根據），自己出身于威尼斯最有聲望的貴族家庭，又曾在政府的許多部門服務，也曾帶兵作戰，現任的統領一職，是終身制，他半年之前當選時，獲得41票中的35票，他自己尚在亞威農（Avignon，法國境内，是教皇駐跸之處）作外交上的交涉。
據他向朋友道說，他從未企求或運動這職位。
然則何以幾月之後，冒此大險，以緻身敗名裂？ 斯東諾的導火線雖沒有根據，華立羅與造船廠頭目伊沙内羅及其他員工的來往卻是證據确鑿，所以後來判死刑的不隻他們兩人，而有10餘人之多。
這些情形引起拜倫将他自己在19世紀初期的階級鬥争思想寫進華立羅的頭腦與口中。
可是華立羅從未表示他要領導工人運動，同時這種運動放在14世紀中葉的威尼斯，也是不合情理。
1355年去黑死病不遠，歐洲人口一時大減，勞動力缺乏，已經引起工資普遍增高，因此也用不着促成暴動去提高工人的地位。
德拉克洛瓦的油畫，代表着法國大革命前後一般市民階級企求自由的精神。
他們所反抗的暴君乃是舊體制（ancienregime）的遺物，亦即是貴族、僧侶的領導人。
以這種題材，加之于華立羅和威尼斯，則又不免張冠李戴。
華立羅很可能的有做威權皇子（authoritativeprince）的決心。
他很可能認為威尼斯的統領應有實權，不當受城中貴族層層節制。
有些曆史家認為他是主戰派，他之發動政變乃是希望與熱那亞作戰到底，不為和議派的壓力所轉移。
果真如此，他的悲劇并沒有浪漫畫家筆下牽涉之深。
隻能當作一種政治上和技術上的問題，也隻有片面的曆史意義。
今日我們檢閱陳迹，去華立羅企圖發動政變已600多年，去浪漫派詩人與畫家的筆下宣揚也超過一個半世紀。
我們與其跟着拜倫和德拉克洛瓦去猜測這悲劇人物的心清，倒不如質問何以他的心情會引起後人如斯的注意。
這題材既為舞台上的腳本，又是沙龍中的名畫，則作劇作畫的已經準備将此情此景永遠保留，吟詠觀摩。
難道這1355年4月17日的一段往事真有如是魅力？ 我的答案則是引人入勝的不僅在于當時一段事實，而是牽涉着這事實的背景。
拜倫說得好：“統領華立羅的陰謀，是現代曆史中一個最奇特的政府、城市和人民的年鑒中最值得注意的事件之一。
”接着他又說：“凡事涉及威尼斯就是不平凡。
她的容貌像一個夢，她的曆史像一段傳奇。
” 關于威尼斯的外形和面貌，已有兩位現今的作家指出：“威尼斯世間無匹。
有理智的人不會在這地方建造一座城市。
”時至今日，這城市内曆史上有名的建築物，都有繼續沉浸在水中的危險。
國際間援救的組織，正設法将軟泥注入這些建築的地基内，希望将之擡高。
其所以如此，乃因威尼斯向來就不是計劃中的城市。
西元500年前後，幾批日耳曼民族的部落侵入意大利半島，此城乃在倉卒之中創設。
一部19世紀的曆史如是說：“他們都是難民，為數四萬餘，在5世紀被蠻族逐出他們的故鄉，在這海沼之中避難。
此處土地經常移動，處于鹹水的沼澤之中，難民發現無土可耕，無石可采，無鐵可鑄，無木材可作房舍，甚至無清水可飲。
他們（仍然）在此創立了黎多（Rialto）的港口。
” 所謂黎多原來泛指威尼斯各島，今日則為兩個主島之一，在西邊，與東邊的聖馬可（SanMarco）毗鄰，中間隻有一條大運河分隔。
曆來的安排，商場都在黎多，政府官邸及群衆的廣場則在聖馬可。
此外尚有環繞的諸島，已屬次要。
這威尼斯城處亞德裡亞（Adriatic）海之北端，也算是東西海岸的分歧點。
兩島去大陸隻有2.5英裡的距離，其中大部分可以徒涉，可是内中卻又有很多深水的水道，非本地人莫識，所以易于防禦。
在她1000多年的曆史中，威尼斯曾數度瀕于被侵犯的危險，可是直到1797年拿破侖将她撥給奧國之前，未曾為外國軍隊占領，其受大陸農業的影響也至微。
拜倫所說，威尼斯的曆史可以當作一段傳奇看待，雖然容易體會，卻無法直接的形容，現在容我作如是的解釋： 過去約2000年來，我們在曆史上看到的政府，大體都是君權政府。
君權的根據，總是“君權神授”。
既有宗教上的意義，也有道德上的附帶條件。
要是神啟示于人，作之君，當然責成他率領臣民為善，否則就沒有邏輯上的意義了。
我們尚在它陰影之下，不容易遽爾體會到這種觀念的源遠流長。
中國到20世紀的初年，才取消帝制。
即英國在17世紀初年詹姆士一世也還在提倡君權神授，他自己著書不算，還一再口授政教合一的宗旨，曾親自說：“沒有主教就沒有國王。
”（nobishop，noKing）其要義也就是要不讓他派出僧侶管制臣民的心靈生活，就用不着由他出面做國家之首長。
在這時候如果有人出面說：我偏不信你這一套。
人生的目的，最初無非豐衣足食，既能溫飽，則求繁富。
然後得隴望蜀，更憧憬于權力與幻想間的各種欲念，隻要我能達到目的，也不關你事。
至于我的善惡，也有我自己的良心作主。
我與神的關系，更非你與你的主教所能幹預。
這種意見，也可以算是資本主義的原始思想。
說來容易，做去卻行不通。
即楊朱為我（第一章）也有這種傾向，已經被孟子與墨翟一并罵為“無父無君，是禽獸也”，顯示曆史上的既成因素阻塞着“自由的構造”（freeconstruction）。
然在西元之前，東西的哲學家能夠提出上述意見時，各種權力的組織早已畫疆分土把世界分割得幹淨。
社會制度也與這權力的系統為表裡。
又直到最近代，經濟的展開也非常的遲緩，更不容各個人或者一個集團的人設想他們的私人财富可以繼續擴充，終身沒有限制。
威尼斯則在這不可能的條件内産生了一段例外，無須将上述意見特别标榜，卻已經在事實上證明，“自由的構造”事屬可行。
她最起初的曆史，約略的概述如上，有如陶淵明的《桃花源記》。
威尼斯對意大利大陸上的政争，不涉足加入，也真有“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的态度。
可是當初的40000難民經過幾個世紀的移民和繁殖達到10萬左右，早已超過“不足為外人道”的打算。
威尼斯首先以魚鹽之利在波河（PoRiver）及亞德裡亞近海立下了一個商業上的基礎，以後向東發展，執地中海商業之牛耳，可以說是在缺乏政治、宗教、社會上的各種限制與障礙，得以将其組織，全部适用于經濟上最合理的規範上去，以資金之活用（wideextensionofcredit）、經理雇用（impersonalmanage-ment）和技術上的支持因素共通使用（poolingofservicefacilities）的原則，使所有權（ownership）與雇傭（employ-ment）結為一元（詳第一章）。
其國家勢力既膨脹，個人活動的範圍也擴大，有野心和志氣的年輕人，起先在蜈蚣船（galley）上作弓箭手，參加海外旅行，開始帶貨，次之參加股份貿易（col-leganza），将資本愈積愈大，以後在海外建農場，在大陸造别墅，和在大運河河岸蓋房舍都不是不可能的事。
固然威尼斯的重要位置，包括海軍将領的地位，常為貴族壟斷。
但是13世紀之前社會流動性大。
直到1323年後，才規定貴族及其家屬（經常1000至2000人，代表200家以上）代表“大會議”（GrandCouncil）的會員，而威尼斯的貴族仍隻有少數擁有地産，大多數還是城中紳商。
同時貴族隻是一種身份，不一定富裕；富裕的紳商卻也不一定是貴族。
從一個曆史家的眼光來看，賺錢不是唯一的要事，隻是這個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