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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前,“文”就是文字;六朝時,“文”就是文學,包括散文、韻文、詩歌(《文選》之“文”與《說文》之“文”是截然不同的);六朝後自唐代起,詩、文分家。

    梁昭明太子蕭統[1]的《文選》所選為曆代著名的文章,從所選可看出選者的去取褒貶,可看出選者的立場、觀點、世界觀。

    蕭統,梁武帝蕭衍[2]之子。蕭衍有三子:蕭統、蕭綱、蕭繹[3],蕭梁父子之著名猶曹魏父子之著名。蕭氏父子,博學能文,在當時起的作用很大,六朝文學的興盛與蕭氏父子的提倡是很有關的,猶曹氏父子之在魏的作用(曹操、曹丕、曹植,在文學上實際曹植影響更大)。蕭氏父子均尊崇佛教,這就使他們的思想受束縛很大。

    《文選》對後人的影響很大。唐時已很崇尚《文選》,杜甫“熟精文選理”(《宗武生日》),韓愈所謂“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答李翊書》)也是針對《文選》而言。到清朝有“選學”,讀《文選》成為一門學問。清代散文有兩派:桐城派、文選派。文選派以《文選》為标準,“選學”後成為骈文的代詞。這與桐城派的散行文相對,桐城派提倡“古文”,即指散文。兩派針鋒相對,互相攻讦。(其實,骈文中還有兩派:嚴格的一派,文章有上句必對下句,大半是四字、六字句,後發展為四六文;另有比較自由的一派。骈文字句工整,節拍清晰,在修辭、句法上亦大有可學之處。)沒有一個知識分子不讀《文選》,直到“五四”。五四運動提出兩個口号——“桐城謬種”、“選學妖孽”(錢玄同《緻陳獨秀函》)[4]。

    胡适有語雲:

    不作言之無物的文字。

    (《建設的文學革命論》)

    言中之物——實,内容;物外之言——文章美。

    凡事物皆有美觀、實用二義。由實用生出美觀,即文化、文明。沒有美觀也成,然而非有不可。天下沒有純美觀、無實用而能存在之事物,反之亦然;故美觀越到家,實用成功也越大。

    《文選》刻本

    純藝術品到最優美地步似無實用,然其與人生實有重要關系,能引起人的優美、高尚的情操,使之向前、向上,可以為堕落之預防劑,并不隻美觀而已。故天地間事物,實用中必有美觀,美觀中必有實用,美觀、實用得其中庸之道即生活最高标準。

    所謂“選學妖孽,桐城謬種”者,以其過重美觀、不重實用。其實,美觀、實用二者,皆是“雅潔”[5],殊途而同歸。古典,雅潔乃其特色,如《論語》“非曰能之,願學焉”(《先進》)。雅潔,不但文言,白話亦須如此。然流弊乃至于空泛,隻重外表,不重内容,缺少言中之物。實際說來,文章既無不成其為“物之言”,又無不成其為“言之物”。

    “五四”而後,有些白話文缺少物外之言,而言中之物又日趨淺薄。魯迅先生是詩人,故能有物外之言;是哲人,故能有言中之物。《阿Q正傳》所寫不隻是中國人的劣根性,是全世界人類的劣根性。魯迅先生寫小說個性不清楚(莎氏寫戲劇年齡不清楚),然而可以原諒。天地間人、事、物,原無十全。原諒人是一種痛苦,被原諒是一種愉快,人皆願得人原諒,然須能自己做到能被人原諒的地步。“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論語&bull子張》)無論儒家所謂“物欲”、佛家所謂“無明”、公教所謂“原罪”,皆須戰勝,故曰“自勝者強”(《道德經》三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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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蕭統(501—531):字德施,小字維摩,蕭衍長子,谥号昭明,故後世又稱“昭明太子”,南朝梁文學家,編《文選》三十卷。

    [2] 蕭衍(464—549):字叔達,小字練兒,南蘭陵(今江蘇常州)人,南朝梁政權建立者,谥稱武帝。梁武帝蕭衍傾力佛學,長于經史,亦工詩文,著有《梁武帝禦制集》。

    [3] 蕭繹(508—554):字世誠,小字七符,自号金樓子,蕭衍第七子,谥稱元帝,南朝梁文學家,著有《金樓子》。

    [4] 《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通信”欄發表有錢玄同支持陳獨秀文學改良的《緻陳獨秀函》,其中有語雲:“具此識力,而言改良文藝,其結果必佳良無疑。惟選學妖孽,桐城謬種,見此又不知若何咒罵。雖然,得此輩多咒罵一聲,便是價值增加一分也。”之後,錢玄同在《新青年》發表文章,多次重申“選學妖孽,桐城謬種”。

    [5] 雅潔:清代桐城派審美标準。