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一章 南宋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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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詞的三個時期——雅正的趨勢——趙鼎、嶽飛等——康與之與張孝祥——辛棄疾——陸遊、範成大、劉過等——姜夔——史達祖等——吳文英——黃升、王炎等——蔣捷、周密、張炎、王沂孫——陳允平、文天祥、汪元量等
一
南宋詞與北宋的一樣，亦可分為三個時期。
第一個時期是詞的奔放的時期。
這時期恰當于南渡之後，偏安的局面已成，許多慷慨悲歌之士，目睹半個中國陷于“胡”人，古代的文化中心，千年以來的東西兩都，俱淪為“異域”，無恢複的可能，頗有些憤激難平、“髀肉複生”之感。
在這樣的一個局勢之下，詩人們當然也很要感受到同樣的刺激的。
這個時候的詩人，做着“鼓舞升平”或“漁歌唱晚”的詞，以塗飾為工，以造美辭隽句為能的當然也很有幾個。
然而幾位可以代表時代的大詩人，如辛棄疾，如陸遊，如張孝祥他們，卻是高唱着“馬作的盧飛快，弓如霹靂弦驚”（辛棄疾《破陣子》）的，高唱着“底事昆侖傾砥柱，九地黃流亂注，聚萬落千村狐兔”（張元幹《賀新郎》）的，高唱着“念腰間箭，匣中劍，空埃蠹，竟何成！時易失，心徒壯，歲将零”（張孝祥《六州歌頭》）的，高唱着“胡未滅，鬓先秋，淚空流。
此生誰料，心在天山，身老滄州”（陸遊《訴衷情》）的。
總之，他們是奔放的，是雄豪的，是不屑屑于寫靡靡之音的。
柳永直被他們視為輿台。
周美成的影響，也不很顯著。
蘇轼的第一類的詞，即“大江東去”一類的政論似的詞，在這時卻大為流行。
一時有許多人在模仿着。
最初是幾位慷慨激昂的政治家在寫着，以後是有天才的辛與陸，再後是劉過諸人。
這一類的詞的流行，完全是時代所造成。
一方面為了金人的侵淩，一方面也為了蘇氏的作品，受了久壓之後，自然地會引起了許多人的奔湊似的去欣贊他、模仿他了。
《絕妙好詞箋》書影 第二個時期是詞的改進的時期。
在這個時期裡，外患已不大成為緊迫的問題了。
因為金人有了他們的内亂與強敵，更無暇南下牧馬。
南宋的人士，為了升平已久，也便對于小朝廷安之若素。
于是便來了一個宴安享樂的時代。
像陸放翁、辛稼軒的豪邁的詞氣，已自然地歸于淘汰。
當時的文人，不是如姜白石之著意于寫隽語，便是如吳文英之用全力于遣辭造句。
這時代的作家自姜、吳以至高（觀國）、史（達祖）都是如此。
他們唱的是“苔枝綴玉，有翠禽小小，枝上同宿”（姜夔《疏影》）；唱的是“柳邊深院，燕語明如剪”（盧祖臯《清平樂》）；唱的是“燕子重來，往事東流去。
征衫貯舊寒一縷，淚濕風簾絮”（吳文英《點绛唇》）；唱的是“倦客如今老矣，舊遊可奈春何！幾曾湖上不經過。
看花南陌醉，駐馬翠樓歌”（史達祖《臨江仙》）。
這時候，蘇東坡氏的影響已經過去了，“大江東去”、“甚矣吾衰矣”一類的作品已被視為粗暴太過而遭唾棄。
周邦彥的作風卻是恰合于時人胃口的東西。
于是如姜氏，如吳氏，如高氏，如史氏，便都以雕飾為工，而不以粗豪為式了，便都以合律為能，而不以寫“曲子内縛不住”的作品自喜了。
他們精琢細磨，他們知律審音，他們絮語低吟，他們更會體物狀情，務求其工緻，務求其勝人。
他們都是專工的詞人。
他們除了詞之外，一無所用心。
他們為了做詞而做詞，一點也沒有别的什麼目的。
他們有時寫得很好，很深刻真切，有時卻不過是美詞豔句的堆砌而已，一點内容也沒有。
張炎評吳文英的詞，以為“如七寶樓台，眩人眼目，拆碎下來，不成片段”。
這話最足以傳達出這時代一部分的詞的裡面的真相。
第三個時期是詞的雅正的時期。
這一個時期，看見了元人的渡江與南宋的滅亡，應該是多痛哭流涕，感歎悲愁之作；應該是多憤語，多哀歌的，應該滿是“藕花相向野塘中，暗傷亡國，清露泣香紅”的句子的。
然而出于我們意料之外，目睹蒙古人的侵入與占據，且親受着他們的統治之痛楚的幾個大詞人，如張炎、周密、王沂孫諸人的詞，卻在表面上看不大出來他們的痛苦與哀悼。
如張炎的詞頗多隐含着亡國之痛，卻都寓意于詠物。
為什麼他們發出的号呼，卻是那樣的隐秘呢？這個原因，第一點，自然是為了蒙古人的鐵蹄所至，言論不能自由；第二點，卻也因為詞的一體，到了張炎、周密之時，已經是凝固了，已經是登峰造極，再也不能前進了。
他們隻能在詠物寓意上用功夫。
隻能以“意内言外”的作風為極則。
張炎說：“詞欲雅而正。
志之所至，詞亦至焉。
一為物所役，則失其雅正之音。
”雅正二字，便是他們的風格。
他們為了要求雅正，要求一種詞的正體，所以排除了一切不能裝載于“詞”之中的題材。
他們于音律諧和之外，又要文辭的和平工整，典雅合法。
此外，所謂“詞人”多不過翻翻舊案，我學蘇、辛，你學周、張，他學夢窗、白石而已；很少有真性情的作家。
詞到了這個時期，差不多已不是民間所能了解的東西了。
詞人的措辭，一天天的趨向文雅之途，一天天的諱避了鄙下的通俗的習語不用。
像柳永、黃庭堅那樣的“有井水飲處無不知歌之”的樣子已是不可再見的盛況了。
即像毛滂、周邦彥那樣的一歌脫手，妓女即能上口的情形也是很少見的了。
她獨自在“雅正”，在“修辭”上做功夫。
而南曲在這時已産生于南方的民間，預備代之而興。
金、元人所占領的北方，也恰恰萌芽着北曲的嫩苗。
二 南渡之初，前代的詞人，都由已淪為異域的京城，奔湊于南方的新都裡來。
朱敦儒仍在寫着，李清照也仍在寫着。
更有幾個别的作家，像康與之，像趙鼎，像張元幹，像洪皓，像張掄諸人也都在寫着。
趙鼎[1]是中興的一位很有力的名臣，但也善詞。
他字元鎮，聞喜人。
崇甯初進士。
累官尚書左仆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
谥忠簡（1085～1147）。
有《得全居士集》，詞一卷[2]。
黃升以為他的“詞章婉媚，不減《花間》”。
我們在其詞裡，一點也看不出當時的大變亂的感觸。
同時的名将嶽飛，所作的詞卻活現出一位忠勇為國的武将的憤激心理來。
飛[3]字鵬舉，湯陰人。
累官少保，樞密副使。
秦桧主和，首先殺死了他，天下痛之（1103～1141）。
後追谥武穆，封鄂王。
成了一個悲痛的傳說裡的中心人物。
他的《滿江紅》：“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壯志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
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阙。
”為我們所熟知。
張元幹字仲宗，長樂人。
紹興中，以送胡铨及寄李綱詞除名，亦以此得大名。
有《歸來集》及《蘆川詞》[4]一卷，他的《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一詞：“夢繞神州路，怅秋風連營畫角，故宮離黍。
底事昆侖傾砥柱，九地黃流亂注，聚萬落千村狐兔。
天意從來高難問！況人情易老悲難訴，更南浦送君去。
”（《賀新郎》）其情緒是很悲壯的。
曾觌也頗寫這一類的詞。
他的《金人捧露盤》（《庚寅春奉使過京師感懷作》）凄然有黍離之感： 記神京繁華地，舊遊蹤，正禦溝春水溶溶，平康巷陌，繡鞍金勒躍青骢，解衣沽酒醉弦管，柳綠花紅。
到如今，餘霜鬓。
嗟前事，夢魂中。
但寒煙滿目飛蓬，雕欄玉砌，空餘三十六離宮。
塞笳驚起暮天雁，寂寞東風。
——《金人捧露盤》 嶽飛像 觌[5]字純甫，汴人，紹興中，為建王内知客。
孝宗受禅，以觌權知閣門事。
後為開府儀同三司，加少保。
有《海野詞》[6]一卷。
康與之[7]字伯可。
為渡江初的朝廷詞人，高宗很賞識他，官郎中，有《順庵樂府》五卷。
他也很感受時勢喪亂的影響，然他的許多詞卻是異常的婉靡的。
黃升說：“伯可以文詞待诏金馬門。
凡中興粉飾治具，及慈甯歸養，兩宮歡集，必假伯可之歌詠，故應制之詞為多。
”王性之以為：“伯可
第一個時期是詞的奔放的時期。
這時期恰當于南渡之後，偏安的局面已成，許多慷慨悲歌之士，目睹半個中國陷于“胡”人，古代的文化中心，千年以來的東西兩都，俱淪為“異域”，無恢複的可能，頗有些憤激難平、“髀肉複生”之感。
在這樣的一個局勢之下，詩人們當然也很要感受到同樣的刺激的。
這個時候的詩人，做着“鼓舞升平”或“漁歌唱晚”的詞，以塗飾為工，以造美辭隽句為能的當然也很有幾個。
然而幾位可以代表時代的大詩人，如辛棄疾，如陸遊，如張孝祥他們，卻是高唱着“馬作的盧飛快，弓如霹靂弦驚”（辛棄疾《破陣子》）的，高唱着“底事昆侖傾砥柱，九地黃流亂注，聚萬落千村狐兔”（張元幹《賀新郎》）的，高唱着“念腰間箭，匣中劍，空埃蠹，竟何成！時易失，心徒壯，歲将零”（張孝祥《六州歌頭》）的，高唱着“胡未滅，鬓先秋，淚空流。
此生誰料，心在天山，身老滄州”（陸遊《訴衷情》）的。
總之，他們是奔放的，是雄豪的，是不屑屑于寫靡靡之音的。
柳永直被他們視為輿台。
周美成的影響，也不很顯著。
蘇轼的第一類的詞，即“大江東去”一類的政論似的詞，在這時卻大為流行。
一時有許多人在模仿着。
最初是幾位慷慨激昂的政治家在寫着，以後是有天才的辛與陸，再後是劉過諸人。
這一類的詞的流行，完全是時代所造成。
一方面為了金人的侵淩，一方面也為了蘇氏的作品，受了久壓之後，自然地會引起了許多人的奔湊似的去欣贊他、模仿他了。
《絕妙好詞箋》書影 第二個時期是詞的改進的時期。
在這個時期裡，外患已不大成為緊迫的問題了。
因為金人有了他們的内亂與強敵，更無暇南下牧馬。
南宋的人士，為了升平已久，也便對于小朝廷安之若素。
于是便來了一個宴安享樂的時代。
像陸放翁、辛稼軒的豪邁的詞氣，已自然地歸于淘汰。
當時的文人，不是如姜白石之著意于寫隽語，便是如吳文英之用全力于遣辭造句。
這時代的作家自姜、吳以至高（觀國）、史（達祖）都是如此。
他們唱的是“苔枝綴玉，有翠禽小小，枝上同宿”（姜夔《疏影》）；唱的是“柳邊深院，燕語明如剪”（盧祖臯《清平樂》）；唱的是“燕子重來，往事東流去。
征衫貯舊寒一縷，淚濕風簾絮”（吳文英《點绛唇》）；唱的是“倦客如今老矣，舊遊可奈春何！幾曾湖上不經過。
看花南陌醉，駐馬翠樓歌”（史達祖《臨江仙》）。
這時候，蘇東坡氏的影響已經過去了，“大江東去”、“甚矣吾衰矣”一類的作品已被視為粗暴太過而遭唾棄。
周邦彥的作風卻是恰合于時人胃口的東西。
于是如姜氏，如吳氏，如高氏，如史氏，便都以雕飾為工，而不以粗豪為式了，便都以合律為能，而不以寫“曲子内縛不住”的作品自喜了。
他們精琢細磨，他們知律審音，他們絮語低吟，他們更會體物狀情，務求其工緻，務求其勝人。
他們都是專工的詞人。
他們除了詞之外，一無所用心。
他們為了做詞而做詞，一點也沒有别的什麼目的。
他們有時寫得很好，很深刻真切，有時卻不過是美詞豔句的堆砌而已，一點内容也沒有。
張炎評吳文英的詞，以為“如七寶樓台，眩人眼目，拆碎下來，不成片段”。
這話最足以傳達出這時代一部分的詞的裡面的真相。
第三個時期是詞的雅正的時期。
這一個時期，看見了元人的渡江與南宋的滅亡，應該是多痛哭流涕，感歎悲愁之作；應該是多憤語，多哀歌的，應該滿是“藕花相向野塘中，暗傷亡國，清露泣香紅”的句子的。
然而出于我們意料之外，目睹蒙古人的侵入與占據，且親受着他們的統治之痛楚的幾個大詞人，如張炎、周密、王沂孫諸人的詞，卻在表面上看不大出來他們的痛苦與哀悼。
如張炎的詞頗多隐含着亡國之痛，卻都寓意于詠物。
為什麼他們發出的号呼，卻是那樣的隐秘呢？這個原因，第一點，自然是為了蒙古人的鐵蹄所至，言論不能自由；第二點，卻也因為詞的一體，到了張炎、周密之時，已經是凝固了，已經是登峰造極，再也不能前進了。
他們隻能在詠物寓意上用功夫。
隻能以“意内言外”的作風為極則。
張炎說：“詞欲雅而正。
志之所至，詞亦至焉。
一為物所役，則失其雅正之音。
”雅正二字，便是他們的風格。
他們為了要求雅正，要求一種詞的正體，所以排除了一切不能裝載于“詞”之中的題材。
他們于音律諧和之外，又要文辭的和平工整，典雅合法。
此外，所謂“詞人”多不過翻翻舊案，我學蘇、辛，你學周、張，他學夢窗、白石而已；很少有真性情的作家。
詞到了這個時期，差不多已不是民間所能了解的東西了。
詞人的措辭，一天天的趨向文雅之途，一天天的諱避了鄙下的通俗的習語不用。
像柳永、黃庭堅那樣的“有井水飲處無不知歌之”的樣子已是不可再見的盛況了。
即像毛滂、周邦彥那樣的一歌脫手，妓女即能上口的情形也是很少見的了。
她獨自在“雅正”，在“修辭”上做功夫。
而南曲在這時已産生于南方的民間，預備代之而興。
金、元人所占領的北方，也恰恰萌芽着北曲的嫩苗。
二 南渡之初，前代的詞人，都由已淪為異域的京城，奔湊于南方的新都裡來。
朱敦儒仍在寫着，李清照也仍在寫着。
更有幾個别的作家，像康與之，像趙鼎，像張元幹，像洪皓，像張掄諸人也都在寫着。
趙鼎[1]是中興的一位很有力的名臣，但也善詞。
他字元鎮，聞喜人。
崇甯初進士。
累官尚書左仆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
谥忠簡（1085～1147）。
有《得全居士集》，詞一卷[2]。
黃升以為他的“詞章婉媚，不減《花間》”。
我們在其詞裡，一點也看不出當時的大變亂的感觸。
同時的名将嶽飛，所作的詞卻活現出一位忠勇為國的武将的憤激心理來。
飛[3]字鵬舉，湯陰人。
累官少保，樞密副使。
秦桧主和，首先殺死了他，天下痛之（1103～1141）。
後追谥武穆，封鄂王。
成了一個悲痛的傳說裡的中心人物。
他的《滿江紅》：“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壯志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
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阙。
”為我們所熟知。
張元幹字仲宗，長樂人。
紹興中，以送胡铨及寄李綱詞除名，亦以此得大名。
有《歸來集》及《蘆川詞》[4]一卷，他的《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一詞：“夢繞神州路，怅秋風連營畫角，故宮離黍。
底事昆侖傾砥柱，九地黃流亂注，聚萬落千村狐兔。
天意從來高難問！況人情易老悲難訴，更南浦送君去。
”（《賀新郎》）其情緒是很悲壯的。
曾觌也頗寫這一類的詞。
他的《金人捧露盤》（《庚寅春奉使過京師感懷作》）凄然有黍離之感： 記神京繁華地，舊遊蹤，正禦溝春水溶溶，平康巷陌，繡鞍金勒躍青骢，解衣沽酒醉弦管，柳綠花紅。
到如今，餘霜鬓。
嗟前事，夢魂中。
但寒煙滿目飛蓬，雕欄玉砌，空餘三十六離宮。
塞笳驚起暮天雁，寂寞東風。
——《金人捧露盤》 嶽飛像 觌[5]字純甫，汴人，紹興中，為建王内知客。
孝宗受禅，以觌權知閣門事。
後為開府儀同三司，加少保。
有《海野詞》[6]一卷。
康與之[7]字伯可。
為渡江初的朝廷詞人，高宗很賞識他，官郎中，有《順庵樂府》五卷。
他也很感受時勢喪亂的影響，然他的許多詞卻是異常的婉靡的。
黃升說：“伯可以文詞待诏金馬門。
凡中興粉飾治具，及慈甯歸養，兩宮歡集，必假伯可之歌詠，故應制之詞為多。
”王性之以為：“伯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