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二章 公安派與竟陵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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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古運動的疲乏——三袁以前的反抗者——王慎中、唐順之、茅坤及歸有光——徐渭——李贽——湯顯祖——“嘉定四先生”——公安派的陣容——袁宏道兄弟——黃輝、陶望齡等——所謂“竟陵派”——鐘惺與譚元春——詩人阮大铖——寓言的複興——小品文的發達——陳繼儒、董其昌、張岱等——徐宏祖的遊記——複社、幾社及豫章社
一
前後七子所主持的拟古運動，到了萬曆中葉，便成了強弩之末。
習久生厭，一般人也都對之起了反感。
公安袁氏兄弟遂崛起而張反抗的旗幟。
這面異軍特出的旗子一飄揚于空中，文壇的空氣便立刻變更了過來。
李、何和王、李的途徑是被塞絕了，他們的主張成了時人攻讦的目标，也無複更奉李于麟《唐詩選》、王元美《四部稿》為追摹的目标者。
王、李盛時，世人以讀天寶以後的唐詩，和宋人的著作為譏彈的口實，而這時，袁宗道卻公然以白、蘇（即白居易、蘇轼）名其齋了。
從王、李的吞剝、割裂、臨摹古人的赝古之作，一變而到了三袁們的清新輕俊、自舒性靈的篇什，誠有如從古帝王的墓道中逃到春天的大自然的園苑中那麼愉快。
在三袁未起之前，後七子的作風，便已有攻讦之者，惟其氣力不大，未能給他們以緻命傷耳。
特别在散文一方面，因為拟古運動所造就的結果，不滿人意，所以很早地便發生了反抗的運動；這第一次的反抗運動乃是由幾位古文家主持之的。
嘉靖初，王慎中、唐順之等已倡為古文，以繼唐、宋以來韓、歐、曾、蘇諸家之緒。
慎中[1]字道思，晉江人，嘉靖五年進士。
曆官戶部主事，河南參政（1509～1559）。
有《遵岩集》[2]。
慎中初亦從何、李的主張，為文以秦、漢作者為法，後乃悟歐、曾作文之法，尤向往于子固。
唐順之亦變而從之。
天下稱之曰“王、唐”。
順之[3]字應德，号荊川，毗陵人，嘉靖八年進士；曆兵部、吏部，入翰林。
罷官十餘年，複召用兵部，頗得信任，甚著武功（1507～1560）。
有《荊川集》[4]。
王、唐又與趙時春、熊過、陳束、任瀚、李開先、呂高，号嘉靖八才子。
第一次拟古運動，幾為王、唐的古文運動所排倒。
但李攀龍、王世貞起，卻又複熾了拟古運動。
（攀龍為慎中提學山東時所賞拔者，但論文卻異其傾向。
）惟在李、王的第二次拟古運動全盛的時代，古文運動也并未完全絕迹；不過号召、奔走天下士的力量卻沒有王、李那麼偉大耳。
這時古文運動的領袖為茅坤、歸有光二人。
茅坤[5]字順甫，歸安人，嘉靖十七年進士。
屢遷廣西兵備佥事。
後因事罷歸。
年九十卒（1512～1601）。
他受唐順之的影響最深。
順之于唐、宋人文，自韓、柳、歐、三蘇、曾、王八家外無所取。
坤選《唐宋八大家文鈔》即全據順之的緒論以從事者。
後人“八家”之說，蓋始于此。
《唐宋八大家文鈔》書影 但于散文深有所成就者，還當推歸有光[6]。
有光字熙甫，昆山人。
應進士不第，退居安亭江上，講學著文二十餘年，學者稱曰震川先生[7]。
嘉靖四十四年始成進士，年已六十。
授長興知縣。
不久卒（1506～1571）。
他嘗序《項思堯文集》道：“蓋今世之所謂文者難言矣。
未始為古人之學，而苟得一二妄庸人為之巨子，争附和之以诋排前人。
韓文公雲：‘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
不知群兒愚，那用故謗傷。
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
’文章至于宋、元諸名家，其力足以追數千載之上而與之颉颃，而世直以蚍蜉撼之，可悲也！毋乃一二妄庸人為之巨子以倡導之與？”所謂“妄庸巨子”蓋指當時有大力的文壇主将王世貞。
然世貞晚年亦心服之。
嘗贊有光的畫像道：“風行水上，渙為文章。
風定波息，與水相忘。
千載有公，繼韓、歐陽。
”蓋有光的散文，澹遠有緻，雖平易而實豐腴；像《書齋銘》、《項脊軒記》等都是很隽美的抒情文，為“古文”裡的最高的成就；荊川、遵岩皆所不及。
有光頗好《太史公書》，相傳他嘗為之批點（此書今傳于世）；但其周納附會的評論，卻和李、王諸子所論者也未見得相差很遠，或未必确出于其手欤？ 歸有光 選自清道光間刻本《吳郡名賢圖傳贊》 二 古文家雖抛棄了秦、漢的偶像，卻仍搬來了第二批偶像“唐、宋八家”等，以供他們崇拜追摹的目标；依然不曾脫離掉廣大的奴性的拟古運動的範圍。
不過，由艱深而漸趨平易，由做作過甚而漸趨自然，卻是較近人情的一種轉變耳。
真實地完全擺脫了“迷古”的魔障的，确要推尊到公安派的諸作家——雖然他們是曆來受到那麼鄙夷的不平等的待遇。
可稱為公安派的先驅者，乃是幾位獨往獨來的大家，卻不是什麼古文作家們。
在其間，有三個大作者是應該為我們所記住的——雖然他們也是那麼久的被壓伏于不公平的正統派的批評之下。
這三位大作者是：徐渭、李贽與湯顯祖。
徐渭[8]字文長，山陰人。
性狷激。
嘗入胡宗憲幕中。
宗憲死，他歸鄉裡。
後發狂而卒（1521～1593）。
他天才超轶，詩文皆有奇氣，工寫花草竹石。
嘗自言：“吾書第一，詩次之，文次之，畫又次之。
”時王、李倡社，謝榛以布衣被擯。
渭憤憤不平，誓不入其黨。
而其所成就，也和王、李輩大異其趣。
他的《徐文長集》[9]，至今傳誦不衰。
詩幽峭，别出途徑，不屑屑于摹拟古人的作風。
袁宏道謂：“其所見山奔海立，沙起雲行，風鳴樹偃，幽谷大都，人物魚鳥，一切可驚可愕之狀，一一皆達之于詩。
其胸中又有一段不可磨滅之氣，英雄末路，托足無門之悲。
故其為詩，如嗔，如笑，如水鳴峽，如種出土，如寡婦之夜哭，羁人之寒起。
當其放意，平疇千裡；偶爾幽峭，鬼語秋墳。
”像“遠火澹冥壁，月與江波動。
寂野聞籁微，單衾覺寒重。
”（
習久生厭，一般人也都對之起了反感。
公安袁氏兄弟遂崛起而張反抗的旗幟。
這面異軍特出的旗子一飄揚于空中，文壇的空氣便立刻變更了過來。
李、何和王、李的途徑是被塞絕了，他們的主張成了時人攻讦的目标，也無複更奉李于麟《唐詩選》、王元美《四部稿》為追摹的目标者。
王、李盛時，世人以讀天寶以後的唐詩，和宋人的著作為譏彈的口實，而這時，袁宗道卻公然以白、蘇（即白居易、蘇轼）名其齋了。
從王、李的吞剝、割裂、臨摹古人的赝古之作，一變而到了三袁們的清新輕俊、自舒性靈的篇什，誠有如從古帝王的墓道中逃到春天的大自然的園苑中那麼愉快。
在三袁未起之前，後七子的作風，便已有攻讦之者，惟其氣力不大，未能給他們以緻命傷耳。
特别在散文一方面，因為拟古運動所造就的結果，不滿人意，所以很早地便發生了反抗的運動；這第一次的反抗運動乃是由幾位古文家主持之的。
嘉靖初，王慎中、唐順之等已倡為古文，以繼唐、宋以來韓、歐、曾、蘇諸家之緒。
慎中[1]字道思，晉江人，嘉靖五年進士。
曆官戶部主事，河南參政（1509～1559）。
有《遵岩集》[2]。
慎中初亦從何、李的主張，為文以秦、漢作者為法，後乃悟歐、曾作文之法，尤向往于子固。
唐順之亦變而從之。
天下稱之曰“王、唐”。
順之[3]字應德，号荊川，毗陵人，嘉靖八年進士；曆兵部、吏部，入翰林。
罷官十餘年，複召用兵部，頗得信任，甚著武功（1507～1560）。
有《荊川集》[4]。
王、唐又與趙時春、熊過、陳束、任瀚、李開先、呂高，号嘉靖八才子。
第一次拟古運動，幾為王、唐的古文運動所排倒。
但李攀龍、王世貞起，卻又複熾了拟古運動。
（攀龍為慎中提學山東時所賞拔者，但論文卻異其傾向。
）惟在李、王的第二次拟古運動全盛的時代，古文運動也并未完全絕迹；不過号召、奔走天下士的力量卻沒有王、李那麼偉大耳。
這時古文運動的領袖為茅坤、歸有光二人。
茅坤[5]字順甫，歸安人，嘉靖十七年進士。
屢遷廣西兵備佥事。
後因事罷歸。
年九十卒（1512～1601）。
他受唐順之的影響最深。
順之于唐、宋人文，自韓、柳、歐、三蘇、曾、王八家外無所取。
坤選《唐宋八大家文鈔》即全據順之的緒論以從事者。
後人“八家”之說，蓋始于此。
《唐宋八大家文鈔》書影 但于散文深有所成就者，還當推歸有光[6]。
有光字熙甫，昆山人。
應進士不第，退居安亭江上，講學著文二十餘年，學者稱曰震川先生[7]。
嘉靖四十四年始成進士，年已六十。
授長興知縣。
不久卒（1506～1571）。
他嘗序《項思堯文集》道：“蓋今世之所謂文者難言矣。
未始為古人之學，而苟得一二妄庸人為之巨子，争附和之以诋排前人。
韓文公雲：‘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
不知群兒愚，那用故謗傷。
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
’文章至于宋、元諸名家，其力足以追數千載之上而與之颉颃，而世直以蚍蜉撼之，可悲也！毋乃一二妄庸人為之巨子以倡導之與？”所謂“妄庸巨子”蓋指當時有大力的文壇主将王世貞。
然世貞晚年亦心服之。
嘗贊有光的畫像道：“風行水上，渙為文章。
風定波息，與水相忘。
千載有公，繼韓、歐陽。
”蓋有光的散文，澹遠有緻，雖平易而實豐腴；像《書齋銘》、《項脊軒記》等都是很隽美的抒情文，為“古文”裡的最高的成就；荊川、遵岩皆所不及。
有光頗好《太史公書》，相傳他嘗為之批點（此書今傳于世）；但其周納附會的評論，卻和李、王諸子所論者也未見得相差很遠，或未必确出于其手欤？ 歸有光 選自清道光間刻本《吳郡名賢圖傳贊》 二 古文家雖抛棄了秦、漢的偶像，卻仍搬來了第二批偶像“唐、宋八家”等，以供他們崇拜追摹的目标；依然不曾脫離掉廣大的奴性的拟古運動的範圍。
不過，由艱深而漸趨平易，由做作過甚而漸趨自然，卻是較近人情的一種轉變耳。
真實地完全擺脫了“迷古”的魔障的，确要推尊到公安派的諸作家——雖然他們是曆來受到那麼鄙夷的不平等的待遇。
可稱為公安派的先驅者，乃是幾位獨往獨來的大家，卻不是什麼古文作家們。
在其間，有三個大作者是應該為我們所記住的——雖然他們也是那麼久的被壓伏于不公平的正統派的批評之下。
這三位大作者是：徐渭、李贽與湯顯祖。
徐渭[8]字文長，山陰人。
性狷激。
嘗入胡宗憲幕中。
宗憲死，他歸鄉裡。
後發狂而卒（1521～1593）。
他天才超轶，詩文皆有奇氣，工寫花草竹石。
嘗自言：“吾書第一，詩次之，文次之，畫又次之。
”時王、李倡社，謝榛以布衣被擯。
渭憤憤不平，誓不入其黨。
而其所成就，也和王、李輩大異其趣。
他的《徐文長集》[9]，至今傳誦不衰。
詩幽峭，别出途徑，不屑屑于摹拟古人的作風。
袁宏道謂：“其所見山奔海立，沙起雲行，風鳴樹偃，幽谷大都，人物魚鳥，一切可驚可愕之狀，一一皆達之于詩。
其胸中又有一段不可磨滅之氣，英雄末路，托足無門之悲。
故其為詩，如嗔，如笑，如水鳴峽，如種出土，如寡婦之夜哭，羁人之寒起。
當其放意，平疇千裡；偶爾幽峭，鬼語秋墳。
”像“遠火澹冥壁，月與江波動。
寂野聞籁微，單衾覺寒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