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問題的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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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精神将企業繼續展開擴大。
以上諸項使資本主義的發展成為一種組織和一種運動。
倘非如此，縱然在特殊情形下，某人“田連郡縣”，某家“積資钜萬”，孤立之财富無從引導群衆參加，更不可能改造社會。
而稱此等例外及昙花一現之事迹為資本主義，隻有淆亂聽聞，縱收宣傳之功效，亦不能在曆史上長期站得住腳。
中國未能産生資本主義之原委 我們既說資本主義不曾在中國産生，但我們也無法全部縷列不能産生的原因。
一走獸有别于一飛禽，其間關系着兩方的組織與結構，不能僅以“沒有翅膀”作一切之解釋。
以下提到兩方法制之不同，與其說是概括了不能産生的原因，勿甯說是在其重點上暴露着雙方組織與結構的差異，作為不能産生的證據。
諾茲及湯姆斯著有《西方世界之興起》（詳上注釋），書中說及資本主義的推行，必使債務被尊重，合同必須強迫執行。
他們也說：“不論主權誰屬，隻能在安全、有秩序和在法律保護的商業路線、交易市場和契約關系之下，利潤才能增值。
”他們不僅一再聲明私人财産權之重要，而且财産權還要“有效率”（effi-cient）。
即是行使起來費力少而收效大，不緻到處被留難，到處被阻滞而增加額外費用。
這樣一個條件如何能夠成為事實？光是立法詳盡還不夠。
因為一項法律行得通，必有“社會上之強迫力量”（socialcom-pulsion）為之作張本。
也就是十之八九的情形，人民能夠而且願意照立法的條文行事。
其條文不是合法（legal）（即一直有成例可援），就是公平（equitable）（中國人常說合乎情理）。
所以法官若開庭指正一二，甚或派法警，發出傳票，貼封條，強制執行，才沒有困難。
倘使立法與社會情形及人民向背全部相違，理想與現實在思想上和生活上産生距離，一般民衆讀其條文有如念外國文，則行不通（inoperative）。
如英國劍橋的街道依中世紀的規模，既窄狹又曲折，至今一般行車隻能每小時15英裡。
縱有一位維新的市政專家，要在街頭豎立一種時速70英裡的限制，吾人可謂之自欺欺人。
反過來說，要在美國高速公路上樹立一個時速15英裡的限制，哪怕有天大的本領，也确實的掌握着了警察權，亦不見得能将如此不顧客觀背景的法令推行到底。
這與以上所說資本主義的組成有何相幹？ 諾茲和湯姆斯所說“有效率的私人财産權”，隐約指出社會的下層機構裡有各種經濟因素，已到達了一個能公平而自由交換的程度，因之這樣的一個國家才能全部用數字管理，我們也可以想象這國家已進入了資本主義的境界。
這一方面有如兩位作家所說，是私人資本能繼續不斷增集，從另方面說來，其所以如此，不僅法律之條文如是，人民一般的思想以及生活習慣也已接受這公平而自由交換的原則。
此種情形在傳統的中國社會裡迄未發生。
分析内中原委，屬于本書結論之範圍。
現在我們開卷時即要說明，這種“有效率的私人财産權”之原則，曆來不為中國法制所支持。
宋朝的朱熹乃一代大儒，他注釋的《四書》，是為以後各朝代開科取士的标準。
他在江西任地方官時曾發布“曉谕兄弟争取産事”的一篇公告。
内中提及“照對禮經，凡人子不蓄私财，而律文亦有别籍異财之禁”。
表面看來，此不過是一位模範官僚不接受親戚家人争産的訴訟，而責成父兄族長調解以保全“風俗之淳厚”。
但骨子裡即暴露了傳統官僚組織以道德代替法律，不承認私人财産權的特色。
我們再看明末模範官僚海瑞，他也曾留下一段文字，提出他審問民事案件的方針：“凡訟之可疑者，與其屈兄，甯屈其弟；與其屈叔伯，甯屈其侄；與其屈貧民，甯屈富民；與其屈愚直，甯屈刁頑。
事在争産業，與其屈小民，甯屈鄉宦，以救弊也。
事在争言貌，與其屈鄉宦，甯屈小民，以存體也。
”兩人之間相去約400年，彼此都不顧及内在的公平（intrinsicjustice）。
亦即在官僚面前，原告與被告本來在人身上的不平等，因血緣關系、社會身份及道德品質而互有上下。
官僚重要的是保存這梯級的社會價值，而可忽視訴訟之性質及提出訴訟之動機。
換言之，法庭審案原不是為民服務，可以置案情的經濟性格于不顧，而隻着意保全中國傳統的社會組織。
朱熹與海瑞同為傳統的好官，可見得他們看來離奇的态度，出于一種千百年以來已成為風俗的思想與信仰，不是單純的司法問題。
歸根結底，西方的封建社會，下端緣始于部落組織，法治（jurisprudence）之傳統注重實事之需要，在細微末節之中造成成例，積之而為傳統私人财産權自始即受重視。
中國則在公元以前，即因防洪救災及對付北方遊牧民族之需要，構成龐大的官僚組織，注重意識形态的一緻，各種職掌也強調其一般性，成員才能互相對調。
而下層組織又曆來由官廳指令造成，如北魏之三長制（鄰、裡、黨）、北宋時之保甲。
加上中央政府向全民直接抽稅，曆來各朝代都有“均田”辦法，造成大數量的小自耕農，作為當兵納稅之基礎。
政府不顧坐視财富之集中，遂緻生産單位分割至小，稅收雜碎零星，如此一來，小民固然請不起律師，官僚組織也無力創制複雜之法制理論。
所以中國社會不能在數目字上管理，由來已久，其以道德代替法律，更以息争的名義，責成裡長甲長鄉紳族長将大事化小，小事化無。
一方面将衙門的工作分量減輕，一方面則阻塞低層社會裡各種經濟因素公平而自由的交換（因為隻有最原始型的交換才能被衆目公認，稍帶現代型的分工合作，及于較繁複的契約關系，即無社會之保證）。
這和諾茲及湯姆斯所說有效率的私人财産權，直是南轅北轍。
有了以上曆史之背景，我們再回頭提出這問題，“為什麼中國不能産生資本主義”，就不難解釋了。
本來資本主義就是一種出奇的體制，應特殊需要而産生。
即是西歐的國家亦要通過一段艱苦的改造，才能成熟而成為今日公認的資本主義國家（見第四章）。
亞當·斯密曾謂有兩種“系統”，可以增進人民的财富，一是農業的系統，另一則是商業的系統。
他接着又說，商業的系統乃是現代的系統。
此即資本主義，因為别無他物符合其所形容。
克拉克指出，用資本主義這一名詞概括現代經濟制度是19世紀社會主義者發明的辦法。
由此可見資本主義雖為一種經濟制度，在社會裡造成一種系統，促成政治外交法律科技多方面的改革。
新宗教思想固然可以視為推進資本主義發展的原因，亦可當作在它羽翼下，這種新社會組織的意識形态。
因為它無所不包，牽連甚廣，誠如馬克思與恩格斯所言，它有革命性格，也有創造新時代的氣魄（他們未直接用“資本主義”這一名詞，但提到“資本家時代”已是異途同歸）。
我們再問：為什麼中國不能産生資本主義？其答複則是“一隻走獸，除非脫胎換骨，否則不能兼任飛禽”。
中國是大陸型的國家，重農抑商已久，是傳統政策，重生産而不重分配。
不僅整個領域自給自足，而且各府縣也要遍種桑稻。
加以中央集權，長期實行科舉取士，使中國這個國家與社會表現出它獨特的性格，所有知識分子的人生觀也要根據這高層機構之需要而調整。
為什麼中國不能産生資本主義？因為她志不在此。
她不僅不能産生，而且一向無意于産生。
到鴉片戰争戰敗後她仍不願放棄中國本位。
此種觀點要到康梁百日維新之後才有劇烈更變。
所以馮友蘭著《中國哲學史》，謂韓子至淮南王時代為“子學時化”。
自董仲舒至康有為，其間約2000年，則全為“經學時代”。
三種學派之令人失望 中國在20世紀亟須将國家和社會的組織重新徹底改造，已不待争辯。
這當中也需要使整個組織進入數目字的管理。
這問題無疑的牽涉到資本主義。
抗日戰争展開前夕，日本由廣田弘毅提出中國必須接受三個條件：一為經濟提攜，二為共同防共，三為承認滿洲國。
前兩個條件是要求中國生存于日本資本主義呼吸之下。
其實日本占領東北，制造傀儡滿洲國的目的也在掌握大陸之資源，因此所謂廣田三原則全有濃重之經濟意義。
而強鄰壓境逼入堂奧，即幸有國際正義的支持，亦無法拯救中國于極端危窘的境界。
其症結仍在中國農業社會的架構不能與新型商業社會的組織相抗衡，不僅軍備與後勤瞠乎其後，人事組織亦捉襟見肘。
倉卒之間動員一個軍令統一為數幾百萬的大軍，和強敵作戰數年，不僅為中國曆史之空前未有，而且官方與民間至少尚需準備一個世紀以上的時間來面對這種狀況。
總而言之，中國下層各種經濟因素尚未造成一種可以公平而自由交換的情勢。
所以征兵籌饷全靠由上向下施加壓力，裡長、甲長、鄉紳、族長則不能脫離壟斷、包辦、奉承、哄騙各種舊社會惡習（因為過去經理問題簡單，隻較注重妥協遷就，并未向全民交代，社會之結構如是，無法突然改向）。
最下層的數字既不能複實，中上層之經理亦受影響，所謂各種黑暗與腐敗，并非全系道德問題，而是有這樣一個基本的技術問題存在。
今日中國趨向現代化，必須徹底解決此根本技術問題。
前段已經提及陶蒲所謂研究資本主義的三種學派。
此時我們若根據刻下中國之需要，再度在三種學說中尋覓可資引用之處，則隻有更感到失望。
馬克思對中國之出路并無具體指示，
以上諸項使資本主義的發展成為一種組織和一種運動。
倘非如此，縱然在特殊情形下，某人“田連郡縣”，某家“積資钜萬”，孤立之财富無從引導群衆參加，更不可能改造社會。
而稱此等例外及昙花一現之事迹為資本主義，隻有淆亂聽聞，縱收宣傳之功效，亦不能在曆史上長期站得住腳。
中國未能産生資本主義之原委 我們既說資本主義不曾在中國産生，但我們也無法全部縷列不能産生的原因。
一走獸有别于一飛禽，其間關系着兩方的組織與結構，不能僅以“沒有翅膀”作一切之解釋。
以下提到兩方法制之不同，與其說是概括了不能産生的原因，勿甯說是在其重點上暴露着雙方組織與結構的差異，作為不能産生的證據。
諾茲及湯姆斯著有《西方世界之興起》（詳上注釋），書中說及資本主義的推行，必使債務被尊重，合同必須強迫執行。
他們也說：“不論主權誰屬，隻能在安全、有秩序和在法律保護的商業路線、交易市場和契約關系之下，利潤才能增值。
”他們不僅一再聲明私人财産權之重要，而且财産權還要“有效率”（effi-cient）。
即是行使起來費力少而收效大，不緻到處被留難，到處被阻滞而增加額外費用。
這樣一個條件如何能夠成為事實？光是立法詳盡還不夠。
因為一項法律行得通，必有“社會上之強迫力量”（socialcom-pulsion）為之作張本。
也就是十之八九的情形，人民能夠而且願意照立法的條文行事。
其條文不是合法（legal）（即一直有成例可援），就是公平（equitable）（中國人常說合乎情理）。
所以法官若開庭指正一二，甚或派法警，發出傳票，貼封條，強制執行，才沒有困難。
倘使立法與社會情形及人民向背全部相違，理想與現實在思想上和生活上産生距離，一般民衆讀其條文有如念外國文，則行不通（inoperative）。
如英國劍橋的街道依中世紀的規模，既窄狹又曲折，至今一般行車隻能每小時15英裡。
縱有一位維新的市政專家，要在街頭豎立一種時速70英裡的限制，吾人可謂之自欺欺人。
反過來說，要在美國高速公路上樹立一個時速15英裡的限制，哪怕有天大的本領，也确實的掌握着了警察權，亦不見得能将如此不顧客觀背景的法令推行到底。
這與以上所說資本主義的組成有何相幹？ 諾茲和湯姆斯所說“有效率的私人财産權”，隐約指出社會的下層機構裡有各種經濟因素，已到達了一個能公平而自由交換的程度，因之這樣的一個國家才能全部用數字管理，我們也可以想象這國家已進入了資本主義的境界。
這一方面有如兩位作家所說，是私人資本能繼續不斷增集，從另方面說來，其所以如此，不僅法律之條文如是，人民一般的思想以及生活習慣也已接受這公平而自由交換的原則。
此種情形在傳統的中國社會裡迄未發生。
分析内中原委，屬于本書結論之範圍。
現在我們開卷時即要說明，這種“有效率的私人财産權”之原則，曆來不為中國法制所支持。
宋朝的朱熹乃一代大儒，他注釋的《四書》，是為以後各朝代開科取士的标準。
他在江西任地方官時曾發布“曉谕兄弟争取産事”的一篇公告。
内中提及“照對禮經，凡人子不蓄私财，而律文亦有别籍異财之禁”。
表面看來，此不過是一位模範官僚不接受親戚家人争産的訴訟，而責成父兄族長調解以保全“風俗之淳厚”。
但骨子裡即暴露了傳統官僚組織以道德代替法律，不承認私人财産權的特色。
我們再看明末模範官僚海瑞，他也曾留下一段文字，提出他審問民事案件的方針：“凡訟之可疑者，與其屈兄，甯屈其弟；與其屈叔伯，甯屈其侄；與其屈貧民，甯屈富民；與其屈愚直，甯屈刁頑。
事在争産業，與其屈小民，甯屈鄉宦，以救弊也。
事在争言貌，與其屈鄉宦，甯屈小民，以存體也。
”兩人之間相去約400年，彼此都不顧及内在的公平（intrinsicjustice）。
亦即在官僚面前，原告與被告本來在人身上的不平等，因血緣關系、社會身份及道德品質而互有上下。
官僚重要的是保存這梯級的社會價值，而可忽視訴訟之性質及提出訴訟之動機。
換言之，法庭審案原不是為民服務，可以置案情的經濟性格于不顧，而隻着意保全中國傳統的社會組織。
朱熹與海瑞同為傳統的好官，可見得他們看來離奇的态度，出于一種千百年以來已成為風俗的思想與信仰，不是單純的司法問題。
歸根結底，西方的封建社會，下端緣始于部落組織，法治（jurisprudence）之傳統注重實事之需要，在細微末節之中造成成例，積之而為傳統私人财産權自始即受重視。
中國則在公元以前，即因防洪救災及對付北方遊牧民族之需要，構成龐大的官僚組織，注重意識形态的一緻，各種職掌也強調其一般性，成員才能互相對調。
而下層組織又曆來由官廳指令造成，如北魏之三長制（鄰、裡、黨）、北宋時之保甲。
加上中央政府向全民直接抽稅，曆來各朝代都有“均田”辦法，造成大數量的小自耕農，作為當兵納稅之基礎。
政府不顧坐視财富之集中，遂緻生産單位分割至小，稅收雜碎零星，如此一來，小民固然請不起律師，官僚組織也無力創制複雜之法制理論。
所以中國社會不能在數目字上管理，由來已久，其以道德代替法律，更以息争的名義，責成裡長甲長鄉紳族長将大事化小，小事化無。
一方面将衙門的工作分量減輕，一方面則阻塞低層社會裡各種經濟因素公平而自由的交換（因為隻有最原始型的交換才能被衆目公認，稍帶現代型的分工合作，及于較繁複的契約關系，即無社會之保證）。
這和諾茲及湯姆斯所說有效率的私人财産權，直是南轅北轍。
有了以上曆史之背景，我們再回頭提出這問題，“為什麼中國不能産生資本主義”，就不難解釋了。
本來資本主義就是一種出奇的體制，應特殊需要而産生。
即是西歐的國家亦要通過一段艱苦的改造，才能成熟而成為今日公認的資本主義國家（見第四章）。
亞當·斯密曾謂有兩種“系統”，可以增進人民的财富，一是農業的系統，另一則是商業的系統。
他接着又說，商業的系統乃是現代的系統。
此即資本主義，因為别無他物符合其所形容。
克拉克指出，用資本主義這一名詞概括現代經濟制度是19世紀社會主義者發明的辦法。
由此可見資本主義雖為一種經濟制度，在社會裡造成一種系統，促成政治外交法律科技多方面的改革。
新宗教思想固然可以視為推進資本主義發展的原因，亦可當作在它羽翼下，這種新社會組織的意識形态。
因為它無所不包，牽連甚廣，誠如馬克思與恩格斯所言，它有革命性格，也有創造新時代的氣魄（他們未直接用“資本主義”這一名詞，但提到“資本家時代”已是異途同歸）。
我們再問：為什麼中國不能産生資本主義？其答複則是“一隻走獸，除非脫胎換骨，否則不能兼任飛禽”。
中國是大陸型的國家，重農抑商已久，是傳統政策，重生産而不重分配。
不僅整個領域自給自足，而且各府縣也要遍種桑稻。
加以中央集權，長期實行科舉取士，使中國這個國家與社會表現出它獨特的性格，所有知識分子的人生觀也要根據這高層機構之需要而調整。
為什麼中國不能産生資本主義？因為她志不在此。
她不僅不能産生，而且一向無意于産生。
到鴉片戰争戰敗後她仍不願放棄中國本位。
此種觀點要到康梁百日維新之後才有劇烈更變。
所以馮友蘭著《中國哲學史》，謂韓子至淮南王時代為“子學時化”。
自董仲舒至康有為，其間約2000年，則全為“經學時代”。
三種學派之令人失望 中國在20世紀亟須将國家和社會的組織重新徹底改造，已不待争辯。
這當中也需要使整個組織進入數目字的管理。
這問題無疑的牽涉到資本主義。
抗日戰争展開前夕，日本由廣田弘毅提出中國必須接受三個條件：一為經濟提攜，二為共同防共，三為承認滿洲國。
前兩個條件是要求中國生存于日本資本主義呼吸之下。
其實日本占領東北，制造傀儡滿洲國的目的也在掌握大陸之資源，因此所謂廣田三原則全有濃重之經濟意義。
而強鄰壓境逼入堂奧，即幸有國際正義的支持，亦無法拯救中國于極端危窘的境界。
其症結仍在中國農業社會的架構不能與新型商業社會的組織相抗衡，不僅軍備與後勤瞠乎其後，人事組織亦捉襟見肘。
倉卒之間動員一個軍令統一為數幾百萬的大軍，和強敵作戰數年，不僅為中國曆史之空前未有，而且官方與民間至少尚需準備一個世紀以上的時間來面對這種狀況。
總而言之，中國下層各種經濟因素尚未造成一種可以公平而自由交換的情勢。
所以征兵籌饷全靠由上向下施加壓力，裡長、甲長、鄉紳、族長則不能脫離壟斷、包辦、奉承、哄騙各種舊社會惡習（因為過去經理問題簡單，隻較注重妥協遷就，并未向全民交代，社會之結構如是，無法突然改向）。
最下層的數字既不能複實，中上層之經理亦受影響，所謂各種黑暗與腐敗，并非全系道德問題，而是有這樣一個基本的技術問題存在。
今日中國趨向現代化，必須徹底解決此根本技術問題。
前段已經提及陶蒲所謂研究資本主義的三種學派。
此時我們若根據刻下中國之需要，再度在三種學說中尋覓可資引用之處，則隻有更感到失望。
馬克思對中國之出路并無具體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