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講 文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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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行，必有我師焉。
”《史記》改為：“三人行，必得我師。
”是還是，而沒味了。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若改為：“士必弘毅，任重道遠。
”是還是，而沒味了。
《論語&bull先進》篇中“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章，以每個人說的話表現此人物的性格，正如《阿Q正傳》中阿Q的話，《水浒傳》中李逵的話。
阿Q偷了靜修庵的蘿蔔，被老尼姑抓住，阿Q說：“我什麼時候跳進你的園裡來偷蘿蔔了？”還指着兜在大襟裡的蘿蔔說：“這是你的？你能叫得他答應你麼？”李逵從梁山上下來接老娘，在山裡老娘卻被老虎吃了，李逵說：“我千辛萬苦背到這裡，卻把來與你吃了！”活畫出阿Q、李逵的性格。
讀經必須一個字一個字讀，固然讀書皆當如此，尤其經。
先不用說不懂、不認識，用心稍微不到，小有輕重，便不是了。
孟子言“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孟子&bull梁惠王上》），孔子所謂“仁”，即孟子所謂“推”。
人我之間，常人隻知有我，不知有人；物我之間，隻知有物，忘記有我，皆不能“推”。
孟子不會講哲理。
孟子用“恩”字不好，隻知有我，不知有人，勢必至“不足以保妻子”。
一部《禮記》皆講外在的禮，唯《中庸》篇講内在思想。
然則《中庸》一篇為《禮記》一書之靈魂，讀《禮記》不讀《大學》《中庸》，則隻有軀殼，無靈魂。
孔子後，儒家思想分荀、孟兩大派。
《禮記》與荀子甚有關，嘗抄荀子《勸學》篇二三百字之多，故《禮記》與《荀子》相近，此不得不承認。
然就《中庸》考之，則又抄《孟子》。
孔門之學經意在行，且絕不大言欺人，重在“易行”，其學必重“行”，故取易知、易行。
《中庸》不易知、不易行，是儒家思想，不是孔子思想。
孔子道理易知、易行，從來不說“莫能知，莫能行”（《道德經》七十章）。
《中庸》不是孔子思想，而不能不承認其為儒家嫡傳，亦猶釋家之于佛。
十四 《廿五史》以文論，太史公第一。
史家須有“三長”：史識、史才、史學。
司馬遷有此“三長”，故成就《史記》。
太史公《項羽本紀》，可稱立體描寫，寫人、寫事皆生動，一字做多字用。
壯美必有生與力始能表現，如項王垓下之圍，真壯。
欲追求生的色彩、力的表現，必須有“事”，即力即生。
寫什麼是什麼，而又能超之，如此高則高矣，而生的色彩便不濃厚了，力的表現便不充分了，優美則有餘，壯美則不足。
賦，富麗堂皇，金碧輝煌。
我們要接受過來為我們服務，取其精華，去其糟粕。
學習它的茂密、疏朗，用于我們的文章。
我們的時代是富麗堂皇、氣魄宏偉的，而文字卻常落後于現實。
漢賦多為賦物之作，“物”有“事”義，古漢語“物”、“事”義同。
如《二京賦》即為賦物之作，非說理，非說情，客觀色彩較濃厚，有關之事都寫入，故曰鋪張。
東漢傅毅《舞賦》，讀時覺上古舞是使人精神向上的。
藝術有聲音形象、造形形象、文字形象。
前者如歌、如舞（昆曲，一句一舞姿），後者如文學作品。
前兩者更為普通。
舞，“舞以盡意”。
相傳堯時陰氣滞伏、陽氣閉塞，使人舞蹈以達氣。
《舞賦》有幾句寫得真好：“修儀操以顯志兮，獨馳思乎杳冥。
在山峨峨，在水湯湯。
與志遷化，容不虛生。
”此句意思是修儀表以顯揚己志，給美容以美的靈魂。
故學道者在正心誠意。
正者不俗，誠者不僞；不正則俗，不誠則僞。
儀表不修，志不能揚；靈魂醜惡，儀表全喪。
《舞賦》之序，寫明寫作意圖、對象，是作者思想露出的地方。
（作者之寫作由思想到文字，讀者之閱讀則由文字到思想。
）序多直叙，亦有假借故事者，不似語體文一覽無餘、水清無大魚。
《舞賦》之序即是。
王粲《登樓賦》為抒情之賦，其抒情若《離騷》，但所抒為個人悲歡；晉朝陸機《文賦》是說理之賦。
王、陸之賦，均類漢賦，但也均異于漢賦。
“賦”之特點，或茂密，或疏朗。
漢賦多是茂密，茂密表現在：多用生字，語句簡省，緻使句法殘缺。
王粲《登樓賦》轉折多，疏朗。
中國詩人唯陶淵明既高且好，即其散文《桃花源記》一篇，亦真高、真好。
四聲始于齊、梁，沈約所創。
沈約為中國文學史承上啟下之人物，值得注意。
十五 韓愈作文所謂“惟陳言之務去”（《答李翊書》），隻限于修辭，至其取材、思想（意象），并無特殊，取材不見得好，思想也不見得高。
歐陽修在宋文學史上為一重鎮。
宋代之文、詩、詞三種文體，皆奠自六一。
文，改骈為散；詩，清新；詞，開蘇、辛。
歐陽修之古文改骈為散，頗似唐之退之，名複古，實革新。
歐陽修文章學韓退之，但又非退之。
桐城派以為韓屬陽剛，歐屬陰柔，是也。
歐文不似韓而好。
歐陽修散文樹立下宋散文基礎，連小型筆記《歸田錄》皆寫得很好。
後之寫筆記者蓋皆受其影響，比韓退之在唐更甚。
此并非其詩文成就更大，乃因其官大。
東坡好為翻案文章，蓋即因理智發達，如其“武王非聖人也”（《武王論》），然亦隻是理智而非思想。
思想是平日醞釀含蓄後經一番濾淨、滲透功夫，東坡隻是靈機一動。
稼軒《玉樓春》（有無一理誰差别）之小序雲：“樂令謂衛玠：人未嘗夢搗虀、餐鐵杵、乘車入鼠穴，以謂世無是事故也。
餘謂世無是事而有是理。
樂所謂無，猶雲有也。
戲作數語以明之。
” 稼軒此詞小序真作得好。
“無是事而有是理”，此是通人語。
文學就是一個理。
梁山水泊未必有一百零八好漢，若有，便該如彼《水浒傳》所寫；“紅樓”未必有大觀園、有林黛玉，然若有，便該如彼《紅樓夢》所寫。
此是理。
又如《阿Q正傳》，未必專寫某人，無是事，有是理。
“無是事而有是理”，稼軒這位山東大兵，說出話來真通。
而社會上的人都是半通半不通，有許多馊見解、馊主意，一知半解而自以為無所不解。
宋人詩似散文，而其短文、筆記、尺牍、題跋，是散文而似詩。
明“前後七子”有複古運動，提倡漢魏盛唐文學，如唐代韓愈之“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答李翊書》），而其創作離所提倡的标準甚遠。
近代白話文魯迅收拾得頭緊腳緊，一筆一個花。
即使打倒别人，打一百個跟頭要有一百個花樣，重複算我栽了。
别人則毛躁。
魯迅先生序跋好，說理深刻，表情沉痛，而字裡行間一派詩情。
”《史記》改為：“三人行，必得我師。
”是還是，而沒味了。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若改為：“士必弘毅，任重道遠。
”是還是，而沒味了。
《論語&bull先進》篇中“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章，以每個人說的話表現此人物的性格，正如《阿Q正傳》中阿Q的話，《水浒傳》中李逵的話。
阿Q偷了靜修庵的蘿蔔，被老尼姑抓住，阿Q說：“我什麼時候跳進你的園裡來偷蘿蔔了？”還指着兜在大襟裡的蘿蔔說：“這是你的？你能叫得他答應你麼？”李逵從梁山上下來接老娘，在山裡老娘卻被老虎吃了，李逵說：“我千辛萬苦背到這裡，卻把來與你吃了！”活畫出阿Q、李逵的性格。
讀經必須一個字一個字讀，固然讀書皆當如此，尤其經。
先不用說不懂、不認識，用心稍微不到，小有輕重，便不是了。
孟子言“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孟子&bull梁惠王上》），孔子所謂“仁”，即孟子所謂“推”。
人我之間，常人隻知有我，不知有人；物我之間，隻知有物，忘記有我，皆不能“推”。
孟子不會講哲理。
孟子用“恩”字不好，隻知有我，不知有人，勢必至“不足以保妻子”。
一部《禮記》皆講外在的禮，唯《中庸》篇講内在思想。
然則《中庸》一篇為《禮記》一書之靈魂，讀《禮記》不讀《大學》《中庸》，則隻有軀殼，無靈魂。
孔子後，儒家思想分荀、孟兩大派。
《禮記》與荀子甚有關，嘗抄荀子《勸學》篇二三百字之多，故《禮記》與《荀子》相近，此不得不承認。
然就《中庸》考之，則又抄《孟子》。
孔門之學經意在行，且絕不大言欺人，重在“易行”，其學必重“行”，故取易知、易行。
《中庸》不易知、不易行，是儒家思想，不是孔子思想。
孔子道理易知、易行，從來不說“莫能知，莫能行”（《道德經》七十章）。
《中庸》不是孔子思想，而不能不承認其為儒家嫡傳，亦猶釋家之于佛。
十四 《廿五史》以文論，太史公第一。
史家須有“三長”：史識、史才、史學。
司馬遷有此“三長”，故成就《史記》。
太史公《項羽本紀》，可稱立體描寫，寫人、寫事皆生動，一字做多字用。
壯美必有生與力始能表現，如項王垓下之圍，真壯。
欲追求生的色彩、力的表現，必須有“事”，即力即生。
寫什麼是什麼，而又能超之，如此高則高矣，而生的色彩便不濃厚了，力的表現便不充分了，優美則有餘，壯美則不足。
賦，富麗堂皇，金碧輝煌。
我們要接受過來為我們服務，取其精華，去其糟粕。
學習它的茂密、疏朗，用于我們的文章。
我們的時代是富麗堂皇、氣魄宏偉的，而文字卻常落後于現實。
漢賦多為賦物之作，“物”有“事”義，古漢語“物”、“事”義同。
如《二京賦》即為賦物之作，非說理，非說情，客觀色彩較濃厚，有關之事都寫入，故曰鋪張。
東漢傅毅《舞賦》，讀時覺上古舞是使人精神向上的。
藝術有聲音形象、造形形象、文字形象。
前者如歌、如舞（昆曲，一句一舞姿），後者如文學作品。
前兩者更為普通。
舞，“舞以盡意”。
相傳堯時陰氣滞伏、陽氣閉塞，使人舞蹈以達氣。
《舞賦》有幾句寫得真好：“修儀操以顯志兮，獨馳思乎杳冥。
在山峨峨，在水湯湯。
與志遷化，容不虛生。
”此句意思是修儀表以顯揚己志，給美容以美的靈魂。
故學道者在正心誠意。
正者不俗，誠者不僞；不正則俗，不誠則僞。
儀表不修，志不能揚；靈魂醜惡，儀表全喪。
《舞賦》之序，寫明寫作意圖、對象，是作者思想露出的地方。
（作者之寫作由思想到文字，讀者之閱讀則由文字到思想。
）序多直叙，亦有假借故事者，不似語體文一覽無餘、水清無大魚。
《舞賦》之序即是。
王粲《登樓賦》為抒情之賦，其抒情若《離騷》，但所抒為個人悲歡；晉朝陸機《文賦》是說理之賦。
王、陸之賦，均類漢賦，但也均異于漢賦。
“賦”之特點，或茂密，或疏朗。
漢賦多是茂密，茂密表現在：多用生字，語句簡省，緻使句法殘缺。
王粲《登樓賦》轉折多，疏朗。
中國詩人唯陶淵明既高且好，即其散文《桃花源記》一篇，亦真高、真好。
四聲始于齊、梁，沈約所創。
沈約為中國文學史承上啟下之人物，值得注意。
十五 韓愈作文所謂“惟陳言之務去”（《答李翊書》），隻限于修辭，至其取材、思想（意象），并無特殊，取材不見得好，思想也不見得高。
歐陽修在宋文學史上為一重鎮。
宋代之文、詩、詞三種文體，皆奠自六一。
文，改骈為散；詩，清新；詞，開蘇、辛。
歐陽修之古文改骈為散，頗似唐之退之，名複古，實革新。
歐陽修文章學韓退之，但又非退之。
桐城派以為韓屬陽剛，歐屬陰柔，是也。
歐文不似韓而好。
歐陽修散文樹立下宋散文基礎，連小型筆記《歸田錄》皆寫得很好。
後之寫筆記者蓋皆受其影響，比韓退之在唐更甚。
此并非其詩文成就更大，乃因其官大。
東坡好為翻案文章，蓋即因理智發達，如其“武王非聖人也”（《武王論》），然亦隻是理智而非思想。
思想是平日醞釀含蓄後經一番濾淨、滲透功夫，東坡隻是靈機一動。
稼軒《玉樓春》（有無一理誰差别）之小序雲：“樂令謂衛玠：人未嘗夢搗虀、餐鐵杵、乘車入鼠穴，以謂世無是事故也。
餘謂世無是事而有是理。
樂所謂無，猶雲有也。
戲作數語以明之。
” 稼軒此詞小序真作得好。
“無是事而有是理”，此是通人語。
文學就是一個理。
梁山水泊未必有一百零八好漢，若有，便該如彼《水浒傳》所寫；“紅樓”未必有大觀園、有林黛玉，然若有，便該如彼《紅樓夢》所寫。
此是理。
又如《阿Q正傳》，未必專寫某人，無是事，有是理。
“無是事而有是理”，稼軒這位山東大兵，說出話來真通。
而社會上的人都是半通半不通，有許多馊見解、馊主意，一知半解而自以為無所不解。
宋人詩似散文，而其短文、筆記、尺牍、題跋，是散文而似詩。
明“前後七子”有複古運動，提倡漢魏盛唐文學，如唐代韓愈之“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答李翊書》），而其創作離所提倡的标準甚遠。
近代白話文魯迅收拾得頭緊腳緊，一筆一個花。
即使打倒别人，打一百個跟頭要有一百個花樣，重複算我栽了。
别人則毛躁。
魯迅先生序跋好，說理深刻，表情沉痛，而字裡行間一派詩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