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三章 批評文學的複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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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梁以後批評精神的堕落——唐代《詩式》、《詩格》一類著作的流行——《文鏡秘府論》——《本事詩》及其他——韓愈與白居易的批評論——批評文學的複活——宋代詩話的盛行——從歐陽修《詩話》到蔡正孫《詩林廣記》——批評界的兩大柱石——朱熹的批評論——嚴羽的《滄浪詩話》
一
《詩式》書影
批評文學從梁代鐘、劉二家以後，便消沉了下去。
類似《詩品》和《文心雕龍》的有系統的著作，不再有第三部出現。
直到唐代，還不曾産生什麼重要的批評的名著。
唐以詩取士，故唐人所作，以通俗的如何寫詩的方法的書為最多。
《新唐書·藝文志》所載，有元兢、宋約《詩格》一卷，王昌齡《詩格》二卷，僧皎然《詩式》五卷，王起《大中新行詩格》一卷，姚合《詩例》一卷，賈島《詩格》一卷，炙毂子《詩格》一卷，殆皆為此類。
又有範傳正《賦訣》、張仲素《賦樞》、浩虛舟《賦門》等則為指導作賦的方法者。
元兢、王昌齡之作，尚存殘文于日本遍照金剛的《文鏡秘府論》裡。
皎然《詩式》，今也尚有傳本。
他們所論皆取便士子科場之用。
故根本上便不會有什麼重要的見解。
孟棨的《本事詩》隻是綴拾詩人們的故事以為談資，不能算是批評文學的著作。
司空圖的《二十四詩品》，也不過是以漂亮的詩句，虛寫一般的詩的風格的變幻而已。
張為的《主客圖》，頗近鐘氏《詩品》，惟隻有品第，并無評骘，也不能算是一部批評的著作。
倒還是韓愈他們的主張，有可以注意的地方，其影響也很大。
他們那些古文運動者，對于文學，有兩種重要的見解：第一是“文以載道”；第二是“文起八代之衰”。
換言之，就是，在内容上，求其充實，言之有物，不單以刻畫“風雲月露”為務；在文字上要其複古，反對使用晉、宋、齊、梁以來的骈偶的文體。
到了白居易，在他的《新樂府辭序》上，更暢發着“文章合為時而著”的為人生的藝術觀，算是唐代最重要的文學論。
但可惜他們都不曾寫下什麼專門的大著。
宋人最愛作“詩話”。
從歐陽修的《六一詩話》，司馬光的《續詩話》以下，作者無慮百數，即今有者也還有數十餘家，可謂極一時之盛。
又有胡仔的《苕溪漁隐叢話》、魏慶之的《詩人玉屑》、阮閱的《詩話總龜》、蔡正孫的《詩林廣記》諸書，分門别類，以總輯諸家的大成。
其專關于唐詩者，更有計有功的《唐詩紀事》、尤袤的《全唐詩話》諸書。
但這些書，大抵都隻是記載些随筆的感想，即興的評判，以及瑣碎的故事，友朋的際遇等等，絕鮮有組織嚴密，修理整饬的著作。
二 但宋代卻是一個批評精神複活的時代。
我們不能因為其“無當大雅”的詩話之多，便抹殺了這個時代的重大的成就。
從六朝以後，批評的精神便堕落了。
唐代是一個詩歌的黃金時代，卻不是批評文學的一個重要的時期。
唐人批評的精神很差；尤其少有專門的批評著作。
他們對于古籍的評釋，其态度往往同于漢儒：隻有做着章解句釋的工夫，并不曾更進一步而求闡其義理。
宋人便不同
類似《詩品》和《文心雕龍》的有系統的著作，不再有第三部出現。
直到唐代，還不曾産生什麼重要的批評的名著。
唐以詩取士，故唐人所作，以通俗的如何寫詩的方法的書為最多。
《新唐書·藝文志》所載，有元兢、宋約《詩格》一卷，王昌齡《詩格》二卷，僧皎然《詩式》五卷，王起《大中新行詩格》一卷，姚合《詩例》一卷，賈島《詩格》一卷，炙毂子《詩格》一卷，殆皆為此類。
又有範傳正《賦訣》、張仲素《賦樞》、浩虛舟《賦門》等則為指導作賦的方法者。
元兢、王昌齡之作，尚存殘文于日本遍照金剛的《文鏡秘府論》裡。
皎然《詩式》，今也尚有傳本。
他們所論皆取便士子科場之用。
故根本上便不會有什麼重要的見解。
孟棨的《本事詩》隻是綴拾詩人們的故事以為談資，不能算是批評文學的著作。
司空圖的《二十四詩品》，也不過是以漂亮的詩句，虛寫一般的詩的風格的變幻而已。
張為的《主客圖》，頗近鐘氏《詩品》，惟隻有品第，并無評骘，也不能算是一部批評的著作。
倒還是韓愈他們的主張，有可以注意的地方，其影響也很大。
他們那些古文運動者，對于文學，有兩種重要的見解：第一是“文以載道”；第二是“文起八代之衰”。
換言之，就是，在内容上，求其充實，言之有物，不單以刻畫“風雲月露”為務；在文字上要其複古，反對使用晉、宋、齊、梁以來的骈偶的文體。
到了白居易，在他的《新樂府辭序》上，更暢發着“文章合為時而著”的為人生的藝術觀，算是唐代最重要的文學論。
但可惜他們都不曾寫下什麼專門的大著。
宋人最愛作“詩話”。
從歐陽修的《六一詩話》，司馬光的《續詩話》以下，作者無慮百數，即今有者也還有數十餘家，可謂極一時之盛。
又有胡仔的《苕溪漁隐叢話》、魏慶之的《詩人玉屑》、阮閱的《詩話總龜》、蔡正孫的《詩林廣記》諸書，分門别類，以總輯諸家的大成。
其專關于唐詩者，更有計有功的《唐詩紀事》、尤袤的《全唐詩話》諸書。
但這些書，大抵都隻是記載些随筆的感想，即興的評判，以及瑣碎的故事，友朋的際遇等等，絕鮮有組織嚴密，修理整饬的著作。
二 但宋代卻是一個批評精神複活的時代。
我們不能因為其“無當大雅”的詩話之多，便抹殺了這個時代的重大的成就。
從六朝以後，批評的精神便堕落了。
唐代是一個詩歌的黃金時代，卻不是批評文學的一個重要的時期。
唐人批評的精神很差；尤其少有專門的批評著作。
他們對于古籍的評釋，其态度往往同于漢儒：隻有做着章解句釋的工夫，并不曾更進一步而求闡其義理。
宋人便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