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 域外繪畫流入中土考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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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土為古文明之國，一切文化，均獨自萌芽，獨自滋長，與域外無相關系。
稍後，以文化、武力、商業、交通、進展等諸原因，漸漸發生域外與中土交互之事實。
換言之，文化、武力、商業、交通等愈進展，交互之事實，亦愈綜錯，而文化學術之互相影響變化，亦愈甚；此為人群進化上之自然現象。
繪畫為人類文化之一部，其進展，亦自不能離開自然現象之例。
茲為域外繪畫與中土繪畫交互上便于研究起見，将域外繪畫流入中土之時期及影響變化等，作一概略。
夏禹治洪水，分九州，鑄九鼎，《左傳》雲：“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為備，使民知神奸。
”有人頗以此為域外繪畫最先流入中土之證。
然考夏代版圖，僅為九州之地，所謂遠方者，顧無名稱地域之可考，以意度之，總不外九州不遠之邊陲，則仍屬中土範圍，未可以較擴大之域外相看待也。
又《拾遺記》雲：“周靈王時，有韓房者，自渠胥國來，身長一丈，垂發至膝，以丹砂畫左右手，如日月盈缺之勢，可照耀百餘步。
”按《拾遺記》為符秦方士王嘉所撰，其言多荒誕，為《齊諧》志怪一例；證之史傳皆不合。
而韓房之名，既未見于中土談畫之書；記載之事實，亦全近神話。
所雲日月盈缺之勢，亦不過一種極簡單之形象，不能謂為較完成之繪畫。
如據此以為域外繪畫之流入中土，殆始于周季，自是不妥。
域外繪畫之流入中土，比較近于事實者，厥為秦始皇時骞霄國畫人烈裔來朝一事。
故予以秦代烈裔來朝，為域外繪畫流入中土之第一期；次為後漢佛教繪畫之流入中土為第二期；再次為明代天主教士歐西繪畫之流入中土為第三期。
末為近時之歐西繪畫之流入中土為第四期。
在事實上較顯著者，自然須從第二期起，即依次簡述于下： （甲）第一時期 相傳始皇元年，一說二年。
骞霄國畫人烈裔來朝，能口含丹墨，噴壁而成鬼魅詭怪群物之象；善畫鸾鳳，軒軒然，惟恐飛去。
《拾遺記》亦載其事，謂“烈裔，骞霄國人，善畫來獻”。
按秦始皇一統天下，版圖遠擴于中土之西南。
并因當時商業之進展，所謂西南夷者，無不與中土通商往來。
并由中土西南商人，大開西域之交通。
《漢書·五行志》載“有巨人十二，皆夷服，見于臨洮，故始皇銷兵器，鑄而象之”。
按臨洮，即今甘肅岷縣之地，足為當時西域人來中土之證。
亦即為秦與西域交通之實據。
以此推論，西域畫士之往來中土邊境，及中土内地者，在事實上，自屬十分可能。
老友鄭午昌亦以秦代烈裔為域外繪畫流入中土之始，頗有同感。
但烈裔住中土久暫不可考，其藝術雖足稱道，與中土繪畫上，有若何影響？顧無痕迹可尋耳。
（乙）第二時期 漢高祖得天下後，至武帝，好大喜功，北征匈奴，遠通西域，雖如波斯之文明，亦漸漸播及中土。
并刻意欲從滇、蜀通印度，不久即由合浦渡海而達印度。
換言之，即當時中土文化已漸漸開始接受西域、印度文化之東來。
在繪畫技術上，雖尚未受直接之影響，然以畫材論，如天馬蒲桃鏡之镂紋等，是取材于大宛所獻之天馬蒲桃，已現顯著之變化。
原佛教之傳來中土，相傳始自後漢明帝。
實則前漢武帝之遠通西域時，已開始東移。
《魏書·釋老志》雲： 及開西域，遣張骞使大夏還，傳其旁有身毒國，一名天竺，始聞有浮屠之教。
《魏書·釋老志》又雲： 複若丘山司馬遷，區别異同，有陰陽儒墨名法道德六家之義。
劉歆著《七略》，班固志《藝文》，釋氏之學，所未曾紀。
案武帝元狩中，遣霍去病讨匈奴，至臯蘭，過居延，斬首大獲昆邪王，殺休屠王，将其衆五萬來降，獲其金人。
帝以為大神，列于甘泉宮，金人率丈餘，不祭祀，但燒香禮拜也。
此則佛道流通之漸也。
《魏書·釋老志》又雲： 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秦景憲，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中土聞之，未之信了也。
此則實為印度佛教傳入中土之始。
惟至後漢明帝，遣蔡愔至天竺迎佛後，為域外繪畫之來中土最明了最有影響于中土繪畫而可考查者。
晉袁宏《後漢記》雲： 初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頂有日月光，以問群臣。
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得無是乎？”于是遣使天竺，問其道術，而圖其形象焉。
《後漢書·西域傳》雲： 世傳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頂有光明，召問群臣。
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丈六尺而黃金色。
”帝于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于中國圖畫形象焉。
楚王英，始信其術，中國因此頗有信其道者。
《佛祖統紀》雲： 帝夢金人，丈六頂佩日光，飛行殿庭，且問群臣，莫能對。
太史傅毅進曰：“臣聞周昭之時，西方有聖人出，其名曰佛。
”帝乃遣中郎将蔡愔秦景博士王遵十八人，使西域，訪求佛道。
《佛祖統紀》又雲： 蔡愔等于中天竺大月氏國遇迦葉摩騰竺法蘭，得佛倚像，梵本經六十萬言，載以白馬，達雒陽。
按蔡氏于明帝永平初遣赴月氏，至永平十一年，一說九年。
偕沙門迦葉摩騰竺法蘭東還洛陽。
當時以白馬馱經，及白氈《釋迦立像》，因在洛陽城西雍關外建立白馬寺，并在寺中壁作《千乘萬騎三匝繞塔圖》。
《魏書·釋老志》雲： 自洛中構白馬寺，盛飾佛圖畫迹甚妙，為四方式。
《魏書·釋老志》又雲： 明帝并命畫工圖佛，置清涼台顯節陵上。
為中土有佛教畫之始，亦即為吾國畫人作佛畫之始。
而僧人迦葉摩騰等，亦曾畫《首楞嚴二十五觀》之圖于保福院。
惟漢代畫家，尚無能作佛畫稱者，是殆佛畫初入中土，不為中土人士所習耳。
佛教自漢流傳中土以來，曆三國、兩晉，上而君主，下而士庶，崇信者，代有其人。
并自魏朱士行，始為沙門，西行求法後，繼起者，有竺法護、法顯等數十人。
挾西域同歸之高僧，則有佛馱、拔陀羅等，皆為中土人士所崇敬。
于是造佛建寺，漸由洛陽及于大江南北。
而所謂莊嚴妙相者，更不能不盡量揮發佛畫，以為宣傳佛
稍後，以文化、武力、商業、交通、進展等諸原因，漸漸發生域外與中土交互之事實。
換言之，文化、武力、商業、交通等愈進展，交互之事實，亦愈綜錯，而文化學術之互相影響變化，亦愈甚；此為人群進化上之自然現象。
繪畫為人類文化之一部，其進展，亦自不能離開自然現象之例。
茲為域外繪畫與中土繪畫交互上便于研究起見，将域外繪畫流入中土之時期及影響變化等，作一概略。
夏禹治洪水，分九州，鑄九鼎，《左傳》雲：“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為備，使民知神奸。
”有人頗以此為域外繪畫最先流入中土之證。
然考夏代版圖，僅為九州之地，所謂遠方者，顧無名稱地域之可考，以意度之，總不外九州不遠之邊陲，則仍屬中土範圍，未可以較擴大之域外相看待也。
又《拾遺記》雲：“周靈王時，有韓房者，自渠胥國來，身長一丈，垂發至膝，以丹砂畫左右手，如日月盈缺之勢，可照耀百餘步。
”按《拾遺記》為符秦方士王嘉所撰，其言多荒誕，為《齊諧》志怪一例；證之史傳皆不合。
而韓房之名，既未見于中土談畫之書；記載之事實，亦全近神話。
所雲日月盈缺之勢，亦不過一種極簡單之形象，不能謂為較完成之繪畫。
如據此以為域外繪畫之流入中土，殆始于周季，自是不妥。
域外繪畫之流入中土，比較近于事實者，厥為秦始皇時骞霄國畫人烈裔來朝一事。
故予以秦代烈裔來朝，為域外繪畫流入中土之第一期；次為後漢佛教繪畫之流入中土為第二期；再次為明代天主教士歐西繪畫之流入中土為第三期。
末為近時之歐西繪畫之流入中土為第四期。
在事實上較顯著者，自然須從第二期起，即依次簡述于下： （甲）第一時期 相傳始皇元年，一說二年。
骞霄國畫人烈裔來朝，能口含丹墨，噴壁而成鬼魅詭怪群物之象；善畫鸾鳳，軒軒然，惟恐飛去。
《拾遺記》亦載其事，謂“烈裔，骞霄國人，善畫來獻”。
按秦始皇一統天下，版圖遠擴于中土之西南。
并因當時商業之進展，所謂西南夷者，無不與中土通商往來。
并由中土西南商人，大開西域之交通。
《漢書·五行志》載“有巨人十二，皆夷服，見于臨洮，故始皇銷兵器，鑄而象之”。
按臨洮，即今甘肅岷縣之地，足為當時西域人來中土之證。
亦即為秦與西域交通之實據。
以此推論，西域畫士之往來中土邊境，及中土内地者，在事實上，自屬十分可能。
老友鄭午昌亦以秦代烈裔為域外繪畫流入中土之始，頗有同感。
但烈裔住中土久暫不可考，其藝術雖足稱道，與中土繪畫上，有若何影響？顧無痕迹可尋耳。
（乙）第二時期 漢高祖得天下後，至武帝，好大喜功，北征匈奴，遠通西域，雖如波斯之文明，亦漸漸播及中土。
并刻意欲從滇、蜀通印度，不久即由合浦渡海而達印度。
換言之，即當時中土文化已漸漸開始接受西域、印度文化之東來。
在繪畫技術上，雖尚未受直接之影響，然以畫材論，如天馬蒲桃鏡之镂紋等，是取材于大宛所獻之天馬蒲桃，已現顯著之變化。
原佛教之傳來中土，相傳始自後漢明帝。
實則前漢武帝之遠通西域時，已開始東移。
《魏書·釋老志》雲： 及開西域，遣張骞使大夏還，傳其旁有身毒國，一名天竺，始聞有浮屠之教。
《魏書·釋老志》又雲： 複若丘山司馬遷，區别異同，有陰陽儒墨名法道德六家之義。
劉歆著《七略》，班固志《藝文》，釋氏之學，所未曾紀。
案武帝元狩中，遣霍去病讨匈奴，至臯蘭，過居延，斬首大獲昆邪王，殺休屠王，将其衆五萬來降，獲其金人。
帝以為大神，列于甘泉宮，金人率丈餘，不祭祀，但燒香禮拜也。
此則佛道流通之漸也。
《魏書·釋老志》又雲： 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秦景憲，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中土聞之，未之信了也。
此則實為印度佛教傳入中土之始。
惟至後漢明帝，遣蔡愔至天竺迎佛後，為域外繪畫之來中土最明了最有影響于中土繪畫而可考查者。
晉袁宏《後漢記》雲： 初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頂有日月光，以問群臣。
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得無是乎？”于是遣使天竺，問其道術，而圖其形象焉。
《後漢書·西域傳》雲： 世傳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頂有光明，召問群臣。
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丈六尺而黃金色。
”帝于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于中國圖畫形象焉。
楚王英，始信其術，中國因此頗有信其道者。
《佛祖統紀》雲： 帝夢金人，丈六頂佩日光，飛行殿庭，且問群臣，莫能對。
太史傅毅進曰：“臣聞周昭之時，西方有聖人出，其名曰佛。
”帝乃遣中郎将蔡愔秦景博士王遵十八人，使西域，訪求佛道。
《佛祖統紀》又雲： 蔡愔等于中天竺大月氏國遇迦葉摩騰竺法蘭，得佛倚像，梵本經六十萬言，載以白馬，達雒陽。
按蔡氏于明帝永平初遣赴月氏，至永平十一年，一說九年。
偕沙門迦葉摩騰竺法蘭東還洛陽。
當時以白馬馱經，及白氈《釋迦立像》，因在洛陽城西雍關外建立白馬寺，并在寺中壁作《千乘萬騎三匝繞塔圖》。
《魏書·釋老志》雲： 自洛中構白馬寺，盛飾佛圖畫迹甚妙，為四方式。
《魏書·釋老志》又雲： 明帝并命畫工圖佛，置清涼台顯節陵上。
為中土有佛教畫之始，亦即為吾國畫人作佛畫之始。
而僧人迦葉摩騰等，亦曾畫《首楞嚴二十五觀》之圖于保福院。
惟漢代畫家，尚無能作佛畫稱者，是殆佛畫初入中土，不為中土人士所習耳。
佛教自漢流傳中土以來，曆三國、兩晉，上而君主，下而士庶，崇信者，代有其人。
并自魏朱士行，始為沙門，西行求法後，繼起者，有竺法護、法顯等數十人。
挾西域同歸之高僧，則有佛馱、拔陀羅等，皆為中土人士所崇敬。
于是造佛建寺，漸由洛陽及于大江南北。
而所謂莊嚴妙相者，更不能不盡量揮發佛畫，以為宣傳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