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古代髹漆工藝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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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漆器款識來看，有的不像是地名，可能是私人作坊的名号。
有的标有“市府”或某市、某地字樣，是當時各地封建政府的制品。
有的則是工官的制品，即由漢中央政權直接設在各郡的官府制品。
［14］據《漢書·地理志》記載，西漢有八個郡設工官。
其中的蜀郡、廣漢郡都是以生産貴重漆器著稱的地方。
不僅貴州墓中發現廣漢郡工官制的漆盤，遠隔幾千裡的朝鮮也發現蜀郡、廣漢郡工官漆器多件。
［15］傳播之廣可以想見。
西漢漆器上承戰國，有些器物十分相似，有的形制、技法則為戰國所未見，具有漢代的特色。
再說髹飾技法。
針劃花紋，戰國已有，馬王堆3号墓出土的竹簡上有“錐畫”字樣，乃指針劃而言。
說明這一技法到漢代已很流行，因此才會出現專門術語。
從出土的實物看來，西漢不僅有純用針刻作裝飾的技法，而且發展到在針劃紋中加朱漆或彩筆勾點，如馬王堆1号墓出土的單層五子奁中的一件小奁盒，銀雀山的雙層七子奁皆是。
至于湖北光化西漢墓出土的漆卮，在鳥獸雲氣的針劃紋中更填進了金彩，使花紋更加燦爛生輝。
可見宋、元時流行的“戗金”漆器，在西漢已經出現了。
用漆或油調灰堆出花紋，一般通稱“堆漆”。
近年我國出土漆器可窺堆漆端倪的有馬王堆3号墓發現的盝頂長方奁，器上布滿雲氣紋，以白色而高起的線條作輪廓，内用彩漆勾填。
高起的物質未經化驗，惟由其白色，推測是用油調成的可能性較大。
馬王堆1号墓四層套棺中的第二層，雲紋的輪廓線條顯著高出，有如後代壁畫的瀝粉堆金。
色彩脫落，露出深色的線條，其物質究竟是漆灰還是油灰，也有待作進一步的分析。
至于長沙沙子塘木椁墓的棺木擋闆、彩繪磬上的谷紋圓點，乃用稠灰堆起。
可知堆漆不僅用于輪廓線條，也用來堆寫花紋内部了。
據以上數例，我們可以把堆漆作為西漢漆工的一種新興裝飾技法。
漆器上貼金箔花片，商代已有。
不過镂刻精細，形象生動，與金、銀箍，彩繪描漆相結合，成為一種異常華麗的漆器，則要到西漢中期才開始流行，延續到東漢前期而漸衰替。
這種漆器蓋頂多鑲白銀或鎏金銅飾件，狀如葉片，兩葉、三葉或四葉，視器形而定。
葉上常鑲瑪瑙或琉璃珠，用以作鈕。
蓋壁及底壁多鑲銀箍，在蓋頂飾件周圍及各道銀箍之間嵌貼镂金或镂銀箔片，刻成人物、鳥獸等形象，其間還描繪雲氣山巒等。
幾種工藝的組合，萃衆美于一器，自然顯得燦爛奪目，瑰麗無比。
安徽天長縣漢墓出土的單層奁和雙層奁、江蘇連雲港出土的長方和橢圓形盒，都是這類漆器的較好實例。
西漢以後的漆器，隻有揚州一帶的東漢早期墓中出土的比較精美，此後出土漆器不僅數量大減，質量也下降，而陶器逐漸在殉葬物中占主要地位。
這可能與漢中央政權的削弱，官辦手工業的衰微及喪葬習俗的改變，更主要的是陶器工藝的發展有關。
東漢中期漆器值得提到的有安徽壽縣馬家古堆出土的夾纻硯。
它的形制并不精美，隻是後來流行的漆沙硯可溯源于此。
五、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夾纻像和密陀繪漆器 考古發掘到的魏晉南北朝一段時期的漆器并不多，雖然從曆史文獻中我們知道當時的漆工很考究，技法也多種多樣。
曹操的《上雜物疏》［16］開列了許多漆器名稱，其中的純銀參镂帶漆畫書案、純銀參帶台硯、漆畫韋枕、銀镂漆匣等不下一二十件。
所謂銀參镂帶應當就是鑲銀和嵌銀箔花紋漆器，而韋枕是皮胎漆器。
在南昌吳高榮墓中發現漆器15件。
其中的奁盒、蓋頂鑲柿蒂紋花葉，上嵌水晶珠，蓋有金屬箍，箍間彩繪鳥獸紋，尚可見漢代遺風，但制作不甚精。
這批漆器為我們理解《上雜物疏》所列的漆器能有一些啟示。
湖北鄂城吳墓發現分格的漆果盒，當時的名稱叫“槅”，有圓和長方兩式。
晉代實物更少，南昌出土的長方形果盒分七格，底朱漆隸書“吳氏槅”三字。
底、四角及口沿施黑漆，内部施朱漆，無紋飾。
同樣的漆槅也在高榮墓中發現，其他晉墓中還出土造型相似的青瓷槅。
它應視為三國、兩晉之際的一種新興用具。
南北朝佛教興盛，大造佛像，供人膜拜，逢節日還要擡着它出行，于是髹漆工藝又被用來為宗教信仰服務。
體形巨大而分量很輕的夾纻像就是從夾纻胎漆器發展而來的。
不過要做出體形、面容及衣折等，技術要求很高，最後還須在胎骨之上精心堆塑，才能使眉目清晰，儀容美好。
新的要求促使堆漆技法進一步提高。
晉代著名藝術家戴逵、戴顒父子就是以善造夾纻佛像載名史冊的。
藝術家與漆工的結合推動了漆工藝的發展。
綜上所述，可見魏晉南北朝四百年間出土的漆器遠比戰國、西漢為少，在我國漆工史上幾乎還存在着一段空白。
六、金銀平脫超越兩漢剔紅犀皮下啟宋元的唐代漆器 唐代文明高跻當時世界高峰。
從《唐六典》、《新唐書·百官志》等書得知當時手工業達到空前的水平。
不過目前所見到的唐代漆器的品種和數量都不及我們意想的那樣多。
據文獻記載或從漆工發展進程來推斷，有的品種到唐代已相當成熟，但目前并未能見到實物。
1978年在湖北監利發現的唐代墓葬，出土漆器有褐黑色的碗、盤、盒、勺、盂等，保存大體完好，器形髹色，很像宋代一色漆器。
其胎骨乃用窄而薄的杉木條圈成，外糊麻布，然後髹漆。
由于器作花瓣形，木條需随着器形凹入凸出，要求有高度的技巧。
此種卷木胎流行于宋代，始于何時，有待考證。
如此墓的斷代無誤，則至少可将此法提早到唐代。
密陀繪是用密陀僧，即一氧化鉛調油繪成的漆器，這種鉛化合物能起加速幹燥的作用。
在唐代描繪漆器中密陀繪占重要地位，日本正倉院藏品中有不少件，如彩繪花鳥紋密陀繪箱、黃色山水花鳥人物紋密陀繪盆等。
［17］花紋圖案，純作唐風，其中有的可能就是唐時由中國運往日本的。
用夾纻法造像，唐代依然盛行，且向高大發展。
據張《朝野佥載》記載，武則天時造佛像高九百尺，“夾纻以為之”，即使有些誇張，其大亦足以驚人。
傳世夾纻佛像有的從雕塑風格來判斷可定為唐制，如紐約大都會美術館所藏的一尊。
唐代多用嵌螺钿作銅鏡的裝飾。
鏡背用漆灰鋪地，上面再填嵌殼片花紋，故可以說是一種銅胎嵌螺钿的漆器。
1957年在河南三門峽唐墓出土的雲龍紋鏡，1955年在洛陽唐墓出土的人物花鳥紋漆背鏡，嵌入漆背的甸片相當厚，按照《髹飾錄》的說法“殼片古者厚而今者漸薄也”，乃屬于“古者厚”的一種。
唐代最華麗而又最盛行的一種漆器叫“平脫”，這是把金銀薄葉镂切成圖案，粘于器物表面，再上漆若幹道，加以細磨，使圖案露出，它上承漢代嵌金銀箔花紋漆器而镂刻錾鑿得更加精美。
當時平脫發展到如此之高的水平，與金銀器工藝的發展有關。
可能當時已有分工，平脫花片由金工镂刻，然後再由漆工往漆器上嵌貼。
這裡舉兩例：金銀平脫鏡是中原地區發掘出土的，雖破裂而無損其光華。
金銀平脫琴是傳世品，唐時已攜往日本。
後者由于制作考究，花紋精細，題材豐富，往往被認為是這類漆器的代表作。
盡管史籍記載因金銀平脫過于奢靡而官方幾次下令禁造，［18］惟終唐之世未必能貫徹實行。
前蜀王建墓發現極為豪華的金銀平脫器朱漆冊匣和寶盝等，嵌孔雀、獅、鳳、武士等花紋，視唐代制品毫無遜色。
說明五代工匠還能熟練制造平脫器。
從文獻記載和漆工藝的發展進程來看，我們相信唐代已有“雕漆”，而且其中的某些品種還達到相當高的水平。
這裡所謂的雕漆乃指有雕刻花紋的漆器，與堆漆不同。
堆漆往往一次或少數幾次即堆成，所用多為一色稠漆或漆灰，堆成後或雕或不雕，雕後髹色漆或不髹色漆。
雕漆則要經過多層一色漆或不同色漆的積累，少則幾十層，多則逾百層，待達到需要的厚度再雕刻。
雕漆要比堆漆工料費得多，技法複雜，要求較高，從漆工藝的發展來看，這一技法必然出現在堆漆之後。
雕漆二字，一般用來作為漆器中一個大類的名稱，它包括剔紅、剔黃、剔綠、剔黑、剔彩、剔犀等等，而傳世實物以剔紅和剔犀為最多。
明代名漆工黃成、楊明在《髹飾錄》中都講到唐代的剔紅，推崇其“古拙可賞”和“刀法快利，非後人所能及，……與宋元以來之剔法大異”。
味其語氣，他們所見的唐代剔紅絕不止一兩件。
日本藏有比較可信的南宋剔黑器。
剔犀則有出自南宋墓的實物。
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唐代已有較高水平的雕漆。
英國學者迦納（HarryGarner）認為最早的剔犀實例是1906年斯坦因（A.Stein）在米蘭堡發現的八世紀唐代的皮質甲片。
據斯坦因的描述，甲片可能用駱駝皮制成，各片均作長方形，長約2—4英寸，兩面髹漆，有的多至七層，以朱黑兩色漆為主，有的地方施褐色及黃色漆。
甲片上的花紋有同心圓圈、橢圓圈和近似逗号及倒置的S等幾何花紋，是用刮擦的刀法透過不同的漆層取得的。
筆者認為皮甲表面隻有刮擦花紋而無剔刻痕迹，故尚難稱為真正的剔犀，它隻能算是剔犀尚未定型的一種早期形态。
《髹飾錄》剔犀條楊明注有這樣幾句話：“此刻（指剔犀）原于錐毗而極巧緻，精複色多，且厚用款刻，故名”。
他講得很清楚，剔犀是從更早的“錐毗”發展出來的，二者的差别是：剔犀比錐毗“精複色多”，即反複積累起來的不同顔色漆層次多，而且“厚用款刻”，即剔刻得深。
楊明所說的錐毗，不是和漆皮甲正相符合嗎？我們承認漆皮甲和剔犀有密切的關系，不過和真正的剔犀還有距離。
但這不等于說真正的剔犀要到唐以後才出現。
很可能遠在西陲制造錐毗皮甲之時，剔犀已在唐都長安流行了。
唐時已有的另一種漆器是“犀皮”。
“犀皮”或寫作“西皮”，或寫作“犀毗”，是漆器名稱中最混亂的一種。
古代言及犀皮的有不少家，其說紛纭，多相抵觸。
［19］經過實物觀察，并對照明代漆工的描述，我們認為說得切合實際，與髹理漆法相通的當數晚唐的趙璘。
他說：“西方馬鞯，自黑而丹，自丹而黃，時複改易，五色相疊，馬蹬磨擦有凹處粲然成文，遂以髹器仿為之。
”［20］他講得明白，馬鞯的燦然成文，是由于長期的磨擦而露出多層色漆的斷面，出于無心，不是故意做出來的。
而犀皮花紋則是有心地去仿效那種無心形成的花紋。
既雲“仿為”，我們不必一定理解為隻有在漆器上做出馬鞯受磨的凹痕才算犀皮。
如果能在平面漆器上做出與馬鞯相似的花紋，難道就不是仿效？在平面上仿效的方法就是先在漆面上做出高低不平的地子，上各種色漆多層，最後磨平，于是就出現類似馬鞯那樣的花紋。
有的論者泥着于“凹處”兩字，認定“仿為”必須剔刻，這樣就把犀皮與剔犀混淆成一種漆器，使問題更加複雜化了。
明代漆工黃成、楊明所講
從漆器款識來看，有的不像是地名，可能是私人作坊的名号。
有的标有“市府”或某市、某地字樣，是當時各地封建政府的制品。
有的則是工官的制品，即由漢中央政權直接設在各郡的官府制品。
［14］據《漢書·地理志》記載，西漢有八個郡設工官。
其中的蜀郡、廣漢郡都是以生産貴重漆器著稱的地方。
不僅貴州墓中發現廣漢郡工官制的漆盤，遠隔幾千裡的朝鮮也發現蜀郡、廣漢郡工官漆器多件。
［15］傳播之廣可以想見。
西漢漆器上承戰國，有些器物十分相似，有的形制、技法則為戰國所未見，具有漢代的特色。
再說髹飾技法。
針劃花紋，戰國已有，馬王堆3号墓出土的竹簡上有“錐畫”字樣，乃指針劃而言。
說明這一技法到漢代已很流行，因此才會出現專門術語。
從出土的實物看來，西漢不僅有純用針刻作裝飾的技法，而且發展到在針劃紋中加朱漆或彩筆勾點，如馬王堆1号墓出土的單層五子奁中的一件小奁盒，銀雀山的雙層七子奁皆是。
至于湖北光化西漢墓出土的漆卮，在鳥獸雲氣的針劃紋中更填進了金彩，使花紋更加燦爛生輝。
可見宋、元時流行的“戗金”漆器，在西漢已經出現了。
用漆或油調灰堆出花紋，一般通稱“堆漆”。
近年我國出土漆器可窺堆漆端倪的有馬王堆3号墓發現的盝頂長方奁，器上布滿雲氣紋，以白色而高起的線條作輪廓，内用彩漆勾填。
高起的物質未經化驗，惟由其白色，推測是用油調成的可能性較大。
馬王堆1号墓四層套棺中的第二層，雲紋的輪廓線條顯著高出，有如後代壁畫的瀝粉堆金。
色彩脫落，露出深色的線條，其物質究竟是漆灰還是油灰，也有待作進一步的分析。
至于長沙沙子塘木椁墓的棺木擋闆、彩繪磬上的谷紋圓點，乃用稠灰堆起。
可知堆漆不僅用于輪廓線條，也用來堆寫花紋内部了。
據以上數例，我們可以把堆漆作為西漢漆工的一種新興裝飾技法。
漆器上貼金箔花片，商代已有。
不過镂刻精細，形象生動，與金、銀箍，彩繪描漆相結合，成為一種異常華麗的漆器，則要到西漢中期才開始流行，延續到東漢前期而漸衰替。
這種漆器蓋頂多鑲白銀或鎏金銅飾件，狀如葉片，兩葉、三葉或四葉，視器形而定。
葉上常鑲瑪瑙或琉璃珠，用以作鈕。
蓋壁及底壁多鑲銀箍，在蓋頂飾件周圍及各道銀箍之間嵌貼镂金或镂銀箔片，刻成人物、鳥獸等形象，其間還描繪雲氣山巒等。
幾種工藝的組合，萃衆美于一器，自然顯得燦爛奪目，瑰麗無比。
安徽天長縣漢墓出土的單層奁和雙層奁、江蘇連雲港出土的長方和橢圓形盒，都是這類漆器的較好實例。
西漢以後的漆器，隻有揚州一帶的東漢早期墓中出土的比較精美，此後出土漆器不僅數量大減，質量也下降，而陶器逐漸在殉葬物中占主要地位。
這可能與漢中央政權的削弱，官辦手工業的衰微及喪葬習俗的改變，更主要的是陶器工藝的發展有關。
東漢中期漆器值得提到的有安徽壽縣馬家古堆出土的夾纻硯。
它的形制并不精美，隻是後來流行的漆沙硯可溯源于此。
五、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夾纻像和密陀繪漆器 考古發掘到的魏晉南北朝一段時期的漆器并不多，雖然從曆史文獻中我們知道當時的漆工很考究，技法也多種多樣。
曹操的《上雜物疏》［16］開列了許多漆器名稱，其中的純銀參镂帶漆畫書案、純銀參帶台硯、漆畫韋枕、銀镂漆匣等不下一二十件。
所謂銀參镂帶應當就是鑲銀和嵌銀箔花紋漆器，而韋枕是皮胎漆器。
在南昌吳高榮墓中發現漆器15件。
其中的奁盒、蓋頂鑲柿蒂紋花葉，上嵌水晶珠，蓋有金屬箍，箍間彩繪鳥獸紋，尚可見漢代遺風，但制作不甚精。
這批漆器為我們理解《上雜物疏》所列的漆器能有一些啟示。
湖北鄂城吳墓發現分格的漆果盒，當時的名稱叫“槅”，有圓和長方兩式。
晉代實物更少，南昌出土的長方形果盒分七格，底朱漆隸書“吳氏槅”三字。
底、四角及口沿施黑漆，内部施朱漆，無紋飾。
同樣的漆槅也在高榮墓中發現，其他晉墓中還出土造型相似的青瓷槅。
它應視為三國、兩晉之際的一種新興用具。
南北朝佛教興盛，大造佛像，供人膜拜，逢節日還要擡着它出行，于是髹漆工藝又被用來為宗教信仰服務。
體形巨大而分量很輕的夾纻像就是從夾纻胎漆器發展而來的。
不過要做出體形、面容及衣折等，技術要求很高，最後還須在胎骨之上精心堆塑，才能使眉目清晰，儀容美好。
新的要求促使堆漆技法進一步提高。
晉代著名藝術家戴逵、戴顒父子就是以善造夾纻佛像載名史冊的。
藝術家與漆工的結合推動了漆工藝的發展。
綜上所述，可見魏晉南北朝四百年間出土的漆器遠比戰國、西漢為少，在我國漆工史上幾乎還存在着一段空白。
六、金銀平脫超越兩漢剔紅犀皮下啟宋元的唐代漆器 唐代文明高跻當時世界高峰。
從《唐六典》、《新唐書·百官志》等書得知當時手工業達到空前的水平。
不過目前所見到的唐代漆器的品種和數量都不及我們意想的那樣多。
據文獻記載或從漆工發展進程來推斷，有的品種到唐代已相當成熟，但目前并未能見到實物。
1978年在湖北監利發現的唐代墓葬，出土漆器有褐黑色的碗、盤、盒、勺、盂等，保存大體完好，器形髹色，很像宋代一色漆器。
其胎骨乃用窄而薄的杉木條圈成，外糊麻布，然後髹漆。
由于器作花瓣形，木條需随着器形凹入凸出，要求有高度的技巧。
此種卷木胎流行于宋代，始于何時，有待考證。
如此墓的斷代無誤，則至少可将此法提早到唐代。
密陀繪是用密陀僧，即一氧化鉛調油繪成的漆器，這種鉛化合物能起加速幹燥的作用。
在唐代描繪漆器中密陀繪占重要地位，日本正倉院藏品中有不少件，如彩繪花鳥紋密陀繪箱、黃色山水花鳥人物紋密陀繪盆等。
［17］花紋圖案，純作唐風，其中有的可能就是唐時由中國運往日本的。
用夾纻法造像，唐代依然盛行，且向高大發展。
據張《朝野佥載》記載，武則天時造佛像高九百尺，“夾纻以為之”，即使有些誇張，其大亦足以驚人。
傳世夾纻佛像有的從雕塑風格來判斷可定為唐制，如紐約大都會美術館所藏的一尊。
唐代多用嵌螺钿作銅鏡的裝飾。
鏡背用漆灰鋪地，上面再填嵌殼片花紋，故可以說是一種銅胎嵌螺钿的漆器。
1957年在河南三門峽唐墓出土的雲龍紋鏡，1955年在洛陽唐墓出土的人物花鳥紋漆背鏡，嵌入漆背的甸片相當厚，按照《髹飾錄》的說法“殼片古者厚而今者漸薄也”，乃屬于“古者厚”的一種。
唐代最華麗而又最盛行的一種漆器叫“平脫”，這是把金銀薄葉镂切成圖案，粘于器物表面，再上漆若幹道，加以細磨，使圖案露出，它上承漢代嵌金銀箔花紋漆器而镂刻錾鑿得更加精美。
當時平脫發展到如此之高的水平，與金銀器工藝的發展有關。
可能當時已有分工，平脫花片由金工镂刻，然後再由漆工往漆器上嵌貼。
這裡舉兩例：金銀平脫鏡是中原地區發掘出土的，雖破裂而無損其光華。
金銀平脫琴是傳世品，唐時已攜往日本。
後者由于制作考究，花紋精細，題材豐富，往往被認為是這類漆器的代表作。
盡管史籍記載因金銀平脫過于奢靡而官方幾次下令禁造，［18］惟終唐之世未必能貫徹實行。
前蜀王建墓發現極為豪華的金銀平脫器朱漆冊匣和寶盝等，嵌孔雀、獅、鳳、武士等花紋，視唐代制品毫無遜色。
說明五代工匠還能熟練制造平脫器。
從文獻記載和漆工藝的發展進程來看，我們相信唐代已有“雕漆”，而且其中的某些品種還達到相當高的水平。
這裡所謂的雕漆乃指有雕刻花紋的漆器，與堆漆不同。
堆漆往往一次或少數幾次即堆成，所用多為一色稠漆或漆灰，堆成後或雕或不雕，雕後髹色漆或不髹色漆。
雕漆則要經過多層一色漆或不同色漆的積累，少則幾十層，多則逾百層，待達到需要的厚度再雕刻。
雕漆要比堆漆工料費得多，技法複雜，要求較高，從漆工藝的發展來看，這一技法必然出現在堆漆之後。
雕漆二字，一般用來作為漆器中一個大類的名稱，它包括剔紅、剔黃、剔綠、剔黑、剔彩、剔犀等等，而傳世實物以剔紅和剔犀為最多。
明代名漆工黃成、楊明在《髹飾錄》中都講到唐代的剔紅，推崇其“古拙可賞”和“刀法快利，非後人所能及，……與宋元以來之剔法大異”。
味其語氣，他們所見的唐代剔紅絕不止一兩件。
日本藏有比較可信的南宋剔黑器。
剔犀則有出自南宋墓的實物。
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唐代已有較高水平的雕漆。
英國學者迦納（HarryGarner）認為最早的剔犀實例是1906年斯坦因（A.Stein）在米蘭堡發現的八世紀唐代的皮質甲片。
據斯坦因的描述，甲片可能用駱駝皮制成，各片均作長方形，長約2—4英寸，兩面髹漆，有的多至七層，以朱黑兩色漆為主，有的地方施褐色及黃色漆。
甲片上的花紋有同心圓圈、橢圓圈和近似逗号及倒置的S等幾何花紋，是用刮擦的刀法透過不同的漆層取得的。
筆者認為皮甲表面隻有刮擦花紋而無剔刻痕迹，故尚難稱為真正的剔犀，它隻能算是剔犀尚未定型的一種早期形态。
《髹飾錄》剔犀條楊明注有這樣幾句話：“此刻（指剔犀）原于錐毗而極巧緻，精複色多，且厚用款刻，故名”。
他講得很清楚，剔犀是從更早的“錐毗”發展出來的，二者的差别是：剔犀比錐毗“精複色多”，即反複積累起來的不同顔色漆層次多，而且“厚用款刻”，即剔刻得深。
楊明所說的錐毗，不是和漆皮甲正相符合嗎？我們承認漆皮甲和剔犀有密切的關系，不過和真正的剔犀還有距離。
但這不等于說真正的剔犀要到唐以後才出現。
很可能遠在西陲制造錐毗皮甲之時，剔犀已在唐都長安流行了。
唐時已有的另一種漆器是“犀皮”。
“犀皮”或寫作“西皮”，或寫作“犀毗”，是漆器名稱中最混亂的一種。
古代言及犀皮的有不少家，其說紛纭，多相抵觸。
［19］經過實物觀察，并對照明代漆工的描述，我們認為說得切合實際，與髹理漆法相通的當數晚唐的趙璘。
他說：“西方馬鞯，自黑而丹，自丹而黃，時複改易，五色相疊，馬蹬磨擦有凹處粲然成文，遂以髹器仿為之。
”［20］他講得明白，馬鞯的燦然成文，是由于長期的磨擦而露出多層色漆的斷面，出于無心，不是故意做出來的。
而犀皮花紋則是有心地去仿效那種無心形成的花紋。
既雲“仿為”，我們不必一定理解為隻有在漆器上做出馬鞯受磨的凹痕才算犀皮。
如果能在平面漆器上做出與馬鞯相似的花紋，難道就不是仿效？在平面上仿效的方法就是先在漆面上做出高低不平的地子，上各種色漆多層，最後磨平，于是就出現類似馬鞯那樣的花紋。
有的論者泥着于“凹處”兩字，認定“仿為”必須剔刻，這樣就把犀皮與剔犀混淆成一種漆器，使問題更加複雜化了。
明代漆工黃成、楊明所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